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拓跋鲜卑主要经历了盛乐、平城、洛阳三个重要时代，通过不断学习汉文化，为中华传统文化发展注入能量。早期在迁徙过程中，鲜卑通过与匈奴、高车以及汉族等不断接触，其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形态不断发生转变。北魏进入中原地区通过制定各项政策，使北魏完成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政权的转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民族交融的关键时期，各民族文化之间不断碰撞、交流。通过总结，拓跋鲜卑不仅在地域上不断向中原地区靠拢，并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积极向汉族学习。  一、从盛乐到平城：拓跋鲜卑渐进中原拓跋鲜卑早期历史，就是一部民族迁徙史。拓跋鲜卑先世在发祥地“大鲜卑山”生活了七十余世，约两千年左右。最初，拓跋鲜卑“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 拓跋鲜卑第一次的部落南迁始于推寅：从发祥地大兴安岭北段出发，向西南方向迁移至“方千余里”的“大泽”。再进入到“匈奴故地”，鲜卑族在吸纳其他北方民族部落时候，汉族也逐渐加入其中。 3世纪中叶，不断向西南迁徙的拓跋鲜卑的活动范围逐渐集中。农耕经济在拓跋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凸显出来，以盛乐中心的政治统治出现了，这一政治中心的稳定，表明拓跋鲜卑部落已经逐步向初期的国家形态迈进。形成了以拓跋氏为核心的地缘部落结合体。  从拓跋力微开始，蒙古草原各部落纷纷加入拓跋部落联盟，因此，拓跋氏部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拓跋猗卢统治下，拓跋鲜卑完成了从部落联盟体，向中原王朝的边疆属国政权的过渡，并建立了拓跋氏第一个政权——代国。 拓跋鲜卑抓住了西晋王朝的盛衰时机，开始逐步将统治中心持续南迁，基本形成了以盛乐为北都，平城为南都的治理格局，同时也开始营建新平城，继续加快向中原渗透势力的步伐。 拓跋鲜卑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制约束，百姓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界限。因此，猗卢开始实施明刑峻法的措施。法权成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工具，统治者与人民对立的局面出现。什翼犍即位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国家机器的建设，开始制定明确的政治制度。拓跋鲜卑内朝制开始形成。此时的权力机构相对于之前而言，国家特征更加明显。  拓跋鲜卑在拓跋珪的带领下正式进入中原，开启了其长达九十余年的政治统治。进驻中原，作为以少数民族建立国家的政权，拓跋氏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以学习汉文化为主线。这样势必会带来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在这期间，其“中国”意识也发生了改变。 二、平城时期鲜卑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的多维表现佛教的发展是北魏开凿石窟的直接原因。佛教是一种外来宗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通过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断撞击与交融，到南北朝时迎来了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在统治阶层的领导下，凉州僧人们的迁徙，平城地区僧人剧增，寺院经济空前繁荣。 孝文帝迁洛后，政治中心转移，北魏民间开窟风气盛行。晚期石窟作为云冈石窟修建的尾声，其规模大不如前，主要以中小窟为主，较为规整，呈现出鲜卑文化较少，汉文化特色浓郁的特征。 平城时期，拓跋鲜卑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王朝。从石窟开始的文化交融，以小见大。但鲜汉之间的文化交融与更宽、更广的方面密不可分。平城作为北魏发展历史长河中的开端，统治长达100余年之久，鲜汉文化在各个层面都展开了充分的交融。 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在北魏，学习儒家文化一直是一项基本国策。儒学在拓跋鲜卑社会传播广泛深远。在复杂的民族关系背景下，拓跋鲜卑也在不断调整自身的民族观以期适应新新形势的发展。同时，在北魏社会已经发展至成熟阶段，拓跋鲜卑的“中国”意识也有所进步。  长城在古代不仅是由抵御外敌的作用，更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界。拓跋鲜卑进入长城以内，定都平城，经济上，原有的畜牧业很难适应当地环境，不能满足生活需求，因此急需转变生产力发展，同时进入中原势必与汉族发生经济贸易往来与互动，促进民族间的交流往来。 游牧民族与久居中原地区的汉族在服饰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但随着游牧民族进入中原，服饰方面不仅保留自己的特点，同时也逐渐与汉族服饰交融，同样，汉族人们也受到游牧民族的影响，服饰也在发生着改变，形成了多种文化及元素并存的局面。  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当政权开始稳定时，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建设城市，以更好的稳定其统治政权。无论是主动或者被动的徙民政策，平城已然形成了一个以拓跋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居的局面。随着更多的各族民众的集中，意味着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自然边界消失，各民族逐渐按照一样的生活模式来生活。 北魏平城时期，南北双方在文学方面的交流在文学作品上的体现比较少，但却为后期文学的体裁和风格的发展演变埋下了伏笔，加强了南北朝的文化交流，推动了这一时期的民族文化交融。  三、平城时期鲜卑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的多维表现作为由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北魏王朝，人口众多，民族成分丰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离不开拓跋鲜卑的不断迁徙活动。迁徙活动是造成平城地区多民族杂居，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原因。拓跋鲜卑的迁徙活动不仅迁徙了不同成分的民族人口，同时也使得鲜卑文化与汉文化得到了沟通与交融。 自夏商王朝时期开始，中原地区便开始了显示它作为文明中心的辐射作用，其影响范围就不断扩大。一部中华文化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原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激荡、渗透、交融的历史。中原汉文化因为它自身的先进性，对少数民族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吸引力。  历史上，“中国”一词的内涵十分丰富，各民族对“中国”的认同也是多维度的。北魏平城时期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随着拓跋鲜卑与汉族交往过程不断推进而日益丰富，并逐渐呈现出少数民族与汉族同为“中国”的状态。 北魏的儒学认同作为精神文化认同的一部分，在促进拓跋鲜卑中国认同的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儒家文化本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和社会意识形态，仁、义、礼、孝等是其核心思想形态和理想人格。  结语从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来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政权对峙、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激荡岁月。北魏平城时期鲜汉文化这种深层次的民族文化交融，大力推动了繁衍至今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活跃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文化特色，说到底正是千百年来数不尽的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产物。这种各民族文化特色的存在，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发展的内在动力。 参考文献：[1]魏收.《魏书》. [2]沈约.《宋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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