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 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遗产

置身于宁静 2023-05-05 发布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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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龙海在哈罗德·布鲁姆家中与其合影（2001年）

张龙海，男，福建漳州人，美国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后，闽南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印度英语文学、印度政治经济。

内容提要

美国当代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去世引起震动——大家为痛失一位多产的、敢于直言的批评家而悲恸不已。布鲁姆一生勤奋好学、笔耕不辍、著作等身，留下许多宝贵的文学遗产。本文拟从影响焦虑成动力、好学勤耕出佳品、学术操守不动摇、科研教学相益彰等四方面剖析布鲁姆如何与前辈诗人抗争，成就文学梦想，坚守学术操守，科研教学相长等，并思考我们怎样向布鲁姆学习。

关键词 哈罗德·布鲁姆文学遗产诗学影响理论学术操守教学情结

2019年10月15日（美国时间10月14日），笔者惊闻自己的导师、美国“批评家中的巨人”（《纽约时报》语）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教授仙逝，心中无比悲痛，迅疾发去唁文向布鲁姆夫人致哀。2001年至2002年，笔者有幸到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师从布鲁姆教授，每学期选修其两门课程，同时每周四下午到教授家中喝咖啡，汇报学习心得。一年的学习、交流，深感大师学富五车的博学和平易近人的和蔼，深佩其专心致志的严谨和无欲无求的简朴。在布鲁姆的影响下，笔者回国后便开始系统剖析他的文学成就，并运用其诗学影响理论分析文本。笔者平素与导师互动频繁，特别是研究过程中常常向导师咨询，节日也致以问候，常盼有朝一日再去拜访导师。无奈天嫉英才，大师仙去，只能权以文章纪念恩师。

作为美国当代最为著名、最为多产的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一生辛勤笔耕，共发表专著五十一部，编写、撰写引言的书多逾千本，即使在生命最后时刻，他仍不断笔耕。美国诗人、批评家理查德·霍华德曾说：“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接受哈罗德·布鲁姆的教育。”那么，大师究竟留给了世人怎样丰厚的文学遗产呢？

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图片源自豆瓣）

一、影响焦虑成动力

布鲁姆曾说：“我重印过数以百计的批评家的文章，却不可能结识这些人，而他们的思想给我启迪，使我学会如何从他人的思想中学习。”在成为大师前，他也是一个后辈诗人，面对众多前辈诗人，布鲁姆如何与他们抗争？又如何克服那些影响的焦虑？笔者在这里将布鲁姆常说的“每一首诗歌都是焦虑的取得”“误读”为“布鲁姆的每一个成就都是焦虑的取得”，而这正是他留下的第一项遗产：影响焦虑成动力。

布鲁姆的文学成就可概括为四个阶段：浪漫主义诗歌批评、创建诗学影响理论、宗教研究和捍卫经典（《哈》：1-3）。1955年，布鲁姆博士毕业后留在耶鲁大学任教，其博士论文就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1959年，他将博士论文修改补充后作为他的首部专著《雪莱的神话创造》（Shelly's Mythmaking）发表。紧接着相继面世的五本关于浪漫主义诗歌研究的著作不仅通过细读来阐释作家，使布鲁姆一跃成为批评界的新星，更体现了他在后文化复兴的英国文学中将浪漫主义树为中心的雄心壮志。

本杰明·卡尔森曾提出：“布鲁姆的真正源头，即他的真正前辈诗人，是布莱克。”埃利斯泰尔·海斯也通过分析布鲁姆与德里达、德曼、新历史主义、犹太教和新教之间的关系指出，布鲁姆的浪漫主义诗歌情怀深受布莱克的影响。这与布鲁姆从小就熟读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和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等人的诗歌不无关系。布鲁姆的《美国宗教：预言》就是对布莱克的《美国：预言》的致敬。同时布鲁姆也曾说：“在我三十七岁生日那晚，我从恶梦中醒来，梦到一些布莱克《四天神》的情节。这变成一种阻碍发展的东西，一直压着我。”这种“阻碍发展的东西”就是一种焦虑，就是他必须面对和克服的。

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的浪漫主义诗歌批评还是小试牛刀，那么七十年代创立“对抗式批评”诗学影响理论就是布鲁姆在大显身手了。1973年，随着《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一炮走红，布鲁姆扬弃了新批评理论和解构主义，进入其文学批评的最为重要的第二阶段。布鲁姆在学期间，正是新批评风靡之时，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没有向新批评家学习，除了威廉·K·维姆萨特外。比尔是个形式主义批评家，才思敏捷。从我修他的第一堂课——《诗歌理论》开始，他就占据了我的心扉……我极力排斥他。从这种对抗上看，他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是一种怎样的影响呢？试想一个志向远大的学生在听一位才华横溢的老师上课，他会不会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要像这位老师一样在讲台上侃侃而谈，也要像这位老师一样成为一位著名批评家？虽然布鲁姆和维姆萨特在诗歌方面存在巨大分歧，但这并不影响二人后来结下友谊，《影响的焦虑》出版时布鲁姆还将其献给后者。因此我们不妨说，布鲁姆的理论焦虑源头正是维姆萨特，而通过创建诗学影响理论，布鲁姆终于克服了这个焦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布鲁姆曾一度转向宗教研究，进入他的第三阶段，该阶段的标志性成果是《J之书》（The Book of J，1990）。布鲁姆在书中提出一个饶有趣味的观点：《摩西五经》中的一些章节出自一位女人之手，该书一经出版就引起轰动，很快就进入《纽约时报》书评版畅销书行列，成为首部成为畅销书的文学批评专著。布鲁姆宗教研究的焦虑源头就是他的犹太文化背景——其双亲尤其是母亲是虔诚的犹太人。他从小就在这种氛围中长大，对犹太文化有着极深感情，其诗学影响理论中有很多术语都是来自犹太文化。如《卡巴拉和批评》（Kabbalah and Criticism，1976）中的“卡巴拉”（又译“喀巴拉”）一词就源于希伯来语，意指“传统”，类似通过冥想、打坐等寻找宇宙奥秘的修行法；《天才》（Genius: A Mosaic of One Hundred Exemplary Creative Writers，2002）的结构也是借用“卡巴拉生命树”来编排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布鲁姆进入其创作的第四阶段：捍卫经典。从《西方正典：时代之书和流派》（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1994）中对二十六位西方作家及其经典作品的分析，到《莎士比亚：人类的创造》（Shakespeare: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1998）中的“莎士比亚创造人类个性”，又到《天才》中选取百位西方作家进行研究，再到《智慧何在》（Where Shall Wisdom Be Found？，2004）中经典作家思想阐释，及至《文豪无所不知》（The Daemon Knows，2015）中选取六对美国作家进行配对研究，并在其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以更为宏大的视角将文本、理论和宗教融为一体，重新审视西方正典，将高雅的严肃文学大众化。那么，布鲁姆研究、捍卫经典的焦虑源头又在哪里呢？他曾写道：“约翰逊之前，无人能像他那样表述莎士比亚独特的、强大的再现力量。他以犀利的措词指出莎士比亚的本质在于区分艺术，使之与众不同，创造出千变万化”，并发出感叹，“和我一样关注影响的批评家必须向约翰逊学习”（Western：180）。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他对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的评价和景仰，也能看到他受其影响而产生的焦虑——向约翰逊学习什么？如何超越这位前辈批评家。从研究内容上看，布鲁姆避开约翰逊对莎翁喜剧分析比较透彻的长处，更侧重研究莎翁悲剧。例如，《莎士比亚：人类的创造》虽是研究莎剧，但是对悲剧部分的分析尤为突出。2017年，他开始写作出版关于莎士比亚剧中人物研究的五部曲，并于2019年上半年出齐。这五部曲探讨的也都是悲剧和历史剧。从研究模式上看，布鲁姆受到约翰逊《诗人传》（The Lives of the Poets）启发，把传记批评、精品选读、作品细读等结合起来，创作出《西方正典》《莎士比亚：人类的创造》《天才》《智慧何在》《文豪无所不知》等一部部鸿篇巨著（《哈》：59-61）。

从布鲁姆的四大成就及其影响源头来看，其每一步、每一阶段和每一成就的取得无不伴随着影响的焦虑，但布鲁姆却将影响焦虑变成了动力，在影响的焦虑中不断前行，在吸收的过程中不断创新，这种成长经历成为其诗学影响理论的最好诠释。他的这种在焦虑中前进的精神让我们明白：在个人的成长道路上，只要将压力变成动力，将每个阶段性成果当成新的起点，就能不断书写出新的辉煌。

哈罗德·布鲁姆给作者张龙海的签名赠书（图片源自作者）

二、好学勤耕出佳品

布鲁姆每一阶段的成就都是硕果累累，特别是后期的捍卫经典，即经典大众化阶段。而成就其文学梦想的，正是大师留给为世人继承的第二项遗产：好学勤耕出佳品。

哈罗德·布鲁姆1930年出生在纽约市的东布朗克斯，其父母是从俄国移居到美国的犹太人，他从小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在孩提时代，布鲁姆最先使用的语言并非英语，而是意第绪语。七八岁时，他就要求姐姐带自己到纽约市图书馆，对诗歌情有独钟的他十岁就读了克莱恩的诗，对其念念不忘，后来更一直珍藏着十二岁生日时姐姐所赠的《克莱恩诗集》。布鲁姆曾在访谈中忆起自己儿时对文学的追求，提及五六岁时有位开糖果店的叔叔对长大想以“读诗”为生的他提起了哈佛和耶鲁大学有诗歌教授，那时他便稚气地说道，“那我就到哈佛或者耶鲁当诗歌教授”。1987年，他同时当上哈佛大学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诗歌教授和耶鲁大学斯特灵人文教授。“从这方面来说，我的职业早早就定好了。我有时在想，这就是我的批评生涯和其他批评家的最大区别：我从小就决定干这行了，而且，不离不弃。”（“Harold”：185）

正是这种对文学的执着使得布鲁姆一路凯歌高奏。他博览群书，过目不忘，连他在康涅尔大学的导师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教授都对他赞不绝口。1951年，布鲁姆毕业于康涅尔大学，获学士学位，之后到耶鲁大学读研究生。耶鲁大学文学方向的研究生学习堪称艰苦异常，极富挑战性，一般的学习年限是五至七年，有的要学八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平均年限是六年。到耶鲁之后，布鲁姆发奋学习，仅用四年时间便拿到了文学博士学位。1955年，他毕业后留在英语系任教，从此与纽黑文（耶鲁大学所在地）结下不解之缘，开启了他勤于学习、笔耕不辍的学术生涯（《哈》：xi）。

对文学的酷爱和从小养成的良好阅读习惯，使布鲁姆具备了过目不忘的特殊天赋。在《西方正典》中。布鲁姆详述二十六位作家的正典之作，并在长达三十六页的附录中列出他所认为的正典之作和有潜力成为正典的作品。曾有学者就此提出疑议：布鲁姆都看过这些书吗？答案是布鲁姆不仅看过这些书，这些书中很多内容他都能从头到尾背诵，如莎士比亚的剧本、弥尔顿的《失乐园》等。布鲁姆这种计算机似的记忆力为他的学术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如果说博览群书是基础，超强记忆是福分，那么辛勤笔耕就是后天努力了。布鲁姆把自己的时间分成三部分：看书、教学、写作。1984年，他开始给切尔西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五百多卷的《切尔西出版社文学批评选集》（Anthologi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for Chelsea House）担任总主编并为每卷写导言，“当编写工作达到高峰时，我每月要写十五篇导言，也就是说，我每两天就要写一篇。我必须快速重读材料、提炼思想。但我很享受这种写作状态”（“Harold”：224）。正是这种高强度的写作使得布鲁姆能够保持高产。从他1959年发表首部专著，到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站的2019年，六十年间，他平均每年出版专著0.85本，而且很多作品都是鸿篇巨著，再加上编写、撰写引言的书，总计多达千余本。特别是人生的最后三年时光，他每年各出版两本专著。这些数据无不令人赞叹布鲁姆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不知疲倦的工作方式。

相比富足的精神生活，布鲁姆的物质生活非常简单。由于对教学科研的全身心投入，他对生活没有太高的追求。他一家住在纽黑文林登街一座两层小楼房，从未搬过家。家中没有豪华的家具，唯一能让让人联想到是教授家的，是书橱中的书和一些艺术品。家里唯一够得上现代消费品的是两台大概只有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一楼餐厅一台，二楼主卧室一台，主要是布鲁姆用来看橄榄球。

人们常说，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布鲁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成功的奥秘在于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在他幼小童年梦想的激励下，他“板凳甘坐十年冷，一心只读圣贤书”。他的这种精神让我们明白：只要能够心无旁骛，争分夺秒，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就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就。

哈罗德·布鲁姆与作者张龙海的通信信封（图片源自作者）

三、学术操守不动摇

在研究过程中，布鲁姆难免像其他批评家一样被贴上标签。但是，他个性极强，从不人云亦云，对这些标签往往不以为然，甚至表示反对，这也是批评界认为他是个“麻烦的批评家”（a difficult critic）（“Harold”：199）的原因。而他到底在哪些方面让人觉得麻烦呢？他又是如何对待学术界不同的观点，或者说，布鲁姆对学术有什么要求呢？这就是我们要向大师继承的第三项遗产：学术操守不动摇。

布鲁姆的“麻烦”首先体现在其诗学影响理论的难以理解，这主要因为其中有很有犹太文化的借用，以及误读过程的晦涩难懂和理论的难以应用。布鲁姆喜欢将自己最有影响的“诗学影响”理论称为“对抗式批评”，提出由于前辈诗人的成就和影响无处不在，后辈诗人焦虑不安，为打破迟来的僵局，后辈诗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他们首先通过“克里纳门”（clinamen）的方式，误读、误释前辈诗人的作品，逐渐偏离它们；接着借用前辈诗作中的部分词语或意象，用“塔瑟拉”（tessera）的方式完成自己的作品，形成对抗。随后，后辈诗人再通过“克诺西斯”（kenisis）进行自我降级，与前辈诗人一刀两断，好像两者都不再是诗人了，为自己和前辈诗人取得平起平坐的机会，从而为自己的升华打下基础。接下来，后辈诗人通过“魔化”（daemonization）抬高自己的地位，打压前辈诗人，使自己达到逆升华，达到暂时的超越。下一步，后辈诗人通过“艾斯克西斯”（askesis），使得自己进入孤独状态和自我净化，彻底完成对前辈诗人的超越。最后，后辈诗人通过“阿波弗雷兹”（apophrades），将自己的作品向前辈诗人敞开，变成是前辈诗人在模仿后辈诗人。这样，后辈诗人通过努力改变时空上不利的状态，为自己强劲作品的出世腾出了空间。

布鲁姆的“麻烦”其次体现在他的无门无派不盲从。批评界常将布鲁姆划入两大阵营：解构主义和读者反应论。布鲁姆本来可以借着这些标签，大树底下好乘凉，但他却秉承自己的学术操守，坚守自己的阵地，拒不接受被纳入到这两大阵营。布鲁姆被当成解构主义者主要是因为他是“耶鲁四人帮”之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早期，“新批评”在耶鲁大学占据主导地位，而布鲁姆所研究的浪漫主义诗歌遭到“新批评”的排斥。他早期虽然同耶鲁大学的解构主义批评家合作过，但是，后来因为观点不同，同他们越走越远。布鲁姆也曾坦言自己几十年来和保罗·德曼一直争论不休。德曼和其他解构主义者强调语言意义的不稳定性，而布鲁姆却认为人们的想像力应该独立于语言之外。这种学术上的分歧最终导致布鲁姆于1977年与英语系彻底决裂，并转移到耶鲁大学人文中心继续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此外，艾布拉姆斯也因布鲁姆的“误读论”将他归入读者反应批评阵营。读者反应论的批评方法强调读者和阅读过程，认为文本既无固定的，也无最终的意义和价值；字面意义和价值是由读者与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而布鲁姆的“误读论”却并非读者对文本的阐释。他认为，诗人读者所进行的阅读是一种误读，一种可以让他的新诗诞生的阅读。他只能通过比喻或者防御开始，从而篡改他的前辈诗人的作品。由此可见，布鲁姆所说的阅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阅读，而是一种强劲诗人（strong poet）对前辈作品的误读、篡改而创造出自己的新诗的过程（《哈》：3-5）。

布鲁姆的“麻烦”还在于他捍卫经典不动摇。布鲁姆对文学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提出文学的定义、经典的标准等。他认为，“文学不仅仅由语言构成，它还是进行比喻的意志，对隐喻的追求，即尼采曾经定义的渴望与众不同，渴望身在他处”（Western：11）。这要求我们要运用语言和各种比喻的修辞手法来创作写出真正的文学作品。同时，布鲁姆提出：文学就是竞争。每位后辈作家发现自己无可避免地要与前辈作家进行一场殊死搏斗，从而确立自己作品的文学地位。这条诗学影响之路决定了文学创作道路上的艰辛，也决定代代都有文学巨匠的出现，因为他们有着“与众不同，身在他处”的渴望，他们需要你追我赶的竞争态势（《哈》：38-40）。

在布鲁姆的文学体系中，捍卫西方经典是他晚年全身心投入的终极目标，他也因此提出一系列关于文学经典的标准和要求。在这些经典的标准中，他最推崇的是“原创性”，认为它是一部作品的生命力所在——“所有强劲的文学原创性都成为经典”（Western：24）。这种原创性的美学力量源于作者的“焦虑的预期”，因为“美学产生于文本之间的冲突”（Western：36）。正是这种无处不在的诗学影响困扰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迫使他们以原创性对抗原创性，但也同时成就了他们，使他们在和经典作家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经典的第二条标准是“陌生性”，《西方正典》以此为标准挑选二十六位作家作为西方文学经典的典范——“我尽量直接切入主题考证这些作家和作品何以成为经典。答案常在于陌生性，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我们已经完全同化而看不出其陌生性的原创性”（Western：2-3）。布鲁姆的陌生性强调读者在阅读作品时产生超然的惊讶，而不是期望的满足，从而产生强烈的美感。经典作品必须具备这种超然性，即能够让读者在熟悉的环境中产生陌生感的张力。就这样，布鲁姆把陌生性作为原创性的具体体现和载体，以此作为检验西方主要作家的试金石。

布鲁姆另一个衡量经典的标准是直接以莎士比亚的作品为尺度。他曾明确写道：“毫无疑问，可以这么写：莎士比亚就是经典，他为文学设定标准和限度。”（Western：47）短短一句话却道出他关于经典的理解。首先，莎翁本身就是经典，因为其经典性在于人物描写和个性塑造，即作品人物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以及不同人物之间的差异性。“表现能力的最完美体现是作品人物成为自我艺术家，即他们似乎独立于作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描写自我，改变自我”（Western：166）。这是人物塑造的最高境界：文学人物超越自我，从而影响作者以后的生活和创作。另一方面，莎翁不仅是经典，而且也是经典的标准。在布鲁姆看来，“莎士比亚是世俗的经典，或者甚至是世俗的圣经，是衡量前人或者后辈作品是否成为经典的标准”（Western：23-24）。这就是说，经典是一种后辈作家与莎翁的竞争。莎翁通过自己的创作为后辈作家设定经典的标准，即“认知敏锐，语言活力和创新能力”（Western：43）。也就是说，任何想让自己成为经典的后辈作家必须把莎翁作为竞争对手，试图否定他、超越他（《哈》：41-44）。

布鲁姆的“麻烦”更在于他终身坚持美学价值，这可谓其文学体系的生命线。布鲁姆关于美学价值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首先，文学批评不同于文化批评，不能压抑美学，而应该以“个人的自我是理解美学价值的唯一方法和全部标准”（Western：22）。其次，不能把美学当成意识形态或者社会能量。在他看来，“批评是智性文学的一个分支。它不是政治或者社会科学，也不是性别崇拜和种族鼓噪”（Western：172）。作为一位文学研究者，布鲁姆认为，自己必须致力于文学批评。他曾说，“为什么文学研究者成为业余的政治家，半路出家的社会学家，力不能及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和武断的文化史学家？这虽然是个谜，但也并非不可思议”（Western：487），并对目前在批评领域各种主义盛行、文化批评代替文学批评、批评界充斥着各种浮夸鼓噪声音等现象深感担忧。他极力反对“厌恶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又译“憎恨学派”，即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拉康学派、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和符号学等）大肆鼓吹意识形态就是美学，撇开文本谈批评（《哈》：51-52）。他曾表示：“我很喜欢女性主义批评家，她们中不少人是我的好朋友。但……我一点也不喜欢女性主义批评。真正的试金石是：从以前和现在我们重视不够的女性作品中找出一些，引起人们重视，教育人们如何更加仔细地、有用地研究这些作品。在这方面她们没做到……我认为女性主义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我不认为这是文学批评。”（“Harold”：205）在布鲁姆看来，本来文学成就斐然的D. H. 劳伦斯就是因为被女性主义者严加指责，抨击他憎恨女人、要求女人禁欲等，结果被逐渐边缘化，几乎被逐出英语文学界。

布鲁姆这种犀利的批评并非意气用事，而是完全出于其个人的学术立场和个人追求。他也知道很多人不喜欢自己，认为他是位“麻烦的批评家”或“愤怒的批评家”（an outrageous critic），对这样的评论，他只是置之一笑。但当有人认为他是一个“被激怒的批评家”（an outraged critic）时，他马上斥责说：“不，我没有被激怒……我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了。我现在六十多岁了，太迟了，没法被激怒。”（“Harold”：219）从中可见，没必要为不同的学术观点而愤怒，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立场，特别是在这个时代交接、文化转轨的时代，各种声音应该平等兼容。

布鲁姆以美学价值为标准衡量文学作品，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敢于跟自己认为不是文学批评的现象作斗争。他这种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让我们明白：文学批评家要坚持操守，坚守阵地，一心一意，不要成为随风摇摆的墙上草。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图片源自豆瓣）

四、科研教学相益彰

除了读书写作，布鲁姆最喜欢做的另一件事就是教学，他不仅给耶鲁大学的学生授课，也在纽约大学授课。直到布鲁姆去世的前一周，即10月10日，他还在给耶鲁大学的学生上课。所以，我们要从他那里继承的第四项遗产是：科研教学相益彰。

虽身为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布鲁姆却仍坚持每学期在耶鲁大学开授两门课，经常是一门研究生课，一门本科生课。换句话说，他每周的教学工作量是四节课。由于年岁较大，行动不便，他每次上课都是由夫人珍妮开车送他到教室，下课后再接他回家。他的课深入浅出，极受欢迎。每学期第一次上课时，小小的教室里常常会挤着七十多位学生，有的只能坐在过道上。布鲁姆介绍完课程情况和要求后，会让每位学生拿出纸张，写下对这门课的了解和选修的理由，再根据这些材料挑选二十五至三十名学生，把选中的学生名单贴在他人文中心办公室的门口。

布鲁姆的课既紧张又活泼，信息量极大。之所以紧张，是因为他上课从来没有教案或PPT，只会偶尔在黑板上写下几个术语或他认为学生可能不懂的词，因此必须注意力高度集中，一旦走神就会跟不上。每次他一走进教室，就在前面的桌子坐下，从口袋中掏出一张巴掌大的纸，上面写着引文的页码，然后开始侃侃而谈。在谈到引文时，他会看一眼那张小纸，告诉学生翻到引文的那一页，然后看着学生，双手交叉在胸前，摇摆着头，一字不漏地把所涉及到的引文背诵出来（《哈》：xi）。这不只是一堂课的情景，而是整个学年四门课皆是如此。他曾说：“我一生中从没写过一次教案……我已将文本内化于心，然后在不同时间、通过不同方式将它们外化于形。人们一次也踏不进同一条河流。我们一次也踏不进同一本文本。”（“Harold”：212）布鲁姆的课之所以活泼，是因为他每堂课都是情感充沛、激情饱满。由于每次上课都是即兴发挥，对文本的理解也就各不相同。他曾说，他每次上到弥尔顿的《失乐园》时都要提前再看一下那本书，尽管他都已经能全文背诵下来，但每次看的感觉又都不一样。

布鲁姆渊博学识让他的课程更有吸引力，同时，他的授课也为他的学术研究提供更为开阔的思路。布鲁姆对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研究透彻，但他是如何开始注意到莎剧中人物栩栩如生的个性呢？根据他的回忆，是在一次教授《李尔王》时，布鲁姆讲到埃德蒙被兄弟埃德加刺伤，已奄奄一息之，因听到戈纳瑞和里甘两姐妹为他而死，他突然蹦出四个字“Emund was yet beloved”（埃德蒙还是有人爱的）。据布鲁姆回忆，自己当时突然有一种特别不一样的感受：作为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埃德蒙的良心发现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他听到两姐妹对他一往情深互相残杀之后，他的内心突然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力量——一种被人爱、有人爱而焕发出来的特殊情感，正是在这股力量的感召下，他下意识地说出谋杀科迪利娅的阴谋并让人去阻止，尽管已经太迟了。如果埃德蒙没说出那句“埃德蒙还是有人爱的”，“他也不会发生变化。莎士比亚之前根本就没有这种描写。这使得弗洛伊德变成没必要存在。这种内心世界的再现无比细腻、无比强大，真的是前无古人”（“Harold”：209-210）。布鲁姆这种课堂上的灵光一现，常常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巨大影响。这正是人们常说的教学相长。

一些老师认为，科研和教学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特别是很多青年教师常把科研和教学对立起来，认为科研做不好是因为上课太多。而布鲁姆给我们树立的榜样却说明：对大学老师来说，科研和教学犹如鸟之双翼，只有平衡驾驭好这对翅膀，才能越飞越远、越飞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