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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婧芸，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高等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段世飞，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南京/210097)文章来源：高教探索，2022,(04),42-50摘 要：当前，我国教育部设立第十四个“交叉学科”与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未来的高等教育学既属于“交叉学科”甚至为“超学科”,又依旧带有人文社会学科的原有因子。基于此，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着力探讨作为“交叉学科”甚至为“超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学科知识生产模式会发生怎样的转变，并运用比较性、关系性与系统性思维阐释知识生产模式变迁中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演进、剖释“新文科”建设与高等教育研究间的关系以及“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学学科知识生产变革与意蕴，以期对作为“交叉学科”甚至为“超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及其人才培养提供前瞻性思考。关键词：“新文科”建设;高等教育学学科;知识生产及其模式;交叉学科;超学科基金：2022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KYCX22_143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一、前言“交叉学科”(Inter-disciplinary),又称“跨学科”,即指不同学科间相互交叉、融合、渗透而出现的新兴学科，在2020年8月正式成为我国第十四个学科门类。这可以逐步改善“大学往往把交叉学科视为一种趋势，而不是真正的变革，结果就以零碎、缺乏条理、凑合的方式进行跨学科工作，而不是视之为全面、彻头彻尾的改革”[1]之现实困境。潘懋元先生与陈斌在《论作为交叉学科的高等教育学》一文中指出，“将高等教育学作为一级学科纳入国家学科专业目录'交叉学科’门类”[2]。2020年11月《新文科建设宣言》发布，其中便提及“新文科”的“新”重在“创新”而非简单的新旧对比，主要涵盖人文学科(Humanities)与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是存在差异的，前者包括文学、历史、哲学与艺术并强调对“人”的研究，后者包括法学、教育学、管理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并注重对“人类社会运作规律”的研究[3],而高等教育学属于人文社会学科，兼具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新文科”既源于又超越传统文科，具体而言，“新文科”基于传统文科的学科门类进行内涵与外延并且不断丰富学科研究范式，超越的是传统文科的学科边界，重塑“人”和自然、技术间的关系并且能给予世界更具中国特色的学术贡献。对已有的研究文献梳理可知，不论是“新文科”建设或是知识生产模式转变又或是学科建设，还是“新文科”建设与学科建设间的关系以及知识生产模式与学科建设间的关系均有被学者们具体探讨，但是“新文科”建设、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与知识生产及其模式转变三者间有何种关联目前尚未有研究者对其进行深入论述。基于此，着力探究在“新文科”建设的大背景下，作为“交叉学科”甚至为“超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其知识生产会与之发生哪些变化。二、知识生产模式变迁中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的演进知识生产模式均是以知识生产者为中心的模式。知识生产模式变迁是从知识生产模式Ⅰ到知识生产模式Ⅱ再到知识生产模式Ⅲ。需要指出的是，从知识生产模式Ⅰ到知识生产模式Ⅱ是在不断补充与发展着的。虽然知识生产模式Ⅱ与知识生产模式Ⅰ是有所差异的，但这两者并不对立。知识生产模式Ⅲ与知识生产模式Ⅰ、Ⅱ是存在本质区别的，因此，知识生产模式Ⅲ与知识生产模式Ⅰ、Ⅱ并不能完全相提并论。在知识生产模式从Ⅰ到Ⅱ再到Ⅲ的变迁中，运用比较性思维并以“'单学科、传统学科’-'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为逻辑探讨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是如何演进的(详见表1),因为“人文社会学科的演进逻辑与知识生产模式的变迁轨迹一脉相承”[4]。(一)知识生产模式Ⅰ:作为单学科、传统学科的高等教育学知识生产模式Ⅰ是由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bons)等人最早提出的。作为大学之内模式的知识生产模式Ⅰ具有单一性、结构层级化、标准化、科学化等特点并且依靠相对固定的共同体(同行)进行评议以及以学术兴趣为主导来设置和解决问题，可以说当时的知识生产模式Ⅰ是传统、成熟且经典的。科学(Science)和科学家(Scientists)是知识生产模式Ⅰ中常用的术语。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向着科学化迈进[5],这与知识生产模式Ⅰ的常用术语相契合。西方的高等教育研究与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间长期存在“领域”形态与“学科”形态之争。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高等教育学列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1984年出版的《高等教育学》是高等教育学学科知识体系初步形成的标志，为形成完整且科学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奠定扎实的基础。在知识生产模式Ⅰ下，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过程中有可能存在类似于“为知识而知识”抑或是“为真理而真理”的“为理论而理论”与“为体系而体系”之现状。[6]作为单学科、传统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则面临多重危机，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本身所呈现出的明显不成熟性与被边缘化的趋向以及它与其他学科存在分明的壁垒；其二，出现“理论癖”与“体系癖”;其三，仅停留于高等教育纯理论研究、经验性研究与描述性研究等，未有为改进人类的高等教育实践做出实质性卓越贡献，就像“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科技发明创新来培养人才，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7]。特定共同体的学术兴趣在“象牙塔”式的大学中因其共通性与相似性而蔓延，又因不同的组织建制与专业细化而逐步分化，这是因为“长久以来，知识分子生态系统借持续不断的分门划界，分割成'分离’的建制和专业空间，以便达致目标、方法、能力和实质专业技能的表面细分”[8]。因此，在知识生产模式Ⅰ与学科时代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陷入窘境，主要表现为四点：其一，高等教育研究范式初期借鉴普通教育学科范式，后来便是教育学科范式(准高等教育学科范式),但未有形成专门的高等教育学科范式；其二，仅限于高等教育学学科成员间的学术成果交流与分享并且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组织相对单一；其三，高等教育纯理论研究与高等教育实践相分离；其四，建立的是单向度且线性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等。即便如此，无论是作为多学科、跨学科的高等教育学还是超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均是以单学科、传统学科的高等教育学为基础的，所以作为单学科、传统学科的高等教育学有其独特且永恒的价值并且主要维护的是学术利益。(二)知识生产模式Ⅱ:作为多学科、跨学科的高等教育学知识生产模式Ⅱ也是由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等人提出的，但在1994年之前知识生产模式Ⅱ已悄然存在，譬如：1925年，华特·基佛德成立的贝尔实验室。作为跨学科模式或大学之外模式的知识生产模式Ⅱ具有非等级化、多变性、自反性、资金异质性、动态性、应用性、组织多样性以及社会弥散性等特点并且由“产业-大学-政府”三螺旋动力机制模型推动，质量控制是多维度且全过程的。知识(Knowledge)和从业者(Practitioners)是知识生产模式Ⅱ中常用的术语。“多学科性是跨学科的另一种存在形态”[9],运用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观点来综合解决高等教育问题，“高等教育学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可能就是多学科研究方法”[10],这意味着并不讲求高等教育学学科与其他学科间的交融性。克里夫·H·丘奇也曾指出，“高等教育的研究必须以多学科的知识为基础，因为学生、教学、管理、政策和社会角色均可被列为高等教育研究主题”[11]。兼具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双重属性的高等教育研究范式正逐步从多学科研究范式向跨学科研究范式转变，正如艾伦·雷普克所言，“人文学科也在日益跨学科，表现为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所描述的'类型的混乱’(即学科知识领域)”[12]。那么，何谓“跨学科”呢?“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亦为“交叉学科”,通过借助学科见解(有时还有利益相关者的观点)并加以整合来研究某个复杂问题(包括宏大问题)[12]。跨学科是有别于多学科的，其主要强调学科间的融合而非学科间的简单整合，具体而言，高等教育学学科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及管理学等相交融，形成高等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管理学以及高等教育哲学等多个分支交叉学科。在这个学科交叉、融合的时代，大学更多的是“服务站”式的大学并且更凸显社会使命感。基于此，高等教育学学科的相关问题不单是其本身的内隐问题，同时，因为高等教育活动本身是复杂多变的，所以也会延伸至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等相关联的外显问题。概言之，用多学科或跨学科的视角来剖释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复杂性是尤为必要且关键的。依据教育科学的学科结构划分方式，高等教育学属于应用学科并且聚焦于探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热点问题以及对我国大学本身发展状况进行研究[5]。因此，作为跨学科的高等教育学不仅关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还应注重高等教育应用理论生成与转化等要以跨学科视角探索的应用性研究。在知识生产模式Ⅱ与学科交叉、融合时代背景下，作为多学科、跨学科的高等教育学所涉及的领域更为广阔，其应用性与科学性共生共渗，由多元主体(跨学科研究中心、跨学科研究项目、全国性与国际性的跨学科专门研究机构、跨学科实验室等跨学科组织、学习型组织以及创业型大学)共同参与高等教育研究以及它们必然会与社会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同时，主要契合我国的产业利益。作为跨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具有动态性、松散性与不稳定性等特点并且也会因研究范式自身的松散与运用混乱、高等教育学学科所涉及的利益集团间的相互博弈及以结果为导向的功利化高等教育研究团队组建等导致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面临重重阻碍。(三)知识生产模式Ⅲ:作为超学科的高等教育学知识生产模式Ⅲ是由埃利亚斯·G·卡拉雅尼斯(Elias G. Carayannis)在2003年首先提出的。知识生产模式Ⅲ被视为知识创新系统，其具有多层次、多形态、多主体、多节点以及多边互动等特点[15]。知识生产模式Ⅲ是除了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之外，公益性的社会创新服务也已成为知识与生产的新联结，其目的是打破时空的限制。在人工智能逐步兴起与技术更迭的大环境下，知识生产模式Ⅲ更为包容与宏大并且立足于全社会与全人类。“高等教育学从一诞生起就具有超学科的特色，即运用一般公理系统和新兴认识论模式实现对高等教育系统中所有学科和跨学科的协调。”[16]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学与生俱来就带有超学科的根基。何谓“超学科”?“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关注之物既在学科之间，又跨越不同学科，并超越所有学科，旨在认识当下世界，统一知识，解决宏大和复杂问题[12],抑或是“政府、业界、大学三方要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进行创新”[18]。换言之，作为超学科的高等教育学主要解决的是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问题的持续革新、高等教育学学科及其多个分支学科、多个新兴的分支交叉学科与新兴的交叉领域内的多元知识全面整合与再创新及高等教育研究如何更好地为人类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服务等更为重大且复杂的实践性、技术性与应用性问题等，因为“高等教育学同时把学术性学科、技术性学科和应用性学科的教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内容”[5]。在知识生产模式Ⅲ与超越学科化时代背景下，作为超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其研究具有开放性、创新系统性、复杂性与协同性等特征，同时，将编码知识与编码后的默会知识相衔接(动态高等教育学学科应用知识),符合公共利益，即维护我国公民社会的利益。表1 知识生产模式变迁中的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演进简览表 | 讲座、系、研究所、教研室、课题组以及学院等相对单一的学科组织 | 跨学科研究中心、全国性与国际性的跨学科研究机构、跨学科研究项目以及跨学科实验室等跨学科组织、学习型组织以及创业型大学 | 政府组织、社会、企业、高校以及其他科研组织等构成的协同创新高等教育系统或是学术企业型超学科组织 | | | | 编码知识与编码后的默会知识相衔接
(动态高等教育学学科应用知识) | | | 介于稳定与松散之间，高等教育研究团队成员介于固定与流动之间 | | | | | | | | 针对高等教育学学科自身、高等教育学学科与其他学科间的多维度且全过程性评议 | | | 主要解决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建设与创建新的且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与分支领域等，“高等教育科学”体系逐步庞大 | 主要解决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建设问题的更新，通过多个其他学科视角综合研究高等教育学学科自身问题、通过高等教育学学科与其他学科间的交叉构建新兴的分支交叉学科与形成新兴的交叉领域及高等教育研究与社会间的关系问题等 | 主要解决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问题的持续革新、高等教育学学科及其多个分支学科、多个新兴的分支交叉学科与新兴的交叉领域内的多元知识全面整合与再创新以及高等教育研究如何更好地为人类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服务等更为重大且复杂的实践性、技术性与应用性问题等 |
注释:该表格部分内容浓缩总结自《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李均.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6-11,17,21-26,113.'>1、《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迈克尔·吉本斯，等著.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M].陈洪捷，沈文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10,15,17,19,21-22,75,81,86-88,122-124.'>2、《知识生产模式III促进超学科快速发展的特征研究》黄瑶，马永红，王铭.知识生产模式Ⅲ促进超学科快速发展的特征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37(6):37-45.'>3以及《试论学科知识生产的三种模式》王晓玲，张德祥.试论学科知识生产的三种模式[J].复旦教育论坛，2020,18(2):12-17.'>4。总之，知识生产模式变迁过程中会发生多个转向，譬如：控制知识生产质量的群体从单一性与确定性转向多元性与不确定性；知识生产模式的术语从科学化转向一般化等；相关利益从学术利益到产业利益再到公共利益等。这其中也可能会遇到重重困境，高等教育研究团队从较为稳定变得较为松散，团队在不断重组中会消耗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而分散团队解决当下问题的主要力量。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组织在不断扩大的同时极有可能出现多方牵扯的尴尬状况。知识生产模式的变迁会挤压人文社会学科的生长空间，以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见长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常青藤著名高校为例，它们在未来将被产业化速度更快的大学所超越甚至取代，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很多以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见长的大学为了在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而大力削减人文社会学科，因为正如迈克尔·吉本斯等人所认为的，“知识生产模式Ⅱ的其他一些特征可能不是那么适用于人文学科”[20]与华勒斯坦等人所阐述的，“不过此等以人文精神为主导的理想，面对现代世界各种越来越复杂而庞大的学术体制，似乎有点无能为力，原因是现今的学术知识生产，已深深地和各种社会权力、利益体制相互交缠”[21]。这意味着无论是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还是人文主义、人文精神的延展均受到当前学术知识生产的牵绊，其结果，人文社会学科逐步式微。人文社会学科是需要受到保护的，不仅因为它们依赖于大学而逐步发展起来，而且人文社会学科与人类的切身利益高度关联。因此，我们需辩证地看待知识生产模式变迁中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的演进过程，以期为“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三、“新文科”建设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间的关系剖释“新文科”建设旨在突破传统文科的思维模式，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为主要途径，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推动传统文科的更新升级[22]。依据《新文科建设宣言》,“新文科”建设中的“新”具体表现在以下五大方面：“论域拓展”“价值重塑”“交叉融合”“话语主导”及“研究范式”[23]。高等教育学学科在当前作为一门应用性社会科学，“新文科”建设在中国高等教育大框架中稳步施行，所以两者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相互作用。高等教育学学科的知识生产是对高等教育学学科的研究，因为对事物的理解及知识生产是研究。基于此，运用关系性思维并且以“'价值重塑’—'交叉融合与研究范式’—'话语主导’”的逻辑探讨“新文科”建设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特性、方法、范式及使命间存在何种关系。(一)“价值重塑”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特性重审“新文科”建设的“价值重塑”要求重审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特性，其目的有四：其一，凸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理性；其二，有机耦合与工具理性间的关系；其三，重塑社会价值观；其四，重构人与自然、社会、技术等间的关系。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思考如何做事是最为有效的，后者则是思考是否要做此事。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高等教育研究缺失人文性与多元文化性，少部分高等教育研究者们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去从事这份神圣的学术职业，“为不纯粹的目的而学术”,这会导致高等教育界的学术生态日益被污染。“文科本质上是关于人的知识或学科，是关于文化和价值观的学科，是关于国家、社会、组织的学科”[24][25],高等教育研究同样也是如此，即要以“人”为根本，立足于中学后教育阶段“人”的全面发展[26]。也就是说，新文科的“价值重塑”围绕“人”(高等教育研究者等)展开，其表现为两重境界，第一层境界是重塑人与技术间的关系，第二层境界是重塑人与整个研究生态圈间的关系。首先，在高等教育研究中需要重塑人与技术间的关系。当前，无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还是“新文科”建设强调“新技术”这一内在要求都表明信息技术正在成为人类生活与知识生产无法分割的部分。在人工智能兴起与大数据盛行的大背景下，区块链、实验室机器人、人工智能文献检索系统以及教育大数据采集等可以有效帮助高等教育研究者们大幅提升数据的精准度、科学研究的总体效率与水平，但需要认清的是不同技术自身所呈现的逻辑性与功能性是各异的。因此，在高等教育研究中人应与技术保持适当的关系，持对技术不偏不倚之态度，具体而言，既是局中人又是旁观者，理顺不同技术的内在逻辑并合理运用技术[6]。其次，在高等教育研究中需要重塑人与整个研究生态圈间的关系。伴随着研究生态圈的混乱化与冗杂化，高等教育研究特性也经历了从单一性、封闭性、零散性、标准性与科学性等到半封闭性、多学科性、交叉性与应用性等再到开放性、协同性、复杂性与创新系统性等的转变。少部分高等教育研究者们作为学术研究的功利主义者或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正在间接破坏整个研究生态圈。我们需要重审高等教育研究的特性，即不仅局限于开放性、系统性、创新性与复杂性等，而且更要兼顾人文性、价值性、整体性与同时态性，因为“'人文性’是高等教育建构的价值向度，是高等教育学探究关于人发展问题的起点和内核所在”[28]。(二)“交叉融合-研究范式”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范式)创新“新文科”建设的“交叉融合-研究范式”要求创新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首先，“交叉融合”包括两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文科自身或是相近属性学科的再交叉融合，譬如：人文学科自身交叉融合；社会科学自身交叉融合；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交叉融合等。第二层涵义，文科与不同属性学科的交叉融合，例如：将人文学科或是社会科学与工科、农科、医科、理科等自然科学进行交叉融合，无论是哪种方式的融合交叉，均有利于完善高等教育学学科整体框架与构建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学内部体系，因为“高等教育学需要面向真实情景，促进人文与理性融合，利用集群方法完善自身知识架构”[29]。这意味着高等教育研究需要大视野，将高等教育元研究、高等教育纯理论研究与高等教育实证研究(高等教育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等相统一以实现知识全方位整、融合与深入探寻。高等教育研究方法除了上述的传统研究方法外，还有网络研究法、运用算法或基于社会科学实验室的新型研究方法等。当前，高等教育研究者们依旧要警惕被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过分侵入，以防形成不踏实且浮躁的学术风气。“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的研究方法是与时俱进且灵活多变的。其次，文科的研究范式也在不断丰富。高等教育研究范式从单一且特定的学科研究范式到多学科研究范式、跨学科研究范式再到未统一且未固定的研究范式并且研究范式的建构倾向于信息化与数字化，因为“新的研究范式强调将人文社科的问题关怀和理论视野与海量坚实的数据进行结合”[30]。此外，高等教育研究的视域也随之逐渐扩大，从“学科内”的研究视角发展到“院校内”的研究视角再到“全景化”的研究视角。“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均在不断迭代以及日益信息化、技术化与现代化。(三)“话语主导”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使命重申“新文科”建设的“话语主导”要求重申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使命，其目的是促使中国的新文科研究成果能够登上世界学术舞台，详言之，能够彰显中国学术特色，为世界提供经典的中国“新文科”建设方案与智慧，推动文科知识生产与文科思想进步，引领世界文科繁荣发展，恰如我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所言，“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不仅要在国际上讲述中国思想、中国制度，还要发出中国学派的声音。”[31]在西方，人文精神与人文主义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罗马，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得以发展并在启蒙运动时期得以升华并且诞生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及康德等多位大哲人。中国也有着非常深远的人文传统，即齐国的稷下学宫、汉朝的太学及唐代的寺院佛学等并且也出现了孔子、孟子、老子与朱熹等数位著名哲人。我国人文传统的厚重感与深远性都远超于西方，但从15世纪开始，中、西方文明发展开始拉开明显的距离，西方文明因拥有数次改革的丰富经验和重组自身的强大动力而逐步占据强势地位。20世纪以来，我国加快文科发展步伐，表现为建立起较完整的文科教育制度与体系。可即便如此，我国的文科发展依旧深陷瓶颈期，因为在“重术轻道”“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以及“资本逻辑”等不利背景下文科生长空间受到极大限制。可以说，当前的“新文科”建设犹如一盏明灯，为人文社会学科在夹缝中生存与未来的茁壮成长指明了清晰道路，即要“顺势而为”,顺智能化时代的潮流而有所“为”与“不为”,非“背道而驰”是王道。“新文科”建设是兼容并蓄、大气开放的，不仅着眼于自身文科的再建构与再精炼，而且心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世界文科发展脉络与整体格局，因为“新文科具有时代性、中国性、世界性与技术性”[32]。“高等教育研究所承担的使命不仅在于衡量发展质量、为决策提供依据，而且还带有打上国家标签的任务”[33],由此，高等教育研究需与国家层面的政策、战略等紧紧相扣。高等教育研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从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建设与创建新的且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与分支领域等到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建设问题的更新、通过多个其他学科视角综合研究高等教育学学科自身问题、通过高等教育学学科与其他学科间的交叉以构建新兴交叉学科与形成新兴交叉领域以及高等教育研究与社会间的关系问题等再到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问题的持续革新、高等教育学学科及其多个分支学科与多个新兴的分支交叉学科还有新兴的交叉领域内的多元知识全面整合与再创新以及高等教育研究如何更好地为人类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服务等更为重大且复杂的实践性、技术性与应用性问题等。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研究者的使命被给予新的定义，即拥有广阔的国、内外高等教育研究视野、对高等教育的前沿热点问题具有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与深刻的学术分析力并且能够将高等教育理论与高等教育实践紧密联系的有担当、有胸怀、有理想、有开阔视野与有高格局的“大写”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者。高等教育研究的使命被赋予新的内涵，详言之，构建中国新文科话语体系，用中国新文科理论阐释中国新文科实践，用中国新文科实践升华中国新文科理论，用中国新文科实践与新文科理论引领世界文科稳步、向荣发展。四、“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学学科知识生产变革学科建设是知识生产的过程，应遵循知识生产的逻辑展开并且“新文科”建设根植于知识生产模式转变[34][4]。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学学科知识生产的变革既吻合知识生产模式Ⅱ与Ⅲ的部分特征，又嵌入“新文科”建设的相关特点与表现，即“新文科”建设在凸显知识创生精神的同时更应强调人才培养精神。基于此，我们将运用系统性思维并且从高等教育学学科所生产的知识、生产知识的主体以及生产知识生产者这三个维度来阐释“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学学科知识生产变革(详见图1)。
图1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学学科知识生产变革系统图(一)“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学学科所生产的知识结合“新文科”建设背景，高等教育学学科所生产的知识，其自身属性、价值取向与发展路径都会随之发生改变。本质上，高等教育学学科所生产的知识都是以高深学问作为基础的。首先，从自身属性的维度切入，曾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知识具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与经济属性”[29]。这是在多学科研究范式下高等教育知识的三重属性。那么，在“新文科”建设与不统一且不固定的研究范式下，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所生产的知识应被予以多重属性甚至超越原有属性的框架。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是由高等教育学学科所生产知识的创新属性决定的，因为“其生产的知识不会围绕理论问题来组织，也不会自动地遵循一致、可信、清晰的规则。它将会把认识的和非认识的元素以新颖和创造性的方式糅合起来”[37]。高等教育学学科所生产的知识，其流动性逐渐增强并且更具网络的属性，从而形成侧重于应用性的高等教育学学科知识集群与知识创新网络。同时，高等教育学学科知识，其自身属性从独立多个属性向综合与融合属性过渡。其次，从知识的价值取向维度切入，“高等教育知识的特质决定自身的价值取向”,朱华伟学者认为高等教育知识的价值取向主要有科学主义、功能主义以及本土主义这三个[29]。除此之外，人文主义、民族主义与现实主义也可属于“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学学科知识的价值取向。人文主义主张对“人”的个性的关怀，提倡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高等教育学学科所生产的知识是将工具性与价值性相统合，将专业知识与通识知识相交织，凸显其人文性，是关于“人”的知识，这其中包括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群体、教师群体、管理者群体等。民族主义是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与运动。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研究应扎根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不盲目“排他”与“崇外”,在借鉴与吸取国外高等教育研究优良经验的基础上不丢失构建符合中国特色、具有中国智慧的高等教育学学科知识生产体系的自信，提炼高等教育学学术话语，建构社会科学中国学派，站在高等教育学学科最前沿，为世界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起到先锋作用。现实主义主张关心现实与实际，同样地，高等教育学学科所生产的知识既要服务于中、微观层面利益相关者的实际诉求，也要服务于宏观层面的产业、国家乃至整体社会的现实发展需要。最终，高等教育学学科所生产的知识之价值取向要跳脱出“唯主义论”或是泛泛而谈的“主义论”,不再对其作出绝对且直接的价值判断，由此，高等教育学学科所生产知识的价值取向也不再设立边界。最后，从知识的发展路径维度切入，高等教育知识应该是人文与理性的视域融合[29],这意味着高等教育学学科所生产知识的发展路径也需遵循“人文”与“理性”的双重逻辑。“新文科”把“融合”作为核心理念，坚持问题导向开展跨学科、超学科研究，完善协同创新机制重塑学术生态体系[40],这旨在从理念、方法以及学术生态等多个方面共同建构高等教育学学科知识生产新路径。也正因为“从高等教育与社会的互动中记录更全景化的'中国体验’”[33],所以，“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作为“交叉学科”甚至为“超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学科所构建的应是一种具有整体性、全景化与中国特色的知识网或知识系统。总之，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学学科所生产的知识自身属性在不断扩充与超越，价值取向更凸显人文主义、民族主义与现实主义，发展路径更趋于广泛化，从而使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内部知识结构能够产生多维聚合。(二)“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学学科生产知识主体从构成变化与发展历程两个角度来探析高等教育学学科生产知识主体的调整与补充。起初，在学科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学学科生产知识的责任主要由大学及其分支的学科组织(讲座、系、研究所、教研室、课题组以及学院等)还有高等教育研究者个体来承担，而后在学科交叉、融合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学学科的生产知识主体不断拓展，发展为跨学科研究中心、全国性与国际性的跨学科研究机构、跨学科研究项目及跨学科实验室等跨学科组织、学习型组织与创业型大学再扩展到在超越学科化时代背景下政府组织、社会、企业、高校及其他科研组织等构成的协同创新高等教育系统与学术企业型超学科组织。此外，现代书院、新型智库及“新文科”数字人文实验室作为新兴产物，或许也将成为“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学学科生产知识的新兴主体。近些年，很多以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见长的我国顶尖高校相继推行书院制教育，譬如：2017年5月，华东政法大学成立文伯书院；2020年4月，清华大学设立日新书院、未央书院、新雅书院、行健书院与探微书院；2020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明德书院与明理书院等。现代书院的建立为的是打破学院间的固有边界，助力跨学科大类培养与交叉学科的知识生产。高校中的新型智库是衔接政府、公民社会、企业及高校自身的重要桥梁并且能够与它们进行内、外部的共同建设。“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智能实验室在国内逐步建立，例如：天津大学组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与实验室；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广东市政府与华南理工大学共同建立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总之，高等教育学学科生产知识主体的规模也会随之不断扩大且智能化。(三)“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学学科生产知识生产者“新文科的效用在于知识生产与教养培育的有机结合”[3],“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不仅体现在生产高等教育学学科知识，而且也与生产知识生产者密切关联，究其原因，我国的高等教育学专业主要在研究生这个层次开设，本科阶段则未涉及此专业，换言之，不论是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还是博士研究生他们均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之“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准知识生产者”。高等教育学学科生产知识生产者其实就是通俗意义上的培养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科学研究人才。由此，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从核心内涵与实践路径两个维度看高等教育学学科生产知识生产者的培养理念转变与培育方式变革。首先，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学学科生产知识生产者的核心内涵指向以培养面向产业、国家乃至全人类社会发展所需的有器局、有眼光的高等教育复合型高级研究人才为目标。详言之，高等教育学学科生产知识生产者的理念不仅要以布鲁贝克的政治论或认识论为导向，而且要凸显其本真即教育现代化的高等教育学“学人”之理念，这主要与“'新文科教育’建设的核心内涵指向于'回归文科教育的育人本质’”、“'新文科’建设具体表现为培育'有价值引领的人’”有必然的联系[43]。高等教育学学科生产知识生产者的培育方式从闭环式培养到产学融合，从单学科培养到跨学科培养再到超学科培养的变革，正如段禹与崔延强所言，“'新文科’建设在人才培养上由专业培养走向多学科、模块化、产学研一体化培养”[4],其具体的实践路径表现为创生“突破边界”的高等教育学课堂、高等教育学专业的跨学科师资队伍建设、将人工智能和数字科学赋能教学法并运用于文科研究生教育(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对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们的心智进行训练与促使他们逐步养成德性以及打造高等教育学学科实践教学体系形成育人共同体等[43]。总而言之，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培养理念以价值引领人与社会并以道德规训为核心，培育具有价值理性且精神化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并逐步拓展至大文科教育。五、结语“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终极旨归都是在揭示本质与规律，因为“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都是探索本质、发现规律”[46]。通过对知识生产模式变迁下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演进以及“新文科”建设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间关系的剖析，高等教育学作为人文社会学科的一个分支，也作为未来的“交叉学科”甚至为“超学科”,其在所生产的知识、知识生产的主体与生产知识生产者这三方面都会发生相应的变革，以期对作为“交叉学科”甚至为“超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及其人才培养提供前沿性的思考。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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