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胜利之后，下猛药之后，止痛剂是需要的。」教育即是殖民当局口中的止痛剂，它比起军事的绥靖政策更有效，是基本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之工具。希望透过普及的初等教育，使台湾民众成为现代世界的一员，并成为日本的忠顺臣民，对日本和天皇效忠；并培养台人具备殖民产业技术所需的基本能力。
1922年2月第8任总督田健治郎另颁布新的「台湾教育令」，不分日本人或台湾人，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均依据修正「台湾教育令」的规定来办理，使得台湾的教育由双轨制便成了单轨制。除在各地增设中学校、高等女学校、实业学校等之外，另创设七年制高等学校一所，原各实业专门学校改制为三年制高等农林、商业、工业学校，以及四年制医学专门学校，专收中学毕业生。并且明示将在台湾设立大学，6年后，台湾史上的第1所大学：台北帝国大学。
台北帝国大学（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建立于1928年，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帝国在其海外殖民地台湾的中心城市台北，建立起的第七所帝国大学。二战后，为了消除军国主义思想，包括台北帝国大学在内的九所帝国大学的官方名称中，均被废除了“帝国”二字。随着台湾回归中国，台北帝国大学几经辗转，成为了中国台湾地区的第一学府台湾大学。
早在1899年，日本人阪谷芳郎旧提出以纪念日本占领台湾的重要人物北白川宫的名义，在台湾创设纪念性的大学。当时的台湾总督府并不急于设置高等教育机构，故没有采纳这一建议。1919年，在占领台湾20余年后,总督田健治郎开始着手制订在台北设立大学的计划。大正14年（1925年），第十任总督伊泽多喜男开始具体筹备相关事宜，当时准备采用“台湾大学”名称。
明治19年（1886年）依据帝国大学令，东京大学改为帝国大学（明治31年改为东京帝国大学，昭和32年改回（东京大学），明治30年（1897年）京都帝国大学（今京都大学）设校，此后，东北（今仙台）、九州（今福冈）、北海道（今札幌）、京城（今首尔）、台北、大阪、名古屋等地的帝国大学也陆续设校。根据这一先例，台北帝国大学于昭和3年（1928年）年设校，首任校长为币原坦。
除东京帝国大学外，帝国大学的增设与扩张期间，从京都帝国大学到最后一所名古屋帝国大学，其建设费用均来自甲午战争中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从清政府获得的巨额战争赔款 。
昭和19年（1944年），台北帝国大学已是拥有文政、理学、农学、医学、工学五个学部（学院）和预科，以及热带医学、南方人文、南方资源研究所的综合大学。
台北帝国大学1936年开设医学部，1943年设工学部。此外还有附属农林专门学部（1925年）、附属医学专门部（1936年）、热带医学研究所（1939年）。1943年增设预科。同年设置南方人文研究及南方资源研究所，整合校内资源，致力于南方各地之政治、经济、文化及天然资源的调查研究。
台北帝国大学在具体办学过程中，尽管其学科门类齐全，教师阵容较强，实行讲座制，研究风气较浓；但同时大力推行差别教育，挤压了台湾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空间，学术研究为日本的南进政策服务，实质上起的是殖民统治工具的作用。在高等教育上，日本学生独占优势。据统计，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日生49人，而台生仅6人；1944年时有学生394人，其中117名为台湾人。教学内容更是以传播殖民主义文化为主，有关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均在排挤之列。
1927年9月25日的《台湾民报》撰文抨击这种不合理的奴化教育，文章说：“将台湾人所负担的租税，建设维持学校，然而受教育的恩惠的学生，不但是以收容在台的日本学生为主，甚至每年由日本内陆大批移入学生。如此使台湾人负担经费，而教育由日本内陆移入的学生，此岂非明白的教育的榨取？”
台湾大学前身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所建立的”台北帝国大学“，为当时日本建立的九所帝国大学之一。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11月15日，国民政府指派之台湾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罗宗洛先生与台北帝大前总长安藤一雄完成大学接收工作，学校改制为“台湾大学”，计六个学院：文、理、法、医、工、农；罗宗洛为台大首任校长。
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台大取代了当时尚未在台复校的中央大学，成为了中国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资助经费第一的高校。自改制起，台大即以傅斯年校长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学者而著称，其教授、学生与校友皆对当代台湾历史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包括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图灵奖得主姚期智、沃尔夫化学奖得主翁启惠、沃尔夫农业奖得主杨祥发、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首位亚裔校长田长霖、前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诗人余光中、作家李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