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1日,西柏坡。 恰逢党的生日,这天又正好是李银桥值班。就在这时,一名个子不高、皮肤白皙的国字脸汉子突然来访。此人黑着一张脸,指名道姓要见毛主席。 李银桥认识此人,他便是大名鼎鼎的王明。李银桥多次从毛主席口中听过王明,知道这人“左”得很。这一天,毛主席正好没什么紧要的事务,于是李银桥点了点头,将他引入了毛泽东的住所。 当时,毛泽东正在桌上批阅文件,听见动静便立即抬起头来。他一见是王明,立即笑容可掬地站起来,和王明握了握手。随后毛泽东又吩咐李银桥,立即沏壶茶来。 等李银桥将茶送入会客室,毛泽东和王明早已从寒暄转入了正题。原来王明对中共中央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想不通,说有些意见要向中央陈述,要跟毛主席谈谈…… 听到这里,毛泽东立即收敛起笑容,开始一根接一根的抽烟。李银桥是个识大体的人,心知这种场合,他是不适合待的。退出门外后,只听毛泽东和王明开始出现了争论,而且声音越来越大。 毛泽东愤怒地说:“到了现在你们怎么还想不通?现在快要胜利了,你竟然还没有一个反省!” 李银桥有些担心,他先是向毛泽东夫人报告了王明在同毛主席争论,然后提议要不要请周副主席来。李银桥和周恩来非常熟,毕竟自己原本就在周的手下担任警卫员。 毛泽东夫人也很不放心,于是立即让李银桥去找周恩来。儒雅敦厚的周恩来,从来都是领导人之间的黏合剂,最能维护团结。 正当周恩来匆匆赶到之时,只见王明已经黑着脸推开了房门,然后扬长而去。他刚走,周恩来便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多年后,李银桥不禁感慨:“一直以来,我从未见过毛主席的情绪那么激动,态度那么坚决。这绝不是个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它关系到对中国革命历程的评价,是个重大原则问题,所以毛泽东寸步不让。” 学过初中历史的,或许都对王明这个名字十分有印象。他在党史中创造了一个“唯一”,他是唯一的一个两次给错误路线“冠名”的人物。 第一次错误路线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被称为“王明左倾路线。” 王明不懂指挥打仗,不太懂内政,但读书却是一把好手。他在短时间内学会了俄语,并能将马列著作背个滚瓜烂熟,可以做到“句句用典”“言必称马列”。因此,年轻气盛的王明,得到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米夫的认可。 到了1931年,在米夫的一手扶持之下,王明成功上位,成为中央最高领导人。 当年,王明之所以能成为领导人,是因为他在揭批“立三路线”上特别卖力。李立三已经“左”得离谱,王明比他更离谱。 一方面,王明命令红军不顾自己武器的低劣,执意向大城市进攻,以图“实现一省或数省的胜利”。这种战术自然是失败的。 当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反围剿时,王明又支持博古、李德搞什么“堡垒对堡垒”、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方针。最终,红军不得不告别苏区,开启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 抗战爆发后,王明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而这一次回国,他又闹出了个大乱子,也让他成为第二错误路线的代名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毛泽东对于王明的归来是相当重视的,是真想和王明合作。 然而王明可不这么想,他自认为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口衔天宪,手持尚方宝剑,可以号令全党。没到延安几天,王明就提出要召开政治局会议。 12月9日晚,中央政治局在城内凤凰山麓的一个岩洞里召开会议,史称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按照共产国际的基本态度做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提出“一切经过抗日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实际上就是无条件向国民党妥协,无条件服从蒋介石的指示。 然而毛泽东早在洛川会议中就提出了,要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我们必须要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对待蒋介石、国民党从来都是针尖对麦芒的态度,如今却为何成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呢? 事实上,这与时局的变化有关。当时苏联非常希望中国能够拖住日本,以免被日德两面夹击。进而认为红军应该一切服从于统一战线,听从蒋介石的指挥。 权力只为权力的来源负责,王明的权力来自于苏联,自然会更多地为苏联考虑。因此才会提出如此错误、荒谬、可笑的右倾错误主张。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不仅坚持自己的错误,而且还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错误: “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种口号。” 他认为战略方针应该“确立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要知道,当时八路军主力只有3万人,装备极其低劣。若与日寇硬拼,即使获胜,也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3万八路军,都是革命的精华,革命的种子,岂能轻易浪费。 对于王明的观点,毛泽东没有立即予以反驳,而是再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到了后来王明更是愈发独断专行,常常不经中央同意,就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文章和讲话。对于毛泽东本人,王明亦不尊重。 随着抗战的进行,随着八路军的壮大,随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展。无论是党内的同志还是苏联的同志,都已经认识到,毛泽东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方针才是对的,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简直错得离谱。 1938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最新建议到了延安,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就此,王明自恃的“尚方宝剑”当啷落地。为了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政治局会议还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从组织上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对于王明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 毛泽东胸襟开阔,并没有过多为难王明,依然对他予以了重用。 虽然王明已经被打落凡尘,但他并不服输,对于毛泽东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一方面在公开场合,他表示承认错误;另一方面,在私下里,他却拒绝写检讨,并对毛泽东极尽挖苦之能事。 然而王明的挖苦和谩骂,并不能改变什么,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全党统一了认识,毛泽东的威望日益提高。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对于王明来说,更是晴天霹雳。 到了中共七大前夕,毛泽东把六届七中全会准备讨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三个草案都送给王明过目,并多次派人与王明谈心,劝他反省自己的错误。 4 月 20 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决议》的那一天,王明给任弼时写了一封长信,并请任弼时阅转毛泽东及扩大的七中全会各位同志。 在这封信中,王明表示完全同意《决议》,他承认1930 年写的《两条路线》是教条主义的产物,“是从抄袭各种决议而来的”,“用的是不从实际出发,而从书本出发底方法;是根本的教条主义思想和作风的方法。”同时,王明还热情赞扬了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和功绩。 中共七大召开时,当时正在生病的王明是用担架抬进场的,他只出席了15分钟,就被担架抬走了。厚道的毛泽东一再动员代表将王明选进中央委员会。正式投票后,毛泽东还一直在会场等待计票结果,直到王明的票过半数后才离去。 在当选的44位中央委员中,王明排名倒数第二。七大是王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此时的王明看起来已经“改过”了,但实际上却在韬光养晦。王明后来在《中共五十年》中提到,他向六届七中全会声明服从党中央的决定,是因为“反毛斗争还要长期进行下去”,是为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对于王明的伪装,明智的毛泽东自然是一眼就能看穿。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多次与他交谈,希望他能进一步检讨自己的错误,为夺取全国胜利发挥应有的作用。 毛泽东转移至西柏坡后,王明也随之迁到了这里。随着全国解放序幕的揭开,党中央开始筹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西柏坡会议。 王明不知又想起了什么,对于之前《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产生了不满,于是便开始了文章开头的一幕。王明见到毛泽东后,说自己还有一些意见要向中央陈述,要跟毛泽东好好谈谈…… 在谈话中,毛泽东和王明就共产国际、苏联以及国内许多具体人、具体事件进行了争辩。逐渐的,争论开始有了火药味,使李银桥不得不去请周恩来前来圆场。 在这次争吵之后,王明似乎又“虚心”了起来。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王明作为中央委会参加了会议,并且进行了讲话。在会上,他对毛泽东大加赞扬,甚至把自己最得意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这顶桂冠戴到了毛泽东头上。 很显然,王明又在玩两面人脊梁,表面上一套,私下里又是声色俱厉、怙恶不悛这一套 为了让王明彻底表态,会议还做出,王明应对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的错误写一个声明书,并提交政治局审阅。王明在会上接受这一决定,在后来却一再采取拖延战术,甚至干脆否认有这一决定。 王明迟迟不肯认错,但毛泽东并没有放弃他,而是让他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制定。不得不说,王明在法律方面确实有天赋,又快又好地完成了这一重任。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宽容和知人善任。 王明起草婚姻法,原本可以作为自己新生的开端。但实际上,王明的目的一开始就不纯。他之所以如此全身心地投入《婚姻法》的起草和制定,也是为了将功赎罪。以为这样做了,就可以不向全党、全国、全军检讨了。 但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分的很清,工作是工作、贡献是贡献,但错误也是错误,两者不能抵消。因此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会议再次提出,要求王明写一份声明书交由中央审批。 王明见这一次是逃不过了,于是他于1950年9月,突然向党中央提出要去苏联治病。毛泽东考虑到王明确实有病,于是就同意了。后来王明虽然有短暂回国。但到了1956年,王明又提出要去苏联,同时还要把家人也带上。 在苏联,王明化名马马维奇,开始发表一系列文章攻击中共和毛泽东,造成了恶劣影响。王明直到1974年病死,依然“笔耕不辍”。 王明曾为革命事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观其一生,可谓“过”远大于“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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