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爨碑》

爨宝子碑

爨龙颜碑

这是屹立在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郊的爨龙颜碑和离此不满百里的爨宝子碑。

“爨”字的生僻和繁复，正如以之作为代码的那个时代。据考，东汉末年为躲避战乱，汉人爨氏从山西出发来到云南。以后自东晋初年起，爨姓“独居南境五百年”，为霸称雄，创造了一个“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夷汉同乐，人情望归”的和谐康乐盛世。然而到了唐天宝七年，南诏大军的猎猎旌旗轻轻一挥，这个时代便被拂去，使我们今天空对五百年历史的荒野扼腕长叹。所幸，如今尚屹立着的两块石碑，用镌刻其上的铁划银钩向人们诉说着它所目睹的一切。

爨体字是中国书法里的孤本神品。它在书法史上“上溯篆分之流，下开隋唐之径”，“上为汉分之别子，下为真书之鼻祖”，是“研究楷书，溯源必当及此”的经典，是“正书古石第一”。翁同龢曾在日记里记载：“检壁橱，得爨宝、龙颜两碑，甚喜。”而康有为对爨龙颜碑评价道，“下笔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宝子碑端朴，若古佛之容……朴厚古茂，奇态百出，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足考源流矣”，由此，两碑的声誉在书法界响遏行云。让我们粗略检点一下曾在大小爨的旷世来风中涵泳沉潜过的书法名家吧，郑孝胥、李瑞清、沈尹默、赵熙、潘天寿、弘一大师及台湾地区的书家台静农等。

爨龙颜碑在元代已被记录于典籍册页，但在100多年前，它还在荒烟野蔓中等待被发现。道光六年（1826年），经云贵总督阮元的多方询问、查找，它终被觅得。“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保护之。”阮元在石碑右角空隙处写下了隶书题跋，并着人为之建盖碑亭。

爨宝子碑的发现则晚了很多年。民间传说，清咸丰二年（1852年）江苏人邓尔恒任南宁（今曲靖）知府。一天，他偶入厨房，见放置案板的豆腐块上有字迹，仔细一看，竟是爨字，颇为吃惊。当即唤来厨子询问并寻找做豆腐之人。那人说，一天去犁地，忽闻一声咔嚓，犁尖被磕断了，刨开一看，是一块石碑，看它平整光滑，就抬回家作压豆腐之用。邓尔恒留下一点钱，带走了石碑。他经考证后在碑的右下角刻上自己写的跋语：“……仪征阮文达师见爨龙颜碑，订为滇中第一石。此碑先出数十年，而不为师所见，惜哉！抑物之显晦，固有时欤？晋碑存世者已鲜，兹则字画尤完好，愿与邑人共宝贵之。”

如今，有篆意隶情的爨体书法已形成流派，雄踞书坛，从二爨碑的古老里挖掘出的古老文化，成为一道绚丽的风景。

曲靖市到处都摇曳着“爨”的花束：彩色沙林风景区里的《爨史》浮雕、卓尔不群的爨陶工艺、不再尘封的爨地古乐和爨氏歌舞、进入电脑汉字库的“毛广淞爨体”和近年上线的小爨电脑字……珠江源头的爨乡情调俘获着南来北往的人们的心。

北地的老书法家一次次地回味着抚摸古碑字迹时的触感。“线条冷硬如铁，劲峭如竹；点画若崩石坠地，八面打来，掷地有声。”“笔墨中间有泪痕、月光、野火，笔意却如细草浮春，闲花浮竹。”喃喃自语着，那两通古碑，如明艳的火焰，令他激情涌动。他目光游弋着，心中已徐徐挥动起了属于自己的那支笔。天边，一朵浮动的黑云绽开着，如砚里新研的墨汁。而一轮明月已从东方升起，映照得眼前仿佛铺开了一幅宣纸。

《爨宝子碑》

《爨cuan宝子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碑》。东晋大亨四年（405年）四月刻，楷书。纵190厘米，横71厘米，13行，行30字。乾隆43年在云南曲靖县（南宁县）城南七十里之扬旗田出土。今在云南曲靖第一中学内。此碑同较晚《爨龙颜碑》合称“二爨”。

爨氏为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中的一个大族，碑文对研究该民族情况提供了重要史料。此碑文字颇具个性，稚拙古朴，隶意浓厚，气质高古，康有为评曰：“端朴若古佛之容。”

碑云立于大亨四年四月，实应为义熙元年。因其地偏远，不知已改年号。爨氏为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中的一个大族，世袭本地主官，其官制衣冠文物，皆合朝廷典章。此碑同云南陆良刘宋年间所立之《爨龙颜碑》共称“二爨”。为研究五世纪该地区及该民族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此碑字体介于隶、楷之间，故著录家或视为隶书，或写作楷书，每不一致。此碑许多地方还保留着隶书的笔法和体式、如横画多作燕尾等。但更多地方则更近楷体。此碑笔画质拙凝重，主用方笔，不少笔画呈方棱或锐角。字形或大或小，结法紧密但不类型化，变化比较丰富．整个看来显得端严高古，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形容为'端朴若古佛之容。”

魏晋至南朝禁碑，碑刻存世甚少，但都较可靠，而书帖多有流传。此碑立碑时间同王羲之《兰亭序》等书时间接近，而体式、风格相差甚大，清末李文田等以此碑为据对传为王羲之所书《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提出怀疑，曰：“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巳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

本世纪六十年代，王兴之、谢鲲墓志等出土，其拙朴与“二爨”略似，故又旧话重提，引起了对《兰亭》真伪问题的重新讨论。讨论双方各抒已见，至今意见仍不一致。

释文：

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

君讳宝子，字宝子，建宁同乐人也。君少禀瓌伟之质，长挺高邈之操，通旷清恪，发自天然，冰洁简静，道兼行苇。淳粹之德，戎晋归仁，九皋唱于名响，束帛集于闺庭。抽簪俟驾，朝野咏歌。州主簿、治中、别驾、举秀才、本郡太守，宁抚氓庶，物物得所。春秋廿三，寝疾丧官莫不嗟痛，人百其躬，情恸发中，相与铭诔，休扬令终，永显勿翦。其辞曰：

山岳吐精，海诞降光，穆穆君侯，震响锵锵。弱冠称仁，咏歌朝乡。在阴嘉和，处渊流芳。宫宇数仞，循得其墙。馨随风烈，耀与云扬。鸿渐羽仪，龙腾凤翔。矫翮凌霄，将宾乎王。鸣鸾紫闼，濯缨沧浪。庶民子来，挚维同响。周遵绊马，曷能赦放。位才之绪，遂居本邦。志邺方熙，道隆黄裳。当保南岳，不骞不崩。享年不永，一匮始倡。如何不吊，歼我贞良。回枪圣姿，影命不长。自非金石，荣枯有常。幽潜玄穹，携手颜张。至人无想，江湖相忘。于穆不已，肃雍显相。永维平素，感恸忾慷。林宗没矣，令名遐彰。爰铭斯诔，庶存甘棠。呜呼哀哉！大亨四年岁在乙巳四月上恂立。主簿杨磐、录事孟慎、西曹陈勃、都督文礼、都督董彻、省事陈奴、省事杨贤、书佐李仂、书佐刘儿、干吏任升、干吏毛礼、小吏杨利、威仪王□。

《爨龙颜碑》

《爨龙颜碑》全称《宋故龙骧将军护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南朝·宋大明二年（458）刻，楷书。纵338厘米，横146厘米，24行，行45字。在云南陆良县。

此碑同《爨宝子碑》合称“二爨”，是研究我国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爨氏家族政治、文化的重要资料。对研究当地乃至整个南朝书法发展情况亦有重要意义。

此碑在明代已有著录，但于清代阮元父子重新访得以后才大显于世。此碑笔画浑劲，结体跌宕恣肆，变化极为丰富，含韵于朴，寓巧于拙。在众多碑刻中不失自己的独特面貌。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列神品三种，此为三种之首。谓为“雄强茂美之宗”。并形容为“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又说“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

也有人将此碑视为“南碑之冠”。总之，清代碑学风行以后，此碑和《爨宝子碑》—起，受到书学界的普遍重视。

释文：

宋故龍驤將軍護鎭蠻校尉寧州刺史邛都縣侯爨使君之碑

君諱龍顏，字仕德，建寧同樂县人。其先世则少昊顓頊之玄冑，才子祝融之渺胤也。清源流而不滯，深根固而不傾。夏（一行 ）

后之盛，敷陳五敎，勳隆九土，純化［洽於千］古，仁功播於万祀，故乃燿輝西岳。覇王郢楚，子文詺徳於春秋，斑朗紹縱於（二行）

季葉。陽九叻瘢s蜕河東，逍遙中原。斑彪删定『漢記』，斑固述脩『道訓』，爰曁漢末，菜邑於爨，因氏族焉。姻婭媾於公族，振（三行）

纓蕃乎王室。廼祖肅，魏尚書僕射、河南尹，位均九例，舒翮中朝，遷哂故瘢鞅∧先耄瑯浒簿攀溃Э路泵蛉~雲興；鄉（四行）

望標於四姓，邈冠顯於上京。瑛豪繼軆，於茲而美。祖晉寧、建寧二郡太守、龍驤將軍、寧州刺史。考龍驤輔國將軍、八郡（五行）

監軍、晉寧、建寧二郡太守，追諡寧州刺史、邛都縣侯。金紫累跡，朱黻充庭。君承尚書之玄孫，監軍之令子也。容貌瑋於（六行）

時倫，貞操超於門友，溫良冲挹，在家必聞。本州礼命主簿不就，三辟別駕從事，史正式當朝，靖拱端右，仁篤顯於朝野，（七行） ;

清名扇於遐迩。舉義熙十年秀才，除郞中，相因西鎭，遷南蠻府行叅軍，除試守建寧太守。剖苻本邦，衣鍟冞[，民歌其（八行）

德，士詠其風，於是貫伍鄉朝，本州司馬長史。而君素懷慷慨，志存遠御，万国歸闕，除散騎侍郞，進無烋容，退無慍色，忠（九行）

蘸嗢兜坌模硷L宣於天邑。除龍驤將軍、試守晋寧太守，軺車越斧，金章紫綬，棨戟幢，襲封邛都縣侯。歲在壬申，百（十行）

六遘舋，州土擾亂，東西二境，凶竪狼暴，緬戎寇場；君收合精銳五千之校碡甘瑩渌榍в嫞C清邊嵎。君南中磐石，（十一行）

人情歸望，遷本号龍驤將軍、護鎭蠻校尉、寧州刺史、邛都縣侯。君姿瑛雄之高略，敦純懿之弘度，獨步南境，卓尔不羣（十二行）

雖子產之在鄭，篾以加焉。是以蘭聲旣暢，福隆俊嗣者矣，自非愷悌君子，孰能若斯也哉！昊天不吊，寢疾弥篤，亨年六（十三行）

十一，歲在丙戌十二月上旬薨。黎庶痛悼，宋夷傷懷，天朝遠感，追贈中牢之饋也。故吏建寧趙次之、巴郡杜長子等仰（十四行）

哀仁德，永慕玄澤，刋石樹碑，褒尚烋烈。其頌曰：（十五行）

巍巍靈山，峻高迢遰；或躍在渆，龍飛紫闥。邈邈君侯，天姿瑛哲，縉紳踵門，揚名四外。束帛戔戔，禮聘交會；優遊南境，恩（十六行）

沾雲裔。撫伺方岳，勝殘去煞；悠哉明后，德重道融。綢繆七經，騫騫匪躬，鳳翔京邑，曾滕比蹤。如何不吊？遇此繁霜，良木（十七行）

摧枯，光暉潛藏，在三感慕，孝友哀傷，銘迩玄石，千載垂功。（十八行）

祖已薨背，孝志存銘記，良願不遂，奄然早終。嗣孫碩子等友乎哀感，仰尋靈訓，永慕高蹤。控勒在三，仲秋七月，登山菜（十九行）

石，樹立玄碑，表殊勳於當世，流芳風於千代，故記之。（二十行）

寧州長子驎弘早終，次弟驎紹、次弟驎暄、次弟驎崇等，建樹此碑。（廿一行）

太明二年歲在戊戌，九月上旬壬子蒲，嗣孫碩端、碩□、碩繗、碩萬、碩思、碩［閭］、碩羅、碩闥、碩俗等立。（廿二行）

匠碑，府主簿益州杜萇子；（廿三行）

文，建寧爨道慶作。（廿四行）

碑陰：

府長史建寧爨道文

司馬建寧爨德冺

錄事叅軍武昌郡劉覲功曹叅軍建寧孟慶倫倉曹叅軍建寧爨碩登戶曹叅軍建寧周賢中兵叅軍鴈門郡王令文　　以上上列前段府功曹建寧爨毅主簿建寧趙道才

以上上列中段

別駕建寧爨敬祖治中晉寧趙世伐 主簿建寧爨德融 主簿建寧孟叔明 西曹益寧楊琼子 西曹晋寧路雄

以上上列後段

鎭蠻長史建寧爨世明司馬建寧爨順靖 錄事叅軍建寧毛瑋子功曹叅軍朱提李融之倉曹叅軍牂柯謝國子戶曹叅軍南廣楊道育中兵叅軍建寧爨孫記

以上中列前段

蠻府功曹建寧李延祖主簿建寧孟令孫 主簿建寧孟順德

以上中列中段

門下建寧爨連迫錄事弋陽郡舒征 西曹建寧周令活 戶曹建寧陳世敬 省事安上輿稚圭 書佐建寧孟羅 幹張孫明

以上中列後段

錄事孟林西曹劉道善戶曹尹仲常記室張叔熬 朝直張世保 麾下都督王道盈 □□彥頭 □□□文 □□康

以上下列前段

門下張寻錄事萬敬西曹尹開戶曹來叔子 省事李道學 書佐單仲 幹盛慶子

二爨即《爨宝子》与《爨龙颜》，就是爨宝子与爨龙颜两人死后立的碑文。爨氏是三世纪至六世纪统治现云南一带的大家族，雄踞滇东一带四百年，直至唐初被南诏所灭。《爨宝子》在前（405年），但碑体较小，常称“小爨”，《爨龙颜》在后，但碑体较大，常称“大爨”，合称“二爨”。

二爨在书坛上地位极高，国家的第一批重点文化保护单位列表中，除西安碑林，只有四块碑，二爨就占了一半。小爨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出土于云南曲靖县南杨旗田，但被一农户家用做磨豆腐的压板用了几代约74年。康有为在《广艺双舟楫》中评价其为“朴厚古茂，奇姿百出”，建国初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就酷爱此碑，曾收藏有上百个拓片。

大爨于清道光七年(1827)，由金石学家、云贵总督阮元在贞元堡荒丘之上发现，在书坛地位还高小爨一筹。阮元评价其“书法皆汉晋正传……乃云南第一古石”，由于阮在官场和金石界的影响力，此碑一出土即倍受追捧。后来康有为竖立了“尊碑抑帖”的风气，并在《广艺舟双楫·碑品》中将大爨列为“神品第一”，更将此碑的地位推向巅峰。大爨也被当地农民神化，以前家里有人重病时，就偷偷敲一点石碑的边角沙石，回家煎水治病。

首先，二爨对研究新旧书体转变意义重大。在这个时期，旧体的隶书旧得不地道常有楷书的写法；另一方面，新体的楷书新得不完善，时见隶书的影子。因此，新旧杂糅，楷隶相参，是在这种转变时期书风的显著特点。大爨晚于小爨53年，又明显更接近楷书一点，横划多取斜势，点划出现多种姿态，波挑不明显。

裘锡圭《文字学概论》中说，小爨“想模仿八分而又学不像，字体显得很不自然”，八分即指隶书。在书法史上，帖和碑的变化是不同步的，帖一般是日常书写，比如书信、记事、簿籍等，所以相对随意，追求简便、快速书写，由隶到章草，到行书，到草书，多多少少都有这个因素；而碑则不同，立碑多用于颂扬功德或昭示于众，需要严肃、庄重，因此用的都是相对传统的书体，在演变上滞后于帖。从字形上反映出来，可以猜测小爨的书写者是熟悉当时楷书写法的，但“不善隶法而勉强为之，方书之时，一方面怀肃穆之情，慎重为之，一方面功力不济，手不由心，结果事与愿违，欲求工而愈不工。这样便出现了许多不合常法甚至“毫无道理”的用笔和结体。这些不合情理的用笔和结体便构成了该碑最显著的艺术特征——奇姿异态。“

这种猜测是合理的，以小爨为例，前面初写时精力充沛，更多地模仿了隶书的特征，出现更多的波挑，而写到后面也许是由于倦怠，不再刻意勉强，于是同一块碑上前后字迹也相差甚远。虽然模仿了一些隶书的特点，却犯了不少隶书的禁忌，例如“雁不双飞”，而有些字不仅“双飞”，甚至“三飞”、“四飞”。小爨的开始部分，明显追求隶书的痕迹多，小爨结束部分，笔划粗细变化明显少了，“春”字不止“雁双飞”，都快飞上天了。

其次，二爨高度迎合了清末书法创新、反叛思潮的需要。事物都有两面性，二爨是一股蛮荒气，不讲法度；但恰恰也是这种蛮荒气，自然古拙至极，仿佛与世隔绝处走出一位高人，从心所欲写出来的点画。

晋唐巅峰之后，宋人自觉难以超越，从而走上尚意的道路，元赵孟又再将流美一派逼向顶峰，某些方面成为最接近王羲之的人，而到清初，已是日暮途穷。

穷则思变。自唐以后，书法功利性越来越强，书而优则仕。权威辈出，既是一种总结和提高，但也成为一种桎梏，后来崇拜、临摹，对前人的法度不敢逾越半步，到馆阁体就是最好的体现。所以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碑派”，从魏碑中找到突破唐法的依据，打破了唐法的诸多条条框框，成为一时风气。二爨作为魏碑中的代表作，康有为将其评为神品第一，借以弘扬自己新的书法主张。在这种背景下，二爨地位被拔到顶峰。我们不否认二爨的古拙之气是书法中的代表作，但它能有这个地位，和当时的书风、和意见领袖的诉求，是有一定关系的。

同时，过度吹捧二爨碑本身的书法成就是没有道理的。第一、不管相比之前的钟王，还是之后的唐法，二爨都不讲究笔法和章法，有的是一种野蛮味、民间味、刀石味。书法中的许多禁忌，在二爨中都可以找到，放在初学者眼里，这些都是不可取的，但放在有扎实的帖学基础的人眼里，却是打了一扇窗户，反倒给人许多新的灵感。以得失论，二爨失的是法度，得的是天然。

第二、书法在当时并没有太高的社会地位，书写者猜测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二爨上均没有书字署名；论雕工也无法《九成宫》这种王室碑文相比，现在我们看到的的二爨，比如三面尖角的三角形点，笔直的撇画，可能都是拙劣刻工的结果，如何透过刀痕看笔痕，就靠各人领悟了。至于有人认为朴素的刻工也是古拙之美的一部分，是否应当也去学习，写出或棱角分别，或粗糙颤抖的笔划，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个人只是不赞成过度夸张地模仿这些特点，变得像绘画了。

第三、书写者甚至文化水平也不高，二爨中有许多错别字，导致至今无法认读。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小爨中的“爨”字，中间右边那一竖，明显是写多了。

第四、爨氏所在的滇东是古代的文化荒漠，与中原的交流不多，也不利于书法的发展。从大爨碑后署款“太享四年”可以看出，年号“太享”在历史上只存在几个月，而爨氏却数出了四年，原因是中原都换了几年了，爨氏还不知道。

即使是康有为，在50岁之后，也开始反思自己的“尊碑”主张，自己写到“仆若再续《书镜》，又当赞帖矣”，这不是康有为否定了碑，应该是他觉是应该兼顾碑帖的主张了。关于康有为后期观点的变化，可以参考薛帅杰的《康有为晚年对碑学的反思与转变——以康有为信札、题跋为主要考察对象》，这里不再复述。

综上，二爨的意义在于对二王以来审美体系的否定，近代许多书家都得益于二爨碑，但他们的字却不似二爨，道理便是领悟了二爨碑与二王体系不同的方面，而不是学其形态。临二爨碑如果分析出法度来学习，研究其结体，模仿刀石味的笔法，只能说是舍本逐末，得出的结果形似而神非。所以，临二爨之前，最好还是先在法度的框架里把基本功打扎实了，现在浮躁的书风下，也许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未到需要临二爨的境界吧。

《爨宝子》是云南刻石之宝，镌刻于东晋晚期的公元405年，其时成熟的魏碑体尚未出现，甚至于“魏碑”的名称也不会有。北魏那时刚建都平城（398年），魏体碑楷处在孕育、积淀之中。大多学者认为，自北魏494年迁都洛阳之后，草原文化、蛮荒雄风与中原文化、黄河文明经过一番碰撞、融汇之后，以龙门二十品为代表的魏体楷书面世，才算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正统魏碑，或称魏体楷书。正如大学者陈寅恪先生所言“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这就是北朝魏碑之产生的大致脉络。由是观，《爨宝子》似乎不能算作魏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