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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大型汉代画像石墓的形制论“汉制” ——兼谈我国墓葬的发展进程 吴曾德 肖元达 从原始社会至汉代的几千年中，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性质的变更，思想意识形态的转化，建筑艺术水平的提高，墓葬从外观、建筑材料、布局结构到葬具等，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搞清墓葬发展变化的规律，也是考古学界研究重要课题之一。 汉代墓葬的考古资料极为丰富，单从建筑材料上去区分，就有木椁墓、崖洞墓、空心砖或空心画像砖墓、砖室或砖室壁画墓、画像石墓和画像砖墓等等，种类可谓繁杂，而每种又各含多样的平面布局。究竟有无规律可寻？俞伟超先生曾指出：“可以汉武帝前后为界线，分为两大阶段：前一阶段的成熟形态即通常所谓的'周制’；'汉制’是后一阶段的典型形态”。本文试图从大型汉代画像石墓的形制入手，剖析“汉制”的含义。 （一） 在目前出土的汉代大型画像石墓中，有最早石刻纪年题记的是河南南阳地区唐河县新店出土的王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郁平郡大尹（郡守）冯孺人墓。该墓（图一）坐西向东，平面呈长方形，由前大门、前室、左右耳室、中大门、中室、双后室以及左、右、后侧室组成。尤为重要的是，在一些门柱、门楣、门扉上留下了八条石刻题记，其中除有墓主人的官职、姓名、埋葬时间外，值得注意的还有下列三条： 一，南主室门楣刻“西方内门”四字。 “方”可通“房”，《诗·大田》笺注：“方，房也”，“西方”似可理解为西房。若此，南侧室门楣东刻的“南方”、北侧室门楣上的“北方”、以及标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中大门”的门楣背面刻的“东方”，应是“南房”、“北房”和“东房”。这说明，汉人生前为自己造墓时，就视墓内的各室为房。 “内门”的“内”字，有“后”之义。《论语·乡党》云：“车中不内顾”，这里的“内顾”即“后顾”。另也有“室”、“房”之解，《汉书·武帝纪》谓：“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注引师古曰：“内中，谓后庭之室也。”王先谦补注云：“内，亦房也，《礼乐志》云：'芝生甘泉齐房’。” 可见“西方内门”即西房之门，加“内”字以表明它是“后庭之室”，其性质即相当于主人的卧房。 二，南侧室的门楣上刻“郁平大尹冯君孺人臧閤”十字。 “臧”同“藏”。《汉书·礼乐志》云：“臧于理官”，注曰：“古者怀藏之字，本皆作臧。”“臧”有“储藏”、“库藏”之意，《汉书·食货志》云：“府臧不实”， 即指库藏。但是，此地的“臧閤”在墓内的位置似与库藏无关，“臧”字应指埋葬之处，《后汉书·礼仪志》注引《吕氏春秋》曰：“葬者，藏也”，加之下面要说到的“正藏”、“外藏”之“藏”，均指埋葬之所。故“臧閤”谓“藏中之閤”。 “閤”，据《说文》段注：“按汉人所谓閤者，皆门旁户也，皆于正门之外为之”。意思是正门以外的边门称阁。《汉书·公孙宏传》云：“于是起客馆，开东閤以延贤人”，注引师古曰：“閤者，小门也，东向开之，避当庭门而引宾客，以别于椽史官属也。” 那么“臧閤”是否仅仅指南侧室或北侧室的门呢？非也。“閤”又通“阁”，《玉篇》云：“阁，楼也”；《淮南子·主术训》云：“高台层榭，接屋连阁”，即楼阁之谓也。再结合《汉书·游侠列传·原涉传》所载：王莽时期的原涉为其曾在汉哀帝时任南阳太守的父亲，“大治起冢舍，周阁重门”。说来巧得很，王莽天凤五年墓标“臧閤”题记的侧室，正是在后室之外成“∏”形的周阁；且该墓有前大门、中大门、内门，可称得上“重门”。故天凤五年墓乃“周阁重门”式墓无疑。所以“臧閤”即指整个呈“∏”形的侧室。 三、南耳室东柱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车库”十字题记，明言该耳室为车库。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内，在与天凤五年墓车库位置相对应的南耳室内，确实放着六辆马车和十七匹马，可作为车库之佐证。 天凤五年墓的北耳室没有题记，然而，与它位置相对应的中山靖王刘胜墓的北耳室内，存有大量的厨房用具和饮食器具，以及粮食和酒肉食物，可以间接证明它是厨房和食品仓库。
图一 南阳唐河汉郁平大尹冯孺人画像石基平、剖面图 但是，一些大型汉代画像石墓，有的有四个耳室，乃至有五个耳室者。如图二为河南襄城茨沟汉代画像石墓的平面图，在其前室、中室的两侧，分布着原报告称之为“右前室”、“右耳室”、“左前室”、“左耳室”的四个耳室。该墓的中室北壁发现有东汉顺帝“永建七年”（公元123年）的题记，故知是东汉中期墓。又如属东汉晚期的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图三），有五个耳室，其中四个耳室的布局与永建七年墓相同，第五个耳室位于后室之左，并与“左侧室”相连，该耳室后部有半堵隔墙，墙后有蹲式便池，显见是厕所。
图二 河南安城茨沟汉画像石墓平面图
图三 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平面图 这类墓四个耳室的用途，也许能从甘肃嘉峪关三号壁画墓（晋墓）中得到一些启示：该墓的形制与永建七年墓基本相同，差别在于它的四个耳室不是分布在前室和中室的两侧，而只集中于前室的两侧。在四个耳室的券门上部都有朱书榜题：右（东）侧前耳室题“牛马 上述由石刻题记注明的画像石墓内那几个部分，与文献所载的汉代埋葬情况基本相符。《汉书·霍光传》载：霍光死后，皇帝和太后除赐予金钱及穿的、盖的以外，还有“梓宫（梓木制成的棺）、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另有“枞木（柏叶松身）外藏椁十五具”，服虔注云：“在正藏外，婢妾藏也，或曰厨、厩之属也。”可见霍光的葬制包括了梓宫、便房、黄肠题凑的“正藏”，以及婢妾、厨、厩之类的“外藏”两部分。就天凤五年墓、永建七年墓和山东沂南画像石墓的形制而言，它们的“正藏”就是后室和藏阁部分；它们的“外藏”即车库、牛马 汉代贵族们是把墓葬与住宅等量齐观的。《仪礼·士表礼》：“筮宅，冢人营之”，汉人郑元注曰：“宅，葬居也。”《礼记·杂记上》：“大夫卜宅与葬日”，疏引《正义》曰：“宅为葬地”。事实上墓葬模仿地面住宅建筑由来已久，以周代的宫室制度为例，《释名·释宫》注引毕沅曰：“案古者宫室之制，'前堂’、'后室’，堂旁曰'夹室’，室之两旁乃谓之'房’。”《说文》段注：“中为正室，左右为房，所谓东房西房。”房的后面设“北堂”，室的后面或有“下室”。战国时期的土坑木椁墓，如信阳长台关一号墓的平面布局（图四），完全能与周代的宫室对号入座，它的头箱即前堂，棺箱即后室，两个边箱即左右房，足箱即下室和北堂。此为墓葬的“周制”（俞伟超）。
图四 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平面示意图 若以天凤五年墓与信阳长台棺一号墓相比，后室相当于棺箱，中室相当于头箱，周阁相当于边箱和足箱，几乎没差别。甚至连称呼都未改变：山东苍山县东汉元嘉元年（公元151年）画像石墓内的石刻题记中，就把前室称作“堂”，叫其侧的耳室为“夹室”。至于车库、厨房和食品库之类的耳室，也无非是土坑木椁墓之车马坑一类的衍化。如此说来，汉代的埋葬制度在本质上与“周制”没有什么区别。 （二） 要解决此问题，尚需研究一下汉代住宅建筑的平面布局。 图五出自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它由前、后两个院子及三排房子组成“日”字形布局。每一排房（连门厅在内）都为五间。第一排与第二排房的中间设前大门、中大门，第三排房似为厅堂。整座住宅有一条从前大门中央至厅堂中央的纵轴线，纵轴线的左右两侧对称；若以第二排房的屋脊为横轴线，其前后亦对称。
图五 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出的石刻“日”字形宅院图 图六为四川汉代画像砖上的宅院图。由四周的一圈廊房围构成院落，中间的一堵隔墙又把院落分成左右两部分。左院为住宅主体部分,布局与上图的“日”字形相似。最前面的是带栅栏的前大门；第二排中央是过厅；其后为面宽三大间的抬梁式木构架建筑物，这也是厅堂。厅堂后面还有若隐若现的建筑物。 图七是河南淮阳于庄西汉前期墓内出土的大型（南北长1.30、东西宽1.14米）陶庄园模型。它由田园和住宅两部分构成。住宅由前、中、后三个院子和四排房子组成。前大门的门厅内东侧有一长方形牲口槽，这似乎说明，前大门的两侧与马厩、车库有关，这样的安排最便于出行。中大门的两侧有角楼和厢房。据原报告讲，在厢房下是廊房，西厢房下是仓库。面对中大门的是建筑在高台上的二层主体建筑，此楼的底层肯定是厅堂。
图六 四川汉代画像砖上的宅院图
图七 河南淮阳于庄西汉前期墓出土的陶庄院模型及平面图 尽管上述三例住宅建筑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它们的布局基本格调是一致的。首先，它们都有一条从前大门中央伊始的纵轴线，在此纵轴线上，院子和房子交错 着向纵深展开。其次，不论它们有几个院子和几排房子，都有前大门和中大门。再者，中大门之后的第三排房都为主体建筑，即为厅堂。笔者以为，此类布局格 调在汉代有着普遍的代表意义，这是汉代统治阶级追求享乐，宴饮之风盛行，使厅堂的作用愈益突出而为之。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天凤五年墓、永建七年墓和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不少差异，然而它们的共同之处也较明显,都有一条纵轴线；在纵轴 线上分布着前、中、后三室，即都为三室墓，并都设前大门和中大门。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这三例汉代大型画像石墓与汉代住宅建筑之间的关系：前室和中室以及其两侧的耳室，相当于前大门和中大门之门厅以及其两侧的屋子，即相当于第一排房和第二排房；永建七年墓中室甬道和后室甬道，或者就是前院和后院的象征；后室处于住宅建筑里厅堂的位置，即中大门后的主体建筑的位置。天凤五年墓的车库位置，也能在淮阳于庄陶楼模型上找到线索。不难看出，汉代前、中、后三室墓的出现，是平面布局“第宅化”所致。 笔者以为，更有意义的是“汉制”的另一个含义——空间立体造型方面的第宅化。建筑的形式除序列组合这种平面布局外，主要表现在空间的凝聚，它包含着建筑材料、形体、装饰和色彩等几个方面。汉代画像石墓的建筑材料是纯石或砖、石混作，这应是汉代地面住宅建筑在木构梁架之外的墙壁部分已普遍使用砖石的反映，否则我们不能想象，大量的汉砖只是为了墓葬建筑的需要才制造出来。在建筑技法上，如用叠涩垒砌法，砌出通常谓之四角攒尖式的墓顶，从内部仰视，类似木构建筑中的庑殿式或歇山式顶，而画像石墓的穹窿顶和半筒拱式顶也是 源于地面建筑。沂南画像石墓内的八角形擎天柱，其下是上圆（覆盆式）下方的柱础，其上是一斗二升式斗拱，更是地面建筑的惯用手法。在墓的石门上雕出铺首衔环，是照抄地面住宅门上的装饰。至于满壁的石刻画，则是汉武帝以后，汉代上层人物的宫室内大量使用壁画和雕画的写照（详见吴曾德：《汉代画像石》中的第一章《汉代画像石艺术产生的历史背景》）。概而言之，在空间立体造型的各个方面尽可能地第宅化。 墓葬在平面布局和空间立体造型这两个方面的第宅化，我们称之为“完全的第宅化”，这就是，“汉制”。我们说，“汉制”的后一方面的第宅化更有意义，因为它是一种创新，是“汉制”与“周制”的区别所在。“周制”下的土坑木椁墓，以建筑学的角度衡量，好比不同大小的木头匣子的套叠，算不上一座真正的建筑物。而汉代大型画像石墓，从其诞生时日起，即俨然以一座地下住宅建筑物的面目出现，确切点说，是地面住宅建筑之缩影。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墓葬史上的划时代的变革。 （三） 这一变革发端于何时？追根求源，也许可上溯至文、景时期的陕西杨家湾四、五号墓，有人认为，它们可能是周勃、周亚夫父子的墓葬。以四号墓为例：它是曲尺形的竖穴土坑墓，由墓道、前堂（即报告中所称的“中庭”）、后室三部分组成。前堂、后室的上部“西墓道部分在屋脊下，似有三个楼层”。 与一般“周制”下的土坑木椁墓相比，杨家湾四号墓的平面布局从长方形变为曲尺形，前堂又从木椁的框框内脱离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部分，从而与地面第宅建筑的实际就较为接近。尤其是在空间立体造型上，它把第宅建筑中的三层楼阁搬入木椁墓中，更是一次空前创举，标志着“汉制”的萌芽。 “周制”下的竖穴土坑木椁墓，一般规模越大，深度越深。杨家湾四号墓有了三层楼阁，在空间上似乎出现了一个由下向上的逆转趋势。此趋势最终摆脱了竖穴土坑墓。以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的中山靖王墓为例：它是在山崖中凿出墓道、南北库房（耳室）、前堂、后室四个部分。在两个库房和前堂上筑起木构架的瓦房，简直等于把第宅搬入了崖洞内。后室是用大小不等的石板构筑成房屋形，屋前有石门，门上饰镀金的铜铺首。后室内虽也有棺椁，但已不存在 “周制”棺椁的含义。总之，它的平面布局和空间立体造型都使人耳目一新，尤其是空间造型，除墓道以外的各部分都力求第宅化，使墓葬的第宅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从具有千年历史的“周制”土坑木椁墓的模式中脱颖而出。中山靖王刘胜墓是“汉制”的初级形态。 在“汉制”产生、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发现空间立体造型方面的第宅化来得异常迅猛，成为脱胎于“周制”的有效突破口。平面布局的第宅化就缓慢得多了，直到西汉晚期才出现真正的三室墓。 汉代画像石墓的诞生是以石洞崖墓的发展为前提的。我们说，经济的发展，厚葬的风靡，宫室内壁画和雕画的盛行，这些固然都是画像石墓产生的重要条件（详见吴曾德：《汉代画像石》中的第一章《汉代画像石艺术产生的历史背景》），但无论如何，画像石墓绝不是汉人头脑中凭空想像出来的一种墓葬形式，一定有其参照的模式，那就是石洞崖墓。前述的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之后室，是用石板构成屋形，后室的周围还有一圈如王莽天凤五年墓那样的迥廊。试想，若在石板上镌刻上画，岂不是一座货真价实的画像石墓了吗？勿须赘言，石洞崖墓从建筑材料到式样为之提供了最直接的模式。 但是，建造石洞崖墓需要具备自然地理条件；要有雄厚的财力为后盾；更必须有相当的级别——最初的崖墓都是诸侯王一级使用的，为帝陵外的最高规格。一般的皇亲国戚和高级官吏，对既坚固又荣耀的石洞崖墓非常向往，在三个条件不能全具备的情况下，一种绝妙的办法便应运而生；那就是把石头运下山来，建造类似崖墓的画像石墓。其时间大约也发生在西汉晚期（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县赵寨砖瓦厂汉画像石墓》，文中认为“其年代应定为昭帝时期，其下限不会晚于宣帝以后。”即把画像石墓出现的年代提到西汉中期。该结论有待新的考古资料进一步证明。从王莽天凤五年墓上，至少可以说那时的画像石墓已很成熟了，故起码在西汉晚期画像石墓就该诞生了）。从此，画像石墓便以其独特的风貌和较高的规格流行于世，其中的大型画像石墓大都采用前、中、 后三室的陈式，盛行于东汉中晚期。 与画像石墓并行发展的是西汉中期以后出现的砖室墓。约在西汉晚期，亦因石洞崖墓的影响，砖室墓的平面布局有较大的改观。如洛阳烧沟632号汉墓，其形制与中山靖王墓相比，只多出了前堂两侧的一对耳室，看上去却极象一座带四耳室的具有前、中、后三室的墓，它似乎是介于二室墓和三室墓之间的过渡形态。到东汉中晚期，大型砖墓中的三室占主导地位，分布在北到内蒙古（如和林格尔壁画墓）、东至山东（如禹城汉墓），西达甘肃（如武威雷台东汉墓）的广大北方地区内。这些三室墓的规模巨大，有的全长（不计墓道）在27米余，小者亦有8米以上。墓主人的身份上自诸侯王，如死于熹平三年（公元174年）的中山穆王刘畅墓；下至二千石郡守一级的官吏。三室画像石墓的墓主人身份大体也应如此。 总之，无论是哪一种材料建成的汉墓，三室墓都为该类墓的最高规格。反之，具有高身份的人不一定建造三室墓，如死于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的中山简王刘焉墓，只用了带回廊的二室墓。 前述的属晋代的嘉峪关三号壁画墓，为我们确定“汉制”的下限提供了依据。 通过对“汉制”的讨论，深感“第宅化”这条线可以贯穿我国墓葬发展的进程。若以“第宅化”的程度为标尺，从商代至唐代的大型墓葬，概约可分为五个时期： 一，从商至春秋的萌芽期。表现在墓底中央有一个类似房屋奠基坑的腰坑，坑内所埋（狗等）也与房屋奠基坑相同。这时期的椁应是房屋的最初象征。 二，春秋末至西汉初年的初级期。即前述的以楚墓为代表的土坑木椁墓。汉初的土坑木椁墓比以前增多了门、窗设施。 三，西汉中期至东汉末的成熟期。 四，两晋南北朝为“汉制”到“（隋）唐制”的过渡期。以十六国为界限还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的两晋墓之基本形制还是沿袭汉制，由于时局和财力所限，墓葬平面布局简化，规模缩小。尽管如此，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砖砌的角柱、棂窗及灯台、灯龛，是立体造型第宅化的新发展。十六国以后的南北朝，墓葬的规模有所加大，斜坡墓道愈益加长；有的墓出现了过洞和天井；有的墓在墓道的两侧设小龛；有的墓使用了房屋形的石椁和木椁，并设棺床。这一切都开了“（隋）唐制”之先河。 五，隋唐的鼎盛期。流行长斜坡墓道、多过洞、多天井、多小龛的双室墓。过洞、天井为宫殿建筑的多重门、多重院落的象征。房屋形的石椁使用更为普遍。墓的全长在百米左右，加之色彩绚丽的壁画，气概雄伟，富丽堂皇。连地面双覆斗形的墓冢也是宫殿重檐大屋顶的象征。宫殿化把墓葬第宅化推到高峰，唐以后就逐渐衰退了。 注：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肖安顺同志提供一些资料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编辑 | 黄小珊 王小丹 公众号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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