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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10日，国民党中将李弥预感到大难临头，对部下边哭边说：“我不能死呀！我死不得呀！我若能回去，对你们的家属一定要好好照顾的，你们可以放心。” 李弥的哭诉实际上在暗示部下：不要再打了，要想办法投降，才能幸免一死。 在场的李弥兵团的第三师师长周藩等人也不想死，便顺水推舟地向李弥请示说：“如果再打下去，大家一齐完蛋，我想派人送个条子出去投降，可以不可以？” 李弥毫不加考虑地说：“可以写个条子送出去，要写上投降的条件，若答应我们的条件就投降。若不答应我们，就拖到晚上再说。天一黑，看不见，我们好借机走掉。” 李弥一边叫人写投降的条件，一边令他亲手提拔的同乡、九团团长甫青云，为他找来士兵穿的旧大衣和胶鞋，准备到天黑时化装潜逃。 10日下午4时，周藩等人要到解放军指挥部办理投降事宜，临走时，李弥要周藩等人不要暴露他，让他逃走。天刚黑下来，还未等谈判人员归来，李弥便急不可耐地和一名随从化装成伤兵，摸黑冒雪，径奔陇海铁路而去。 第二天清晨，李弥二人路遇一名身着国民党士兵军服的青年，便上前与之搭讪，得知青年名叫汪新安，家住砀山县李庄车站东北十八里汪各庄，淮海战役打响后，因和新婚妻子感情不和，赌气加入了正从家乡路过的国民党新五军，仅当了48天的兵，就在淮海战场被俘，因患疾病，被解放军释放回家。 李弥当即诈称自己叫“刘明顺”，家住上海，准备到李庄车站乘火车，愿结伴而行。 一路上，李弥对汪新安问寒问暖，把身上带的饼干和牛肉干送给汪新安充饥，汪新安对此非常感激。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李弥看到汪新安比较老实、可靠，便试探着问：“你庄上有没有当过国民党官的？” 汪新安说：“我堂兄汪涛当过营附。” 李弥问：“他在家吗？” 汪新安说：“在家。” 李弥又问：“汪涛在你庄上吃得开吗？” 汪新安说：“在俺庄上说一不二。” 12日傍晚，他们三人来到陇海铁路李庄车站东边的汪集大桥。汪新安告诉李弥：“从这儿顺着铁路往西走七八里路就是李庄车站。” 李弥和随人耳语了一阵子之后，转身对汪新安说：“我暂时不打算去李庄了，想跟你到家休息一两天，让你家给我准备一些馍带着，走在路上好吃。另外，我想和汪涛见见面，你看行吗？” 汪新安不便拒绝，只好答应。随行人员便一人去了李庄。 当日半夜，汪和李弥来到了汪新安的家，汪的母亲和妻子为他俩操办了夜饭。饭罢，汪母和汪妻到前院南屋安歇，汪新安和李弥则留在后院堂屋里休息。 这时，李弥才向汪新安暴露身份说：“汪兄，实话告诉你吧，我不姓刘，也不叫刘明顺。我是十三兵团司令李弥，给你们添麻烦了。天明后，你看汪涛在不在家，如果在家，请他来一下。” 当汪新安知道自己领回家来的人是国民党兵团司令时，非常害怕，一夜也未曾睡好觉。 1月13日早上，汪新安让人把李弥来家的消息告诉了汪涛。汪涛于当晚来到汪新安家，汪新安作过介绍后，李弥起身点头笑了笑。汪涛把李弥上下打量了一番，说：“你外边穿件棉袍子，里边穿着黄驼绒线衣，不暖和，不相称，也太惹眼，咱俩换一下吧！” 汪涛把棉袄脱给了李弥，李弥把驼绒线衣脱给了汪涛。李弥说：“请你想法把我送走！” 汪涛说：“我不能去送你，我老婆、孩子都在商丘，我有个姑表弟高大荣居住在我家，看他有没有办法？” 接着，汪涛把高大荣的情况简单地作了介绍。之后，汪涛回家找到高大荣说：“新安把李弥领到家里来了，李弥想叫我送他走，你是知道的，你表嫂和孩子都在外地，我走不开。我考虑你年轻，又是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你送他到蒋介石那里，就不用回来了。” 汪涛的话深深地打动了高大荣，高大荣随即来到李弥住处，问：“你有证件吗？” 李弥说：“我这个身份，带着证件有好处吗？都扔了。” 高大荣说：“我是中央军校十六届毕业生，毕业后在国民党县府干点事，你不用怕，我们想办法把你送走。” 李弥说：“我是黄埔军校的第二届毕业生，咱俩是校友了！” 14日早饭后，高大荣对汪涛说：“我跟李弥商议好了，我送他走，就是缺少路费。” 汪涛说：“我家有200斤小麦，明天卖了把钱拿去。打算如何走法？” 高大荣说：“徐州俺大舅（汪涛的伯父汪学思）不是捎信叫送过春节的面吗？跟着送面的车子走不行吗？” 15日上午，汪涛找人到杨集卖了200斤小麦，汪新安的父亲汪学胜也卖了110斤小麦。汪涛又到当时驻在本村的解放军连部写了一张赴徐州送面的路条，把钱和路条交给了高大荣。 当晚，高大荣告诉李弥：“路费和路条已搞好，准备明天动身。” 汪涛说：“您明天走，我就不送了。” 李弥忙谢道：“你这就帮了我的大忙了。你的恩情我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以后，我把你接到我老家去，你的吃、喝、吸（大烟）由我负责。” 就在这，李弥在汪涛、高大荣的协助下，最终从淮海战场逃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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