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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发军:我所知道的黎明诗学

 新诗馆 2023-05-14 发布于福建

一、“黎明诗学”的认知

       时至今日,新诗发展也有百年,这期间,关于诗歌的探索与实验之路从未间断,纵观当下,诗写者颇众,却量多质少,缺乏经典,不得不面对的,是诗歌逐日趋向小众与边缘,这点,除了大环境所致,更多的是诗写者丧失本来之心,试看,闹剧何出,抄袭几人,俨然,诗歌的认真对待者少之又少,而“黎明诗学”的提出,则是想让诗歌重新回到认真、严肃的写作当中。到此,诸君想必心生疑惑,何为黎明诗学?民刊《大荒》主编孙守红老师说:“在一切诗写之中,打开不同于混沌或暗夜状态的世界,警惕任何关于幸福和美好的描述,从诗性正治的立场出发,公开所有的真相,给这个世界以敞亮和慈悲、阳光和生机、意趣和敬畏的诗学,就是黎明诗学。”

      在我看来,“黎明”即是诗写者要达到的状态,它像诗写者创造的精神领地,在那里,没有思想的束缚、人身捆绑,诗语自由,空气新鲜,它让人成为人的主人,因此,“黎明”构建的是一种“大同”理想。在这个“大同”世界中,每个人都是创造、重建者,它挣脱原来固有的形式与逻辑,大胆尝试、创新,让东方美学发酵、破晓,发现新的世界。基于这点,诗人写作的谨慎度重新获得厚重的金属质感,他们要摒弃娱乐、商业、表演、应景、泄欲的写作,回到严肃、使命、责任、好玩、喜反的运行轨道中,因此,“黎明”探求的是汉语诗写者明心见性的方法,之所以这样说,是在诗写中,我们用到的语言纯粹是东方的表达式。这又不得不说《大荒》倡导的“续脉写作”。照我的理解,“续脉”就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诗写。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现代诗发展以来,我们借鉴的都是西方翻译过来的语言逻辑与思想方式,很难在继承中国文化特有的元素。因为翻译过来的诗歌,是译者的个人理解和个人再创造,与原诗人的感官度、感情度、想象度很难契合。不用说,翻译体的精华我们吸收到的又有几成?

      回到“黎明诗学”,我得说,有了“续脉写作”的奠基,“黎明”就有破晓的可能。我有过经历,每天“黎明”抵达时,一切黑暗物质都在消退,呈现的是光明、和谐、安详的世界,或许这才是“黎明”的魅力所在。

      我说下诗歌的语言,马拉美说:“诗歌语言是与日常生活中的消息性语言截然不同的生成性语言。”我想是这样的,“黎明”诗写者的生活在高度凝练的语言中得到表达,“内外意含蓄”,他说出的语言是接地气的,以轻和的口吻,平等的姿态传达他思想的维度,他企图从语言找到命运共同体,用逻辑、诗意与想象创造光明,他是诸多诉求者发声的媒介,语言公正,有独立的思想,而不是权谋者手中的刀枪,当他们进入创作,不管是高维时空的存在,还是低维时空的存在,都处在他们灵感的力场作用下焕发新的生命。说起灵感,我想引用柏拉图精彩的论述:“那些创作史诗的诗人都是非常杰出的,他们的才能绝不是来自某一门技艺,而是来自灵感。他们在拥有灵感的时候,把某些令人敬佩的诗句全都说出来。与那些优秀的抒情诗人也一样,…….他们一旦登上和谐与韵律的征程,就被诗神所俘虏,酒神附在他们身上,就像酒神狂女凭着酒神附身就能从河水中汲取乳和蜜,但他们自己却不知道的。所以抒情诗人的神灵在起作用,诗人自己也是这样说的。诗人们不是告诉过我们,他们给我们带来的诗歌是他们飞到缪斯的幽谷和花园里,从流蜜的圆圈中采来的,采集诗歌就像蜜蜂采蜜,而他们就像蜜蜂一样飞舞吗?他们这么说是对的,因为诗歌就像光和长着翅膀的东西,是神圣的,只有在灵感的激励下超出自我,离开理智,才能创作诗歌,否则绝对不可能写出诗来。只有神灵附体,诗人才能作诗或发预言。”

      说了这么多,那“黎明诗学”是一个流派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首先“黎明”的技法“续脉”有其包纳、普同、继承、民族等特性,任何汉语诗写者都身在其中。再者,“黎明”只是践行证道的心法,以流派归纳我想是不妥的。这么看,“黎明”给出的作品就更加值得期待。可以想象的是,这些获取中国元素的诗人,回到本土特色写作,以开放的摆脱幽闭的自娱自乐,以严肃的杜绝戏谑的搔首弄姿,在如今商业性质的状况下,是值得尊重的,当我们遇到“黎明”时,何不静下来,期待它携手的诗歌圣地与那些重回的诗歌因子——骄傲、高贵、坚贞……,这是尝试,“黎明”一直处在前进、探求的路途,或许有一天,诗歌也能像中餐、西餐,西药、中药有东西之分了。当然,这只是我的观点,至于“黎明”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二、“黎明”关涉的两个世界

       以我的观点,“黎明诗写”存在两个世界,即“暗夜的”(现实世界)与“光明的”(精神世界),这是充满矛盾却又相互调和的两个世界,任何诗写者都无法脱离“暗夜的”存在状态,他抵达的则是“光明的”维度,可以说,这是诗人共有的特性,他们担当使命,交错互换于“暗夜的”与“光明的”,去完成高度的写作。

      “暗夜的”是诗人生存的真实社会,在这里,诗人和普通人没有区别,他们接受生活的审判,不得不面对物质的刀锋与现实的爪牙,这是残忍、冷漠、无情的,可以说,现实世界中,诗人宛如一块生铁,他要顶住来自四面高温的炉火,也要承受迎面加速度的铁锤之重,正因如此,他们的作品是“人性”的,思想是光明的,语言是真实的。然而,“暗夜”状态下,物欲的毒蛇往往是诗格沦陷的开端,这点,“黎明”诗写者必须保持警醒,这样才能从庸常中找到诗意,战胜个体苦痛,给世界博爱,从而进入“光明的”领地。

       “光明的”,这是诗人创造的精神世界,这里山川、河流无限美好,人作为具体形象携手自然,没有诸多谎言、欺瞒、偏见与贪婪,诗人在这里有安详的世界,打开的语言至善至美,他看见自由、博爱、公正抖动翅膀,强权不在,“皇帝的新装”众人觉醒,这是脱离于“暗夜”状态下的理想国度,诗人把感情依托在此,他的作品,要穿破现实的枷锁抵达精神的乌托邦,我们可以说,他感到了“黎明”的破晓,经历的苦痛,将成为通往幸运之门的钥匙。

       “黎明”诗写者在“暗夜的”与“光明的”转换中,让我想起太极的阴阳螺旋力场,即,阴阳同在圆内,阴阳合一,阴阳一体,做到阴阳互化,小阳生小阴,小阴生小阳,二者互为能量,感知宇宙万物混化、运行、演变的规律,当然,要做到“暗夜的”和“光明的”应对自如,是有些困难的,这就要看诗人对诗道的坚持,他是否愿意投身于诗歌的创作中,不功利,不媚俗,敢于对诗歌发难者给出回击,他要忍住嘲讽、讥笑,静下心来,暗夜蛰伏,心生光明。


三、黎明诗人何为

      今天写下此文,我的内心是无比喜悦的,我惊讶在物欲横流,诗歌泥沙俱下的状况下,民刊《大荒》主编孙守红提出“黎明诗学”,他似乎要刺破一切虚伪的现象,给诗歌正心、正道和正势,我们知道,中国的派系向来这样,凡是新建的必须推翻旧存的,凡是权威的必须打压兴起的,幸而,“黎明诗学”的初衷并不是建立新的流派体系,他基于现代诗歌写作的弊端,来开出自己的良方。

     那么,“黎明”诗人何为?谈到这话题前,我想从最古老的问题说起,诗歌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不难回答,却没有一条公认的定义,《尚书· 虞书》里说“诗言志,歌咏言”,艾略特说“诗是生命意识的最高点”,布罗斯基则说“诗是语言的最高存在形式”,到了埃利蒂斯那里, “诗是革命性的纯洁源泉”。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诗人则有一千种诗歌的尺度,在我看来,诗歌是现实生活铸就的利剑,它斩开庸常的枷锁,让语言感知时代的内在脉动,诚如我国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何其芳所说:“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炼与和谐的程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这使我想到了诗意、诗性、担当、情感、想象、精炼、节奏和句式八个词语,它们之于诗歌类似于植物之于土壤。

      中国的现代诗歌发展到现在已有百年历程,这期间,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为什么这么久了还没有产生一个大诗人,人们对新诗的质疑从未停止,讽刺、抨击、发难等多如牛毛,细心的人发现,诗歌的地位一落千丈,写诗的比读诗的多出几倍,似乎真成了按回车键就能进的低门槛,这些问题的出现,与中国诗歌写作的乱象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些年,流派林立,为博取眼球,女性在诗里曝光更多位置,身体的美好言说变成情色的展览,“垃圾派”、“下半身”摇旗呐喊,诗江湖更时常上演谁比谁更流氓,谁比谁更脑残的激烈大赛,这种状况下,得到的不是新诗的支持者,而是举着“反旗”的远离者,究其原因,我认为是诗歌写作的方向性错误。你不必急着跳出反驳我的观点,你要知道,中国是诗之国度,古代的诗歌历经汉魏六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之发展,在各个时期都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到了今天,现代诗表面上看似一派繁华,实际拿出的作品并没有太高的辨识度,撕去标签,隐去作者姓名,又有谁知道这是哪位高手所作?你得承认,中国诗歌写作的重复、创新的局限已经显现多年,要解决这些问题,我想到了“黎明诗学”。

      我们生存的社会,由各种物体构成宏大的视觉幻阵,诗人身在其中,要从心抵达做作为人的形象,修炼己身,只有这样, 他的词语才会自觉地为人站队,这是正心,当然,现实生活的强度往往会摧毁诗意的支点,也是这种强度,给予每位诗人不同的经验与疼痛,这是不可复制的,从这个角度看,诗人写出的作品也就有了自己独特的符号,“黎明诗学”让诗人扎根现实, 在眼睛的迷惑中,那些被隐藏的、被剥离的真实形象,要在“黎明”中得到显现, 诗要创造出价值,让语言具有人类意义与世界格局,而不是空架子,缺乏真诚和人格。到这,“黎明”首先要还原诗歌写作者真挚的情感。为什么这样说,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云:“诗者,吟咏性情也”。鲁迅也告诫过青年,“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我相信, 一个诗人要写诗时诱因肯定先来自情感。没有感情的作品只能是无病呻吟,看似华丽的词语,实则是生硬的空壳。可当下,诗歌写作中,诗人们屏蔽起情感,用词藻堆彻晦涩、冗长的作品,美名其曰“深刻”,其实,连他们也不清楚自己诗歌的意思, 表达的需求,到这,你可能会拿出兰波、穆旦、艾略特等诗人进行反驳,这也告诉我们,这是阅读经验指导你们模仿和暴力移植的语境,这样的诗怎能不让人质疑。

      有了情感,要如何“发言为诗”,这跟诗写者的生活经验与审美意识有着关联,在日常中,他得积累素材,打开词语的内在密码,加之诗歌写作的技巧,提炼、锻造出自己的意象系统。在我看来,诗写者的诗歌要有整体的逻辑性,思想的深邃性, 语言的精练性,想象的合理性和素材的广泛性,说这些,并不是要诗者写那些晦涩难懂的诗,相反,简单而有深度的诗歌才是高难度的,我国的许多古代诗歌都是这样,“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除了根植于现实的土壤,还原情感之真,“黎明”接着要做的是保持诗意和诗性的崛进,这是因为诗歌的写作绝不是按回车键起到分行这样的简单操作,它有别于我们生活的语言,诚如海德格尔说:“诗乃是对存在和万物之本质的创建性命名——绝对不是任意的道说,而是那种让万物进入敞开的道说,我们进而就在日常语言中谈论和处理所有这些事物。”这就指出诗歌写作的某种尺度,“对存在和万物之本质的创建性命名”,“让万物进入敞开的道说”,要让诗歌抵达这些,就只得使诗意和诗性在各种娱乐的消遣活动中坐在趋功逐利的对立面,坚守诗性正道,这是困难的,我们生存的社会,科技不断发展,事物日新月异,人与自然的联系逐渐消失,快节奏的生活已难以让人们“诗意地栖息”,每日,众人想到的是赚取更多的钱财和握住更高的权力,这物质的时代,诗人作为被排挤的小众,持有的诗意和诗性是不断被削减的,那些坚守的诗人,在我看来,和“黎明诗学”的“正道”如此相似,你可能会问,这个“正道”是什么,我觉得,所谓“正道”,即诗人要有敏锐之心,感受一花一草,一树一木之言语,要有清醒的头脑,明辨是非,不盲从于语言宣告的真相,要时刻保持警醒,听从黎明真理的指导。立于现实,保持诗意和诗性的崛进,也要心怀慈悲,以人的价值尺度折射万物的平衡。当然,这是我的理解,如果在看孙守红、张嘉谚提出的“续脉诗写”,“正道”也就有了另一种指向。

      我上面提到诗歌写作的方向性错误,这不是危言耸听。毛泽东约臧克家和袁水拍谈诗时说过:“新诗的发展,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一方面要继承优良的诗歌传统,包括古典诗歌和五四以来革命的诗歌传统。另一方面,要重视民歌。”这足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对新诗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可惜的是,中国诗人在学习西方诗歌的表达时,弱化了本土特有的文化传统,许多刊物发表的诗歌,云遮雾罩,靠句子和形式撑起华容,全然没有可读性、文学性与民族性,偏离了自身雄厚的传统文化,诗歌又能走多远?可喜的是,“续脉诗写”发现了这些,它招魂般地喊出,“中国当前的诗歌写作,一定要继承东方文化自身伟大的诗歌传统。”“吮吸自身民族的文化精血,重修母语族谱,理顺自体诗性精神的气脉。”“在传承中国文脉与诗脉的过程中开创崭新的未来。”

      那么,“黎明”诗人何为?说到这,我最先想到是关于海子想要通过朗诵来换取食物,而被老板拒绝的绝望,同时,脑海冒出的是刘小枫评论荷尔德林的精彩话语:“诗不是一种工具,不是神的传声筒,也不是枯乏的理论加以技术分析的对象,诗应是人的本性。诗人才是人类的榜样,做人的楷模。他必须无畏地伫立在神的面前,孤独一身,不管他愿意与否,他的灵魂都必须时时承受沉重的愁绪,但他的纯真,他的挚爱,他的温情,使他无需武器,无需巧智,却能向尘世中的他人发出充满隐秘的召唤,要他们倾听诗的倾诉,使他们开天辟地第一次洞悉故乡的真谛。诗人唤醒人们去沉思,沉思那若即若离的接近中的奥秘。诗人激发人们去温爱,温爱那矜持温柔的人灵。诗人最亲近的亲人,只是那些虽然远离故土,却一直凝视、眷恋、光耀自己的故乡的游子,是那些为了寻求那自我隐匿的发现而献身,乃至无私地牺牲、奉献自己生命的故乡的儿子。他们执着的牺牲向故乡的亲人们发出了诗意的呼唤。”这从一定程度上说出,诗人穿过种种磨难,他要做的天职就是还乡,抵达最初的精神领地。如果诗人真有天职,我觉得那就是揭示世界,我们存于俗世,在今天,不可能隔绝与社会的种种联系,生活的刁难,命运的折磨,常让自身尝尽奔波之苦,

      这时,诗人的写作就要有一个平衡于现实世界的神圣空间,他们创作,诗在未写时就也产生,他们只是得到采摘的召唤,立于时代之上,在说出自己的生活时,社会的倒影就折射那里,在展示自己的世界时,整个世界就在其中,他们要回应时代,深入社会,接近人民,秉承使命与担当。在深渊建立诗意与世界。

2019.11.18

​吴发军,90后,贵州人,偶尔写诗,写评,主编《极地诗刊》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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