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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第180师突围失败，损失惨重，是我军建军以来少有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更是绝无仅有的。这次失败，引起了我军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 在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在志愿军总结第五次战役的党委会上和志愿军给军委的汇报中，多次主动承担责任。 主席为了弄清第180师失利的原因，先后召见了第3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和第60军军长韦杰，在详细询问了第五次战役和第180师受损失的经过与原因之后，说道：“180师的事，各级都有责任。这次180师受损的原因很多，是上上下下的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凑合在一块儿所造成的。”  三、失利评析（一)战略战役指导上：战役目标和任务部署，超越了我军的作战能力第五次战役就投入的力量来说，堪称我军战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在朝的志愿军共有15 个军，第一线有11个军，连同人民军第一线3个军团，我方第一线作战总兵力已近70万人，与敌地面作战兵力对比为2.02:1，可是战果却很不理想，志愿军和人民军虽然歼敌8.2万余人，但自身也付出了战斗减员8.5万人的代价。 二比一的兵力规模优势，不代表战斗力的优势。打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军官兵具有丰富的战争经验机械化装备远比我军要好，制空权的掌握能有效减杀我军的兵力规模优势和后方运输供给能力。 第180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战，自身有闪失，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战役结束后，宋时轮向志愿军传达了主席对第五次战役的意见，认为第五次战役打得“急了一些”，“大了一些”，“远了一些”。  一是打得“急了一些”。 第五次战役原拟经过月余准备，于5月上旬开始反击，后来获悉美国从本土调了几个师到日本，且有少量敌舰在沿海进行骚扰活动等情报，判断敌有可能在我军侧翼实施登陆。 彭德怀将上述情况报告军委：“为了推迟敌之登陆，避免同时两面作战，因此提前于4月22日开始发起第五次战役。” 而事实上当时“联合国军”在日本还没有完成两栖作战准备。我军为了粉碎敌可能的登陆行动，尽早摆脱当时的被动局面，夺回主动权，提前几周发动了第五次战役。这样就使得我军战役准备比较仓促。  当时最早入朝的部队，经过几次战役，减员很大，十分疲劳，尚未补充休整。加之战役预备队刚刚集结，只作了简单的临战准备就投入作战，特别是新入朝的部队(包括第180师）在3月中旬、4月上旬才到达，这些部队首次在异国作战，对我情、敌情、地形均不熟悉，有的新兵尚未进行临战训练，参战第一次即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久经战阵的美军交手。部队战术准备亦不足，有的部队入朝后，经过连续半个月的夜间徒步行军，体力尚未恢复。 二是打得“大了一些”。 4月21日，中朝联合指挥部正式下达第五次战役作战命令，决心集中志愿军主力于西线实施主要突击首先集中力量歼灭南朝鲜第1、第5、第6师，美第3师(1个团)，英第27旅、29旅和土耳其旅，然后集中力量会歼美第24师、25师，另以人民军在东线歼灭南朝鲜军1至3个团。然而这样的战役歼敌目标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从来没有实现过。 在前四次战役中，志愿军在作战过程中有十数次包围了美军师、团规模以上的兵力，结果却是无一歼灭。其主要原因是志愿军进攻时，对于被包围的大股美军当夜“难以消化”，天明后敌军马上能得到优势的空炮火力和坦克群增援，敌我战斗兵力对比立即发生变化，被围敌军可以迅速突围。  由此看来，第五次战役作战计划，企图通过一次或几次作战歼灭敌数个师旅的战役歼敌目标在事实上根本做不到，作战计划严重脱离了主客观实际。 既脱离了敌军实际，特别是美军官兵军事素质高、武器装备好、火力猛、反应及时，具有制空权，并且通过先前实战证明难以成建制地歼灭。同时，也脱离了我军实际，部队减员大、新兵多、远距离行军疲劳、火力薄弱、补充困难，受空中威胁大，难以在白天行动和作战。还脱离了朝鲜中部地形实际，朝鲜中部东西两面临海，战场空间狭小，山脉和河流对作战地域割裂严重，纵向上利于敌机械化部队纵深突击，而我军靠徒步运动，进退速度均不如敌，战场态势在短时间内即可逆转。 制定的不切实际的战役歼敌目标，要求我军在作战部署上必须着眼于“大口大吃”敌建制部队，这也导致我军在整个战线形成平推，击溃战多于歼敌战。  三是打得“远了一些”。 这次战役由于目标较大，因而进行了较深远的突击，前进最远的达到80-90公里，这与我军以徒步机动为主，战役机动能力不强，后勤供应靠人背马驮，供应量不足，制空权不在我手中，作战保障困难等当时所处的条件也是很不适应的。特别是战役向敌纵深发展，运输线越来越长，我军物资弹药前运和伤员转运后送更加困难，严重影响了部队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的机动作战能力。 从5月23日、25日，第180师接到的两封电报来看，主要考虑是第3兵团有近8000 余名伤员尚未后运，从而要求部队就地坚守，失去了战场主动权。当敌军向我军迅猛反击，两侧迂回我军侧后时，第180师顾及伤员转运未完成，撤退后又折回原阵地防守，终于失去战机，不能迅速北移脱离战场，被迫孤悬敌后，陷入重围。  (二)对敌机械化作战特点规律把握不够，对敌迅猛反击始料不及志愿军和人民军第五次战役经过两个阶段的作战后，部队在一个月内连打两个大仗，已很疲劳，并且第一线部队粮食、弹药供应极为困难，这一情况已被当时“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所察觉。 李奇微通过对前四次战役的分析，已经总结出我军要发动一场战略性战役，需要一个月左右的筹划准备时间，这期间各部队要到位，物资要筹齐，以集聚进攻力量，他称之为“月圆行动”。战役发起后，只能持续7至8天，他称之为“礼拜攻势”。 据此判断，他要求“联合国军”在作战中采取“磁性战术”，即在志愿军发起战役进攻时，尽量避免与我军实施硬碰硬的对抗，而是退避三舍，避其锋芒，但不脱离接触，紧贴、纠缠、疲劳和消耗我军，即像磁铁一般吸住我军。  具体做法是，当我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向其阵地发起进攻时，“联合国军”即以机械化摩托化行动的方式主动后撤约30公里。这恰恰是我军一昼夜攻击前进的距离，当我军经过疲惫的追击接近敌军后，“联合国军”则在既设阵地上以逸待劳阻击我军，给我军以重大杀伤和消耗。当我军得到后续补充和调整进攻部署，恢复作战能力之后，“联合国军”则再次后撤，诱我军深入。如此循环往复几次，待我军进攻作战达到“顶点”之时，“联合国军”则以突击力很强的装甲机械化部队组成的特遣队为先导，在战术航空兵和远程炮兵的支援下，对志愿军和人民军战线寻隙作战，多路突击，割裂志愿军和人民军的战线，以攻对攻，快速推进，猛烈展开反击作战，打我军一个措手不及。 事实上，“联合国军”在第五次战役防御作战过程中，已有种种迹象表明了敌军的这一战法。在我军实施进攻过程中，“联合国军”整体撤退，整条战线始终保持阵形完整，使我军对敌进攻形成平推态势，总体歼敌不多；“联合国军”始终与我军保持若即若离态势，向后撤退时有序不乱，撤至预定阵地坚守待机；不计一线一地的得失，实施机动防御，并以火力打击为主,注重保存兵力等。志愿军总部对敌这一战法有所觉察，并已认识到我军有生力量消耗较大，进攻过程中困难越来越多，我方进攻“顶点”已经到来，于是主动下令停止进攻，于5月21日下达转移休整的命令。 但让志愿军总部没有想到的是，正当我方各进攻部队准备转移休整时，李奇微的“磁性战术”开始发挥第二重作用，“联合国军”的反击全线迅即展开，战场主动权立即易手，我军陷入全线被动局面。  5月20日，以美第1军指挥3个师1个旅在西线展开反击；5月23日，在中线以美第9军指挥的4个师展开反击；在东线，以美第10军指挥4个师另2个团展开全线反击。 原来，李奇微对我军第三次和第四次战役的攻防转换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找到了攻防转换的规律。 第四次战役“联合国军”于1月25发起全面反击时，就已经造成我军相当的被动，而当时已经距第三次战役结束，我军休整已达17天之久。而这一次，李奇微十分精准地判断我军进攻“顶点”的来临，攻防转换几乎没有停顿，反击迅速而又猛烈。志愿军没有估计到敌人很快向我军反扑，特别是没有估计到敌人以其装甲机械化特遣队快速向我军纵深穿插和追击，各级指挥员思想上准备不足，指挥上缺乏多手应对，从攻转守还没有反映过来，造成大部分部队行动比较迟缓，部队间联络不畅，协同失调。 一句话，被敌打了个措手不及，阻击作战处于十分仓促被动的状态，相当一部分部队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好在补救及时，没有造成严重损失。而第180师所遭受的几乎毁灭性打击，正是在此战略、战役大背景下造成的。 (三)协同失调，接援不力，致使部队陷敌包围之中当“联合国军”开始实施反击时，第180师右翼为第19兵团的第63军。第63军是第五次战役中前进最远的部队，强渡了北汉江，相继攻占了禾也山、罗山、凤尾山等要地。当第63军军长傅崇碧得知韩军第2师已占据位于已方侧后的磨石隅里，韩军第6师正分路向北进攻时，立刻意识到如不迅速采取后撤行动，自己的退路将被“联合国军”所截断。到那时，背水而战的第63军就将孤立无援，腹背受敌，处境将非常危险。 5月22日，63军命部队回渡北汉江，并向铁原方向迅速后撤。如此一来，在第19兵团与第3 兵团之间第63军防守的加平方向就暴露出一个缺口，使美第24师特遣队得以通过这个缺口乘隙而入，进占志愿军第180师右侧后加平、城隍堂一线。同时，由于第60军所属的第179师、181师曾先后配属第12军、15军作战，归建后未能根据变化后的敌情及时调整部署，又造成机山里至沐洞里段出现了防御缺口，致使在春川方向进攻的美第7师特遣队乘隙进占第180 师侧后的春川。第180师立即陷入两侧后受敌、前后被夹击的危局。  这个教训是，在作战过程中频繁转隶不同建制的部队，有关部队情况不明，易造成协同失调，给敌以可乘之机。第180师在危局中力求自保，虽经英勇战斗迟滞了敌军的进攻速度，但自身伤亡也很严重，在三面受敌、背水作战的危险态势下，被迫边打边撤。 第180师回撤渡过北汉江后，奉命在驾德山、退洞里以北一线高地继续阻击敌军，与其配合作战的为第179师536团，负责在春川以北阻击北进的美第7师。但事实上，第536团2个营已被美第7师切断受挫，另外1个营被迫撤至第180师阵地上。第536团防线空虚，再次被美军突破割裂，美第7师占据春川这个要点之后，立即沿着公路向纵深直插，将第180师包围于北培山、驾德山、悟月里地区。  鉴于第180师所处的险境，第60军先后组织了两次救援行动。 第一次是5月26日，令第179师 536 团从芝岩里以东展开反击，令第181师从华川地区出发，以1个团沿公路攻击正面之敌接应第180师。 第二次是5月27日，又令第179师取捷径向史仓里以南之敌出击，接援第180师。然而，由于与敌激战、通信中断、气候恶劣、道路崎岖等原因，两次行动中各路接援部队均未能到位。而此时，美军和南朝鲜军已经三路合击史仓里，并于 28 日下午攻占其东西阵地随后连为一线，防御纵深加大，兵力不断增多，包围圈趋于稳定。  第180师经连日激战，部队粮弹俱绝，联络中断，加之敌军炮火封锁严密，迷路、失散人员众多，全师集中人员已不足千人，陷入重重包围之中，难于自保。 这个教训是，由于第180师身处险境，第60军组织救援行动是被迫的，有限的，在重大敌情威胁下实施的。这时整个战场主动权已不在我军手中，整个作战大的态势对我军极其不利。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直接救援行动，必须要考虑集中强大兵力协调各方力量，采取强有力的坚决行动，首先夺回战场局部控制权保证救援行动的有效实施。否则不仅救援不成，还将连续处于被动挨打境地。 (四)指挥犹疑，临机应变迟顿，部队行动不够坚决，导致突围失败从第180师作战失利的经过来看，自美第24师特遣队楔入我军防线开始，第180师就一直处于孤悬敌后、腹背受敌、缺乏支援的危险态势。这种态势刚刚形成之初，“联合国军”突入第180 师后方兵力并不多，未能切实有效控制要点对第180师形成完全包围，而是处于犬牙交错、互有进退的状态；不利的因素主要是，当时第180师经过近1个月的作战，粮弹告罄，部队疲惫，而“联合国军”却准备充分，锋锐正盛。 在这种情况下，第180师首长如果能够准确判断情况，当机立断，迅速组织部队后撤，即使遇上“联合国军”阻击，在敌军兵力较少且阻击不强的情况下，举全师之力，集中攻坚，应能打通退路；或者果断决定，避开敌军主力，绕道而行，则保存全师应该是很有希望的。 180师师长郑其贵 在这点上，与第180师处在同样战场环境下的第12军91团就处理得较好。当时第91团担负迂回穿插敌后的任务，在“联合国军”实施反击后，该团孤悬敌后40余公里转移路线被敌层层隔断，与主力失去了联系。 在敌情不明、地形不熟、缺粮少弹、伤员增多和通信联络极为不畅的严重情况下，该团沉着冷静，向东翻越雪岳山，绕道北撤。在转移过程中，全团官兵团结一致，不畏艰难，发扬红军团的优良传统，夺取敌军的武器弹药和粮食补充自已，边打边退，粉碎了敌军的围追堵截，带着全部伤员，于5月29日胜利突出重围，回撤到我军战线。遗憾的是，第180师指挥班子在整个作战过程中，作战思想不能有效统一，决策过程踌躇难定，使得部队行动的坚定性、果断性受到较大影响，从而一步步失去主动权，最后陷入包围而不能挽回。 分析第180师指挥班子决策踌躇迟疑的原因，上级的两封电报影响尤为关键。 第一封是5月23日18时，第60军按照第3团指示，电令第180师在北汉江南岸的汗谷、正屏山地区抗击敌军的进攻，争取5天时间。 第二封是5月25日下午，第60军指示第180师2个团就地阻敌，1个团沿公路将300余名重伤员送到马坪里兵站。 这两道命令使得第180师的指挥员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友邻部队已撤退，部队处于孤悬敌后的态势，且粮弹将尽、作战物资严重不足，打下去将陷入险境；另一方面上级命令要求坚守，战场上伤员较多，转移还需时间，需要有部队实施阻击作战，以掩护大部队和伤员转移后撤。对于这两封电报，第180师指挥员对于执行与否意见分歧很大，尤其是对第二道命令，部队已经后撤10余公里要求重新返回阵地设防，部分师团指挥员普遍要求不予执行。而师长郑其贵在考虑再三后决定：阻击敌人是上级给我们下的死命令，必须坚决执行。 从战场实际情况来看，这两道要求第180师实施阻击作战的命令，主要是考虑到战场伤员较多，且运力缺乏，而第3兵团、第9兵团主力在华川、广德山一线重新展开防御也需要时间，的确需要有部队实施阻击作战，迟滞敌军行动。但是这两道从兵团下达的命令并没有具体部署各军转移的顺序和方法，未能够根据急剧变化的战场形势重新调整部署。 事后，第60军军长韦杰回忆：当时他意识到第180师在北汉江以南的危险后，曾请示第3兵团是否将第180师向后撤，但由于兵团指挥所在转移过程中遭敌空袭，电台无法联络达3天之久。由于未能联系上兵团，从大局考虑，只好让第180师单独孤悬敌后。 针对这一复杂局面，笔者认为韦杰军长和郑其贵师长的处置在原则上都是正确的。让第180 师打阻击，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为了大局，在必要情况下只有牺牲局部，以确保整个战线的稳定，因此第180师的阻击行动是必须的。因此，在上级没有明确部署、缺乏支援、通信中断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完成任务，又尽可能地减少损失，才是摆在第180师指挥员面前的难题。 60军军长韦杰 而第180师指挥员在当时十分险恶的情况下，却没有正确判断形势，也缺乏临机应变和果断指挥的能力。全师在面临危险的几次关键性会议中，不是踌躇不决，就是被动等待上级指示，决断力和行动力都不足。在面临巨大危险的情况下，指挥员的犹疑，导致部队军心动摇，对师部的指挥能力产生信心危机。 在最后全师突围时，第180师也没有集中行动，而是采取过于分散的突围方式，各路突击力都不强，导致了干部脱离战士，营连干部无法掌控部队的情况发生，全师只突出了3000多人。而其第538团则采取了全团集中突围方式，突出来1000多人，成为第180师唯一保持建制完整的部队。 （五)运补能力弱，严重制约我军持续作战能力抗美援朝作战，作战物资均靠国内供给，运输线随着战线的南伸越来越长，也越来越难保障。且朝鲜半岛地形特殊，山川密布，江河众多，一到雨季，道路泥泞，殊为难行。还时有山洪暴发，交通全断，加大了我军后勤补给的困难。关键是“联合国军”掌握着战场制空权，在整个战争中，始终没有停止对我后方交通线和仓库的打击，我军通往前线的几条公路上，到处可见被“联合国军”击毁的运输汽车和各种物资，还有大量的作战物资堆积于我边境地区，难以前送。 前线部队在运动中的自我后勤保障能力更弱。沿“三八线”南北 150 公里，因频繁作战，居民大部外逃形成无人区，也就是无粮区，难以就地筹粮，部队主要依靠自身携带粮弹作战，几次大的战役攻势只能持续7至10天。有时因粮弹供应不足，严重影响了对被合围之敌的攻歼和对逃跑之敌的追歼，丧失了不少全歼敌人的机会。我军在朝鲜战场上很难成建制地消灭营以上美军，我军因弹药不足，火力爆发性、杀伤力不够是重要原因。如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在歼灭县里地区之敌后，第20军、27军均发生了断粮断弹情况，不得不原地停止两天等待补充。即使如此，粮弹仍供应不上。在我军形成围歼敌人的极有利态势下，不得不停止进攻结束战役，殊为可惜。 从客观上而言，我军在展开第五次战役之前，国内开展支援前线的运动，社会各界踊跃为志愿军捐款捐物，后勤保障力量进一步壮大，地面防空和空军掩护作战也进一步加强，运输线和后方仓库得到一定巩固。但随着入朝参战部队的不断增多，消耗日增，战线不断前推，运输线不断拉长，后勤保障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特别是第五次战役后期，我军组织15个军和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共约70万兵力，持续40余天作战，到后来后勤保障能力不足的问题凸显出来，直接制约着部队持续作战能力，也使得我作战“顶点”提前到来。所以有人说“现代作战打的是后勤”，确实是被朝鲜战争所证明的。 再来说第180师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从5月16日战役发起至23日“联合国军”全面反攻时止，粮弹已基本耗尽，部队已相当疲惫，急需得到粮弹补充。师长郑其贵派出了20人的运粮队到军部设在马坪里的粮站运粮时，却接到通知说，由于战场形势紧急，所有车辆均不再前运粮食，而是用于后送伤员。此时在马坪里粮站也有第180师的伤员72名。运粮队由于得不到车辆和粮食，只得带着本师伤员随着大部队撤向后方。 得不到粮弹保障的第180师此时处境更为险恶，在各种补给几乎全部断绝的情况下，只得靠吃野菜、嚼草根度日，官兵染病情况十分严重，战斗力大减。在突围时只能依靠夜暗与敌近战肉搏，往往遭敌压制性火力杀伤，损失惨重，最后酿成损失几千人的悲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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