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参看：《理论与史学》第8辑 引言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影响广泛，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东亚世界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核心，日本、朝鲜（韩国）和越南为主要成员的文化圈。日本学者西嶋定生认为，汉字、儒教、佛教、律令制度是这一东亚文化圈的四大支柱。[0]而以汉字为最基本载体的中华文明构成了它的根源和动力。中国史学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史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1]相较于日本和朝鲜，越南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内的位置相对边缘，其对中国史学的吸收与效法也最为粗放。但不可否认的是，越南史学是中国史学南传海外的典型代表。考察越南史学史，不仅可以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范围与层次，而且可以为深化东亚汉字文化圈内各国之间思想文化的交流和比较提供可能。 《大越史记全书》是现存越南最早的一部以汉字编成的官修国史，记载了自上古鸿庞氏至后黎朝嘉宗德元二年（1675）间的史事。它是研究越南古代文史的原典性史籍，其有关中国的史料不仅可以提供观察古代中国的“异域之眼”，而且所记载的古代越南与宋元明清交涉之史料，对于探讨10世纪到17世纪中越关系以及东南亚区域史之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越南古代史学史就是一部作为国史的《大越史记全书》获得不断续修与完善，直至最终付梓刊刻的历史。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关于《大越史记全书》作者及其编纂过程的研究已然取得不少成果，但见仁见智，不少问题仍然有待辨析与厘清。[2]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考察以《大越史记全书》作者及其编纂过程为主要内容的越南古代史学史的相关问题，以期通过这一个案更加细致准确地展现出中国史学传播海外生根发芽进而开花结果的过程。 一、《大越史记全书》现存版本 《大越史记全书》经由吴士连、范公著等多位史家之手，前后历时四百多年才最终编纂完成。全书共二十四卷，分外纪五卷与本纪十九卷，黎熙宗正和十八年（1697）被正式刊刻出版。这一正和本《大越史记全书》现已失传，目前存世的版本均属正和本的衍生本。 1884年，引田利章将日本参谋本部从越南知河内府事的阮有度处获得的《大越史记全书》阮朝刻本，重新校订后出版。这一版被习惯称为“引田本”，问世之后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引田利章在整理过程中，对全书的结构与章节进行了调整，因此该版本与原刻本颇为不同。[3]1984年至1986年，经陈荆和编校的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分三册相继在日本出版。校合本在最后附有五卷的“续编”，记载了正和本下限1675年之后直至1789年黎朝灭亡间的历史。陈氏在进行校订时，综合采用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十一部《大越史记全书》，足见其用功之勤。校合本出版以后，影响很大，是目前使用最为普遍的《大越史记全书》版本。[4] 1998年，越南社会科学院影印出版了曾被法国汉学家戴密微私藏的内阁官板《大越史记全书》。所谓“内阁官板”是1856年阮朝内阁重刊《大越史记全书》时，利用黎朝旧刻板补以少许新刻板刊印而成。一般认为这一内阁官板是当前最为接近正和本的版本。这次影印还将阮文喧旧藏《大越史记本纪续编》残刻两卷附于内阁官板之后。[5]2015年，孙晓主编的标点校勘本《大越史记全书》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与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标点校勘本”的整理以内阁官板为底本，同时参考其他版本；仍按校合本的方式，将正和本下限之后的黎朝历史以“续编”的名义补全。[6]标点校勘本是现今国内经过整理的最为完整的《大越史记全书》版本，本文使用的便是这一版本。 二、越南史学的产生 清光绪三年（1877）越南阮朝礼部侍郎裴珠江等人使华，在与湖北布政使孙衣言笔谈时曾言：“下国前朝丁、黎、李、陈、黎皆有史本，莫是润位，无有正史，野史载其事耳。”[7]越南立国后，效仿宋代中国开展政权建设，官方史学作为国家政务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是越南学习的内容之一。官方史学分记史与修史两种，记史是将当时的人事记录下来，作为一种资料保存，修史是在前者基础上修纂成历史著作，用以传世。[8]据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记载，越南最早的官修国史著作是陈朝黎文休的《大越史记》，但没有提到记史制度始于何时。我们认为，正如裴氏所言，越南立国之初的丁黎时代官方记史的制度应已形成，只因资料匮乏，无法深考尔。 李朝历经二百六十年统治，是越南国家建设与独立发展的巩固阶段。叶少飞根据《越南汉喃铭文汇编》中三则碑刻史料：“史册记其戎勋”“乃命国史述此芳猷”“秘书省校书郎”，推测李朝应有自己的史书修纂机构和史职人员。[9]然而，李朝的官方史学似乎仍只停留在记史的阶段，还没有发展到纂修成品国史著作的地步。越南国史的诞生要等到各方面条件均已成熟的陈朝。 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决定了儒士们必然重视历史与史学。李朝诸帝推行“三教并举”的国策，同时按照儒家思想发展教育并实施科举取士的选举制度，逐渐在社会上培养出一批具备儒家思想的知识阶层，打破了佛教僧侣一统越南知识界的局面。但儒家势力在李朝的发展仅仅是个开始，李朝是越南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佛教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拥有广泛拥趸，而儒士群体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仍然只局限在上层社会的少数人群中，力量还很弱小。[10]这应该是李朝官方史学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陈朝建立后，尽管佛教势力仍然强大，但儒家思想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陈初效仿宋制设立官方的史学机构国史院，除继承李朝之记史传统外，陈太宗年间成品的国史亦应运而生。据《安南志略》载，“陈普，太王用为左藏，迁翰长。尝作《越志》”[11]；“黎休，才行俱备，为昭明王傅，迁检法官。修《越志》”[12]。《安南志略》大约成书于14世纪30年代，作者黎崱，字景高，号东山，爱州人，原为安南陈朝彰宪侯陈键的幕僚，在第二次蒙元征讨陈朝的战争中，被俘至中国。[13]该书是黎崱晚年定居汉阳时所作，因身居元朝，以中国立场撰史，故对越史有诸多改动。《安南志略》提到的陈普与黎休对应的便是《大越史记全书》中所记载的陈周普与黎文休。 陈普又名陈周普，所作《越志》是越南有史可考的首部史书，今已不存。《大越史记全书》中关于陈周普有两处记载：陈太宗建中八年（1232）二月，“试太学生。中第一甲张亨、刘琰，第二甲邓演、郑卸，第三甲陈周普”[14]；元丰元年（1251）二月，陈太宗在内殿赐宴群臣，“及醉，坐者皆起，拦手而歌”，身为御史中相的陈周普也随人拦手并作歌：“史官歌云尔，史官歌云尔”。针对此事，吴士连还曾批评道：“观此，虽见当时君臣同乐，不拘礼法，亦风俗之简质，然无节矣。有子曰：知和而知，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御史诤臣职当绳纠，不言则己，乃与之同流，恶在其为朝廷纲纪哉。”[15]从中可知，陈周普是科举出身的儒臣，后官至御史中相并兼职史官；陈朝初年的君臣并未形成严格的儒家礼法等级意识；吴士连对身为御史的陈周普未能纠正君臣之间的“非礼”行为反而参与其中，颇为不满。 黎休即黎文休，清化东山甫里人，生于陈太宗建中六年（1230），卒于陈明宗大庆九年（1322），享寿九十三岁。据《大越史记全书》陈太宗天应政平十六年（1247）春二月载：“大比取士，赐状元阮贤、榜眼黎文休、探花郎邓麻罗、太学生四十八名出身有差。初，壬辰、己亥二科惟以甲乙为名，未有三魁之选，至是始置焉。”[16]可见，黎文休十八岁中举，是越南科举史上的首位榜眼。步入仕途后，黎文休先后担任翰林院侍读、兵部尚书等职。[17]陈圣宗绍隆十五年（1272）春正月，“翰林院学士兼国史院监修黎文休奉敕编成《大越史记》，自赵武帝至李昭皇，凡三十卷，上进，诏加奖谕”[18]。这里的《大越史记》即上文的《越志》。黎文休纂成越南历史上首部国史《大越史记》，因此被后世奉为越南历史上第一位史学家。[19]《大越史记》原书早已亡佚，内容被融于吴士连洪德十年（1479）年所纂《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本之中，目前能确定的出自黎文休手笔的是以“黎文休曰”为形式存在的30条历史评论。 除了《越志》和《大越史记》外，还有两部陈朝史书值得关注。《大越史略》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越南私家编年体史书，记载自上古雄王“文朗国”至李末陈初间之历史，成书于陈朝末期，作者不详。该书成书后不久就在本土亡佚，但明初流传至中国后却被保存下来，清修《四库全书》时收入此书，改名为《越史略》。[20]《越史纲目》也是陈朝后期的一部史书，吴士连评价它：“书事慎重而有法，评事切当而不冗，殆亦庶几。然而兵火之后，其书不传。”[21]该书作者胡宗鷟，演州士城人，陈艺宗绍庆三年（1372）任翰林院学士，陈废帝昌符十年（1386）任翰林学士奉旨，《大越史记全书》中有其小传，说他“年少登科，颇有才名。初未甚显，适遇元宵，有道人黎法官者，为张灯设席，延文客为欢。宗鷟受简，请题席上赋诗百篇，众皆环视叹服，自是名震京师。以文学为时所重，而诗酒无虚日。初为安抚，有侵于民。事发，艺宗怪问之，拜谢曰：一子受皇恩，全家食天禄。帝原之。累迁至翰林学士奉旨兼审刑院使。年八十余，寿终于家”。[22]可见胡宗鷟是陈朝末年一位科举出身且颇富文采的儒学名臣。 三、黎文休《大越史记》的相关问题 关于黎文休《大越史记》与陈朝其他几部史书之间的因袭关系，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日本学者山本达郎认为黎文休《大越史记》是在陈普《越志》的基础上修撰而成，《大越史略》是《大越史记》的简化本，与胡宗鷟《越史纲目》是同一书。[23]陈文玾认为陈普是《大越史略》的作者。[24]陈荆和也认为陈普是《大越史略》的作者，且《越志》就是《大越史略》。[25]潘辉黎认为山本达郎与陈荆和的看法均只是推测，不能作为定论。[26]陈国旺认为《大越史略》的纂修时间应晚于黎文休。[27]张笑梅、郭振铎认为《大越史略》与《大越史记》是两位越南史家编著的两部著作，不能混为一谈。[28]成思佳认为《大越史略》的成书时间应在1277年到1388年之间，其作者很可能是陈末的胡宗鷟，《大越史略》与《越史纲目》可能是同一书。《大越史略》并非《大越史记》的简化本，而是在其基础上有所增补和创见的著述。[29]叶少飞认为《大越史略》是在《大越史记》的基础上模仿曾先之《十八史略》编修而成。《十八史略》在东亚范围内传播广泛，影响很大，中国、日本和韩国均有续作、仿作。《大越史略》是“史略”体，其内容最接近已经失传的《大越史记》原书。胡宗鷟《越史纲目》与《大越史略》并非同一书，从名称上看，《越史纲目》应是仿朱熹的纲目体，与《大越史略》的体裁并不一致。但他强调胡宗鷟是《大越史略》作者的可能性很大。[30] 综和各家所述，笔者做出了以下两点判断：第一，黎文休《大越史记》应是在陈普《越志》的基础上纂修而成。吴士连有言“奈史籍阙于纪载，而事实出于传闻，文涉怪诞，事或遗忘，以至誊写之失真，纪录之繁冗，徒为嵬目，将何鉴焉。至陈太宗，始命学士黎文休重修，自赵武帝以下至李昭皇初年”。[31]可见，吴士连对黎文休《大越史记》之前越南史书的编纂状况极为不满，这里就应该包括了对陈普《越志》的指责，因此这才有了黎文休所谓的“重修”。叶少飞基于吴士连对陈普“中庭作歌”一事的负面评论判断吴士连对陈普没有好感，因此在其所撰国史之中不提陈普修史之事。在我看来，所谓陈普《越志》很可能是一部誊写失真的记注之作，即一部原始简略的史事编年，这样一部粗糙的半成品，恐怕很难入吴士连的法眼，单纯从史家个人好恶方面解释其缺载，未免失之简单。从《大越史略》中也没有陈普《越志》的相关记载来看，该书的史学价值可能微不足道。 第二，《大越史略》应是在参考《大越史记》基础上有所发明的私家撰述，作者是胡宗鷟，《越史纲目》即《大越史略》。诚如叶少飞所言，《大越史略》很可能是在曾先之《十八史略》的影响下所作，但事实上“史略”并不构成一种史书体裁，无论是“史略”还是“纲目”都属于编年体范畴。现存元代《十八史略》刻本中，有二卷本与十卷本两种，有的二卷本中著录有“纲目”一卷，而有的十卷本书名即为《历代十八史略纲目》。[32]换言之，在元代流传至越南的《十八史略》影响下编撰的《大越史略》，其名称还可能是《大越史略纲目》，而《大越史略纲目》也完全可以简称为《越史纲目》。另外，吴士连提及《越史纲目》“兵火之后，其书不传”，根据吴士连所处之时代，所谓“兵火”当指明初与安南之间的二十年战争。而《大越史略》也正是在安南“属明时期”传入中国并同时在本土亡佚的。《越史纲目》与《大越史略》在安南本土亡佚的时间段如此吻合，恐怕不是巧合。综合考虑，提出胡宗鷟《越史纲目》与《大越史略》是同一书的看法，应该说得通。 四、后黎朝的国史纂修工作 在反抗明朝统治基础上建立的后黎朝，政治上特别强调与明朝的区别，但在文教政策与官僚体系上则一律向明朝看齐。经过太祖黎利及之后几代帝王的励精图治，后黎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集权体制的加持下，后黎朝社会的各个领域获得全面发展，到黎圣宗时期达到了顶峰。[33]程朱理学作为一种维护纲常名教的理论学说，在属明时期被明朝强力推广至交趾的各级文化单位，进入后黎朝后它更是适应了越南国家的现实需要，在黎朝诸帝的大力推广下获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全社会共同信奉的正统思想。[34] 统治者重视史学，加之“独尊儒学”与科举考试的激发，后黎朝时期的官方史学得到了显著发展。黎初继承陈朝制度设立国史院，专门负责国家的修史事业。国史院所设史官有国史院同修史、史官修撰、史官都副总裁等职，史官修撰是专职史官。黎贵惇曾言“先朝之有天下也，太祖以神武开基，太尊以英明绍统，淳皇才略雄迈，一新百度，宪庙天性宽厚，率循旧章，谟烈训诰之盛，文物章程之懿，不逊中国，而考之实录，盖阙如也。洪德年间，祭酒吴仕连编述自顺天至延宁，为三朝本纪，叙事颇详，粗有端绪。是时史官选用颇重，如黎义之类，直书守正，有古人之节，其所编日历，今不复传。洪顺中总裁官武琼继编次，自光顺至端庆为四朝本纪，于敕令条格粗具，而事任除授，臣僚奏疏，尚多遗漏。”[35]由此可知，圣宗朝是后黎朝史学发展的黄金期，吴士连曾作太祖、太宗和仁宗“三朝本纪”，黎义曾编写圣宗朝日历，武琼曾作圣宗、宪宗、肃宗和威穆帝“四朝本纪”；后黎朝的国史院很可能有以日历、本纪为名目的常规性撰史任务。 延宁二年（1455），黎仁宗命修史潘孚先接续黎文休《大越史记》，编写自陈太宗起至“明人还国”期间的历史，仍名《大越史记》。[36]潘孚先，字信臣，号墨轩，河内慈廉县人，陈末时为太学生，黎初考中明经会试，曾任天长府安抚副使。大和六年（1448）潘孚先转任国子监博士兼国史院同修史。潘氏《大越史记》又名《史记续编》或《国史编录》，共十卷，现已不存。[37]与黎文休《大越史记》命运相同，潘孚先《大越史记》也被融进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本中。目前只有12条“潘孚先曰”的历史评论可以确定是其原作。 洪德十年（1479）冬至，史官修撰吴士连向黎圣宗进奉私撰的《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吴士连，彰德县祝里村人，今属河山平省章美县祝山乡，出身儒学世家，自幼博览群书，尤谙经史，曾参加过黎利领导的蓝山起义。黎太宗大宝三年（1442），吴士连参加会试，赐同进士出身，其后依次担任都御史、礼部右侍郎、朝列大夫兼国子监司业兼史官修撰等职，“老而致仕，享寿九十有九岁”[38]。后黎朝建于明朝“弃守安南”之后，官方图籍藏存不全。黎圣宗即位之初，倾心文化事业，遂于光顺年间下诏收集民间野史与私家所藏之古今传记，命儒臣们整理编次之，力图撰成国史。吴士连在国史院时曾参与相关工作，但因中途家变，未能目睹书成，及再入史院时，国史已然上进。藏于东阁，莫得见之。身为史官的吴士连，为了弥补遗憾，于是着手私纂国史。[39] 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是以黎文休与潘孚先两部《大越史记》为基础，参考了胡宗鷟《越史纲目》并“北史、野史、传志诸本，及所传授见闻，考校编辑为之”[40]。黎、潘两部《大越史记》皆是奉诏编纂而成的国史，在载述的历史内容上前后连续。吴士连认为二书在记志、义例和文字等方面还存在缺陷，对此进行了校正与完善，具体的方法是“事有遗忘者补之，例有未当者正之，文有未安者改之，间有善恶可以劝惩者，赘鄙见于其后”，还额外新增《外纪》一卷，最终整理成十五卷《大越史记全书》。[41]全书将越史分为郡县中国时的“外纪全书”五卷与独立建国后的“本纪全书”十卷两部分，内容涵括了从鸿庞氏到“明人还国”间四千年的越史，其中吴权建立的吴朝被当作外纪与本纪的分水岭。[42]吴士连还继承了黎文休与潘孚先对历史进行评论的史学传统，《大越史记全书》中保有以“史臣吴士连曰”为形式的历史评论共173条。 洪顺二年（1510）襄翼帝命兵部尚书、国子监司业兼史官都总裁武琼编纂《大越通鉴通考》，翌年进奉。该书“述自鸿庞氏至十二使君以前为外纪，自丁先皇至本朝太祖高皇帝大定初年为本纪，并详节历代纪年，凡二十六卷”。[43]黎嵩称它“大而三纲五常之道，以至事物细微之理，莫不该载”[44]；范公著赞“其笔削大法，又炳炳于史笔之微旨矣”[45]。此书今已不存，《大越史记全书》中仅保留三条武琼的历史评论。武琼，字守璞，号泽坞，唐安县慕泽社人，今属海兴省平江县，洪德九年（1478）进士，历任工部、兵部和礼部尚书。[46] 洪顺六年（1514）九月，襄翼帝认为《大越通鉴通考》不便阅读，“欲撮其大要，使一览之间，而天地纲常之道益著，帝王治平之道益明。如大纲既举，而众目毕张；如明镜既悬，而万象皆照。其有关于世教者大矣”[47]。于是命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知经筵事敦书伯黎嵩撰《越鉴通考总论》一卷。[48]该文又名《大越通鉴总论》，全篇6500字，是针对武琼《大越通鉴通考》的浓缩择要之作，问世后备受好评。其后范公著与黎僖续纂《大越史记全书》时均将此文置于卷首作为越史总论，可见其重要性。黎嵩原名杨邦本，被赐国姓，遂改名“嵩”，清廉安乐人，今属河南宁省，洪德十五年（1484）进士。[49]光绍五年（1520）四月，黎昭宗命礼部尚书兼史官副总裁知昭文馆秀林局邓鸣谦撰《大越历代史记》。邓鸣谦，山围人，自号脱轩先生，有《越鉴咏史诗集》行于世。[50] 五、吴士连纂史动机辨析 中兴黎朝史家范公著认为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是奉黎圣宗之命纂修的官方史书，[51]但这种说法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已有学者撰文指出《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并非吴士连奉诏纂修，而是其私家撰述。笔者认同《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本是私家撰述这一论断，但对于吴士连的纂史动机，似仍需略加探讨。 有学者根据《拟进大越史记全书表》中“兹者伏蒙圣恩，除臣馆职”[52]一句，得出吴士连因未能完成光顺年间朝廷交付的修史任务，遂被黎圣宗革除了史官之职的判断。吴士连在面对自己因失职而被罢官却并未受到更重的惩罚时，深感内疚。为了报答皇恩的浩荡，他主动采纳群臣之言，编纂了十五卷的《大越史记全书》。[53]这里“除臣馆职”中的“除”字被理解为“革除”之意。但在文言文中，“除”与官职相连时是“授命”的意思。“伏蒙圣恩，除臣馆职”应该指的是洪德二年（1471）吴士连被授命为“史官修撰”一事。[54]显然，该学者这一“内疚报恩撰史说”并不能成立。 另有学者提出了“忍辱发愤著书说”。吴士连曾在谅山王宜民在位期间担任都御史，颇受宠遇。圣宗即位后对吴士连曾依附政敌的过往耿耿于怀，还因故面谕羞辱吴氏：“今厉德侯为我失国，尔不能以禄死，反去事吾，纵我不言，尔心不愧死乎？真卖国奸臣也。”[55]言语中不难看出圣宗对吴士连的深深不满与敌意。 黎圣宗时期官方热心修史，但圣宗本人在支持官方修史事业的同时对史官所记亦心存忌惮。光顺八年（1467）七月，黎圣宗打算观看国史院史官黎义所修的日历，黎义最终无法拒绝，史载： 帝欲观国史，命内官就翰林院密谕史官黎义曰“昔房玄龄为史官，唐太宗欲观实录，玄龄不与之观。今尔与玄龄孰贤？”义曰：“玄武门之事，玄龄却不直书，唐太使之而后书，恐未为贤。”内官曰：“帝欲观光顺元年至八年日历。”义曰：“人君观国史，固非美事。唐太、玄龄所为，而后世非之。”内官曰：“帝谓观日历，向者有过，得以悛改耳。”义曰：“陛下强为善而已，何必观史乎。”内官谕之再三，义曰：“圣主实能改过，社稷无疆之福。此是不谏而谏。”遂进日历。帝观毕，遂还史院。[56] 自古帝王观看国史，都会被后世非议，唐太宗就是前车之鉴，黎圣宗不会不知，用“密谕”的形式显然是心虚的表现。黎义作为史官，恪尽职守，在拒绝不成的情况下，谏议希望圣宗看完国史后“实能改过”。对此，有学者认为，圣宗执意观看国史日历是其对史官缺乏信任的体现，“而对于史官吴士连，黎圣宗在不信任的同时，复有憎恨之情”。光顺年间，吴士连曾参与新编国史的纂修，但因中途家变，未能相与始终，回朝后也未能目睹已修成的国史。该学者认为这件事也与黎圣宗憎恨吴士连有关。吴士连见憎于当上，又为当上所用，与千年之前司马迁的遭遇相似，故而吴士连私撰十五卷本《大越史记全书》的动机应源自效法司马迁忍辱发愤以修《史记》的精神。[57] 这种认为吴士连效法司马迁忍辱发愤著书的看法颇具新意，但值得商榷。光顺初年，黎圣宗的确对曾投靠过谅山王宜民的吴士连心怀不满，但这种不满到洪德年间似已烟消云散。洪德二年（1471）吴士连被任命为史官修撰。[58]如果黎圣宗真的忌惮史官的话，那这项任命恰恰可以反映出吴士连在黎圣宗心目中的位置已由之前的不满变为“提拔重用”。洪德六年（1475）正月，明朝遣金吾卫指挥使郭景来安南追捕逃亡犯人，等到郭景还国时，圣宗命太傅祈郡公黎念、吏部尚书黄仁添、兵部尚书陶隽、翰林院侍读兼东阁大学士申仁忠、东阁校书杜润、郭廷宝、翰林院侍书武杰及史官修撰吴士连作诗，自己作序，为其饯行。[59]与黎念、申仁忠、杜润等朝中重臣一道为明朝官员作诗，足以反映出吴士连政治地位的提高。从这两件事中可以看出，洪德年间的吴士连应该算得上是黎圣宗重点提拔的大臣之一。至于身为史官的吴士连看不到已修成的国史的原因，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是黎圣宗憎恨吴士连。中国古代官修的史书，成书以后多会藏于金匮石室，帝王观看国史尚且阻碍重重，何况臣下。史官吴士连无法看到藏于东阁的新修国史，似乎不应算作异常之事。 司马迁的忍辱发愤是基于“李陵事件”所遭遇到的不公，所作《报任安书》里已清楚交代。吴士连并未遭遇到任何实质性的不公对待，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吴士连对黎圣宗有过不悦之情，而黎圣宗对吴士连不满甚至愤恨的原因却比较合乎儒家价值观，并不能构成吴士连忍辱发愤而作史的外部条件。吴士连在《进书表》中提及“效马史之编年”[60]，这只能说明吴士连效法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纂史精神，并不能反映其他问题。因此，将吴士连纂史的动机与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相比附，可能只是一种想当然尔。在我看来，吴士连纂修《大越史记全书》的动机并不复杂：其一，光顺年间当直国史院的吴士连因家中变故，未能参与新修国史的编纂工作，这对于一位出身儒学世家，夙有史学志向的史家来说，是莫大的遗憾。私撰《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献给朝廷，是吴士连为了弥补自己身为史官未能纂成国史的遗憾；其二，更重要的原因是，洪德年间，吴士连得到黎圣宗拔擢，官运亨通，先后担任礼部右侍郎、国子监司业和史官修撰等职。身处洪德盛世，自觉应该有所作为，所以他才毅然决定私撰一部国史，用来补报时代的昌明以及圣宗的知遇之恩。 六、中兴黎朝的国史续修与刊刻 黎圣宗之后，后黎朝的统治力日趋衰落，国内起义不断，1527年外戚莫登庸伺机篡位。莫氏建立统治后，各地割据集团纷纷打着兴复黎朝的口号反对莫朝。1533年，“反莫拥黎”势力集聚南方清化一带，以阮淦为首的黎朝旧臣拥立黎珣为帝，史称“黎庄宗”，建立所谓“中兴黎朝”。[61]由此越南历史进入“北莫南黎”的“南北朝时代”（1533—1592）。在六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黎莫双方征伐不断，最终黎朝在郑氏的辅助下推翻莫朝，还都升龙。莫氏残余势力则在明清中国的庇护下割据越北之高平一带，直至“三藩之乱”时被郑氏消灭。 中兴黎朝之初，阮淦把持朝中大权，他死后大权落入其女婿郑检之手，自此郑氏家族取得中兴黎朝的一切大权，阮氏家族却被边缘化。阮淦次子阮潢出于避祸考虑，通过姐姐关说姐夫郑检，获得了广南、顺化的镇守权，遂将家族势力迁移至此。1592年，在郑松的带领下南朝战胜北朝，莫氏统治被推翻，但莫氏余党尚多，各地仍需派兵平乱。[62]在其后八年的时间里，阮潢一面帮助郑氏征讨莫氏残余，一面竭力巩固顺广地区的割据局面。1600年阮潢借平乱之机返回顺化，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王国”，史称“广南国”[63]。从此阮郑南北分治，各霸一方，中兴黎朝进入所谓“郑阮纷争时代”（1600—1788）。从1627年到1672年，郑阮双方进行了七次惨烈的大战，结果却是谁也不能吞并谁，最后只好停战，划江对峙。[64] “郑阮纷争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黎氏君主徒有其名，只在祭祀或外交等场合扮演象征性的礼仪角色，国家军政实权由郑氏家族通过世袭称王来行使。郑氏大权独揽，百官皆倒向郑氏一边，王府而不是朝廷却成为全国一切军民政务的枢要之地。南方阮氏尽管割据自治，但形式上仍然尊崇黎氏朝廷，对内只称“国主”。中兴黎朝这种“一皇二主”的复杂政治局面一直持续至灭亡。可以说，在中兴黎朝的政治文化里，黎与郑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一）范公著等与《大越史记全书》的续修 中兴黎朝的史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官方对国史的续编及刊刻上。郑柞、郑根和郑称主时期（1657—1729），国内的战乱渐趋平复，南北政局稳定。景治三年（1665），在郑氏的授意下，黎玄宗命吏部尚书范公著领衔纂修国史，完成《大越史记全书》二十三卷。[65]参与范公著纂史团队的人员包括：左侍郎杨澔、右侍郎胡士扬、阮国櫆、邓公瓆、寺卿阮公壁、东阁裴廷员、侍书陶公正、待制吴珪、府尹阮廷正、给事中阮公弼、翰林阮曰庶、武惟断等。“嗜书好学”的范公著是这次国史纂修工作的总负责人。[66] 范公著，唐豪县辽川人，今属海兴省美文县，黎神宗永祚十年（1628）同进士出身，在黎神宗至黎玄宗时代深得郑柞、郑根父子器重，历仕参从、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国老参预朝政、掌六部事、太保燕郡公。范公著“为人深沉简重，行有操术，辅王于潜邸日，筹划居多，当国日久，法度屡有建明”。[67]范氏对中兴黎朝的文教振兴颇有贡献，万庆元年（1662）五月，他在“监守国子监皂隶民奉事”时，针对国子监殿堂与宫墙内外率多破败的情况，进行了修葺与完善，使得最高学府“制度规模，稍复轮奂”，又于每月初一、十五日大会诸生，习练课程。经过范公著对国子监的一番整顿管理后，史载中兴黎朝“自是儒风益振，人才多有成就焉”[68]。 胡士扬是范公著纂史团队的成员之一，琼瑠县完厚人，今属乂安省，黎神宗庆德四年（1652）同进士出身，历任东阁大学士、兵部右侍郎、工部尚书、参从等职。胡士扬曾多次负责接待中国使节，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还作为正使“如清岁贡附告哀事”。黎熙宗永治元年（1676）七月，郑柞命时任工部尚书的胡士扬监修国史，胡氏对阮廌《蓝山实录》三卷进行了补漏修订，还领衔纂修并刻印了《大越黎朝帝王中兴实录》三卷（简称《中兴实录》）。《中兴实录》以彰显“郑家功德”为宗旨，记述了从黎朝中兴至郑柞当国间的史事，突出了郑氏在“拥黎反莫”中的贡献。为达“尊郑”之目的，该书只用干支纪年，不用黎皇年号，黎郑史事交互书写。[69] 范公著纂史团队的任务分为两部分：一是对记载鸿庞氏到黎恭帝间史事的旧国史进行考订；二是续编“自庄宗裕帝至神宗渊皇帝万庆年间，述为成书，镘梓颁行”。《大越史记全书》卷首保留的范公著《大越史记续编书》，[70]除了总结回顾越南历代国史编纂的历程外，亦详细介绍了此次国史纂修工作的有关情况。针对全书断限分期问题，洪顺年间武琼修纂《大越通鉴通考》时，便继承了吴士连外纪与本纪的越史分期法，但却改以丁部领为本纪之始。黎嵩《越鉴通考总论》作为武琼之书的简化本，继承了武琼的观点。[71]越南历史上曾长期郡县于王朝中国，吴士连的分期法着眼于越南摆脱中国统治而独立。然而吴权建立的吴朝短暂而混乱，丁部领在吴朝大乱之后平定“十二使君”建立丁朝，“创制朝仪，定立军旅”，有实现大一统的功绩，武琼的分期法正着眼于此。范公著继承了吴士连外纪与本纪的分期法，同时采纳武琼强调“大一统”的主张，将分界线定在丁朝。[72] 范公著将总共二十三卷的《大越史记全书》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大越史记外纪全书》五卷（1-5卷），“摭取自鸿庞氏至吴使君”；《本纪全书》十卷（6-15卷），“自丁先皇至我国朝太祖高皇帝”；《本纪实录》五卷（16-20卷），“自国朝太宗至恭皇”；《大越史记本纪续编》三卷（21-23卷），“述自国朝庄宗裕皇帝至神宗渊皇帝”[73]。《外纪全书》《本纪全书》和《本纪实录》三部分的编纂原则相同，均是范公著团队根据国朝旧史考订补辑而成。范公著在《大越史记续编书》中坦言：“臣等自知袜线其才，瓮天其见，目不邺侯万轴，胸不世南秘书，其才又出于黎、邓诸君子之下，安敢驰骛于数千载之上，以备补缀者哉。然既叨承成命，不敢以浅拙辞。因共加搜猎，间见抄录遗舛，字义蹇涩，乃推寻意义之中，补辑一二，使读者易晓，非敢妄为附会臆说”[74]。换言之，范公著团队自认为史才不及前辈史家，对旧史只做了补辑校对的整理工作，并未对原著的观点进行任何增损发挥。 《外纪全书》五卷与《本纪全书》十卷的编纂，范公著依据的是“前史臣吴士连、武琼等之所著述”。具体说来，它们是范公著在参考武琼《大越通鉴通考》、黎嵩《越鉴通考总论》和邓鸣谦《咏史诗集》之后，考订吴士连十五卷本《大越史记全书》形成的。《本纪实录》五卷是范公著“因前书所载”而纂。如前所述，后黎朝时期，官方国史院有接续纂修“本纪”的传统，吴士连曾纂修太祖、太宗和仁宗三代皇帝的《三朝本纪》，武琼曾接着纂修了圣宗、宪宗、肃宗和威穆帝四代皇帝的《四朝本纪》。笔者认为，范公著这里所谓的“前书”主要是指国史院留存的如《三朝本纪》与《四朝本纪》一类的“本纪史”。针对《本纪实录》的修纂，有学者依据范公著言“自国朝太宗至恭皇，则因前书所载，题曰《本纪实录》”一句，认为：正和本《大越史记全书》卷十一即《本纪实录》第一卷，其中明确注明了作者是吴士连，该卷内容包含太宗、仁宗以及谅山王宜民事，因此这必是吴士连依例所撰之“三朝实录”；吴士连在“实录”之前加上“本纪”两字，既指明了此书是“实录”，又以“本纪”延续其《大越史记全书》十五卷的名山事业。范公著则因该卷完备之故直录其书，而将自己根据国史院留存的实录纂修而成的圣宗至恭皇时期的历史编为四卷，因袭“本纪实录”之名，再与吴士连书相合，共成《本纪实录》五卷。[75] 该学者的推理似是而非，首先，他将“则因前书所载，题曰《本纪实录》”理解为“本纪实录”的题名是因袭前代史书名称而来。事实上，“则因前书所载”指的是“自国朝太宗至恭皇”间的史实是因袭前代史书记载而来。范公著所以将这部分题名为《本纪实录》，就是因为它是以国史院留存的吴士连与武琼等人纂修的“本纪”为底本修订而成，除校订错讹衍脱外，几无改动。所谓“本纪实录”可以理解为“本纪的实录”，也就是没有改动过的本纪史之意。其次，所谓吴士连撰“三朝实录”之说，应是该学者对“三朝本纪”的误读。后黎朝前期，有史可稽的实录只有黎初阮廌所撰《蓝山实录》一部，而国史院从未有过任何以实录为名义的纂史任务，本纪的接续编纂才是国史院的常规性工作。 潘孚先与吴士连所撰之国史，结束时间均在“明人还国”（1427），武琼的国史则结束在黎太祖大定之年（1428）；范公著根据吴士连《三朝本纪》中的太祖部分编纂了黎太祖在位期间的历史。以上这些内容最后合并构成了《大越史记全书》的第十卷。也就是说，第十卷应该算作潘孚先、吴士连、武琼和范公著共同完成的作品，其中吴士连的工作最为根本。[76]《本纪续编》三卷是范公著纂史团队“参究登柄野史，及略取当时所献各遗编”新撰而成，记述了黎朝中兴以来的历史，这对范公著等人来说属于现代史范畴。 黎文休、潘孚先和吴士连的国史中皆有历史评论，范公著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这些评论文字，同时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在《大越史记全书》中，范公著团队的历史评论共14条，以“论曰”“赞曰”或“史臣论曰”的形式存在，主要分布在卷十至卷十五中。因为参考过武琼《大越通鉴通考》与登柄《野史》，所以范公著也将“武琼赞曰”或“史臣武琼曰”形式的三条评论、“登柄评曰”形式的三条评论予以保留。 范公著的历史评论文字与前辈史家相比，数量很少且喜欢直接引用他人，而在续编的三卷中竟然没有任何评论文字。这一方面是因为范公著遵循着对旧史只做“考订”，不妄加损益改篡的原则；另一方面更是与范公著身处的政治情境相关。中兴黎朝的史事，主要包括四大方面：莫氏篡逆、黎氏中兴、郑氏辅政、阮氏割据。在“黎皇郑主”的体制下，黎朝中兴以来的历史有着一套固定的书写范式：莫登庸建立的莫朝是篡逆政权；黎氏在郑氏的拥戴下复辟；重新获得正统地位后的黎朝在郑氏的辅政下中兴；郑氏的姻亲阮氏割据顺广地区是国家的叛逆。范公著作为郑氏父子的亲信宠臣，位至宰相，自然懂得如何书写这段历史。历史评论最能凸显史家对待历史人事的态度，官至宰执的范公著对“续编”的三卷不置评论，以免节外生枝，应该说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明智”之举，可以理解。 （二）黎僖等与国史的校订刊刻 范公著纂史团队原本打算将《大越史记全书》二十三卷付诸刊刻，但因故只刻成一半左右即告搁浅。[77]正和二年（1681）监修国史的胡士扬去世，国史之续修与刊刻工作仍未完成，郑根继承王位后，将这项任务交给了参从黎僖及陪从阮贵德等人。正和十八年（1697）十一月，黎僖等人完成对旧史的订考，并续编了玄宗至嘉宗的“十三载事实”，书成上进，刊刻颁行，是为正和本《大越史记全书》。[78]与黎僖共同参与纂史工作的人，除阮贵德外还有十一人，包括：太仆寺卿阮公董、鸿胪寺卿武晠、奉天府尹何宗穆、吏科给事中阮衍、户科给事中阮致中、工科给事中阮当褒、翰林院校理阮迈、翰林院校讨阮湖、吴公擢、昭文馆司训陈附翼、杜公弼。[79]其中，黎僖与阮贵德贡献最大。 黎僖，号湛溪，东山县石溪人，今属清化省，景治二年（1664）中进士，时年十九岁，登第后“闲废累载，结庐西湖，以诗文自娱”，后被起用，历任兵部右侍郎、礼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刑部尚书并参从、兵部尚书赐伯爵。黎僖深被郑主信任，“当国十年，参议帷幄，言无不从”。然而，黎僖为人性颇猜忌，朝野上下以其严苛见惮，曾因事错贬阮公寘，又因在乡试中请托监考吴策询照顾其子，导致吴策询坐罪死，故不为舆论所归。[80]当时社会上还流传着一句歌谣：“尚书黎僖，天下愁悲”[81]，可见其人品不良。 阮贵德，慈廉县天姥人，今属河内市，永治元年（1675）高中榜眼，历任佥都御史、都御史、吏部左侍郎、兵部尚书兼参从、太傅国老参预朝政等，康熙二十九年（1690）担任正使如清岁贡。阮贵德为人宽厚沈静，平时待人接物，恭谨温和，但身处朝堂议论时政时，如事有未允，则坚持己见，“确然不可夺”。他担任首揆十余年，为政务在宽厚，时常提拔后进。对于润饰学宫，树立进士题名碑，阮氏皆亲力亲为，力求尽善尽美，议者多称赞之。作为一流的儒家学者，阮贵德“为文不事雕刻，而意思精密，朝廷有大制作，多出其手”[82]。《大越史记全书》的整理续编以及最终刊刻尽管是由黎僖领衔，但事实上阮贵德所起的作用更大。 黎僖在《大越史记续编序》中说：“臣等订考旧史，讹者正之，纯者录之，其世次、凡例、年表，一如前所著述。又搜猎旧迹，参诸野史、类编，自玄宗穆皇帝景治之初年，至嘉宗美皇帝德元之二年，凡十有三载事实，亦命曰《本纪续编》。书成，上进御览，遂命工刊刻，颁布天下，使从千百年未集之事绩，遹底于成。”[83]可见，黎僖等人的考订工作并未改动旧史的结构与内容，范公著版《大越史记全书》的原貌基本没变；续编的十三年史事成为《大越史记全书》卷十九，仍命名为《本纪续编》。而其内容截止的1675年也正是范公著去世的时间，这似乎可以反映出黎僖等人自觉地承认自己是范公著史学遗产的继承人。 黎僖团队续编的国史的内容并不多，他们真正的贡献在于将总共二十四卷的《大越史记全书》刊刻出版。越南古代史籍的保存状况不佳，得到刊刻的极少，黎僖在序中就坦言“我越历代史记，先正黎文休、潘孚先作之于前，吴士连、武琼述之于后。其间史迹之详略，政治之得失，莫不悉于记载之中。但未行锓梓，更手传笔，因循抄录，不能无陶阴帝虎之疑”。范公著版《大越史记全书》原想“付诸刊刻”，但“十才五六，第事未告竣，犹藏于秘阁”，黎僖团队“继其志而述其事，纂其要而集其成”，不仅做了续编，最终还将其全部刊刻，使得越南古代的官修国史可以保存至今，功莫大焉。黎僖与范公著相同，续编的部分没有历史评论。黎僖等人是所述十三年历史的亲历者，他们的“续编”属于典型的当代人写当代史，这就不可避免地会被身处的政治环境影响，其所记载史事的可靠性和完整性也难免打折扣。 （三）黎贵惇与国史续修 正和年间刊刻《大越史记全书》后，中兴黎朝官方纂修国史的传统仍在继续。黎显宗景兴三十六年（1775）六月，郑森命阮俒等监修国史。“国史自熙宗永治以后未有成编，至是命吴仕、范阮攸、宁逊、阮侘等同编辑，而以陪从阮俒、黎贵惇，副都御史武棉等总其事”。[84]尽管黎朝官方组织过几次如景兴三十六年这样的集体整编国史工作，但终至黎亡官方再未刊印过国史，如今我们仅能见到一些国史院“续编”国史的抄本。这里提到“总其事”的黎贵惇，是中兴黎朝晚期最杰出的学问家，被越南当代学者称为“越南封建社会时代最大的博学家”，“是唯一掌握了十八世纪越南社会可能有的各种知识的学者”。[85] 黎贵惇，字允厚，号桂堂，山南下镇延河县人，今属太平省兴河县。他出身儒学世家，父亲黎仲庶，保泰五年进士（1724），官至刑部尚书。黎贵惇自幼受到极好的家庭教育，经史百家无书不读，有“神童”之称。[86]景兴十三年（1752），二十七岁的黎贵惇高中榜眼，自此开启了仕宦之路。在郑楹主政期间，黎贵惇多任闲职，或入翰林院、国史院、秘书阁，或在地方监察。景兴二十年（1759）黎贵惇被任命为副使“如清岁贡附告懿宗哀”。景兴二十六年（1765）黎贵惇因政治抱负难以施展，辞官归乡，闭门著述，专心学问，讲学授徒。[87]景兴二十八年（1767）郑森继承王位，黎贵惇再次被启用，担任国子监司业。在郑森执政期间，黎贵惇的政治才干得以发挥，他屡次清剿义军，勘察户口土地，整顿吏治，倡言改革，为巩固黎郑集团的统治做出了不少贡献。[88]景兴三十六年（1775）十月，因受其子黎贵杰科场舞弊案牵连，黎贵惇受到弹劾，自此以后政治影响力不断减弱，直至去世。[89] 黎贵惇一生著述丰富，笔耕不辍，在史学领域成果颇多，除多次负责国史院的修史工作外，还私撰过多部史著。根据《黎公行状》记载，黎贵惇的主要史学著作有：《大越通史》《国史续编》《见闻小录》《北使通录》《邦交续集》《抚边杂录》《群书考辨》等。[90]这里我们重点介绍与本文相关的《大越通史》与《国史续编》。《大越通史》又名《黎朝通史》，是越南古代唯一一部纪传体私家史书，记载了从黎利蓝山起义直至中兴黎朝灭莫的历史。该书是黎贵惇未入仕之前的少作，生前并未流传，现存的诸抄本均已残缺不全，其中本纪只存黎太祖纪，志仅存艺文志，列传残存后妃、帝系、功臣和逆臣传。[91]《国史续编》八卷，“榜眼黎贵惇撰，用编年体，自庄宗中兴以后，至嘉宗凡一百四十四年，记事详核，增补旧史之阙”。该书又名《大越史记本纪续编》，很可能是由郑王私下授意编纂，现存残抄本三卷和残刻本两卷。《大越通史》遵循中兴黎朝“尊郑”的官方思想，充分彰显郑氏在复辟黎朝过程中的再造之功；《国史续编》则在尊郑思想上走得更远，在体例上将“郑王”纳入本纪范畴。[92] 《国史续编》是中兴黎朝末年有关国史的“续编”中少见的获得刻印的一部。该书的上下限与范公著、黎僖等人续编的国史相同。黎贵惇在《大越通史》的“艺文志”和“序”中，历陈与《大越史记全书》相关的史家与史著，却只字未提中兴黎朝史学前辈范公著、黎僖等人的贡献，有学者据此认为黎贵惇应对正和本《大越史记全书》的纂修不满，故而私撰《大越通史》，而《国史续编》则可能是其在国史院任职时根据正和本《大越史记全书》中范公著和黎僖等人续编的部分增补改写而来。[93]笔者同意这种判断，而且进一步认为《国史续编》是黎贵惇景兴三十六年（1775）所作。如上文言，这年六月他担任国史续编工作的总裁官，也是他政治上最受郑王器重的时刻，黎贵惇很可能借着此次续编国史的机会参阅了国史院的资料著成该书。 有学者指出：胡士扬永治元年（1676）所作《中兴实录》确定了中兴黎朝关于莫朝叛逆、郑王辅政、黎朝中兴、阮潢割据四大史事叙述的政治标准。内阁官板则在此基础上述史，贬斥莫朝，但对莫朝史事述而不论，肯定郑氏中兴大功，尊崇黎皇，却又略写郑王，褒扬阮潢，又贬斥阮福源叛逆，虽然展现了与胡士扬不同的修史倾向，有所损益，但并未超出胡士扬设定的叙述准则。黎贵惇《国史续编》则与胡士扬的修史思想保持一致，且在胡氏尊崇郑王的思想上更进一步，将郑王纳入帝纪。[94]对此论断，笔者有不同看法：第一，正和本现已不存，所谓内阁官板是从正和本衍生而来，一般认为，内阁官板基本保存了正和本的原貌，而正和本的内容与结构大部分已于景治三年（1665）范公著纂史团队整编国史时确定，胡士扬正是范公著团队的一员。所以，真正确定中兴黎朝史事叙述标准的应该是范公著版《大越史记全书》，不应该是胡士扬的《中兴实录》。第二，与《大越史记全书》作为国家的“例行公事”，受“黎皇郑主”双重授命纂修不同，胡士扬《中兴实录》与黎贵惇《国史续编》更像是郑主的“临时起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史，而只是郑氏王府系统内的“半官方”史书。所谓《大越史记全书》“肯定郑氏中兴大功，尊崇黎皇，却又略写郑王”，其实正折射出中兴黎朝“黎皇郑主”二元结构的政治体制；而《中兴实录》与《国史续编》突出郑王之功，后者甚至将郑王比作皇帝，实则反映了郑氏掌握中兴黎朝军政实权的政治现实。 [0] 参看（日）西嶋定生《西嶋定生東アジア史論集〈第3巻〉東アジア世界と冊封体制》，日本东京：岩波书店2002年版。 [1] 孙卫国：《中国史学对东亚史学的影响与交流》，《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4期。 [2] 相关研究参看：〔越〕潘辉黎：《的作者、文本与作品》，《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陈荆和：《校合本》卷首，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6年版；武尚清：《从到》，《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1期；武尚清：《的发展与完成》，《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郭振铎：《越南的编撰及其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叶少飞、田志勇：《吴士连十五卷略论》，《东南亚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叶少飞：《越南正和本编撰体例略论》，张伯伟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辑，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61—276页；叶少飞：《黎文休的编撰与史学思想》，张伯伟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四辑，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15—244页；叶少飞：《内阁官板与》，张伯伟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九辑，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249—276页。 [3]〔越〕吴士连等著，引田利章校注：《大越史记全书》，日本埴山堂铅印本，1884年。 [4] 陈荆和校合：《大越史记全书》，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6年版。 [5]〔越〕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内阁官板影印），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6]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7] 黎正甫：《郡县时代之安南》，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182页。 [8] 乔治忠：《中国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0页。 [9] 叶少飞：《黎文休的编撰与史学思想》，张伯伟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四辑，第216页。 [10] 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语教研室译：《越南历史》（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79页。 [11] 〔越〕黎崱，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卷十五《人物》，第353页。 [12] 〔越〕黎崱，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卷十五《人物》，第354页。 [13] 〔越〕黎崱，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前言，第1—10页。 [14]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五《陈纪·太宗皇帝》，第259页。 [15]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五《陈纪·太宗皇帝》，第268页。 [16]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五《陈纪·太宗皇帝》，第266页。 [17] 《榜眼黎先生神碑》，汉喃研究院藏拓本，编号54214。 [18]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五《陈纪·圣宗皇帝》，第282页。 [19] 〔越〕潘辉黎：《的作者、文本与作品》，《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20] 佚名：《越史略》卷首，商务印书馆，1936年。 [21] 〔越〕吴士连：《大越史记外纪全书序》，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第7页。 [22]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八《陈纪·废帝》，第398页。 [23]〔日〕山本达郎：《与》，《东洋学报》第32卷，1950年，第53—76页。 [24]〔越〕陈文玾：《对汉喃书库的考察》（第一集），河内文化出版社1984年版。 [25] 陈荆和：《——它的内容和编者》，李塔娜译，《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83年3-4号，第42-49页。 [26]〔越〕潘辉黎：《的作者、文本与作品》，《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27]〔越〕陈国旺：《越史略》，河内顺化东西语言文化中心2005年版，第6—7页。 [28] 张笑梅、郭振铎：《越南编撰的若干问题》，《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29] 成思佳：《现存最早的越南古代史籍——若干问题的再探讨》，《中国典籍与文化》2017年第3期。 [30] 叶少飞：《越南陈朝的编撰与内容》，《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31] 〔越〕吴士连：《大越史记外纪全书序》，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第7页。 [32] 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419页。 [33] 〔越〕陈重金著：《越南通史》，戴可来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80页。 [34] 何承轩：《儒学南传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7页。 [35]〔越〕黎贵惇：《大越通史》序，转引自叶少飞：《黎贵惇的史学研究》，《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八辑，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359页。 [36]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十一《黎皇朝纪·仁宗宣皇帝》，第584页。 [37]〔越〕潘辉黎：《的编撰过程和作者》（续一），曾广森译，《印度支那》1985年第1期。 [38] 《吴先生遗迹碑》，潘大允主编：《吴士连与》，河内国家政治出版社，1998年。 [39] 〔越〕吴士连：《拟进表》，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第10页。 [40] 〔越〕吴士连：《纂修凡例》，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第11页。 [41] 〔越〕吴士连：《序》，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第8页。 [42] 〔越〕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三，《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史部第三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1页；〔越〕吴士连：《纂修凡例》，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第11页。 [43]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十五《黎皇朝纪·襄翼帝》，第767页。 [44]〔越〕黎嵩：《越鉴通考总论》，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第15页。 [45]〔越〕范公著：《大越史记续编书》，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第4页。 [46]〔越〕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二十六，《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史部第三辑，第243页。 [47]〔越〕黎嵩：《越鉴通考总论》，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第16页。 [48]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十五《黎皇朝纪·襄翼帝》，第777页。 [49]〔越〕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二十六，《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史部第三辑，第239页。 [50]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十五《黎皇朝纪·陀阳王》，第795页。 [51]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十二《黎皇朝纪·圣宗淳皇帝上》，第667页。 [52]〔越〕吴士连：《拟进表》，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第9页。 [53] 郭振铎：《初探》，《印度支那》1987年第1期。 [54]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十二《黎皇朝纪·圣宗淳皇帝上》，第652页。 [55]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十二《黎皇朝纪·圣宗淳皇帝上》，第599页。 [56]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十二《黎皇朝纪·圣宗淳皇帝上》，第624页。 [57] 叶少飞、田志勇：《吴士连十五卷略论》，《东南亚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 [58]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十二《黎皇朝纪·圣宗淳皇帝上》，第652页。 [59]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十二《黎皇朝纪·圣宗淳皇帝上》，第659页。 [60]〔越〕吴士连：《拟进大越史记全书表》，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第10页。 [61]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卷十五《黎皇朝纪·莫登瀛》，第816页。 [62]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卷十七《黎皇朝纪·世宗毅皇帝》，第872页。 [63]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卷十八《黎皇朝纪·敬宗惠皇帝》，第901页。 [64] 参考郭振铎、张笑梅主编《越南通史》，第459-475；〔越〕陈重金《越南通史》，戴可来译，第195-220页。 [65]〔越〕黎僖：《大越史记续编序》，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第1页。 [66]〔越〕范公著：《大越史记续编书》，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第5页；〔越〕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第二集），河内史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54页。 [67]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十九《黎皇朝纪·嘉宗美皇帝》，第986页。 [68]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十八，《黎皇朝纪·神宗渊皇帝下》，第949页。 [69] 叶少飞：《内阁官板与》，张伯伟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九辑，第249—276页。 [70]〔越〕范公著：《大越史记续编书》，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第5-6页。 [71]〔越〕黎嵩：《越鉴通考总论》，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第20页。 [72]〔越〕吴士连：《纂修凡例》，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第11页。 [73]〔越〕范公著：《大越史记续编书》，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第6页。 [74]〔越〕范公著：《大越史记续编书》，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第5页。 [75] 叶少飞：《越南正和本编撰体例略论》，张伯伟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辑，第272-273页。 [76]〔越〕潘辉黎：《的作者、文本与作品》，《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77]〔越〕黎僖：《大越史记续编序》，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第1页。 [78]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续编卷一《黎皇朝纪·熙宗章皇帝》，第1008页。 [79]〔越〕黎僖：《大越史记续编序》，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第2页。 [80]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续编卷一《黎皇朝纪·熙宗章皇帝》，第1013页。 [81]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续编卷二《黎皇朝纪·裕宗和皇帝》，第1019页。 [82]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续编卷二《黎皇朝纪·裕宗和皇帝》，第1029页。 [83]〔越〕黎僖：《大越史记续编序》，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第1-2页。 [84]〔越〕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四十四，《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史部第三辑，第587页。 [85] 刘玉珺：《“越南王安石”——黎贵惇》，《域外汉学与汉籍》2010年第2期。 [86]〔越〕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四十一，《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史部第三辑，第538页。 [87]〔越〕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四十二，《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史部第三辑，第553页。 [88]〔越〕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四十三，《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史部第三辑，第559页。 [89] 于向东主编：《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越南卷》，第176-180页。 [90] 《黎公行状》，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本，藏号A.43。 [91] 参考叶少飞《黎贵惇的史学研究》，张伯伟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八辑，第349—380页。 [92] 叶少飞：《内阁官板与》，张伯伟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九辑，第249—276页。 [93] 叶少飞：《内阁官板与》，张伯伟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九辑，第268页。 [94] 叶少飞：《内阁官板与》，张伯伟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九辑，第27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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