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栾城丨苏轼是否到过栾城

■苏东坡祖籍纪念馆。李明发 摄

□郭俊岭 杨梅山

栾城（今栾城区）是唐宋八大家中“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的祖籍所在地。苏轼，号东坡居士，后人亦称其为苏东坡。苏东坡对祖籍栾城充满了怀念之情，作文、作诗常言自己是赵郡苏轼（注：唐宋时期，栾城是赵郡的一个属县）。截至目前，留存后世的史料尚未找到苏轼专程到栾城访祖寻根的记载。但据考证，苏轼确实到过栾城，曾踏上了祖籍栾城这块热土。

根据史料记载，从夏代至宋代，河北境内早就形成了一条南通河南省、北达北京的南北大道。而这条大道一直都是从栾城境内经过的。这条大道的历代名称虽然不一样，但走向是一致的。从河南入河北境，均从这一南北驿道经过，栾城驿是来往必经的重要驿站，唐末诗人杜荀鹤从洛阳赴真定（今石家庄正定），曾在栾城驿住宿，作有《宿栾城驿却寄常山张书记》：“一更更尽到三更，吟破离心句不成。数树秋风满庭月，忆君时复下阶行。”

苏轼途经栾城的相关记载

据考证，苏轼一生中，曾两次踏上祖籍栾城的土地。

第一次是他在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赴定州上任时，途经故土；第二次是在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罢定州任南贬时，途经栾城。

苏轼赴定州任从汴京出发，是元祐八年（1093年）阴历九月二十六（公历10月3日），到定州的时间是元祐八年十二月十三（1094年1月2日）。途经栾城的时间是元祐八年十月二十（1093年11月11日）。

苏轼赴定州北行路线，是循汴京至幽州的官马大道，路过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拜访了运使谢卿材（字仲适），送王古（字敏仲）使辽。因为苏轼过相州后，必须循路过栾城的官马大道北行，所以必经栾城。

苏轼从定州出发南行的路线，仍然是他赴定州上任时的路线。

苏轼从定州南贬，比赴定州上任所用的时间更短。从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初三（公历5月19日）出发，星夜兼程，于当年闰四月十五（公历5月31日）抵汴京（今开封市）。

途中，苏轼过真定，真定人褚承亮“以文谒之，（苏轼）大为赞赏”（孔凡礼《苏轼年谱》），此时当为闰四月初四（公历5月20日）。苏轼应于闰四月初五（公历5月21日）经过栾城，闰四月初六（公历5月22日）经赵州过柏乡、临城，在临城作诗《临城道中作》，今抄录如下：“予初赴中山，连日风埃，未尝了了见太行也。今将适岭表，颇以是为恨。过临城、内丘，天气忽清彻。西望太行，草木可数，冈峦北走，崖谷秀杰。忽悟叹曰：吾南迁其速反乎？退之《衡山》之样也。书以付迈，使志之。”“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应愚谷能留柳，可独衡山解识韩。”

路过栾城，苏轼为何没有留下作品

苏轼曾两次路过祖籍栾城，可惜的是，他在故土未留下任何作品。这是为什么呢？看看当时苏轼身处的政治环境和个人家庭情况就知道了。

1092年，宋哲宗元祐七年，苏轼仕途达到顶峰，以兵部尚书主持完皇帝的郊祀大典后，进官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此时，哲宗皇帝亲自主持朝政，而支持“元祐更化”的太皇太后高氏让权，一场政治斗争、人事变更的暴风雨骤然而起。苏轼意识到形势将变，自己必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果然，元祐八年（1093年）三月，朝廷内部党争加剧，右相苏颂和中书侍郎范百禄被左相吕大防及其同党攻击而去职。吕大防等为了阻挠官居要职、对他的权力威胁最大的苏氏兄弟填补右相的空缺，同御史董敦逸、黄庆基连上七状告苏轼、苏辙兄弟，对苏轼、苏辙进行突然袭击。太皇太后高氏为了平息事端，六月欲调苏轼知定州。苏轼当时心系江南，妻子王闰之重病在身，所以乞免定州，请求改任越州，未允。八月初一（公历8月25日），苏轼妻子王闰之不幸病逝，年仅46岁。八月初二，苏轼作文致祭，殡于京师。八月十六（公历9月9日），太皇太后高氏有疾。九月初三（公历9月26日），太皇太后高氏卒，苏轼失去了了解他、重视他并支持他的坚强后盾。

九月十三（公历10月6日），太皇太后高氏停灵期间，尚未御垂拱殿的哲宗皇帝即迫不及待地诏命苏轼以端明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知定州。而此时距王闰之去世也仅仅43天，按中国古代的丧葬习俗来说，还不满百日。这种打击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从苏轼九月十四所写给苏辙的诗《东府雨中别子由》，可以看出苏轼当时的愤懑心情：“去年秋雨时，我在广陵归。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官场失意，贤妻亡故，东坡的心情是极度悲愤、沉重和孤独的。

苏轼赴任时的心情如此，离定州南返时的心情更是如此。尽管苏轼在定州任上忠于职守，加强吏治，一改定州以往颓风，取得令人瞩目的治绩。但朝中恢复熙宁、元丰新法，打击元祐大臣的政变在哲宗的支持下甚嚣尘上，有步骤有预谋地大清洗开始了。元祐九年（1094年）二月，户部尚书李清臣升为中书侍郎，兵部尚书邓温伯升为尚书右丞。李、邓二人首先倡议恢复神宗时的新法，要破元祐大臣的“朋党”，逼迫吕大防让出相位。

三月，李清臣为哲宗撰策试士题，以邪说煽惑群听，苏辙义愤劾论其事，被哲宗罢去端明殿学士，知汝州。

四月，新人疾上，攻击元祐大臣司马光、文彦博、梁焘、范祖禹等，煽动章惇等进行报复，并怂恿哲宗改元以顺天意，于是将元祐九年改为绍圣元年。章惇陡升左相，并且把大清洗的矛头直指苏轼，诬蔑苏轼曾讪谤先帝。

闰四月初三，苏轼接到“依前左朝奉郎，责知英州军州事”的诏令。因“告命火急，治装星夜就道”，到真定，又接重新论罪的新命，认为对苏轼的处理太轻，“告下降充左承议郎，仍知英州”。

苏轼就是在这种挖空心思地人为迫害、步步紧逼的情况下跨过祖籍的土地。除了心情郁闷外，苏轼在栾城未留下作品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恶劣的天气。

据苏轼《谢运使仲适座上送王敏仲北使》记述：“冲风振河朔，飞雾失太行。相逢不相识，下马须眉黄。”说明苏轼赴定州途中一到相州，便碰上了大风、大雾和沙尘暴天气。大雾弥漫，飞沙走石，望不见太行山，人们互相走近，还不能认出对方，满脸胡子被沙尘沾得灰黄如土，不成人样。这种天气一直持续到苏轼到达定州。苏轼《临城道中作》小引：“余初赴中山，连日风埃，未尝了了见太行也。”“过临城、内丘，天气忽清彻。西望太行，草木可数，冈峦北走，崖谷秀杰。”也就是说，苏轼南返过栾城时，正值天气阴霾昏暗，且皇命所催，星夜兼程，栾城南北仅20多公里，北与正定相邻，南与赵县接壤，赵县西南入柏乡、临城界，一片平原，很难分辨县界。到临城、内丘，天气才放晴。这期间，苏轼没有心情，客观上也不允许他在栾城停留，祭奠先祖坟墓。

但无论怎样说，苏轼一生中两次经过祖籍栾城，却没能在那里停留、留下作品，是令人遗憾的。

来源 | 燕赵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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