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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两个超级大工程，一个是秦朝的万里长城，一个是隋朝的大运河。不过，长城和大运河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在前人筑长城修运河的基础上，秦朝和隋朝，成为这两个大工程的集大成者。早在战国时期，毗邻草原的燕国、赵国、秦国为了抵御草原部族，便修建了短距离长城，我们山西老家那边，至今还保留着一段赵长城，建在层峦叠嶂的野山上，周围除了杂草什么都没有。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要守护的边境线更宽广了，便征发民夫，在燕、赵、秦国长城的基础上，重新规划地理路线，修建不足的，舍弃无用的，最终修成绵延万里的秦长城。早在西周时期，吴国为了灌溉农田促进生产力，沟通国内各地的联系，以及抵御北方诸侯可能的入侵，便利用水网纵横的自然条件，在苏州和无锡之间挖了一条运河，全场28公里。春秋时期，楚国大臣伍子胥投奔吴国，撺掇吴王阖闾讨伐楚国，正好吴王阖闾有争霸的野心，便和伍子胥一拍即合，常年累月的为伐楚做准备。于是吴王阖闾征发民夫，修建了一条东西向的运河，沟通太湖水域和芜湖水域，把吴国到楚国的距离缩短了一半。有了运河的助攻，“吴楚战争”中吴国一战而胜，伍子胥和孙武带兵攻入郢都，伍子胥把楚平王的尸骨挖出来抽了三百鞭子，报了父兄之仇，而吴国也成为春秋列国的霸主。后来吴王阖闾在讨伐越国时死去，继位的吴王夫差为了复仇，也为了重新北上争霸，便挖掘了一条运河，从苏州出发经过无锡、常州、镇江进入长江，再沿江而上直抵扬州，全长170公里。就这样，从春秋战国到秦汉魏晋，江南不断的挖掘新运河、疏浚旧运河，逐渐形成纵横交错的水路运输网。河北也差不多，由于诸侯和军阀们常年打仗，不断的挖运河输送粮草和兵力，导致河北地区也有了纵横交错的水路运输网。曹操就挖掘了白沟，把淇水和滹沱河连接起来，挖掘了平虏渠，把滹沱河和泒水连接起来，此外还有泉州渠、新河、漕渠等等。曹丕代汉以后，重臣贾逵开了贾侯渠，邓艾开了广漕渠，史书记载：“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黄河和长江流域之间，就有了大量的人工运河。到了隋朝，中国从关东、关西、江南的三足鼎立重新归于一统，为了打造真正的全国一盘棋，以及沟通三个地理板块的政治经济联系，隋炀帝杨广做了和秦始皇类似的工作。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始，隋炀帝陆续征发数百万人，开通了通济渠、邗沟、永济渠和江南运河，把近千年挖掘出来的人工运河和自然水系连通起来，形成运河版的车同轨。不过和秦朝一样，隋炀帝修大运河时滥用民力，人民群众非常不满意，再加上大运河修成以后运输物资很方便，也在客观上助长了隋炀帝征讨高句丽的野心。在民间怨声载道、外战一败涂地的背景下，朝廷贵族们看到“彼可取而代之”的希望，便和民间起义军合流，推翻了“为国不为民”的隋朝。虽然秦朝和隋朝都是二世而亡，但它们留下的两个超级大工程，却造福了中国千余年。秦朝以后，万里长城的沿线出现了大量军镇，在力所能及的最大范围内，挡住了草原游牧部族的侵略，守护着中原的安宁。而在隋朝以后，大运河直接造成了中国南北的经济大发展，以及运河两岸的一系列城市崛起。长三角原本就是土地肥沃、水利灌溉便利的地方，千年来经过吴越和六朝的开发治理，隋唐的时期经济已经比较发达了。隋炀帝开通大运河以后，更是直接把长三角和关中、河南、河北这些传统经济重心联系起来，让长三角有了持续抽血的能力。唐太宗贞观十三年，淮南道只有9.1万户、40万口，江南道是38.8万户、93.6万口，到了唐玄宗的天宝年间，淮南道便有38万户、227万口，江南道有172万户、1049万口，两道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将近四分之一。 这些增长的人口，一部分是土生土长的，另一部分就是通过大运河迁徙定居的。 人口众多，意味着劳动力充沛，于是长三角的农业经济如虎添翼，产出大量的粮食，成为唐朝新崛起的经济重地，以至于宰相刘晏都说：“江南必多积谷。”而且在人口和粮食加持下，长三角的纺织、木材、矿产、典当等行业也逐步发展起来，他们利用纵横交错的水网，运输贩卖各自的货物，导致货币和物资快速流动。就这样发展了百余年，长三角的经济总量便可以比肩甚至超过关中。“安史之乱”后，唐朝失去了河北的钱粮物资，有大运河和江汉漕运沟通的长三角，便成为唐朝的造血库，维持着唐朝运转了150多年。北方人口南下，促进了长三角的经济，长三角又输出钱粮物资，供养了北方的政权。晚唐时，随着中央政权的衰落，以及长三角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很多大城市甚至出现了夜市，灯火通明昼夜不息。唐朝原本有宵禁和坊市规定，要求在固定的地方交易，时间一到必须结束交易回家睡觉。夜市的出现，意味着繁荣的市场经济，已经冲破了制度的约束，开始重塑社会生态。大运河不仅繁荣了长三角的经济，还造成了一系列城市的崛起。杭州是座偏远城市，隋唐以前名不见经传，但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杭州做为大运河的最南端，很快成为“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的著名商业大城市。扬州做为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点，占尽了地理优势，成为唐朝的外贸港口，不仅是唐朝出口货物的集散地，也是外国商船进入唐朝的中转站。“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周朝建造洛阳，目的是做为镐京在关东地区的延申，用来监管殷商贵族以及弹压关东诸侯，军事属性非常明显。此后秦汉定都长安，洛阳也承担了相当重的军事职能。但随着隋唐大运河的开通，洛阳成为南北两段运河的交汇点，也是河北和江南物资的集散地，于是洛阳在军事职能之外，有了更多是经济职能。正因为如此，隋炀帝便定洛阳为东都，常年赖在洛阳，不愿意回长安，并多次在洛阳召见外国使臣。进入唐朝，唐高宗李治再次改洛阳为东都，经常和武则天到洛阳“就食”，武则天称帝以后，更是改洛阳为神都，直接做为武周王朝的都城。到了唐朝末年，由于河朔藩镇割据自雄，对朝廷来说，大运河北段的永济渠失去了运输功能，开封做为大运河南段通济渠的中转枢纽，便显得格外重要。那些从江南运输而来的钱粮物资，都必须在开封走一遍，再运到洛阳。
于是开封成为商品物资的集散地，再加上河南的农业、中原的人物，开封迅速从河南的地域性城市，成为全国性大城市，甚至有了做首都的资格。宋朝时赵匡胤想迁都洛阳，再迁都到长安，但是大臣们不愿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开封是大运河的中转枢纽，比长安和洛阳更容易获得江南的钱粮物资。赵匡胤知道众意不可违，从此便有了那个“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东京汴梁。从这个角度来看，宋朝定都开封，其实是杨广和武则天“逃离长安”的升级版。 宋朝定都开封，方便得到长三角的钱粮物资，但辽国和西夏却在东北、西北时刻威胁宋朝的安全，这意味着宋朝的经济重心（江南）、政治重心（开封）、军事重心（燕云和宁夏）是完全分离的。到了宋朝灭亡以后，元明清定都北京，把军事重心和政治重心结合在一起，既能节制沿边士马，又能节省一笔军费开支，修正了宋朝的bug。而为了沟通经济重心，流经河南的隋唐大运河，便被改为流经山东的京杭大运河。这样一来，大运河直接给军政重心输血，正式形成北方士马、南方钱粮的格局。大运河不再流经河南，那么洛阳和开封便失去物资集散地的经济功能，而且都城不在长安，洛阳也失去弹压关东诸侯的军事功能，于是洛阳和开封失去全国性大城市的地位，重新回归到河南的地域性城市。明清时期，为了保证钱粮物资能顺利输送到北京，朝廷专门设立了“漕兵”来保护运河，并允许他们在每艘船携带60石土特产，到其他城市贩卖，以此来补贴他们的收入。而每年在大运河上航行的漕船，可以达到一万多艘，这么一算，大运河上的免税土特产，每年都有60万石以上。于是呢，漕船从南向北的时候，装了钱粮物资和大量南方土特产，沿途贩卖获得巨额利润之后，然后采购北方的土特产，再装满漕船运回南方，赚取第二笔利润。在这个过程中，漕船上的水手们要吃饭、穿衣、住宿吧，憋的时间长了还要到烟花柳巷里逛一逛，做这些事情都要花钱，自然就带动了沿途城市的就业和经济。结果就是，大运河沿岸的城市吸引了大量人口和资源，越来越繁荣。 临清是山东聊城管辖的县级市，但在明清时期，由于“国家漕运江南四百万，寄径于山东漕河一线”，临清凭借紧邻大运河的地位，成为华北最大的棉布和粮食集散地，据说常年定居临清的人口有百余万，号称“繁华压两京，富庶甲齐郡。”山东阳谷县的张秋镇，位于会通河和大清河的交汇处，也汇集了南来北往的商货，络绎不绝的人口，发展成“百货辐凑”的经济重镇。再往南走是“南北咽喉，四百万漕船皆经其地”的济宁，“漕政通乎七省”的淮安，都因为大运河发展成大型商业城市。尤其是淮安，一度和苏、杭、扬州并成为“四大都会”，并因为繁荣的经济条件，形成了风靡天下的淮扬菜。以上是因为大运河北段改道造成的城市兴衰，而大运河的南段没有改道，长三角的城市依旧繁荣。杭州做为大运河最南端的城市，在唐宋的基础上，继续保持着物资集散地的功能，于是整个浙江的钱粮物资都向杭州聚集，然后通过大运河一路北上。因为发源于徽州的新安江一路南下，在杭州与大运河会和，徽州商人们便利用这样的条件，把徽州的木材、石料、纸张、徽墨等土特产运到杭州，然后沿着大运河销售出去。有了这么庞大的销售渠道，徽商便崛起为财力雄厚的商帮，杭州也成为徽商的老根据地。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出生在徽州绩溪，13岁跑到杭州打拼，可谓是徽商成长路径的典型代表。如果说杭州是长三角的南部重心，那么扬州则是长三角的北部重心。我们前文说，扬州是大运河和长江的交汇点，自从唐朝时就是繁华的商业名都，但镇江也有类似的地位，凭什么镇江就不如扬州有名呢？历朝历代食盐都是紧缺商品，而“煮海之利，重于东南，两淮为最”，那些盐商们在盐城、淮安一带采购到食盐以后，总要找个食盐存放点吧，总要找个贸易点吧，总要给资本找个安身之所吧？于是扬州不仅接收了大运河的贸易红利，还能接收整个长江流域的贸易红利，更能接收两淮盐商的资本。此外，苏州、无锡、常州也是运河流过的地方，这些地方原本就是水网纵横、农业繁荣的沃土，有了大运河的加持，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苏州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经济地位，和杭州比肩而立，号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常州的经济不如苏州，但在本土农业和运河商业的助攻下，依然诞生了“青果巷”之类的江南胜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晚清首富盛宣怀、语言学家赵元任和周有光、新中国司法部长史良等名人，都出生在青果巷。一个小巷子能产生这么多名人，和毗邻大运河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条件有极大关系。 隋唐大运河的衰落，导致长安、洛阳、开封等城市的衰落，而近代以后京杭大运河的衰落，也导致大运河沿岸城市的衰落。1853年，太平天国攻占南京，从长三角到北京的漕运被迫中断，两年后黄河改道，大运河山东段逐渐淤堵废弃。为了获得长三角的钱粮物资，大清决定放弃漕运，改由海路运输。失去漕运功能，大运河便失去大量的货物流通，而且大清不依赖大运河了，也失去了维护大运河的动力，于是京杭大运河到处淤堵，连日常的商业贸易都不能顺利进行。至此，大运河结束了千年来的使命，沿岸的经济总量日渐减少，那些依赖运河的城市也迎来衰落的命运。在新的历史进程中，新崛起的城市是靠近海运、又和欧美国家直接接触的东部沿海城市，例如上海、广州、天津等等。除了苏州和杭州等底蕴深厚的城市，能融入新的历史进程以外，扬州、淮安、临清等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和洛阳开封一样，重新回归到省内的地域性城市。长安、洛阳那么辉煌的城市都衰落了，扬州、淮安、临清凭什么不能衰落，红红火火的过了大几百年，也够本了，多少城市连一百年都没红火过呢，就那么默默无闻的混着。总的来说，隋唐之后的中国经济史，就是一部大运河的历史，大运河走到哪里，哪里就能富庶，大运河离开哪里，哪里必然衰落。一条平平无奇的大运河，决定了数百座城市的兴衰，也改变了千万人的命运。有了顺畅的交通运输，货才能走进来，人才能走出去，货币才能流通周转起来，然后就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就业岗位，大多数人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从这个角度来看，新中国的铁路建设和公路进村，绝对是划时代的伟大工程，这些纵横交错的陆路交通，就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石。而每年开行1.6万列的中欧班列，则打通了欧亚大陆的陆地联系，不仅可以给沿线的国家和城市带来希望，也可以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基础，为整合欧亚大陆的经济埋下伏笔。 最后再挂一下我的两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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