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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伊格尔顿（1943—） 『今天推荐伊格尔顿的一篇文章，谈“乐观主义”。 通常情况下，我们鼓励、奖赏甚至崇拜乐观主义者。因为乐观主义似乎指向希望，以及建设性的行动。哈姆莱特不会是好老板，也不是好员工，恐怕也当不成好恋人。 不过，关于乐观主义，伊格尔顿说得很刻薄：“'始终看向生活的光明面’，和'始终把你的头发中分’或'始终向爱尔兰猎狼犬谄媚地摘下你的帽子’，有着差不多的理性力量。”至于乐观主义和希望的关系，他则认为：“希望和任性无常的乐观主义是势不两立的。” 什么是真正的希望？伊格尔顿的《无所乐观的希望》（Hope without Optimism）探讨了这个问题。本书中文版即将推出。今天请大家先读一篇节选。』 本文摘自《无所乐观的希望》 [英]特里·伊格尔顿 著 钟远征 译 乐观主义的陈词滥调（节选） 有很多充分的理由去相信一种处境会变得柳暗花明，但因为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才如此期望就另当别论了。这是非理性的，就好比你相信一切会变好，因为你是一个阿尔巴尼亚人，或是因为已经接连下了三天的雨。既然对为什么情境会变得顺心如意没有充分理由，也就没有什么充分理由去相信它们不会变坏。乐观主义者的信念是凭空无据的。你可能会变成一个实用主义的乐观主义者，确信将得到解决的问题在此而不在彼；但人们所谓的专业或道地的乐观主义者，之所以对特定的处境抱持乐观态度，是缘于他（或她）对待一般的处境也向来如此。他会找见自己遗失的鼻钉，或继承一座詹姆士一世时代风格的庄园，因为生活大体上差强人意。如此一来，他就有贱买自己希望的危险。其实，在一定意义上，乐观主义更关乎信念，而非希望。它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即世事都会朝向好的方面发展，而不是基于希望所蕴含的那种艰苦卓绝的承担。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认为，这种乐观主义在生活和文学中大行其道。“至于肤浅的乐观主义的畸变，”他在《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Fiction）中写道，“地面上（尤其是英国小说）散布了它们如同烂玻璃一般的支离破碎。” 作为一般观念的乐观主义是自持自足的。如果说它很难被驳倒，那是因为它是一种对世界的原发立场。一如愤世嫉俗或轻信，它从自己特异的角度照亮了事实，从而拒绝被事实驳倒，所以才有那老生常谈的比喻：自玫瑰色的镜片看世界，它将以不变的红光沾染任何可能变换你视野的东西。在一种道德的散光中，我们扭曲真相以适应自己自然的癖性，这癖性已代我们做出了所有重要的决定。既然悲观主义所含有的精神扭结别无二致，这两种心地就比在通常的考量中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ck Erickson）谈到了一种“不良适应性乐观主义”，它使婴儿注意不到身边人的欲求以及他们和自身欲求的不协调，由此而不能承认情理的界限。在埃里克森看来，认识到现实的不妥协性，对于自我的形成至关重要，但积习成癖或专业的乐观主义者恰恰难以做到这一点。 乐观主义者不单指心怀厚望的人。即便是悲观主义者，无论其惯常的忧郁，总能在特定的问题上感受到积极。哪怕觉不到情势大体上会好转，我们也能怀抱希望。毋宁说，乐观主义者是这样一种人，他对生活积极乐观，只因为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期待顺意的结果，因为这就是他期待的方式。正因如此，他才没能认识到，人必须有理由才能快乐。所以，和希望不同，专业的乐观主义并不是一种美德，并不比长雀斑或有扁平足更是一种美德。它不是通过深思或自律的学习而获致的气质，只不过是一种性情的怪癖。“始终看向生活的光明面”，和“始终把你的头发中分”或“始终向爱尔兰猎狼犬谄媚地摘下你的帽子”，有着差不多的理性力量。 同样地，那个半满或半空取决于我们视角的老掉牙的玻璃杯意象，就此说来倒是有教益的。这个意象透露出了真相——情境本身并没有什么能决定我们对其有所反应的东西。它对你惯常的成见不构成挑战，也没有什么东西在客观上攸关利害。你是乐天派也好，脾气乖张也罢，都会看见等量的水。但对玻璃杯的感受，就纯粹是任性随意的了。而一个纯粹任性随意的判断到底能不能称其为判断，肯定是可疑的。 对于这种事当然没什么好争辩的，就如对后现代主义那更偏认识论的种种幼稚的形式来 说，信念问题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上，你以你的方式看世界，我看世界以我的方式，并不存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会使两种观点达成一致。因为，任何立场本身都会得到不同观点的解释，也就无所谓中立了。两种立场都不能被经验反证，因为每一种都会以确证自身正当性的方式去解释事实。类似地，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都是宿命论的形态。身为乐观主义者的你无能为力，更甚于身量欠高的你束手无策。你被绑缚于自己的乐观，就像奴隶被栓在浆橹上，前景一片黯淡。于是，对认识论的相对主义而言，真正可能的也就是让这两个阵营以一种相当无谓的容忍去尊重彼此的意见了。在这些情形之间做出决定并没有理性基础，就好比对某种道德相对主义的张力来说，是选择邀请你的朋友们共进晚餐，还是把他们倒挂在房椽上打劫，一样没有理性的基础。相比之下，真正的希望需要理性的支持。就此而言，它类似于爱，是神学意义上的一种特殊样式。它必须能够拣选出使一种情境的可信可靠的特性，否则就不过是直觉，无异于相信在你的床下趴着一条章鱼。希望必须是可错的，反复无常的欢欣鼓舞则不然。 即使乐观主义承认事实于己不利，也照旧不减其洋溢的热情。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马丁·索威》（Martin Chuzzlewit）中有个叫马克·塔普利的角色，脾气好到了狂热的地步，为了表明他的真诚和善良是贱买不来的，甚至去寻求那会把他人逼向绝望的极端处境。因为塔普利想要自己的处境尽可能凄惨，以便对自己满意，他的乐观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利己主义，小说中的大部分观点也是如此。这类似于感伤，是另一种形式的顺意，私密地关乎于自身的顺意。自私自利在《马丁·索威》中比比皆是，甚至于塔普利慷慨的心质被刻画成了一种嗜好，或性情的怪癖，而绝非道德现象。在一定意义上，他并不真的想改善切身的处境，因为这样一来就剥夺了自身真诚的道德价值。所以，他那善良快活的性情和他在周遭散布痛苦不幸的邪力，是沆瀣一气的。悲观主义者一样怀疑改善处境的尝试——并不是因为这样会剥夺他欢愉的机会，而是因为他相信这些尝试几乎会注定失败。 乐观主义者往往相信进步。但即便世事能够被改良，当下的处境在他们至少还留有某些可以指望的东西。就此而言，乐观主义不像十八世纪所谓的最优主义（optimalism）——莱布尼茨式的信条，认为我们居于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那样执拗于希望。乐观主义并不如最优主义那般乐观。在最优主义者看来，我们已享有宇宙间最好的和谐；相比之下，乐观主义者或会承认现实的缺憾，并寄望于更光明的未来。问题在于，完美世界已然达成，还是我们正在奔赴的目标。无论如何不难看出，最优主义为何能够作为道德惰性的托辞，因为后者如此一来就可以廉价兜售自己的主张：世界无法被改良。 最优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一样丧失了希望，因为他们并不需要希望。既然他们看不出变革的必要，就可能发现自己成了那些保守派们的同党。对后者而言，变革是可哀可叹的，抑或我们的处境已过于堕落，容不得变革了。亨利·詹姆斯评论道：“虽然保守主义者并不必然是乐观主义者，但我认为，乐观主义者极可能是保守主义者。”乐观主义者是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对美好未来的信念源于他们相信现实当下根本上是安稳可靠的。确切说来，乐观主义是一种典型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如果说政府一般不鼓动公民，让他们相信某种可怕的末世灾变已迫在眉睫，那部分是因为，对一个眼明心亮的公民而言，疏远政治也会是一种选择。相比之下，深暗的绝望则可成就激进的立场。只有当你发现自身处境攸关性命之时，才意识到变革的必要。不满能够激励变革，乐天派却多半会想出全然表面的解决方案。处境最严峻的时候，最需要真正的希望，乐观主义却一般不愿承认这般极端的状况。不得已的希望并非人们所愿，因为如此的不得已正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已然发生的征象。譬如，在希伯来经典中，希望就有一种幽暗的潜台词，意含着对邪恶的诅咒。倘若人们希求德行，那是缘于世间有指不胜屈的恶人。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Schopenhauer as Educator）中区分了两种乐观——一种直面惨淡的悲剧式对抗，如古希腊人那般；还有一种浅薄的诚实，以对无可补救的觉悟为代价赎买自己的欢愉，却无力直视其誓与之搏斗的恶魔。就此而言，希望和任性无常的乐观主义是势不两立的。在尼采看来，精神的真正的愉悦在乎辛勤、苛求，是一个关乎勇气和自我克服的问题。这就消泯了欢欣鼓舞和严肃之间的分别，也是他缘何能在《瞧，这个人！》（Ecce Homo）中写自己“无所欢心，唯雀跃于真理之艰”。诚然，尼采拒斥乐观主义，也有为人所不誉的理由。在《悲剧的诞生》（The Birth of Tragedy）中，他以大男子气概将之斥为“软弱的信条”，并系之于彼时代中“奴隶阶层”的危险的革命热情。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曾说，比起天真的空想家，那些给予我们审慎和质朴之真理的思想家（他尤其提到弗洛伊德）对人类的贡献更多。我们稍后将明了，阿多诺的同事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何以把他革命性的视野建树在对历史进步的怀疑以及深刻的忧郁之上。本雅明自称其为“悲观主义”，但人们也可将之视为现实主义，那种最难达至的道德处境。在一篇关于超现实主义的著名论文中，与某些左派群体的肤浅的乐观主义背道而驰，他谈到了朝向政治目的去“组织”悲观主义的迫切需要。他写道，我们需要“时时处处的悲观主义。毫无疑问。不信任文学的命运，不信任自由的命运，不信任欧洲人的命运，更三倍地不信任所有在阶级、民族以及个体之间的调和，而只对法本公司和空军的和平壮大寄予无限的信任。”本雅明那固执的怀疑致力于人类的福祉，是为了建设性的作为保持冷静而不受蛊惑的努力。无可否认，这种消沉的愿景若置于他人之手，就连政治变革的可能性都会成为问题。某种无能为力或许正是那大灾变的题中之义。果真如此，你的处境越糟，改变起来就越难。这并不是本雅明的观点。对他而言，拒斥乐观主义是政治变革不可或缺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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