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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我上初二。我想买一台录音机，能放英语磁带就行。当时最便宜的五六十块钱。家里还从来没给我买过这么贵的东西。我也从来没向母亲一次要过这么多钱。我英语学得很差，并且上英语课特别不老实，初一第一个月就把代课的英语老师气哭过。代课老师姓李，是三里庄的。史口镇志记载三里庄是因离史家口村北关帝庙三里地远而得名。现在关帝庙遗址找不到了，三李庄也集体搬迁了，只留下三里庄战役纪念馆。纪念馆周围化工厂烟筒林立，喷着白烟，像极了怪兽的鼻孔，仿佛随时能吞没这所院子。李老师矮胖，皮肤黝黑。班主任介绍说她学习特别好，本来能考上大学，无奈家里困难，读完高三就回家务农了。李老师给我们代课，我和同桌上课打闹，她管不了我们，竟然哭了。我是后知后觉型，开窍晚，我想认真学习英语，已经是初二下学期了。那时候记忆力好，课程也不复杂，除了听力差一点，英语很快有了不小的进步。我需要一部能放磁带的录音机，这样回家后可以反复听磁带，练习听力。那个深秋的一天，母亲赶集去了。回来时，拎着菜篮子，慌里慌张。梧桐树叶子已经落了一地，母亲留着短发，穿着蓝色的旧褂子，黑裤子，这身打扮似乎十年也没变过。母亲说，裤兜被划破，手绢和手绢里包的钱不翼而飞。母亲干枯细长的手从肥大的袖口伸出，颤抖着给我比划。九十年代，农村大集上活跃着一群小偷。他们四处游荡，趁人们拥挤在摊位前和商家讨价还价，吐沫星子乱飞的时候，悄悄用锋利的剃须刀划开人们的衣兜，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里面的钱。看着母亲惊慌失措的表情，我体会到五十块钱的重要性。这可是家里几个大集的生活费。家里收入本来就不多，心疼、自责、内疚都写在了母亲脸上。每天放学后，我和弟弟的任务就是捡鸡蛋，掏鸡粪，扫院子。鸡是遵守时间的动物。晚饭过后，月亮升起的时候，鸡们会自动回到窝里。睡觉前我们只需要用砖头堵上鸡窝的门即可，这样可以防止黄鼠狼来“拜年”。有个月圆之夜，我曾经见过一只黄鼠狼站在墙头上，月光照出它长长的身形。有的母鸡每天能下一枚蛋，有的会隔天下蛋。如果捡到的鸡蛋数目少了，我俩就去东院翻草垛，说不定哪只不听话的鸡就把蛋下草垛里了。还记得有只霸道的母鸡像是喝醉了酒，在梧桐树下打转转。我跑近了看，它不像往常一样惊慌地跑开，而是闭着眼睛，缩着脖子，两个翅膀半扎煞着，身体晃晃悠悠，站都站不稳了。这只鸡羽毛松乱、像是炸了毛，鸡冠子似乎也不是平时的颜色。这只鸡平时抢食最霸道，谁要是跟它抢，准会被它一顿暴啄。今天它竟然落得这副模样，一时间我被眼前的情景吓傻了。母亲用刀片把鸡嗉子划开将那些麦粒用食指抠出来，让我用水舀子倒水。她一边抠，我一边用水冲洗。母亲让我去抓来一把小米。她把小米塞进鸡嗉子，把鸡放在地上，拿出针线，对着天空引针。我看到了母亲那张棱角分明的瘦长脸，那薄而坚毅的双唇，两只专注而闪烁的眼睛。天空湛蓝，透过梧桐树冠可以看到天上有几朵白云游荡，阳光并不刺眼。针引好后，母亲开始用针线把鸡嗉子一针一针给缝起来。缝完后，母亲在缝线处撒上了一层锅底灰，接着又把鸡皮给缝起来，再撒上锅底灰。锅底灰是我从灶膛里扒拉出来的。母亲把做好手术的鸡放到鸡窝上层的阁楼里，这里是母鸡们平时下蛋、抱窝的地方。娘还找来一个碎了碴的碗，盛了半碗水在旁边。鸡还是奄奄一息，半死不活地躺在鸡窝里。等我去狗剩家经销部打豆腐乳回来，那只鸡已经不是躺着，而是趴在草窝里了。这只鸡脱了不少毛，过了段时间，它的毛又开始长齐，接着又开始下蛋。这次误食农药，耽误一个多月的鸡蛋，母亲很是心疼。平时收集的鸡蛋不舍得吃，积攒着。过一段时间，母亲到集市上去卖。以后的几天，母亲逢人便说丢钱的事，让我感觉多少有点没面子。但是这次，我认准了。只要有这台收录机，哪怕是最便宜的收录机，我反复练习，听力一定能上去。“要个最便宜的就行，五十左右，我练习英语听力…...”几天后，我的写字台上多了一台双喇叭的熊猫收录机。这台黑色的多功能收录机四角圆润，后面有一根长长的拉杆天线，天线上挂着出厂合格证的标牌。这机器能放磁带、录音、还能听中波、短波和调频收音机。 “不到二百，我和你姨坐车去了趟百货大楼给你挑的，只要是学习的东西，咱花多少钱都行。”于是一九九四年冬天的一个夜晚，窗外月影朦胧，屋子里炙热的电炉子发着红光，老虎闸里闪着轻微的火花，并不是发出“滋滋”的响声。挂钟击锤敲击了十一下音盘，发出金属相互撞击的“铛铛”声，清脆的钟声在房梁上回荡。熊猫收录机的刻度盘上发着微弱的红光，磁带转动，喇叭里漂出李雷和韩梅梅的英文对话声。除了用它听磁带，学习累的时候我也听听广播，有时候甚至可以听到“敌台”台湾的短波。喇叭里飘出的美妙音乐，陪我度过了无数个夜晚。后来历次英语考试，我的听力几乎都是满分。遗憾的是，这台“功勋”机器被我拆了研究电路，“尸骨无存”。这二十年一直和通信设备打交道，这台用鸡蛋换来的收录机算是启蒙教科书，也是我人生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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