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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非常近距离地触摸到君宪与共和，但最终都是擦肩而过，什么原因让我们在选择国家运行模式时总是历经波折呢？ 1905年12月，大清国以载泽为首的五大臣成功出洋考察，分率两路人马前往日本与欧美，并把日本作为重点考察对象。  1906年9月1日，大清朝廷宣布预备立宪，宗旨是仿照明治维新的模式，即天皇领导一切的“实君”模式。 但直隶总督袁世凯认为大清皇帝不同于曾经幕府阴影下的傀儡天皇，如果大清皇室照搬“天皇领导一切”的模式，不过是想在皇帝集权上加上一个宪法的封套罢了。并在最终方案中提出天皇“大权政治”不适合大清，并提出撤并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立宪改革因此遭到慈禧的紧急叫停。 由此大清错过了君宪改革的最佳窗口期，五年后于1911年10月10日迎来了疾风骤雨般的辛亥革命，在全国一致要求共和的呼声中，大清皇帝于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君宪制从此无缘中国。   1911年10月28日，黄兴、宋教仁在武昌起义后抵达汉口，宋教仁起早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第一部共和宪法——《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 这部临时约法将共和立宪推向了前台，使人民最终放弃了对君主立宪制的最后幻想。汪精卫被清廷大赦之后，曾公开宣称：“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袁公促成不可。” 因为袁世凯在君宪制改革中的良好表现，最终君宪与共和的矛盾焦点全部集中在袁世凯身上，袁世凯的选择成为众望之归。袁世凯在权衡人心和历史趋势之后，最终选择了支持共和立宪。在清帝体面退位之后，中国也进一步打开了探索共和制的道路。 为了适应共和制，宋教仁主张把同盟会改组为政党，以便有合法地位参与将来的国会选举，为实现全民政治与平民政治开创条件。  局势的发展最终将袁世凯与宋教仁推到了共和立宪“建设者”的位置。但不幸的的事还是发生了，1913年3月20日晚10点45分左右，上海火车站，宋教仁遇刺身亡，年仅31岁。宋教仁原计划北上与袁世凯的合作共造共和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给阻止了。  几个月后，“二次革命”爆发，中国再一次陷入战乱之中，从此开启了更大规模的混乱，共和立宪的美好愿望于民国初年在宋教仁和袁世凯（袁氏因对共和失望而最终重走老路）相继离世后而成为了泡影。 19世纪后半叶，德国与日本先后确立了君宪制。德国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实现统一，日本在倒幕运动中迅速崛起。德国成功复制了英国的“虚君”模式，日本在学习德国的基础上将之改进为“实君”模式。中国错失君宪与共和的良机，与缺乏理论人才，因而造成各方势力思想上不统一有重要的关系。 在君宪改革中，慈禧与袁世凯南辕北辙，最终失去了清廷最后续命的机会。 在共和制登上历史舞台后，在革命党掌权还是实现真正的全民政治上，孙文、黄兴与宋教仁意见相左，各方意见无法统一。最终导致民国初年国宝级杰出政治家宋教仁被刺，宋氏沉冤百年，至今仍未昭雪。民国从此也错失的共和立宪的良机和主心骨，为其今后多舛的命运埋下了祸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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