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从1929年崩溃，到1932年的温和复苏，其实是一个自然恢复的过程。在这个阶段执政的是胡佛总统，胡佛相对保守，没有因为经济数据不好看而大动干戈，即便是黑暗的日子里，也还保持着不错的判断力，允许市场按自身规律行事。 1930年到1932年间，美国确实倒闭了12000家以上的银行，但正如加尔布雷斯后来分析的（敝号前年随笔了他的《1929大崩盘》），这些倒闭的银行的体量，其实占比不过2-3%，以乡村银行为主。 这些乡村银行恰好又是当年联邦不允许银行设立分支机构所造成的结果。那段看似疯狂的挤兑风潮，其实并不疯狂，而是理性的老百姓把他们的钱从不良的金融机构里抽走了保护起来的举动。 1932年，不仅是美国，世界其他范围国家也都开始了温和复苏。这种复苏恰恰是前期政府没有主动干预经济时发生的。 1932年以后，罗斯福新政开始大面积干预市场，首要目标是给银行放假，理由是阻止挤兑的蔓延，认为民众已经不理性，恐惧在蔓延——这些说辞，在后来08年金融危机时，与伯南克和保尔森说服国会启动8000亿规模针对金融机构的救助时的，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当局先是制造恐慌，然后让国会授权给它，让它来集权。
第三，从罗斯福新政的银行关门，工业复兴，农业调整、标准工资等法案的实施效果来看，对于经济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所谓的公用事业局，在花费了千亿美元的投资之后，就是我们的历史书上所说的修桥补路一说，对于GDP的贡献实际只有2%左右。 对退伍军人的津贴发放，不仅没有稳定市场，反而因为瞬间消费繁荣的假象，导致生产商大肆扩张，在第二年就再度陷入滞销低迷的陷阱，加大了失业波动；工资底限的决策，后世也都认为完全违背了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则，有了底限，更进一步加剧失业状态。 第四，1942年美国参战后，实施了战时财政政策，实施者是财政部长摩根索。很奇怪，摩根索的方法并不是后来大家所鼓吹的财政赤字，即通过大量发债来筹集战争资金，摩根索使用了两套方法，其一是实施掠夺型的高税率来提高联邦税收，其二才是发行战争债券。 高税收到了什么地步呢，到1944年，税收占美国GDP的25%强，换句话说，战争巨大开支的四分之三来源于税收而非赤字。 所以，才有了一个奇怪的结果，在承平时期的1932-1940年间，联邦财政债务占GDP的210%，但战争期间直到1945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120%。 也就是说，后世很多学者们鼓吹的，美国靠财政赤字打赢了二战，其实是个地地道道的假说。真正打赢二战的力量，是居民和企业的储蓄，是扎扎实实的财富实力。
最后，戴维总结罗斯福新政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抑制市场和民用消费，来扩大储蓄，扩大储蓄转化为国家投资的机制——与计划经济体制无二，绝不是凯恩斯的道路。 戴维分析了自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间美国的五次经济衰退和相应的财政政策，认为，自30年代以来，美国所有异常的GDP增长都是通过大幅增加对外战争支出来获得的，从二战，到越战，到猪湾，到所谓星球大战。 这些国防预算膨胀所导致的短暂经济繁荣，并不代表实际国民财富的增长，因为战争毕竟是一种消耗，是通过集权和对私人经济的压榨来获得资源集中，实际上降低了消费者效用。 即便是美联储公告的GDP，也不过是统计上的幻觉，因为GDP统计的是支出，而不是财富。 真实的经济增长，都来自不受政府直接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本身。对此，艾森豪威尔政府是战后唯一一届真正承认了这一点的政府——从上文说的，艾森豪威尔坚决抵制战争支出和国防预算，为了降低海军和陆军的国防预算，他坚决地推进核平衡战略。 在财政政策上，他坚持认为政府的首要职能，不是所谓的追求就业率，不是所谓的追求对外投资，而是追求财政平衡——所谓平衡，其实质就是控制政府支出，以入度支。 既然支出减少，那么政府要求得平衡，就只能把伸出去的手缩回来，能不管的就不管，能裁撤的就裁撤，变成一个小政府。——这才是今天不论美国政府及其御用学者，还是中国当前的财政理念，都对财政平衡避而不谈的原因所在。
真正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就应当是这么一个样子，也就是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政府那个样子——小心谨慎的维持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平衡，维持联邦与州之间的平衡，界定财政与市场之间的距离——商业的繁荣和创造力的发生，那都交给自由市场。 艾森豪威尔自上台开始执行财政平衡的政策，这可以说是他经历了二战，美国需要松绑恢复经济的需要，降低国防支出对经济的绑架，也是他的计划之一。 但是到1955年-1958年美国再次经历经济衰退，在政府一片关于要以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发展，走反周期之路的呼声中，艾森豪威尔仍然坚持平衡预算，坚持不动用总统权力来加大转移支付，降税，放水，就不得不让人敬佩其对小政府和大市场信念的坚持和勇气了。 经历了两年的低谷之后，美国经济又开始强劲反弹，自此恢复了7-8%的增速，让所有人感到惊讶。其实，在坚持小政府理念的人看来，市场自身的调节能力，远高于任何计划型的干预。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到国防支出负增长，对GDP的贡献实际为零之后，确实经济衰退了一年多时间，但随后民用经济蓬勃发展，很快就拉动经济增长。 又由于政府实际上没有做出任何刺激举措，美国历史上知名的“金发姑娘”增长期到来了——高增长，却低通胀。 艾森豪威尔之后，凯恩斯主义再次回潮，财政平衡从此淡出了政府。随后的肯尼迪政府，主要通过国防支出贡献GDP，约翰逊政府也是如此，到尼克松则更是扩大政府支出的高手。 这两届政府之能把财政支出和货币运作作为主动干预市场的手段，也在于他们在政治上实现了一个突破——总统直接干预美联储的人事任命，美联储主席正是从约翰逊政府时代开始，从基本独立于行政体系，变成了行政体系的附庸——失却了独立央行的地位。 到了典型的政客尼克松手中，把这种权术政治玩到了极致，美联储逐渐变成了总统手中操控货币数量的工具。这是政治基础。 说到理论基础，那就是尼克松乃至其后的福特总统都御用的学者——弗里德曼，货币数量论的拥趸，从理论上确立了货币操控术的地位，也提供了一系列基于货币量的经济刺激策略。 包括后来的格林斯潘，其实六十年代时也是金本位的自由市场的拥趸，从担任经济政策顾问开始就在大政府的理念下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从他任上开始，金融期货交易出现了，美联储对于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模型也设计出来了，尽管始终都没法真正模拟宏观经济的运行，但这种操纵市场的理念已经形成。
比较有意思的是，梳理早期金融期货从货币期货交易到国债期货交易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美国始终都没有脱开过农业立国的根本——早期的金融期货交易商，其实也都以芝加哥商品期交所的客户们——也就是农场主们为主。 早期国债期货交易的实践者和奠基人韦恩·安格尔，就是一位堪萨斯州的农场主，既有土地，又是地方议员，还经营一家小型本地农业银行，他就是运用玉米、小麦和棉花这类靠天吃饭的期货交易思维，简单套用到国债期货上，实现了无风险套利，从而开启了华尔街的金融期货交易魔盒。 农业对自由市场的需求，推动了期货交易，期货交易的虚拟化发展，又反过来促成了农业卡特尔化，从崇尚自由市场蜕变为控制市场。安格尔从农民出身，做到了美联储副主席，与格林斯潘一道，成为了推动华尔街成为金融资本主义帝国的主推手。 戴维认为，至此，美国资本主义体制的变形已经完全发端，从此后走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也不可避免地与危机和波动密切联系在了一起。 应该说，他比之前敝号随笔过的《众魔在人间》的作者贝萨尼走得更远，把金融危机的起源向前推了整整四十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