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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紧接着，蒋介石致电何应钦，委其代表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除此之外，收缴所有日伪资产。 日本人盘踞中国几十年，开矿、修建铁路、创办银行等等留下了大量的资产。据统计，日本投降后留下约有4万亿的日伪资产。 几天后，蒋介石下令“指导监督并得全权处理收复区内一切党政各事务”，而实际上，由各战区接收机关为主，行政院各部会特派员和各省市政府成员组成的接收委员会负责接收。  图片来自网络 一时间，各种接收机关林立，仅平、津、沪、杭四地就有此类部门175个，这些接收大员大肆营私舞弊，贪污盗窃，纷纷占房子、抢车子、夺金子、捞票子，接收已经沦为劫收，造成了“各自为政、混乱不堪”的局面。 第一个就是“抢”，即接收之初公开抢占日伪房产，仅上海一地的8500多幢房产中就有5000多幢被抢占。 第二个是“占”。即以单位名义占有，再贴上封条化公为私，其中南京2000多幢日伪房产几乎被国民党各单位以各种名义占据。 第三个就是“偷”。其实是监守自盗，比如汉口宝安大楼收缴了大量价值不菲的珠宝、古董，等到最后查封时，已所余无几。 第四个就是“漏”。指的是日本人为了讨收缴人员的欢心，故意在移交清册中“漏”列若干财产，使那些资产直接进入收缴人员的口袋。 而在移交物资的过程中，又经过层层“剥皮”，加之伪造清册，又有许多日伪资产被截留。  图片来自网络 据悉，周佛海在上海共有房屋16所，瓦房100间，黄金95根，法币现款6535万元，家具850件，古玩、名画价值法币1224万元，这些“资产”大多数落入了收缴官员的口袋里。 收缴日伪资产对于中统局这个清水衙门是个好消息，为了迅速掌握各大城市的“日伪资产”，叶秀峰先是找有关人员谈话，召开座谈会，而后，又认真研究了蒋介石下发的“接收日伪资产”的相关文件。 中统局各地的调统室将各地市情况汇总给叶秀峰，他认为，如果下手慢了，东西恐怕就是别人的了，所以只能抢——抢好的，抢贵的，抢有价值的！ 抢得越多，日子也就更加好过，谁抢得多，谁的成绩就大，谁就是中统局的功臣！  图片来自网络 他听说军统局也要开始下手，为了提前抵达日伪资产相对集中的江南，叶秀峰可谓用尽了浑身解数。 当时，按照过去的交通方式，从重庆到南京，走水路要一周时间，坐汽车也要三天三夜，但是，如果乘坐飞机，或许几个小时就到了。 可掌控航空的人除了蒋介石之外，就是2号人物何应钦了，而中统局有一人与何应钦关系密切，此人就是重庆区区长徐兆麟，叶秀峰马上致电徐兆麟，让其找何应钦周旋。 徐兆麟放下电话，立即去了何应钦的家里，徐兆麟是何应钦的老部下，自然关系不错，于是，满足了他的要求。 叶秀峰马上任命徐兆麟为中统局南京办事处主任，次日，他们一干人马空降南京，进入“清缴日伪资产”的备战状态，几个小时候后，叶秀峰又让飞机折回重庆，接副局长郭紫峻等人马去北平抢劫日伪资产。后来，他又任命郭紫峻为中统局北平办事处主任。 除了南京、北平之外，上海作为日伪活动的重要地区，资产似乎更多，于是叶秀峰派自己的亲信吴星伯去上海收缴日伪资产。 吴星伯，中统局“九大太保”之一，其他八位是顾建中、濮孟九、王思诚、季源溥、谢永存、徐兆麟、张国栋、王保身等。 此人虽然拥有一身本事，但是过去没有得到徐恩曾的重视，叶秀峰上台后，担任了中统局上海办事处主任。 1945年11月，吴星伯带着大特务陈庆斋、王汇百等乘飞机来到上海，在上海劳尔登路1号挂牌成立中统局上海办事处，主要负责劫收上海及华东地区的日伪资产。 不过，当时上海办事处的管理范围很大，除上海地区外，还有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地。 吴星伯来到上海时，戴笠的人已经开始下手了，吴星伯有些着急，于是马上召开秘密会议，决议与军统局分庭抗争，在上海分一杯羹。 一番筹划之后，吴星伯带领这些人，劫收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甚至还收缴了曾经是汪伪政府第一杀手吴世宝的防弹汽车。 吴星伯来到上海后，大权独揽，为了发泄曾经不受重视的郁闷，天天找小姐陪酒，没有享受几天快活，便一命呜呼了。 叶秀峰得知吴星伯因“病”去世的消息，他又调CC系的另外一个重要成员季源溥（中统局最后一任局长）顶替吴星伯，继续接收日伪资产。  图片来自网络 上海的日伪资产里最值钱是房子，季源溥组织了专门接受房产的队伍他们皆是拿着棍棒、斧头的地痞流氓，几天工夫便抢下十几栋花园别墅，这些别墅都位于上海市中心繁华地段，交通便利、环境优雅。 一次，季源溥的部下为了这座坐落在钜鹿路的一栋房子，与前来收缴的军统局的人打了起来，竟然为此开了枪！ 枪声惊动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后来，为了缓解双方的矛盾，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钱大钧出面劝双方各退一步。 事情总算平息，房子最终归中统局所有，但是叶秀峰听到此事后还是有些生气，他紧急致电季源溥：“抢房子是好的，但是不要因为抢而伤了和气！” 叶秀峰的这句话“一语双关”：一是点名批评季源溥野心太大，一手遮天；另一点则说明中统局的地位，确实比军统差一些！ 不仅上海如此，全国其他地方的劫收均是如此，国民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深有感慨： “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 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便变成罪恶的渊薮。 中央对于接收职权的划分也无明确规定，各机关择肥而噬，有时一个部门有几个机关同时派员接收，以致分赃不均，大家拔刀相见。无法解决时，便来行辕申诉，我这身为最高长官的行营主任竟成了排难解纷的和事佬。” 除了劫收日伪资产外，中统局接管了日伪政府留下来的特务，叶秀峰认为，既然这些人大多曾是中统人员，现在日本人被打跑了，自然应该回到中统局的队伍中来。 起初，叶秀峰的这一观点遭到季源溥的反对，季源溥致电叶秀峰：“咱们中统局不缺人，为什么还要找一些汉奸回来做事？” 叶秀峰回道：“这些人盘踞上海许多年，必然熟悉上海的各个情报组织及各种情况。既然日本人被打掉了，为什么不让他们替我们卖命，找共产党呢？” 叶秀峰继续说道：“想要对付共产党，就一定要让这些人为我所用！抗战期间，咱们在上海的力量已经基本被瓦解，现在是重新组建的好时候！既然是上级交代你的事情，你尽管做，别的就不要问了！” 叶秀峰这句话说得很对，那就是上海的中统力量在抗战期间确实已经支离破碎，他们要么归顺了日本人，要么成为汪精卫的特务，要么重新回到青洪帮的流氓组织里，继续当流氓。 原本的中统上海总部，除徐兆麟一人侥幸逃脱外，其他一百多人均被归化或者击毙。 日本投降后，上海又回到了国民党的手里，之前“叛逃”的中统特务此时非常害怕，担心中统局的人找他们的麻烦，于是四处拉关系，想方设法回到中统队伍中来，恰恰叶秀峰就给了他们这个机会。 不过，叶秀峰担心这群人“污染”了中统局名声，他想了一个办法，开设“地下工作人员检讨会”，让这些“汉奸”变成了中统局的地下人员，不遗余力地继续进行反共工作。 为此，叶秀峰公开站出来说话：“参加研讨会的同志们，大多上有老、下有小，为了生活都不容易。过去为了生存被迫加入汪伪的，应予同情。 今天你们亲自投效，自当接纳，为了避免他人之误解，消除参加人员之精神负担，安心为本局工作，才开办此研讨会。希望同志们能够同心同德，完成总裁之嘱愿！” 当然，能够进检讨会也非容易之事，不少人为了重回中统局不惜以黄金、洋房、美女等等贿赂中统的高级官员。 其中，副局长顾建中、季源溥，高级督察苏恕诚，南京办事处主任徐兆麟等等均得到高级别墅一套，而局长叶秀峰得到的别墅自然比那些人还要好了——一栋位于玄武门昆仑路的花园别墅。 叶秀峰把检讨会的地点，设在了苏州市观前街张家巷29号的一栋私人住宅（原汪伪政府苏州法院院长的住宅）里。 这个住宅分上下两层，下面是招募办公的场所，上面是特务宿舍，叶秀峰派自己的心腹王保身担任检讨会主任，吴若萍担任副主任。 检讨会先后开设了两期：第一期招募学员20余人，时间是在1946年5月至6月期间；第二期招募学员42人，时间是在1946年9月至10月期间。 参加检讨会的学员每8～10人编为一学习小组，几个地位较高的学员被指定为教导员，为了保证其“学习”质量，叶秀峰还亲自制订学习内容： 阅读：主要阅读《中国之命运》、《总裁言行录》以及蒋介石所著的《行为哲学》等，每天阅读完后写阅读心得，并交由指导员打分。叶秀峰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帮其“二次洗脑”，以为中统局所需。 日记：要求学员每天写日记，日记内容仍旧为学习心得。日记相当于“家庭作业”，每天由主任王保身、吴若萍审核。如不认真写者，便会遭到严厉的批评教育。 小组会：每周召开1～2次，小组会由各小组长负责。小组会期间，每个学员轮流发言，不发言者将被扣分记过处理。绝大多数学员都会尽其所能站起来发言，不论言论深浅与否，都不敢大意。 纪念周：每周举行一次，类似于“中山先生纪念会”。纪念周上，一般由主任王保身亲自召开。如检讨会来了高级官员，则由高级官员组织开会、演讲。 精神讲话：在党内传达总裁精神，消除他人思想，是检讨会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往往是由叶秀峰、顾建中、季源溥等亲自讲话，要求学员进行大讨论，并且写讨论心得。 辩论会：每期举行一次，一共举行了两次。其中，第二期辩论会的辩论题目为：周佛海是忠还是奸。 此题目是主任王保身所出，他要求正反两方要以事实为依据清晰阐述自己的观点。 正方认为：周佛海是汪伪政府的行政院院长，一直为日本人卖命，罪大恶极、民愤极大，是彻头彻尾的大汉奸。 反方认为：周佛海为了保护上海的“民族经济”立下汗马功劳，是一种“曲线救国”的行为。 正反双方你一句我一句充满了火药味，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辩论，反方获胜。 文娱活动和游览：每周留出两个晚上供学员娱乐。至于游览，每期组织举行一次。为了丰富学员生活，检讨会还举办过一次灯谜会。 检讨会表面看似“轻松”，实则非常严格，规定：凡是有事者必须写请假条上报签字，凡认为“假事”不合理者，一律不准签字。而且，凡是进检讨会学习的学员，一律进行编号，不准以真实名字进行互相称谓，用以隐藏其个人身份。 这些人毕业后，一部分留在中统局继续工作，另一部分可自行寻找出路，一批有“专长”的学员后来成为中统局的骨干，得到了叶秀峰的重视。 研讨会结束后，叶秀峰让所有学员以自愿形式为中统事业基金会捐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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