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伊格尔顿的文学本质观经历了从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到文学策略法的发展，这一观念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他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事件》两书中。伊格尔顿文学本质观的变化反映了20世纪西方文论从理论热潮到言语行为理论发展的趋向。从文学自身角度看，这种本质观的变迁也体现了文本研究从一元到多元的综合发展。 [关键词]伊格尔顿 文学本质观 《文学事件》 《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西方文论史上，对文学是什么的论述众说纷纭，伊格尔顿的文学本质观是其中的代表。他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导言中对文学是什么的探讨一度成为理论界最流行和最为人熟知的命题。本文从早期伊格尔顿对文学是什么问题的探讨，结合其后期在《文学事件》中对文学本质观的新解，分析西方文论中出现的新转向和新动态。 一 伊格尔顿早期对文学本质观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一书的导言中，他在导言中详细分析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对文学本质的观念和看法，批判式地提出了自己的文学观。 对于文学的本质，最为通俗和流行的看法是将文学视作“想象性的”作品，这也是非文学专业者最容易接受和认可的一种说法。伊格尔顿认为，这个提法的问题在于“事实”与“虚构”的区分对于文学研究没有太多益处，甚至本身就很难区分何为事实，何为虚构。早期的神话传说，诸如冰岛神话本就是历史叙说的一种方式，而这种叙述在我们后人看来可能是一种虚构。但是对于原始先民，神话本身就是忠实表现先祖事迹的某种事实。因此，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虚构”是文学的专利，恰如伊格尔顿的发问“这是否就意味着，历史、哲学与自然科学就是非创造性的和非想象性的作品呢？”[1] 第二种对于文学的论调源自俄国形式主义。形式论者所持的基本观点是文学写作是一种对于普通言语的系统歪曲。这种歪曲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形式论者认为语言是文学的基本形式，而形式又是文学保有文学性的最基本前提。文学语言之所以不同于日常生活语言，正是因为陌生化内在的语言“歪曲”，才使得文学具有不同于日常交际用语的诗性。在伊格尔顿看来，形式主义有自身相当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形式论强化了语言作为文学媒介的重要作用。语言形式虽然忽视“内容”，却极大地丰富和强化了包括韵律、节奏等在内的语言美感，对文学的独立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以此来说明文学的本质还是远远不够的。伊格尔顿以某些公元五世纪的残篇为例，历史上的断简残篇之所以在当下还能够令我们读出古意盎然的“诗意”，这也正是由于对语言的偏离。但如果将这些残篇认定为“诗”，则有些不符合逻辑，因为它曾是那个时代最普通的语言。伊格尔顿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的“偏离”其实就是一种背景的替换，一旦离开了某种特定的背景，语言的偏移也就自然发生了。形式主义者追求的语言陌生化，只能陷入一种“相对主义”的争论中去。  伊格尔顿紧接着反驳的观点是“文学非实用论”，简而言之，这派的观点认为文学是一种指涉自我的语言，一种谈论自身的语言。当诗人说道“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玫瑰”。我们不应当去求证是否确有其人，以及她是否真的像一朵玫瑰。文学语言的魅力恰在于其可以抛开某种实用性的目的。如果回顾第一类对于文学本质的探讨，就会发现将文学视为“非实用”也是站不住脚的。在伊格尔顿看来，很多作品最初是作为历史和哲学开始的，后来才慢慢被列入文学。如果一开始就限定了文学的实用与否，很显然是同文学真正的发展史相违背的。另外，实用与非实用本身也是主观阅读的结果。在伊格尔顿看来，一部作品既可以被“实用地”阅读，同样也可以被“非实用地”阅读，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成了一种难以被定义的存在。 伊格尔顿驳斥的第四个观点是，文学是一种具有高度价值的作品。这一观点的缺陷在于将文学与价值划上了等号，这样会导致文学作品缺乏一个稳定的实体。伊格尔顿认为人的价值判断是变化多端的，看似永恒的价值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亡。换言之，此前可能是一部哲学的作品，随着岁月的流逝，完全可能被后人认为是一部文学性颇高的作品。在陈述过程中，当事人永远不可能做到完全无为，价值判断背后跟随而来的便是不同个体的主观性判断。这一问题的悖论在于，当判断者意识到自我价值在干扰判断的同时，试图用“免于价值判断”来警醒自己，但这本身又形成了新的一种价值判断。 伊格尔顿告诫我们应该在警醒价值判断的同时，又认识到价值判断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在早期伊格尔顿的文学本质观中，价值本身就处于重要位置。他在导言中指出“给我们的事实陈述提供信息和基础的潜在价值观念结构是所谓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我用'意识形态’约略地意谓我们所说的和所信的东西与我们居于其中的社会的权利结构和权利关系相联系的那些方面。”[1]这段话是理解伊格尔顿意识形态文学观的钥匙，他对于“价值”的发掘不仅限于个人，而是将之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领域。这一领域最大的特点就是复杂权利的交织。这种交织本身直接影响了不同人群对于价值本身的理解，即评价者本身处于一种意识旋涡的罗网之中。为了进一步论述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他以瑞恰慈在剑桥的文学批评课为例进行了分析。在瑞恰慈的课上，他让本科生对去掉名字的诗人们的作品进行分析点评，结果他们的判断五花八门。盛名在外的诗人可能价值大跌，默默无闻之辈却备受赞扬。伊格尔顿不探讨瑞恰慈实验的最终目的，他只是从这个文学实验中看到自己想要的新发现：这一群中上层白领所从事文学“批评”的过程，不单包含了对于纯文学的基本反映，他们看似随机批评的背后有着“更广泛的成见和信仰纠缠在一起”，并且可以说“任何批评反应都有这种纠缠。”[1] 在递进式的批判中，伊格尔顿提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学本质观：文学不能被视为“客观性”的描述，文学同样也不能被视为一种随意、个人化的价值判断，因为文学背后所包含的价值结构具有相当的稳固性。这种稳固性就是文学价值判断是与社会意识形态，尤其是与社会权利运作密不可分的，它“涉及某些社会集团赖以行使其统治权力的假定”。[1] 二 如果意识形态论代表了伊格尔顿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本质观，那么其在《文学事件》一书中提出的“策略法”则代表了他后期的文学本质观。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说：“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逝去。雅克·拉康、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路易斯·阿尔都塞、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的开创性著作已离开我们达几十年之久了。”[2]离开了崇尚话语与理论的时代，那么当下引导理论发展的内核又集中在什么地方呢？伊格尔顿认为，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让重视事物和实践的时代赫然来临。 言语行为理论最早由英国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家奥斯汀提出。传统语言观认为语言是用来记录和复述外在事物和人们的思想经验的，是描述性的。奥斯汀认为人类的言语不仅有描述事物、表现真理的陈述功能，而且还有用词做事的施为功能。正如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指出：语言中的单词为事物命名——句子是这种名称的结合；我们用句子做各种各样的事；为某物取一个名称也是一种语言游戏。美国批评家伯克，他在“象征行为”理论中指出，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能够使用象征符号，并以此处理自然的事物。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就是人类象征行为的一种形式，是人类用戏剧化的方式应对和处理现实事物的策略。
言语行为理论强化的语言对于现实的干涉和象征成为了后期伊格尔顿理论的基础。伊格尔顿在《文学事件》中指出，正像维特根斯坦曾倡导的，一种语言法则不是对现实事物的镜照。它是一种行动，而不是一种意象。……一个词语意义是它所运作的方式。言语行为理论强调语词行为是一种施为性的，它不是用来描述世界的，而是在说话行动中完成某种事情的，如打招呼、恳求、欢迎、许诺等。而根据语言具有施为性这一特性，伊格尔顿提出了后期文学的本质观——文学策略法。 策略法出自于《文学事件》，原本指的是军队领导人、司令部的高水平作战部署和技法。伊格尔顿在这里用以表述文学本质的新观念。文学策略讨论的核心是文学对现实本质的理解。那么何为现实本质呢？伊格尔顿分析主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对于现实的理解：其一是现实主义者的现实观，即现实的根本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人类的主观精神及其表现形态语言符号只是前者的反映物。其二是命名主义者的看法，即事物只能在人类的大脑中呈现出来，现实是人们划分命名的结果，现实的根本是人类主观精神或者语言符号。在文学策略法看来，以上两种对于现实本质的理解都是偏颇的，人类现实不是单纯的客体或者单纯的主体，而是是客体与主体、自然与文化或者世界与语言符号二元混合的结果。由此可以得出，事实既不是纯主观的也不是纯客观的，而是由自然存在和语言符号打造而成的。人类的一切活动，根本上是处理生活矛盾、解决现实的策略。文学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形式，不外乎也是人类应对和处理现实矛盾的“策略”。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不再是外部于文学之外，供后者描述的独立自在体，而是处于文学内部，供后者描述的潜台词或者说前文本。在策略法中，文本与现实告别了传统理论中的反映关系，形成了一种平等的书写关系，具体又可以被分为喜剧、悲剧、悲喜混杂反讽式。 喜剧，又被称为积极的喜剧。伊格尔顿借亚士里多德的“净化论”来论述这个问题。亚氏认为文艺作品能起到洗涤心灵、净化人心的效果。伊格尔顿认为这里揭示的其实是文学作用一种理性状态的补救策略，是一种以令人欣慰的方式解决现实问题的策略。在文学史上，这类作品数不胜数，诸如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和爱略特的《米德尔马契》都是用这种皆大欢喜式的方式创作出来的。与之相反的就是悲剧，或者说“消极的悲剧”。伊格尔顿指出，一些文学作品，尤其是现代作品，一般不是以解决问题的指南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具体而言，我们“不期望博尔赫斯或奈保尔的作品会以几对恋人的终成眷属、流氓一无所获地离开、有德之人得到田庄等情景收尾”。[3]如果说喜剧式的创作集中在传统小说中，那么这种悲剧式的技法往往体现在现代小说的创作，代表性的有哈代、斯特林堡、菲茨杰拉德等的作品。最后一种则是悲喜剧混杂的矛盾反讽方式。伊格尔顿主要以《简爱》为例进行了分析，在小说开始简爱想以平等的方式获取贵族罗切斯特的爱情，但是事与愿违，后者以不平等的方式对待她，想让简爱成为她的情人。按照现实发展的逻辑，故事的结局应该是以悲剧收场。但是为了弥补现实中的不足，小说采用浪漫的手法：罗切斯特的前妻疯病发作，烧毁了桑菲尔德庄园，自己跳楼摔死；罗切斯特被严重烧伤，成为残疾人；简爱心灵感应到罗切斯特的召唤，重新回到后者身边，与之结成恩爱夫妻。在这部作品中现实的严酷和理想的欣慰矛盾地结合到一起，打造了一个奇特的世界。这种悲喜交加的艺术效果构成了一种对现实的重新书写，更能让读者感受到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 三 伊格尔顿文学本质观的迁移背后体现的正是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转向。前期的伊格尔顿以一种自觉的态度将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方法应用到文学研究之中。他对于四种不同文学本质观的批判，究其根本与他在哲学方法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批评密不可分。对于这点，我们从他对不同文学本质的驳斥可以一窥究竟。像文学虚拟与否这样的问题，如果陷入到对错的争论中，结论必然是难以让人信服的。但是如果我们以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那么结论就一目了然了。神话是一种虚构无疑，但是在人类学研究中，迷信与神话本身又构成了原始人叙事和认知的一种方式，换言之，其本身就是一种真实。这恰恰证明了“文学是虚构的”论调是错误的。同样的方法，伊格尔顿也用在了对于形式论者的反驳。一句古代的俚语，完全可以在当下形成“陌生化”的语言效果，但是如果我们教条地认为这就是文学不变的形式，那么显然会陷入一种逻辑的错误。除了反驳，伊格尔顿得出“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结论同样不是武断的。他也是从文学史发展的角度切入，认为“如果这一论断似乎比较牵强，或是一种个人偏见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描述'文学'在英国的兴起来检验这一论断。”[1]将结论置于历史中检验，同时在历史发展中分析和得出结果，这是早期伊格尔顿的方法论基础和原则。 在20世纪，伴随英美语言行为理论的兴起，伊格尔顿也将兴趣和目光转向了对文学与语言行为的关注。这一转向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欧洲大陆理论界包括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其热潮慢慢走向衰退，随之而来的就是英美语言分析哲学流派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再者，世界政治格局的改变和发展，也深刻影响了理论发展的基本走向。两极格局的崩溃，柏林墙倒塌和9·11袭击等重大事件的发生使得人们对意识形态反感厌倦的情绪激增。这些都加剧了人们对于以对意识形态、语言话语和理论的反思为重心的大陆派哲学的厌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格尔顿开始了他文学策略法的探索。相较于传统的文学本质观，文学策略法凸显了文学与世界的联系，不再将二者视为被动的反映关系。传统反映论在本质上其实仍从属于一种工具论，换言之，现实与文本的关系是不对等的，文学文本是从属于世界的话语体系。文学策略法则试图扭转这种成见，将现实的形成也视为文学作用的结果，强化了语言文字对现实的影响。正如希腊神话皮格马利翁的故事，国王皮格马利翁痴迷自己心爱的雕塑最终感动神灵让其化为人形。文学的策略法起到的就是神话中“神灵”的作品，成为一种通过语言文字的施为性，直接干预和影响现实世界的文本策略。 从意识形态论到文本策略，这一转向的背后体现的是伊格尔顿对于文学本质的思考。何为文学本质的问题，也慢慢从单一的命题，转向一种多元化的讨论。“是什么”的问题即便回答得再高明、再思辨，也不免落于巢窠。策略法的转向就是要跳出对文学文本的本质定义，而将其放到一种对外部世界的对象关系中去，这种关系在伊格尔顿处表现为一种干涉和影响，或者说一种文本书写式的呈现。在这种呈现中，我们看到伊格尔顿一方面维护了文学文本的尊严和地位，强化了它作为艺术品对现实世界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影响，同时他还试图修正我们对文学工具化的粗暴倾向，给文学探讨提供了更广泛、更多元化的探讨空间。 [注释] [1]［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3. [2]［英］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2. [3]［英］伊格尔顿.文学事件[M].阴志科校、陈晓菲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173.  图源网络，侵删 编辑：齐共清 审核：刘杨杨 于静静 终审：杜云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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