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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恩曾是机电专业毕业，1929年冬，在南京担任国民党党部调查科主任，还兼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因此，他在构建中统全国无线电讯系统方面有过贡献。 在中统局，他开办电讯培训班，建立电讯指导股、编审股、译电股，除过沟通各方联系之外，还专门从事情报的收集、截获以及破译的工作。 中统通过截获、破译情报，主要掌握敌方的军事思想、战略方针和作战意图；编制、装备和部署；敌方重要军事人物；兵要地志和军事目标；人员训练素质和作战特点以及战场装备、战争保障等情况。 “七七事变”之后，中国抗战全面开始，能否破获日本军事情报，则成了能否获胜的关键，此时，徐恩曾的中统局和他的电讯情报机构便开始担负这一重要工作。 但是，中统很多特务虽然经过此类专项培训，但是技艺不精，难担重任，敌方军情难以截获，徐恩曾非常焦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陕西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向徐恩曾推荐了一个译电专家，他就是李直峰。 李直峰，山西人，生于1908年，1925年就读于山西法政专门学校。1926年在校时，入选武汉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政治部宣传大队，在郭沫若领导下从事宣传工作。 1928年底，他被阎锡山领导的北伐军第三集团军召回太原，分配在电讯电报处任职，在一次该处组织的电讯电报基础理论考核中，成绩突出。 受到阎锡山的赏识后，李直峰又被派往天津专门深造密电密码的侦收破译技能，由于他的勤奋和天赋，不久便能熟练掌握，并独立主持密电的侦破工作。 中原大战期间，凡被他侦破收到的密码讯号，皆被破译，阎锡山视之为破译密电的“天才”。“九一八”以后，李直峰从一份份被破译的密电中，深感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极富民族气节和民主精神、不由得心向往之。 1930年10月，杨虎城主持陕甘军政，先后任命左派人士南汉宸（实为中共地下党员）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续范亭为驻甘肃行署参谋长等。李直峰获悉后，便直接与南、续联系。 通过近一年的准备，1932年秋李直峰悄悄离开太原潜往西安。南汉宸一面热情接待，一面嘱他化名李致远，将他介绍给杨虎城。名义上任西安绥靖公署上校机要秘书。实为杨虎城组建密电研究室，专责检译和侦破明的、暗的无线电密码电报。 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命令成立西安绥靖公署侍从室，将李直峰领导的密电研究室划编为侍从室第一组，李以机要秘书身份兼任第一组组长，再将办公地点由绥署直接搬入杨虎城官邸。在事变后的30余天时间里，李直峰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破译着何应钦所指挥的30个“讨伐师”进攻西安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口令信号”、“陆空联络符号”等，并随时报送杨虎城，为西安方面采取应变措施提供了准确的依据，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西安事变”中，绥署侍从室多次奉杨虎城之命，将破译的密码电报内容送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参阅，引起关注，秘密相见，委以重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李直峰在南汉宸的巧妙安排下，与助手武子明及随员10人，由同乡、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的公开介绍，来到南京道署街（今瞻园路）132号军统局第一处找到处长徐恩曾，呈上盖有公章的介绍信。 徐心中暗自高兴，但表面上不露声色，却在私下里命亲信、时任情报科长的张国栋进行政治和业务上的双重甄别，经过近3个月的明查暗访、跟踪侦察和书面询问等，李直峰顺利过关。 就在此时，蒋介石因为担心阎锡山投靠日本人，下令徐恩曾加强对阎锡山与日本人之间的电报监听和破译工作。 于是，徐恩曾迅速成立密电研究室，任命李直锋为主任，武子明为副主任，李直锋又招收了日本留学生池步洲等人，专门负责监听、破译阎锡山与日本人的军事情报。  图片来自网络 池步洲，福建闽清人，毕业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1937年7月25日回国后，经由他在日本留学时的校友陈固亭推荐进入中统局。 当时，陈固亭找到池步洲，告诉他说：“蒋委员长说，谁能译出日本密电码，谁就是前方几十万大军的福音。” 池步洲心系国家，听陈固亭这么一说，热血沸腾，二话没说就踏进了中央调查统计局， 他被徐恩曾编入总务组机密二股，负责侦收日军密电码，当时，池步洲是中统局内唯一的一名留日学生。 破译日本人密码的工作相当困难，那个年代，传讯手段无非就是电话、电报、广播和无线电四种。 无线电波的波段也只有长波、中波、短波、超短波四种，长波专为海上轮船使用，主要作用是导航、求救；中波则用于地方电台作近距离的广播波段；短波的波段宽传播距离较远，可以传播到世界各地。 因此，短波是国际上无线电通讯的主要方式，但是，利用此波段发送军事情报的军事组织很多，从这么多的“短波”中筛选出日本人的情报，犹如海底捞针，工作任务异常艰巨。 中统这方面大多数的情报人员由于经验不足，在“大海捞针”的筛选工作中，迷失了方向，一连几个月都在做无用功。 1938年，前线吃紧，蒋介石终于坐不住了，致电军统和中统，要求加强破译日本军事情报的工作，还特别指派军委会机要主任毛庆祥负责领导密电研究工作。 除了毛庆祥外，直接参与领导的还有徐恩曾、李直锋，军统的郑介民、魏大铭、陈祖舜以及交通部的霍实子、温毓庆等人。  图片来自网络 为此，毛庆祥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的组织，他自己担任组长，由副组长霍实子和李直锋负责破译军事情报的具体技术问题，徐恩曾担任技术顾问。 这个在大撤退时期成立的“日帝陆军密电研究组”天天辗转迁徙，还要遭受空袭，再加上懂日文的不多，侦破工作久无进展，而军委会则天天催着要日方情报，一帮人员倾其全力，亦束手无策。 此时，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李直峰脑海里冒了出来，“到延安去，直接为党工作”，深思熟虑以后，他以寻找破译资源为名，向毛庆祥建议： “派人到各大战区去搜集在战场上缴获的日军密电码本，将会有助于日本密电的破译，至少也会有参考价值。” 他的建议很快得到批准，并被任命为军委会少将参议，于1939年夏，怀揣着蒋介石的手令。在各大战区转了一圈后，悄悄带上妻儿，来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延安。 1938年年底，中统局从南京迁至重庆，徐恩曾迫于多方压力，重新构建了“密电研究室”，而受徐恩曾的影响，军统戴笠和毛庆祥等人也成立了自己的“密电研究室”。一时间，三个密电研究室的成立成三足鼎立之势，展开了密电破译的竞争。 徐恩曾不愧是留美硕士，他发现日本人使用的电码与普通传递军情用的电码不同，想要破译这个新式电码，必须要从三个方面下手： 一、研究，也就是从密电码中找出规律； 二、研译，找出规律后，将电文翻译成日文； 三、翻译，将日文情报翻译成中文情报。 后来，中统局的密电研究室截获了大量的日本军事情报，出人意料的是，日本人传递的这些密电中中文和日文都较少，多数是英文、数字甚至是阿拉伯文。  图片来自网络 经过中统破译人员认真揣摩，终于发现，那些英文字母并非英文情报，而是日本人将英文字母打乱后重新编排的日语电密码。 听到汇报后，徐恩曾长出一口气，嘱咐“密电研究室”的成员们按照这种规则，加紧破译日军情报。 与此同时，戴笠和毛庆祥这边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国民党在破译情报方面，获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延安，正当李直峰想公开请求为党工作时，毛庆祥打电话到处找他，鉴于他的身份没有暴露，中央令他先回重庆待命，并将自己截获的日电密码交给了李直锋，由李直锋带回破译。 终于，在多方的参与和配合下，破译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中最重大的两项破译工作是破获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密电和破获日本轰炸英军太平洋主力战舰“威尔士亲王”号的密电。 1940年8月1日，美国正式宣布对日禁运，并且冻结日本在美银行的存款，日本狗急跳墙，作出了“不惜与英美开战也要进攻南亚”的决策，以“抢夺石油资源”来报复美国。 日本人发现，要想打开“石油通道”，必须歼灭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于是，他们立即开始备战。 接下来，日本外务省频频给西南太平洋各国领事馆发出密电，命令除留下最简单的LA密电码（指以两个英文字母代表一个汉字或一个假名字母，因为通常都以LA开头，所以习惯上即称之为“LA码”）外，其余各级密码本全部予以销毁。 与此同时，还颁布了许多“隐语”，比如：“西风紧”表示与美国关系紧张、“北方晴”表示与苏联关系缓和、“东南有雨”表示中国战场吃紧、“女儿回娘家”表示撤回侨民、“东风，雨”表示已与美国开战等等。 并规定：这些“隐语”会在无线电广播中播出，要求各使馆注意收听。 1941年5月之后，日本外务省与其驻檀香山总领事馆之间的密电突然增多，除侨民、商务方面，竟有军事情报也掺杂其中，这一点变化，被国民党的“密电研究室”成员池步洲捕获，因此，他加紧了密码破译工作。  电讯人员工作人员工作场景 图片来自网络 后来，池步洲发现：日军电码的内容主要是珍珠港在泊舰只的舰名、数量、装备、停泊位置、进出港时间、官兵休假时间等情况。 外务省还多次详问哪一天停泊的舰只数量最多，檀香山总领事回电：“经多次调查，是星期日。”这便是后来日军选择12月8日星期日偷袭珍珠港的重要依据。 之后，池步洲再接再厉，于1941年12月3日，截获了一份由日本外务省致日本驻美大使野村的特级密电。 一、立即烧毁各种密电码本，只留一种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 二、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将存款转移到中立国家银行。 三、帝国政府决定按照御前会议决议采取断然行动。 池步洲认为，这是“东风，雨”（日美开战）的先兆，他结合此前译出的檀香山军事情报，大胆推测： 一、日军对美开战的时间可能是星期天； 二、袭击的地点可能是珍珠港。 得知日本人要对美国珍珠港下手，徐恩曾立刻致电毛庆祥和戴笠，一起磋商如何应对。 徐恩曾还将破获“日本准备偷袭珍珠港”一事迅速汇报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听，十分高兴，马上致电美国盟友总统罗斯福， 没想到，罗斯福质疑中统电报的“真实性”，竟然没当回事。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人的第一波战机，总共183架战机从6艘航空母舰上起飞，气势汹汹地直奔美国珍珠港而来。7时53分，第一波战机突袭成功，剩余的168架战机，又发动了第二波猛攻。 最终，美国4艘战列舰被击沉，6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被击伤，188架飞机被击毁，数千官兵伤亡。而日本却只损失了29架战机、55名飞行员以及几艘袖珍潜艇，这就是引起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珍珠港事件。 “珍珠港事件”之后，英国为了加强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力量，首相丘吉尔下令“无敌”号航空母舰、“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开赴远东。 12月2日，英国海军中将菲利普斯率“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浩浩荡荡驶抵英军在远东的大本营——新加坡。 威尔士亲王号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列舰之一，该舰1937年动工建造，1939年下水，1940年开始服役，满载排水量43780吨，舰长230米，是一艘超级巨轮。 该舰舰体分为23个主水密隔舱，享有“永不沉没的战舰”的美誉，舰上安装各种口径火炮100多门，每分钟发射炮弹万余发，特别是10门360毫米口径的巨炮，威力极大，而他的动力在1万马力以上，舰体厚实坚固。 威尔士亲王号还参加了围歼德国新式战列舰俾斯麦号的战斗，并且为击沉这艘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德国战舰，立下了汗马功劳。 于是人员日本人开始酝酿了一个更大的阴谋：击沉威尔士亲王号！ 1941年12月，美国的破译密码中心“黑室”向中国发来情报，说日本人开始加速争取太平洋海上战事，希望国民党配合侦破日本军情部署。 应美国人的请求，徐恩曾、戴笠以及毛庆祥等人在重庆神仙洞公馆成立了一个情报中心，中心主任是大特务陈祖舜（后来担任国防部保密局第四处副处长），情报中心的研究人员利用数学上的“排列、组合”原则判断日本战机的起飞和降落是训练还是出击。 1941年12月10日，情报中心突然截获日本情报，情报显示，日本人准备对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下手。于是，陈祖训迅速致电重庆总部，由重庆总部转而通知停靠在新加坡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 只可惜，当时通讯器材落后，等到消息抵达英国，威尔士亲王号早已经“香消玉殒”了。 后来英国首相丘吉尔也为此哀叹：这是对他“一生中最沉重和最痛苦的打击”。 中统筹建、成立“密电室”，还是为破获日本人的重要情报，立下了一定的功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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