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响协商建国的号角——“五一口号”发布背后的故事

如果没有毛泽东对“五一口号”第5条的重新起草，人民政协的诞生乃至协商建国进程的时间表，都可能随之发生某些变化。因而可以说，“五一口号”的内涵、价值和意义，正在于毛泽东对第5条的改写。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既是“五一口号”的修改者，也是“五一口号”的起草者。

一、毛泽东是“五一口号”的修改者，也是起草者

1948年4月30日—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召开，史称“城南庄会议”。会议的第一天，讨论和通过了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五一口号”，并授权新华社于4月30日晚对外发布。

“五一口号”的起草经过，迄今尚未见确实史料披露，一些相关记载多来自传闻和推断。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手资料，是中央档案馆公开的毛泽东亲笔修改过的“五一口号”手稿影印件。4月25日，毛泽东从城南庄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和任弼时，列出城南庄会议的若干议题，第一项是“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这个电报没有提及“五一口号”和政治协商会议，电文中还有一句话：“以上各项请你们先作大概的讨论，然后再到阜平讨论。”在表述上，“中间党派”“临时中央政府”也不同于后来的“民主党派”“民主联合政府”。可见“五一口号”的修改和定稿，应该在4月25日之后，很可能是城南庄会议召开前的一两天。

毛泽东修改的“五一口号”底稿

毛泽东对“五一口号”初稿逐字逐句做了多达27处修改。“五一口号”初稿25条，修改后的定稿为23条。这些修改有内容的增减，也有提法、字句乃至标点符号的变动。而对初稿第5条：“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毛泽东改写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并没有选择保留原条款、另加一条的处理方式，而是删去原稿，另起炉灶，等于重新起草。这显然是因为如果两者并列，容易引起歧义。5月5日，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和郭沫若等12位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向国统区和解放区发出两份响应“五一口号”的简短通电，都全文引用了第5条。5月2日，在上海的黄炎培到虹桥疗养院与张澜、罗隆基等民盟负责人碰头，密议“五一口号”，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甚注意中共五一广播第五节。”后来，各界响应“五一口号”的通电、宣言、声明等，势如潮涌，也都是冲着第5条去的。周恩来说：“五一口号”不是宣传口号，是行动口号。这是因为毛泽东对第5条的改写，让“五一口号”化为一个行动号召，引发了从新政协运动到民主人士北上、协商建国的重要历史进程。“五一口号”也因此成为一个至今仍具有纪念意义的党史概念。对照4月25日的电报，毛泽东在“五一口号”中增加了“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在“五一”当天致信李济深和沈钧儒，就新政协的召开提出若干具体建议。政治协商会议并非一个新概念，但召开新政协，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来说，或许是城南庄会议召开前生成的协商建国的新思路。如果没有毛泽东对“五一口号”第5条的重新起草，人民政协的诞生乃至协商建国进程的时间表，都可能随之发生某些变化。因而可以说，“五一口号”的内涵、价值和意义，正在于毛泽东对第5条的改写。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既是“五一口号”的修改者，也是“五一口号”的起草者。

二、“北上解放区”不应被一笔带过

一些文章在涉及民主人士在“五一口号”发布后的经历时，经常以一句“北上解放区”轻描淡写地带过。事实上，无论从决策和实施的过程，还是从规模和细节，民主人士北上，都不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而是一段波澜壮阔的重大历史进程。

这段历史在时间上与解放战争并行，构成了事实上的另一条战线。“北上”秘密行动历时整一年（1948年9月—1949年9月）；共运送20多批次1000多民主人士；涉及东北、华北、华东地区的多个省市。出席一届政协会议的662名代表中，北上人士达172名；一届政协选出的五位副主席中，有四位是北上民主人士。当年参与护送李济深上船的杨奇在2017年接受采访时感慨道：如果没有“北上”这段历史，就不可能出现1949年9月各界人士在北平济济一堂的盛会场面。

“知北游”一行在“华中号”合影。二排左起：包达三、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三排左起：傅彬然、沈体兰、宋云彬、张絅伯、郑振铎、叶圣陶、王芸生

邀请和组织民主人士北上，是中共中央的一项重大决策。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以不同方式介入当中。毛泽东不仅起草了“五一口号”，还亲自致函邀请李济深、沈钧儒、司徒美堂、陈嘉庚、宋庆龄、江庸等多位民主人士，批改相关文稿；周恩来则坐镇指挥，亲拟邀请名单、相关文电，向执行者面授工作任务，甚至亲自为远在大连的欢迎北上民主人士的宴会安排坐席；1948年9月，在刘少奇提议下，中央城市工作部更名统战部。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李家庄接待了楚图南、吴晗、周建人、雷洁琼等数十位分批从平津地区到达华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香港工委书记章汉夫、香港分局统战委书记连贯在分别陪同前两批北上人士到达东北解放区后，即辗转来李家庄报到，并留在中央统战部工作。

到达李家庄的部分民主人士及家属与中央统战部部分工作人员在李家庄的合影

民主人士中不乏走南闯北者，但在他们的思想和记忆深处，“北上”是一段非同寻常的旅程，也是难以磨灭的一笔。他们在北上前后留下的文字，尽管形式不同，指向不同，心态不同，但都能让今天的读者对那段旅程的“非同寻常”，有一种真切和清晰的感悟。

1948年9月2日，郭沫若给夫人于立群写了一封带有离别意思的家书：“你是我精神上和肉体上有力的支柱，我这十几年来可以说是完全靠着你的支持和鼓励而维持到现在的……我暂时离开了你……我相信我们不久又会团圆的，而且能过着更自由、更幸福的生活。”可见对郭沫若来说，“北上”意味着重大的人生转折。

郭沫若北上前全家在香港合影

中共香港分局、上海局和华润公司承担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具体任务。1948年8月9日，香港分局书记方方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指示后，深感责任重大，随手在一张纸上写下一句话：“兴奋与担心交并。”可见，“北上”作为一项持续性的秘密行动，面临很多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有文章称赞民主人士“冲破重重阻挠，排除种种干扰，义无反顾地奔赴解放区”，这不是一句空话或套话，而是有很多史料作支撑的历史事实。

1948年9月5日，也就是第一批北上民主人士得到确认的行动方案的次日，香港传来冯玉祥乘坐苏联“胜利”号客轮回国途中在黑海遇难的消息，给即将付诸实施的北上行动蒙上一层阴影。准备第一批北上的蔡廷锴在日记中写道：“噩耗传来，心绪不安。”周恩来紧急致电潘汉年和香港分局，要求压缩人员，确保行程安全。方案紧急调整后，第一批北上的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等四人，最终未受冯玉祥遇难事件影响，于1948年9月13日按时启程。

1949年元旦，李济深给茅盾的新年献词。 

1948年年底，李济深位于罗便臣道的寓所处在港英当局和国民党特务24小时严密监控下。香港分局为李济深设计了一个更加严密的离港方案，这个方案的执行人杨奇后来回忆，潘汉年向他布置任务时，再三叮嘱：不能有任何闪失。李济深在圣诞节期间以“金蝉脱壳”的方式甩脱盯梢，辗转秘密离港，颇有几分谍战剧的意思。几乎所有参与这个行动的人，当时都为李济深一行能否顺利成行捏了一把汗。香港分局负责与民主党派负责人联络的夏衍后来回忆，他们整整一晚上都十分紧张地在一家旅馆守着一部电话机听消息，“直到听到'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这个谜语一般的电话，才松了一口气。”

李济深一行于北上途中，在海上迎来1949年元旦。新年当天，他在茅盾的一本手册上题写了这样一段新年献词：“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茅盾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李任公这段话道出了我们共同的心愿。”无论从宏观还是细节上看，“北上”的过程当然也属于“一件大事”的组成部分，属于一段重大的历史进程，不仅不应被一笔带过，而且应该大书特书，力求填补更多史实上的空白点。

“五一口号”的发布，是中共党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事关人民政协的召开、新中国的诞生。我们回顾人民政协的历史，回顾开国大典，回顾国旗、国徽、国歌的诞生，都能而且应该追溯到“五一口号”的发布。但公众对“五一口号”的认知度，与“五一口号”的实际意义、作用、价值相比，尚有相当差距。“五一口号”理应和其他一些著名的党史事件一样，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概念。今年是“五一口号”发布75周年，认识、解读和宣传与“五一口号”相关的历史，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

作者：刘仰东

中国政协文史馆原研究员

编辑：赵   瑜

校对：姚苏凌

审核：史慧玲

本栏目图片均由中国政协文史馆提供

来源：《中国政协》202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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