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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太山 进军中亚是亚历山大东征的重要构成部分，本文试图例证其主要政军策略。 进军中亚是亚历山大东征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影响深远。以下例证其主要政军策略。 关于亚历山大进军中亚的过程中采取的政治策略，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征服中亚是亚历山大东征战略大目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亚历山大包括进军中亚在内的所有军事活动从未偏离这个大目标。正是这一目标直接导致了亚历山大进军中亚，这一目标也成了他进军中亚奏功的最重要政治因素。 亚历山大东征的战略大目标不仅仅是征服阿喀美尼波斯王朝，还要通过对阿喀美尼王朝的征服，使他自己成为“亚细亚的最高霸主”[2]。 亚历山大很清楚，要征服波斯这样一个大国，仅仅依靠军事手段是远远不够的。他不仅要击溃大流士的大军，更重要的是争取波斯的民心。而要使自己成为亚洲之主，更要争取全亚洲的民心。亚历山大正是这么做的。 在高伽米拉（Gaugamela）战役大获全胜之后，他紧接着便全力以赴追杀柏萨斯（Bessus）、平息萨提巴赞斯（Satibazanes）的叛乱、处死巴散提斯（Barsaentes）。这不仅是为了继续消灭波斯的有生力量，更重要的就是争取波斯的民心，而进军中亚的序幕也随之拉开。 柏萨斯、萨提巴赞斯和巴散提斯三者，都是大流士三世的叛臣。亚历山大对他们的剿灭，不仅是因为他们和马其顿人为敌，更重要的是惩罚他们的弑君罪，使其东征在波斯人心目中名正言顺。 柏萨斯原系巴克特里亚总督，曾率领索格底亚那人、巴克特里亚人和一些巴克特里亚边境上的印度部族参与大流士和亚历山大的高伽米拉会战。当大流士败北时，一起逃跑的柏萨斯便和骑兵司令那巴赞斯（Nabazanes）、阿拉霍西亚（Arachotia）和德兰癸亚那（Drangiana）总督巴散提斯等人劫持了大流士，意图取而代之，他“顶替大流士掌握了大权，巴克特里亚骑兵和跟随大流士逃跑的那些波斯部队都尊他为领袖”[3]。柏萨斯似乎不乏拥护者，他手下有“跟他一起到达巴克特里亚的波斯部队和一大批巴克特里亚当地部队。他还期待斯基泰（Scythia）盟军跟他会合”[4]。 柏萨斯和他一起劫持大流士的部队也确实给亚历山大进军中亚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他“带着原先跟他一起劫持大流士的波斯部队，大约七千巴克特里亚部队和从塔内河（Tanais，即今锡尔河）这边来的达海（Dahae）人组成的部队，把高加索山（今兴都库什山）下这一带地方大肆破坏，企图把他自己和亚历山大之间的这片地方搞成荒地和废墟”[5]。亚历山大追剿柏萨斯也是势在必行。 据阿里安记载，柏萨斯等人决定，“假如亚历山大继续追赶，就把大流士交给他，以便在谈判中为他们自己争得较好的条件；如果他们获悉亚历山大已经后撤，则尽可能集结一支强大的军队，联合起来，以保卫他们的帝国。”于是，“柏萨斯和他的随从带着关在篷车里的大流士逃了一段路。但当亚历山大眼看就要追上他们的时候，那巴赞斯和巴散提斯就把大流士刺伤，丢下不管。他们自己带着六百骑兵逃脱。大流士不久因伤重而死。”[6]这样一来，柏萨斯和他的同伙的叛逆罪就无从洗刷了，亚历山大追杀柏萨斯就有了更充分的理由——惩罚弑君者、为大流士复仇。不仅如此，据阿里安记载： 柏萨斯的帽子按国王的戴法戴着[7]，还穿上波斯皇家锦袍，自称阿太薛西斯（Artaxerxes），不再叫柏萨斯了。他还自称亚洲之王（King of Asia）。[8] 柏萨斯这一举动表明他的目标不仅是率领阿喀美尼王朝在中亚地区的总督和亚历山大对抗，而且要率领波斯之外其他亚洲地区的力量和马其顿人抗衡。如前所述，他曾期待“斯基泰盟军”和他会合，而所谓“斯基泰盟军”应该就是参加高伽米拉会战的来自锡尔河北岸的Sacae骑兵，而Sacae只是大流士的盟国，不受波斯管辖，甚至不是属国。（详下文）这正和亚历山大的战略大目标迎头相撞，使他成了亚历山大在实现宏图大业道路上必须除去的障碍，也成了亚历山大争取波斯乃至整个亚洲民心的工具。 所以当柏萨斯被捕后，亚历山大理所当然处之以极刑： 亚历山大命令把柏萨斯脱光身子，五花大绑，戴上木枷，押到亚历山大即将率领部队经过的道路右侧。……亚历山大看见了柏萨斯，就命令车停下，问他当时为什么把大流士抓起来。既然大流士是他的王上，又是他的亲戚，而且还是他的恩人，又为什么还给他戴上镣铐到处奔波，最后还把他杀死呢？柏萨斯回答说，这件事不是他一个人出的主意，而是和当时大流士所有的随从们一起商量共同决定的，目的是向亚历山大讨好，留下他们的性命。亚历山大听了这话，就叫人用鞭子抽他，一面抽，一面叫传令官用刚才他审问柏萨斯时的那些责备大声痛斥。柏萨斯受刑后押到巴克特里亚去处决。[9] 另处，还有这样的记载，亚历山大“召集跟他在一起的将领们开会，把柏萨斯押到大家面前，谴责他背叛大流士，下令把他的鼻子和耳垂割下来，然后再押到埃克巴塔那（Ecbatana），当着那里全体米地亚人（Medes）和波斯人把他处决。”[10]至少在表面上，亚历山大是站在波斯人的立场上处死柏萨斯的，而且是酷刑，好像不如此不足以平波斯之民愤。 萨提巴赞斯是阿瑞亚（Aria）总督，和柏萨斯一样参加了高伽米拉会战。[11]战后，和柏萨斯一起劫持了大流士。[12]此人一度投奔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批准他继续当总督，并派伙友阿那克西帕斯（Anaxippus）带领四十来名马上标枪手配属给他，在各地站岗，以便后续部队过路时，阿瑞亚人不致受侵犯。”[13]但萨提巴赞斯此举只是诈降，很快就起兵反叛。“把阿那克西帕斯和他部下那些马上标枪手都杀了，把阿瑞亚人武装起来，带着他们进入阿瑞亚王宫所在地阿塔考那（Artacoana）城。他听说亚历山大又向前推进，就决定带着部队去找柏萨斯，和他一起伺机攻打马其顿部队。”[14]正打算进军巴克特里亚的亚历山大，只能“立即率领伙友骑兵、马上标枪手，弓箭手、阿格瑞安（Agrians）部队以及阿明塔斯（Amyntas）和科那斯（Coenus）两个旅，火速追赶萨提巴赞斯和他所率阿瑞亚部队”，迫使他仓皇逃走，[15]复“从柏萨斯处得到二千骑兵侵入阿瑞亚地区，又带着当地人起来造反”，终被亚历山大遣将击杀。[16] 巴散提斯是阿拉霍西亚和德兰癸亚那总督。和柏萨斯、萨提巴赞斯一样，他也参加了高伽米拉会战。[17]战后，和柏萨斯一起劫持了大流士，刺伤大流士也有他的份。[18]因此，他犯下了和柏萨斯、萨提巴赞斯一样的罪。当亚历山大率领全军向扎兰伽亚地区挺进时，占据着那个地区的正是巴散提斯。他“知道亚历山大快到，就逃到印度河这边的印度人地区。但印度人把他抓住后送交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因为他参与谋杀大流士而把他处决”[19]，他也没有逃脱亚历山大的惩罚。 通过剿灭柏萨斯、萨提巴赞斯和巴散提斯三者，亚历山大既进一步扫除了波斯帝国的有生力量，又向波斯民众表明他有意成为大流士的继承人，统治包括波斯帝国在内的整个亚洲。 亚历山大为进一步争取波斯特别是中亚地区的民心，深知不能仅仅停留在剿杀大流士的叛徒，他在东征中亚过程中还注意委任波斯人和中亚人担任要职。 例如，当萨提巴赞斯逃跑后，他“随即派波斯人阿萨米斯（Arsames）为阿瑞亚总督”[20]。再如，重用波斯降将阿塔巴扎斯（Artabazus）及其子（科芬、阿瑞欧巴赞斯和阿萨米斯）。阿塔巴扎斯父子没有参与劫持大流士，也没有承认柏萨斯的权威，当亚历山大进军赫卡尼亚（Hyrcania）时，便一起投诚。[21]亚历山大“把阿塔巴扎斯和他的三个儿子留在身边，给他们荣誉地位，特别是因为他们原来是波斯人当中权位最高的人物，也因为他们忠于大流士”[22]。当萨提巴赞斯叛变时，亚历山大就命他率兵讨伐。[23]他们得到重用的重要原因竟然是“忠于大流士”。又如：在“巴克特里亚其他地区相继归顺，亚历山大派波斯人阿塔巴扎斯为总督”[24]。后来，阿塔巴扎斯“因年老提出辞职”[25]，亚历山大没有忘了他，还在苏萨（Susa）为他的两个女儿指婚。[26] 西西科塔斯（Sisicottus）是另一个例子。“这个人是不久前由柏萨斯处开小差到巴克特里亚的。亚历山大占领巴克特里亚后，他就在他手下服务。事实证明他很可靠。”[27]后被亚历山大任命为“阿萨西尼亚（Assacenians）总督”[28]诸如此类。 亚历山大这么做都是为了表明他是波斯君主的真正继承者，因而才得到了其前任麾下官员和将领的辅助和支持。[29]客观上，波斯和中亚人为亚历山大效劳大大减少了亚历山大实现其政治目标的阻力。 亚历山大笼络波斯人和中亚人的手段当然并非仅此一端，更重要的是联姻。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他自己和欧克西亚提斯（Oxyartes）之女罗克塞妮（Roxane）的婚姻。 欧克西亚提斯是巴克特里亚人，曾和斯皮塔米尼斯（Spitamenes）一起追随柏萨斯，当亚历山大进军索格底亚那时，他将自己的妻女安顿在索格底亚那一处最险要的山寨，以为该处马其顿人无法攻占。[30]但是，这个山寨还是被亚历山大攻克了，欧克西亚提斯的妻女均成了俘虏。 在他这几个女儿中，有一个叫罗克塞妮的，已到结婚年龄。亚历山大的部下说，除了大流士的妻子之外，她就是全亚洲最可爱的美人。亚历山大一看见她就爱上了。虽说她是个俘虏，但他既然已深深地爱上了她，就对她不施暴虐，而是甘愿屈身娶她为妻。[31] 而当“欧克西亚提斯知道他的女儿都当了俘虏，而且亚历山大已看上了他女儿罗克塞妮，于是他就鼓起勇气去见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给他很大的体面”[32]。显然，我们不能将此举仅仅归结为亚历山大惑于罗克塞妮之美貌，而必须视作亚历山大一项深谋远虑的策略。 亚历山大进攻帕瑞塔卡（Paraetacae）境内的科瑞尼斯山（Chorienes）时，因山势险恶，难攻易守，应守将之请，遣欧克西亚提斯前往劝降。欧克西亚提斯不辱使命，减少了马其顿人的损失。[33]不难想见，守将点名要欧克西亚提斯上山谈判，说明亚历山大和这位巴克特里亚人联姻已经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这项婚姻对于当时他所追求的目标似乎很有裨益。因为那些被征服的人民看见亚历山大从他们中间选择配偶，都很高兴。”[34] 不用说，亚历山大以身作则，其麾下马其顿将士和波斯人、中亚人结合的人数应该不在少数。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班师之后，在苏萨举行的集体婚礼上，亚历山大亲自为其爱将（伙友）塞琉古（Seleucus）指婚，新娘竟是“巴克特里亚人斯皮塔米尼斯的女儿”[35]。其父斯皮塔米尼斯一登场便追随柏萨斯退往索格底亚那，[36]虽一度向亚历山大输诚，表示愿意逮捕柏萨斯，但又三心二意。[37]此后，此人一直在索格底亚那和马其顿部队周旋，一度成了亚历山大进军中亚的最大障碍，这表明此人颇得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民众的拥护。[38]因此，不能不认为亚历山大为其女指婚有笼络、安抚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人的用意。除塞琉古外，在这次婚礼上“给其他伙友的也都是波斯和米地亚最显贵的人物的女儿，加在一起一共有八十个。”还应该指出的是，这场“婚礼是波斯式的”[39]。 既然在苏萨举行的婚礼是波斯式的，我们就有理由推测亚历山大和罗克塞妮的婚礼也可能是波斯式甚至是巴克特里亚式的。亚历山大在进军中亚的过程中，“不穿马其顿的传统服装而改穿米地亚服装。尤其是，他把长期以来一直戴著作为胜利者标志的马其顿帽，换成被征服了的波斯人的头巾。”[40]也堪佐证。[41] 他使自己更加适应亚洲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促使他们尽量迎合马其顿人的习俗，他以为这种混淆融合会产生一种亲善关系，使他在出征期间免去后顾之忧，这种做法当然要比使用暴力和强制手段为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还选拔了三万名本地的男孩，教授他们希腊语文，并且训练他们使用马其顿武器。[42] 毫无疑问，使马其顿人和波斯乃至中亚人在血统和习俗上融合是完全符合亚历山大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需要的。 阿里安将Scythians大别为“亚洲Scythians”和“欧洲Scythians”两类。前者又再分为Abian斯基泰、Massagetae和Sacae三种。 据载，“欧洲Scythians”曾一再遣使与亚历山大修好，“他们国王为了加强两国的友谊和同盟，还希望把他的女儿嫁给亚历山大。如果亚历山大不想娶斯基泰的公主，他就希望把斯基泰各地区的总督和其他显要人物的女儿嫁给亚历山大最信任的追随者。还说如果亚历山大要召见他，他愿意前来谒见，亲自聆听亚历山大的指示”[43]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亚历山大谢绝了他们关于联姻的请求，这自然是由于当时亚历山大的目标是征服亚洲，但也可以反证上述亚历山大自己和罗克塞妮成婚以及鼓励马其顿人和波斯乃至中亚人成婚的政治意图。 亚历山大的目标是征服亚洲，自然不希望后院不稳，因此，他对“欧洲斯基泰的代表客客气气地作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回答”[44]。亚历山大回到巴比仑后，欧洲斯基泰人遣使庆贺他当了亚洲之王。[45] 同样，亚历山大对于所谓“Abian斯基泰”也采取了类似针对“欧洲Scythians”的方针： 所谓的阿比亚斯基泰人（Abian Scythians）派代表来见亚历山大。荷马在他的史诗中对这个民族倍加推崇，称他们是“最公正的人”。他们定居亚洲，是个自主的民族，主要因为他们生活艰苦，坚持公道。欧洲Scythians也派代表来，他们是欧洲最大的民族。亚历山大派了几个伙友跟他们回去，对他们说明：这几个人将作为他的代表跟他们签署友好协议。但实际上他派这几个人去的目的是为了侦察斯基泰境内的情况，了解他们的人数、风俗习惯、以及外出打仗时使用的武器等等。[46] 稍有不同的是，他还是对“Abian斯基泰”留了心，盖其人毕竟生活在亚洲。 在进军中亚过程中，亚历山大认真对付的是亚洲斯基泰中的Massagetae人和Sacae人。阿里安将Massagetae人和Sacae人作了明确区分：亚历山大遭遇的Sacae人居地无疑在锡尔河以北，而Massagetae人多在锡尔河以南、索格底亚那地区。 Sacae曾是大流士波斯的盟国，因此也参加了针对马其顿人的高伽米拉会战： 大流士的部队之所以这样庞大，是因为有大批援军。有巴克特里亚边境上的一些印度部族，加上索格底亚那人和巴克特里亚人。以上这些部队都由巴克特里亚总督柏萨斯指挥。和这些人一起前来支援的，还有居住在亚洲斯基泰人当中的一个叫Sacae的部族。他们所以来支持，并不是因为他们附属于柏萨斯，而是因为他们和大流士结了盟。这批部队是马上弓箭手，指挥官叫马那西斯（Manaces）。[47] 这支Sacae骑兵被部署“在左翼之前，即面对亚历山大右翼的地方”[48]。在高伽米拉战役中，这些Sacae骑兵让马其顿人吃了不少苦头。[49] Sacae和大流士的结盟关系并未随着后者在高伽米拉大败而结束，尽管他们再也没有给大流士提供实质性的帮助。[50]而当柏萨斯和亚历山大对抗时，曾指望得到Sacae人的支持。[51]在亚历山大进军中亚的过程中，Sacae人无疑是站在了马其顿人对立面的： 这时，亚洲斯基泰（Asian Scythians）派了一支部队开抵塔内河畔。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听说河对岸的一些土著部族造了亚历山大的反。他们打算，一旦事情闹大，成为重大的起义，他们就参加进去，一起攻打马其顿人。[52] 这支开抵塔内河畔的“亚洲斯基泰”部队只能是Sacae骑兵。亚历山大打算在塔内河上筑城，主要也是为了对付这些Sacae骑兵。“当他看到斯基泰部队还不离开河岸，而且不断向河里射箭（这一段河道不宽），还大声冷嘲热讽，污辱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便强渡塔内河攻打他们，Sacae在上千人阵亡后败退。亚历山大挥兵追击，“因为天气异常炎热，全军极度干渴。亚历山大本人也是一面飞马奔驰，一面遇水就喝。那水实在太脏。突然他大泻不止。”因为亚历山大病倒，Sacae人避免了被剿灭的命运。[53] 不久之后，斯基泰国王派代表来见亚历山大，对已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他们说，这件事并不是斯基泰国家的整体行动，只不过是一些打家劫舍的强盗们干的。尽管如此，国王本人还是愿意承担责任，亚历山大要他怎么办他就怎么办。亚历山大对他们客客气气地作了回答。这是因为，如果对他们国王表示不信任，那他就必须继续追击；如不追击，就显得很不光彩；而且目前也不是追击的最好时机，只好这样下了台阶。[54] 争取与国，对敌国也懂得作必要的妥协。这也是亚历山大进军中亚成功的重要原因。亚历山大这样做，也是为了更有利于其目标的实现。 不用说，亚历山大也不是一味宽容，他懂得杀一儆百的作用：他本人的权威是不容侵犯的。例如：马其顿军队攻克索格底亚那伽扎（Gaza）城后，“按照亚历山大的命令，把敌人斩尽杀绝。把妇女、小孩子和全部缴获都带走。”[55]镇压和安抚这两手在亚历山大同样是得手应心。 政治的目标和策略需要通过正确的军事行动来实现。为进军中亚，亚历山大做了周密的准备。 1.平叛：如前所述，亚历山大平定了萨提巴赞斯叛乱，为进军中亚扫除了障碍。 2.清除内部的离心势力：主要是处理了帕曼纽（Parmenio）和菲罗塔斯（Philotas）父子。[56]帕曼纽效力于亚历山大之父腓力（Philip），在政界和军队有巨大的影响力，对于亚历山大掌控全局是一种威胁。不用说，除去帕曼纽父子不仅仅是为了进军中亚，但这股离心势力的铲除——马其顿人的实力并没有因此被削弱，客观上有利于进军中亚。[57] 3.建立巩固的后方，以保证前方战事的顺利进行。在平定萨提巴赞斯叛乱后，亚历山大进军巴克特里亚，攻打柏萨斯。但马其顿人其实是掉头南向，“降服了德兰癸亚那人、伽德罗西亚（Gadrosia）人和阿拉霍西亚人。派米农（Menon）当他们的督办。他还到达距阿拉霍西亚最近的印度人地区。”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地区也是亚洲的一部分，属于亚历山大计划征服之列，征服这些地区也是为了消除进攻巴克特里亚的后顾之忧。 4.亚历山大在东征过程中在各地屡筑新城，进军中亚时也不例外。最有名的有所谓“高加索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 ad Caucasum，今贝格拉姆）——这时，亚历山大已率部到达高加索山（Caucasus，今兴都库什山）。在那里筑起一座城，亲自命名为亚历山大城（Alexandreia）[58]——和所谓“远东亚历山大城”： 他心目中还打算在塔内河上建一座城，仍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他认为在这地方建城极其适当，将来会有很大发展。他还考虑把这座城建在非常合适的地点，必要时可讨伐斯基泰，而且要使它成为这一带地方的周边据点，防范河对岸那些部族的袭击。[59] 其他如在萨提巴赞斯叛乱之后所建阿瑞亚的亚历山大里亚（今Herat），[60]以及沿赫尔曼德流域而上时所建阿拉霍西亚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今Ghazni）。[61]德兰癸亚那的亚历山大里亚·普洛夫塔西亚（Alexandria Prophthasia，今Farah）；亚历山德罗波利斯（Alexandropolis，今Kandahar）。这些新城实际上都是由马其顿军队驻守的要塞。这些要塞控制着部队行军的后方，使部队前进无后顾之忧。[62] 公元前328年，亚历山大在奥克苏斯河北建立了六座城市，地势很高，且间隔一定的距离。不久之后，亚历山大将围攻阿瑞亚时生擒活捉的战俘移居此地，以作为农奴耕种土地。[63]这是亚历山大新城的另类作用。[64] 由此可见，筑城的目的虽不止一端，但就进军中亚而言，主要起到了巩固后方的作用，当然还可以囤积粮草辎重，而且“马其顿部队里一切不适于服现役的人，都可在城内定居”[65]。安顿老弱伤残，同样有利于安定人心、增强战斗力。 在这样一片动荡的土地上，一个个亚历山大新城就好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的灯塔和港湾，不仅对最终平定中亚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而且在战事结束后也为马其顿人和中亚人的和谐相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历史上，亚历山大以用兵如神著称，其克敌制胜的秘诀不外四个字：兵贵神速。这方面在进军中亚过程中也有出色的表现。[66] 亚历山大进军中亚始于追击逃跑的大流士，这就是急行军。大流士被劫持后，亚历山大又开始急行军追击波斯叛臣柏萨斯。当得知大流士被劫持的消息后，亚历山大只带着伙友部队、骑兵侦察队、步兵中精选出来的装备最轻、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还没等科那斯那批人收集粮秣归来，立即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冲向前去。指定克拉特拉斯（Craterus）率领其余部队跟上，但叫他们不必采取急行军速度。亚历山大所率部队除武器和两天的口粮之外什么都未带。通宵达旦地赶路，一直到了第二天中午，他才叫部队休息了很短时间，随后又急速前进，日夜兼程，天亮时到达那个巴基斯坦尼斯（Bagistanes）出发的营地，但没追上敌人。[67]在获悉柏萨斯的确切消息后，亚历山大继续强行军，他的士兵和马匹连日不停地奔驰，已经筋疲力竭。尽管如此，亚历山大还是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冲了一整夜，白天还接着冲，直到第二天中午，已走了很长一段路，到达一个村庄，就是劫持大流士的人一天以前宿夜的地方。亚历山大听村里人说波斯人决定夜间继续逃跑。他向他们打听是否有近道可以追上逃跑的人，他们说有，但那条路上荒无人烟，又无水。亚历山大不管这些，还是请他们带路，就顺这条路追赶。他知道全速前进时步兵跟不上，于是就命令五百来名骑兵下马，从步兵军官和其他体力还很强的人中挑选一部分人携带自己原来的步兵武器上马跟他前进。命令近卫队司令尼卡诺（Nicanor）和阿格瑞安部队司令阿塔拉斯（Attalus）率领落在后面的部队沿着柏萨斯及其随行人员逃走的那条大路尽量轻装跟进，其他步兵则以平日行军队形前进。黄昏时，亚历山大即率部出发，全速追击。一夜之间疾驰四百斯台地（stadia）[68]左右，刚好在破晓时赶上波斯部队。[69] 这类例证还可以举出一些。如当亚历山大获悉萨提巴赞斯叛变的消息后，仅“用了两天就走了六百斯台地，到达阿塔考那”[70]。而当了解到斯皮塔米尼斯重创马其顿人，包围了守卫要塞的部队时，“亚历山大只用了三天就跨越了一千五百斯台地。”[71]迅速的行动往往使敌人猝不及防。 强行军必然轻装，亚历山大也不可能例外。例如，从苏西亚（Susia）出发，亚历山大打算沿科佩特山（Kopet Dag）的小山丘东进，从西面进入巴克特里亚。[72]“他们驾着辎重车辆进入一个辽阔的平原。正当大家等待国王下一个命令时，他吩咐将牲口带走，首先用一枝火把点燃了自己的行李，其他一切都被焚烧了。”[73] 轻装和强行军相辅相成，是亚历山大战无不胜神话的精髓。 在具体战役中，亚历山大深谙因地制宜之道。以下以马其顿人在索格底亚那的征战例证之。 据载：索格底亚那有七座城堡需要攻克。亚历山大下令围攻最大的城西罗波利斯（Cyropolis）。马其顿将领“克拉特拉斯奉命在城外扎营，在城墙四周挖一道沟，修一条栅栏，再安装足够攻城用的擂石器。这样，守城的敌人就会集中精力忙于对付克拉特拉斯及其部队的进攻，因而没余力去支持其他各城。”[74]亚历山大自己则率兵在两天之内连克五城。于是，他回过头来进攻西罗波利斯： 然后，亚历山大就率部向最大的城市西罗波利斯进军。这座城最初是居鲁士（Cyrus）修的，城墙比别处的都高。躲在这座城里的部落兵人数最多，而且都是这一带各部族中最粗壮剽悍的大汉，所以马其顿部队不易一举攻占。尽管如此，亚历山大还是把擂石器调上来，打算轰击城墙的这一边。等到轰开缺口，就从缺口冲进去。 但亚历山大忽然亲眼发现引河水入城的管道。因为当时正值冬天枯水季节，渠里的水很浅。入城处，水面并未挨着上面的城墙，而是有相当宽的空隙，足以容得下士兵从管道钻入城内。于是他就带着近卫队、持盾牌的卫兵、弓箭手和阿格瑞安部队，趁守敌正忙于对付攻城部队和擂石器之际，亲自带头从管道钻进城里去。起初只带了几个人进去。进去之后，立即从里边把城墙那一面的几个门都打开，很容易地把其余部队接应进去。[75] 这可以说是一则典型的因地制宜获胜的战例。关键在于利用了中亚城市特有的构造。 无独有偶，中国史籍有一则类似的战例，可以参照。《史记·大宛列传》载，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宛，“凡五十余校尉。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贰师］乃先至宛，决其水源，移之，则宛固已忧困。”[76]“皆汲城外流水”者，未必居民直接至城外汲水，极可能是从引入城外流水的沟渠中汲水，所决移之水源，应是沟渠之水源。类似的形势在中亚当不止一处——李广利所攻打之“宛王城”不是西罗波利斯城，但两者显然有类似的形势。 亚历山大和李广利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乘冬季水浅之便，利用引水入城的渠道攻城，后者是掘移这类渠道的水源，造成城中缺水，以利围困。 要之，正确的、一以贯之的政治策略和行之有效的军事策略有机结合是亚历山大东征中亚取得成功最根本的原因。 引用文献 Arr.= E.Iliff Robson (tr.)，Arrian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New York: G.P.Putnamʾs Sons，1929-1933.(The Leob Classical Library)〔古希腊〕阿里安著；李活译：《亚历山大远征记》，商务印书馆，1985年。 Bosworth 1980 = A.B.Bosworth，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Arrian's History of Alexander，Vol.I (Commentary on Books I-III )，Oxdord，1980. Bosworth 1981 = A.B.Bosworth，“A missing year in the history of Alexander the Great”，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01 (1981): pp.17-39. Bosworth 1988 = A.B.Bosworth，Conquest and Empire，The Reign of Alexander the Great，Cambridge and New York，1988.〔澳〕博斯沃思著；王桂玲译：《亚历山大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Cartledg 2004 = Paul Cartledge，Alexander the Great: The Hunt for a New Past，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throp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Inc，Labuan，Malaysia，2004.〔英〕保罗·卡特利奇著；曾德华译：《亚历山大大帝——寻找新的历史》，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 Curt.= John C.Rolfe (tr.)，Quintus Curtius，Historiae Alexandri Magni，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The Leob Classical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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