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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推进马克思思想的“新阅读” ——访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米夏埃尔·海因里希教授
[受访者简介] 米夏埃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男，1957年生, 国际知名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德国“新马克思阅读”思潮代表人物，曾在柏林自由大学、柏林应用科技大学、维也纳大学任教，曾在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主编《PROKLA：批判社会学》杂志并参与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编辑工作。著有《价值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怎样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卡尔·马克思与现代社会的诞生（第一卷）》等代表作，多部著作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在马克思主义文献编辑、文本解读、理论创新、社会批判等诸多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近年来在中国就马克思文本阅读的方法论、马克思思想传记写作、MEGA2后的《资本论》等主题作过多场讲座。 [访谈人简介] 陈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批判 资本论 马克思思想传记 重读马克思 2023年是马克思逝世140周年。时代变迁而经典的魅力却历久弥新，因此继承和发扬先哲伟大思想遗产的重要方式，即是在重新审视文本研究方法论的前提下加强与深化对马克思经典文本文献的研读。近年来海因里希教授笔耕不辍，不断致力于开拓马克思思想及其文本研究新思路、新途径，应邀在中国多所高校开展过一系列内容丰富的讲座，为我们介绍了国际马克思研究的前沿动态。陈栋曾在柏林自由大学交换学习期间与海因里希教授作过交流，并在2022年至2023年初，对教授再度进行了访谈，就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资本论》研究、新时代马克思思想传记的写作、马克思文本研读的方法论等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期为中国学界不断推进马克思思想的“新阅读”提供有益参照。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资本论》研究 陈栋：海因里希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此次访谈。据我所知，德国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马克思阅读”（neue Marx-Lektüre）思潮与您的学术思想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请问“新马克思阅读”究竟新在何处？换言之，“新马克思阅读”思潮为马克思经典著作的阅读和研究引入了何种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思路？ 海因里希：的确，“新马克思阅读”影响了一大批学者，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和研究马克思思想的新范式。长久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仅聚焦于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理论基础即“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并未重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事业。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学生运动和对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抗议，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左翼运动的新高潮。人们对马克思理论展开了重新探讨，尤其是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深入研究。 其中，路易·阿尔都塞及其助手等人关于《资本论》研究的著作影响巨大。另外，研讨开始不仅限于《资本论》，在罗曼·罗斯多尔斯基的影响下同时涉及《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在内的诸多政治经济学批判文献。当时德国以阿多诺的学生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的文章和海尔穆特·莱希尔特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明确主张重新阅读马克思尤其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献，深入探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构成与理论结构。而“新马克思阅读”这一提法，最早是1997年由巴克豪斯在他的文集《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前言中提出的。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一书尤其是第三章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探讨就处在“新马克思阅读”的内容语境之中，这一章尤为突出地运用和体现了这一思潮的研究方式。 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新马克思阅读”就其缘起来说，尤为关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究竟有何具体区别这一问题，深入挖掘“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一种“批判”的丰富内涵，试图借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全面的社会批判理论奠定思想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借助马克思的思想资源理解和回应当时资本主义的现实危机，尤其是通过对《资本论》的重新解读呈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在以上问题思路的引导下，价值形式理论和国家形式批判是“新马克思阅读”思潮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新马克思阅读”思潮在21世纪仍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包括我本人在内也积极地参与“阅读《资本论》”和“马克思—秋季学校”等衍生性活动。
陈栋：诚如您所言，《资本论》及其手稿是“新马克思阅读”思潮的研究重心。尤其是您反复强调重新理解作为《资本论》副标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这一研究范式的必要性，请问“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批判”究竟指的是什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差异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海因里希：这一问题涉及我多年来阅读和研究《资本论》的核心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曾提及他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那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阐述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之间是什么关系？马克思仅仅是提出了一种新的关于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理论吗？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批判”仅仅意味着，指出既有的理论在这里或那里存在错误，以便提出一个更好的理论吗？或者，这里的“批判”是否含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论要求？一言以蔽之：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批判”意味着什么？ 正如《资本论》副标题所明确表示的，马克思并不是想要提出一种替代性的“政治经济学”，而是要实现“政治经济学批判”。每一种新的科学研究都会批判过去的理论，只是为了证明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但马克思要做的远不是这样的批判。他不是只想要批判单个的理论（当然这种批判在《资本论》中也存在），更准确地说，马克思的批判针对整个政治经济学，他想要批判这一整门科学的“范畴基础”。对此，马克思曾在19世纪50年代末写给费迪南德·拉萨尔的信中明确指出他的批判的整体性质。这种对范畴的批判开始于政治经济学最抽象的范畴即“价值”，马克思承认政治经济学抓住了“价值规定的内容”即劳动与价值的关联，但是政治经济学从来也没有提出过为什么价值内容采取这种形式的问题。马克思在此主要批判的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结论，而是其“问题设置”的形式与方式。政治经济学对部分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却将有些问题当作不言而喻的东西并认为不必解释（比如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而这正是马克思批判的关键所在。 因此，我认为马克思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在于打破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由以获得表面说服力的那种理论域（即那些完全自明的观点和自发形成的观念），从而阐明政治经济学的“荒谬”之处。在这里，对认知的批判（即认知如何形成的问题）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紧密联系在一起，必须澄清政治经济学范畴观点所采取的社会形式规定性和其得以成立的特定社会历史结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想要实现对资产阶级意识的批判，而且想要实现对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批判。 至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差异，我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前提概括为人类主义、个人主义、经验主义和非历史主义四个层面，而马克思则在结构性、社会性、关系性、历史性的维度上实现了方法论的超越，对此，我之前在接受魏小萍教授的访谈中已经详细谈过了。然而我的博士论文《价值的科学：在科学革命与古典传统之间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出这一问题的复杂之处，通过处理价值理论、资本理论、危机理论等主题，我认为马克思在探索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一方面试图彻底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反复指出前人对相关概念与问题的两难理论境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奠定了我后续研究的基础。 陈栋：MEGA2第二部分的丰富文献呈现出马克思从事《资本论》创作曲折复杂的思想历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资本论》严格意义上说并非一部业已完成的著作，而是具有未完成性质的庞大手稿群。结合恩格斯对马克思《资本论》手稿的编辑整理等情况，请问《资本论》的未完成性究竟是体现在仅需整理材料的量的方面，还是存在新的思想有待进一步推进的质的方面呢？鉴于《资本论》的未完成性，您如何看待世界范围内关于马克思《资本论》已经失效或过时的说法？ 海因里希：我们知道，MEGA2第二部分中并非所有文本都是《资本论》的准备稿，存在一个“计划更改”的问题：一个是分为六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另一个是分为四册的《资本论》计划。《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应该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两个草稿，它们以六册计划书为基础；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才是原定的《资本论》四册中的三册（理论）书的草稿。 即便是按照《资本论》的主题规划，马克思也没有写完《资本论》，而恩格斯只发表了一部分未完成的手稿。但问题是《资本论》的未完成究竟停留在何种层面？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主流观点：论证的主要脉络已清晰可见，理论的中心问题已解决，马克思由于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和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再也无法完成《资本论》，而这由恩格斯在很大程度进行了弥补。这种观点认为《资本论》的未完成仅限于量的层面，即它只差交付排版前的最后加工，还缺少可顺利补齐内容的一些章节，因此，恩格斯编辑出版的这几卷让人们目睹了《资本论》终结版。这种看法在MEGA2第二部分出版前曾左右了它的结构划分，《资本论》的所谓“三个草稿”于是按写作时间被排列至MEGA2第二部分第一至四卷。但接下来的卷次则不再严格按写作时间排序，这些手稿现在根据它们与《资本论》卷次的从属关系进行排列，各卷内部的手稿才在每一卷内按写作时间排序。 MEGA2对马克思手稿细致而全面的编辑使《资本论》仅在量上未结束的观念失效，尤其在危机理论和信用理论方面，马克思的研究过程远未结束。马克思撰写第二册手稿所取得的内容进展也还未应用于论证的其他地方。因此《资本论》不单在量的层面没有结束，而且在质的层面也未结束，它缺乏的远不是可以轻易补齐内容的几个章节。马克思自己似乎也明白《资本论》这种质的未完成状态。我们从马克思的书信中了解到，他打算彻底修订对信用制度的分析和他的危机理论。马克思在分析信用制度方面想以美国为例，他看到了美国的惊人发展。但这样一来需要在理论分析上重起炉灶——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撰写的有关信用和货币市场问题的大量摘录笔记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另外马克思还准确地捕捉到19世纪70年代末危机呈现出的新形式，而他需要对此进行理论加工。总之在马克思看来，不但对危机的叙述，就连对危机的研究过程也远未结束。更甚，他在后来的书信中示意要对《资本论》作彻底的修订。 至于贬低、否认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思想在当今现实意义的说法，我认为大多数是比较“庸俗的”。诚然，对《资本论》最具代表性的批判集中于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导致崩溃的部分预测。然而在我看来，以上批判往往是低水平的，要么是因为搞错了批判对象，要么就是对马克思观点本身存在诸多误解，因此很有必要基于最新文献重新阐释《资本论》，避免教条主义式的偏见。由于《资本论》的复杂性尤其是未完成性，不能因为马克思的个别预测或论述而简单否认《资本论》的价值。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资本论》的贡献仍旧是最大的。至于这种生产方式是否以及会如何终结，是无法事先确定的。 即便承认《资本论》的重要洞见，但一些学者坚持认为《资本论》根植于马克思的时代背景，在20世纪和21世纪，世界资本主义和政治形势都从根本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马克思的理论在当代已经没有意义。这是对《资本论》未完成性的片面理解，对此我的回应是：19世纪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时代，现代社会的发展路线是在19世纪被决定性地确定下来的。当时在西欧和北美，工业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正在确立。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这个确立过程也发生在世界许多其他地方。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在历史上发生了变化，但在19世纪盛行的基本结构今天仍然存在。同样，资产阶级国家的核心政治结构（代议制、普选权、大众媒体等）也是在19世纪出现的。在他的《资本论》中，马克思至少声称要讨论这些基本结构。当然，马克思是否成功实现这个目的是必须加以讨论的，我们不能因为他提出这个主张就未经观察分析地接受它。但也不能因为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就先在地认为他在这方面失败了。 回顾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发展，资本主义取得表面的“最终胜利”之后，危机和贫困化的进程接踵而至。而一系列过去和眼前的危机和“战争”更是表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间接甚至直接地卷入争夺，这种情况并没有成为历史。随着讨论的推进，人们开始不断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资本主义国家与战争之间的关联、资本主义内部的危机和变革的可能性等根本性的问题。左翼理论变得活跃起来，理论性的宏大叙事也重新兴盛，当今许多分析时代的著作或多或少地重新启用或探讨马克思的范畴和观点。如果要根本性地理解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并回应其面临的种种困境，在今天仍然绕不开马克思的《资本论》。 二、对马克思思想传记写作的再反思 陈栋：近年来您辞去一切教职，专心进行三卷本思想传记《卡尔·马克思与现代社会的诞生：传记与著作发展》的创作。从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研究到涉及更长历史时段和更多文献细节的马克思思想传记写作，请问这是出于您的学术兴趣还是某种研究思路的重大转变呢？
海因里希：是的，我以往的大部分代表性工作是基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也处理和反思一些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问题。而近年来我的确将自己科研工作的重心转到一部“科学的”马克思传记的撰写上来，这并不是说我放弃了政治经济学研究，更确切地说是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拓展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而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和实际操作的难度在某种意义上并不亚于前者。虽然我没有直接使用“马克思思想传记”这一称呼，但由于我的马克思传记不仅涉及马克思的曲折琐细的生平经历，还处理了大量马克思各种形式文本中的思想内容，所以称其为一部“思想传记”也并无不妥。至于我开始编写马克思传记的具体原因，一方面我长期对此抱有兴趣，从我个人接触马克思著作伊始便有意识地从不同马克思传记入手了解马克思的生平及其思想，这为我提供了非常多重要的线索与细节，也发现了这些传记不管是在具体事实上还是写作方法上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于是，便萌生了自己写作一部马克思传记的想法；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马克思的文本经常被人从后往前地阅读，因为人们喜欢所谓“成熟”的作品，而不是“不成熟”的作品，人们试图在马克思尚未被挖掘的思想方面建立系统的联系，以便获得尽可能全面和系统的理解。而随着MEGA2更多文献的出版，我们就有机会从头开始，即从它们的起源来阅读马克思的文本，跟随马克思本人的学习研究过程，生动展现马克思通过其文本来思考种种理论冲突和现实问题的历程。我之前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更多涉及的是中晚年马克思的著作发展情况，而传记写作对我个人的研究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和挑战，这不仅体现在马克思著作研究的内容范围上，更体现在研究的方法论上。 陈栋：您曾在题为“作为政治争议话题的马克思传记：21世纪马克思传记的唯物主义进路”的讲座中讨论了科学的马克思思想传记的研究和创作问题。请问相比于近年来美国历史学家乔纳森·斯珀伯和英国历史学家加雷思·斯特曼·琼斯分别于2013年、2016年出版的马克思传记，您的三卷本马克思思想传记在方法论上具体如何实现创新和超越呢？ 海因里希：在回答以上问题之前我想提及一件有趣的事，即马克思本人曾在1868年10月26日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通信中提及《迈耶百科词典》曾多次邀请他本人撰写一部自传，而马克思对此要求不仅表示拒绝更是不屑一顾。虽然马克思对此不感兴趣，然而其生平著作及思想很难不被后人所关注和研究。除却我个人的兴趣，我认为时代也在呼唤一部新的马克思思想传记，我在传记附录部分详细探讨过当前重新写作马克思传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到来，资本主义制度以一种资本主义支持者未曾预料的方式被撼动，马克思的理论重新流行起来。在此影响下，2013年和2016年，斯珀伯和斯特曼·琼斯分别出版了重要的大部头马克思传记，并在两个方面区别于以往的传记：一是他们首次广泛使用了1975年开始出版的MEGA2，二是他们明确地以马克思及其作品的“历史化”解释为目标。关于第一点，一部科学的马克思传记必须利用好MEGA2提供的迄今为止最为全面和丰富的文献。而“历史化”首先是指把马克思及其作品放到特定历史背景中去理解，然而“历史化”在这里起到了使马克思理论失效的作用，因为他们想根据马克思之后发生的历史变化来证明马克思的理论不再具有当代意义或仅具有极为有限的时代价值。更为根本的问题是，两位马克思传记作者根本没有讨论基本的方法论问题，即传记是什么、传记的内容、视角和结论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在哪里等问题被他们所忽视或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东西，这种方法论上的轻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传记写作。 我承认在传记中将马克思和马克思的作品进行“历史化”分析是有必要的，但这种分析必须是一个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历史化”。我将简要概述我所主张的“历史化”方法论的六大基本特征：一是以事实为基础的阐述和科学研究的准确性。对马克思生平和思想发展的阐述必须建立在有证据的事实之上。科学的阐述应该区分为有证据的事实（即是有文件、被描述的人的自我陈述或作为实际见证人的第三方的陈述支持）、合理的假设（这里应该说明假设是在什么事实的基础上形成的）、未知的领域（应反复说明我们不知道什么）三个层面，因此这涉及反复的质疑和考证。二是把19世纪作为一个过渡时期来考察。将马克思及其作品“历史化”的前提是，首先要深入地研究19世纪的问题。有些学者强调19世纪与我们现在时代的区别，并以此作为马克思的作品缺乏当代价值的证据。然而前面我提到19世纪的问题与现在的情况既有不同之处，也有共同之处，19世纪形成的社会基本结构今天仍然存在，所以并不能否认其理论具有当代价值。三是避免将生平和著作割裂。没有马克思的作品，就不能理解他生平的许多变化和他的众多决定，而没有他生平的发展变化及由此作出的决定，就不能理解其作品的历史。一部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传记必须是一部关于马克思思想史的、在理论上深刻的传记。四是关注马克思学习研究的过程、曾有过的思想冲突以及对马克思文本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马克思有作为科学家、记者和活动家的不同具体经验，在理论和经验层面上不断学习新的东西。因此，对他的文本必须始终以一种历时性的视角来看待，应被视为长期但不断变化着的学习过程的结果，新文本有时会完善马克思先前取得的研究成果，而且这一过程并不总是线性和连续的。马克思也参与了各种科学理论论战和政治辩论，马克思的文本也总是对具体的冲突或辩论的回应。因此，马克思的文本也必须从与这些辩论发生关联的共时性视角来看待。五是对马克思所处环境的独立研究。为了理解马克思的学习研究过程以及所涉及的冲突，有必要详细地重建他当时所身处的思想和政治环境。仅仅肤浅地处理这些环境之下出现的人物和他们的立场是不够的，这些人物和重要的话语环境首先必须被视为独立的——独立于马克思后来对他们的判断。只有把黑格尔和鲍威尔、赫斯、蒲鲁东、拉萨尔和巴枯宁等人看成是独立的个体，在他们各自的语境下理解他们，人们才能理解马克思的学习过程，理解他在与这些人打交道时在个人层面和理论层面的转变。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刻认识马克思对这些人和他们的立场的判断及所进行的不同的批判性考察，而对上述马克思的不同批判进行单一简单的评定是纯粹的教条主义。六是对当下的“历史化”处理。我们不仅需要对马克思进行“历史化”解释，也需要对其传记作者进行“历史化”理解。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传记都是以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的口吻展开阐述的。的确，传记作者知道马克思的生活过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是客观的叙述者。马克思传记的作者实质很难把握自己的写作如何受到自己所处时代的影响。传记作者也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写作，并不独立于当时流行的话语和政治冲突。传记作者的工作不仅意味着寻找事实，而且最重要的是对事实之间“关系”的分析与呈现，而这一工作总是受到传记作者所处时代的冲突以及对这些冲突的态度的影响。因此，尽管我们希望在借鉴、反思前辈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和超越，但也必须意识到一部“最权威的”马克思思想传记将永远不会存在。真正科学的马克思思想传记（像任何科学事业一样）应是一个研究过程，其结果是开放的。 陈栋：感谢您为学界研究尤其是马克思思想传记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新思路，祝贺您的马克思思想传记第一卷在2018年，亦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由蝴蝶出版社出版并被翻译为多国文字。您的马克思思想传记第一卷虽然仅涉及1818年至1841年间马克思的生平及其思想发展状况，但在国际学界仍然受到高度关注，衷心期待您的第二、三卷尽快付梓。鉴于仍有40余年的马克思生平思想亟待处理，请问您对于三卷整体尤其是后两卷的历史分期有无特殊的考量？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第二、三卷的大致框架思路以及最新的研究写作进展或困难之处。 海因里希：谢谢你的关注，拙著的第一卷原来计划处理1818—1844年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但由于要赶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出书，所以只好先将梳理完毕的1841年前的部分发表。就目前的篇章结构来看，第一卷中的前言、导论与附录介绍了我创作马克思思想传记的缘由背景与方法论问题，共设置三章，详细介绍了以往学界关注较少的马克思少年生活和求学生涯中的背景细节，具体内容可详见我的著作就不赘述了。 我一直认为与其教条式地提前划分好马克思人生不同阶段，不如考察马克思作为记者、学者和政治活动家等不同身份在各种背景、学习过程和斗争中的互动。马克思这个人不是在某个时候被“塑造”定型的，相反，他是被持续地塑造的。因此，在我所写的传记中，我并不试图刻意构建或划分马克思生活的任何阶段，相反我试图在马克思身处的不同背景中把握他，对每一个背景我都用了较长的一章来阐述，第二、三卷具体的篇幅分配和卷次内容划分将取决于研究和写作的最新进展进行调整。第一卷出版后，除偶尔参加一些学术活动外，我仍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推进第二、三卷的工作中。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底MEGA2第一部分第五卷即《德意志意识形态》正式出版，鉴于这一文本的重要性和引发的长期争议，我在第二卷研究中对这一文本思想及其创作前后复杂背景进行重点考察。 坦率地说，第二、三卷的写作相较第一卷难度更大，不仅由于涉及的文献更多，思想蕴涵也更深。我不仅需要认真细致地处理包括大量书信和手稿在内的马克思的各类文本，还将与马克思发生过思想关联的人物著作、当时其他报纸杂志上的社会舆论、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文件档案以及19世纪各领域的历史文献等全部纳入总体的考虑之中。以上众多文献材料堆在一起，该如何在切实贯彻科学唯物主义的“历史化”传记写作方法论基础上对文献进行具体的选择、统摄、解释、叙述和分析，令我踌躇甚至因此一再延迟写作进度。 三、当代重读马克思的方法论自觉 陈栋：21世纪以来国际学界相继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等一系列研究范式，请问您如何理解和评价以上研究思潮？阅读马克思的方式缘何至今反复成为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 海因里希：马克思曾在给他的女婿保尔·拉法格的通信中意味深长地表示他肯定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可见马克思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观点之间的关系是存在内在张力的。我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第一章第三节“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中专门介绍了从马克思个人思想发展到诸多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兴起更迭的历史，指出恩格斯、考茨基、列宁在马克思思想传播接受史上的独特影响，并勾勒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演化脉络。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的情况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不仅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的批评者”之间，即便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对于究竟什么才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以及如何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也始终存在着争论。当然，争议的存在受到历史环境、政治立场、文献版本的掌握情况、研究的方法论以及个人特点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今天广为流传的关于马克思理论的理解，和对其理论正面或负面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仍然都是基于以上各种“马克思主义”而非针对马克思本人而作出的，单纯通过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的做法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对马克思思想理解的偏差。虽然刚才我在谈及马克思传书写的方法论时认为我们难以完全离开自身所处时代语境来把握马克思的生平、著作及其思想，然而对于马克思思想研究这项具有高度学术性和严肃性的科学事业而言，我们必须对那些众所周知的、理所当然地接受和认定的马克思及其思想形象反复加以重新检验，批判性地追问特定的“前理解”以避免解释的教条化和主观任意性。国际学界在“危机论”“过时论”之后也开始反思对马克思思想的阅读理解方式，希冀从学术层面上避开先定的陈旧框架和情绪化的定性评判，绕开马克思主义这一中介从而直接面对原始文本，在回到马克思所处时代背景与历史语境的前提下重新阐释其思想。这与我主张在审慎考察更为全面的最新文献资料基础上对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进行开放式解读并不矛盾，只要遵循基本的学术规范，我想我的研究方式在内在旨趣和理念上和“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等众多思潮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陈栋：您特别强调在研究中利用马克思原始文献尤其是MEGA2的重要性，然而如何阅读、统摄、解读和叙述这些丰富的文献材料仍然是绕不过去的方法论难题。您在题为“马克思方法论文本的唯物主义式阅读”的讲座中还区分了两种阅读和理解马克思文本的典型方法，提倡将文本置于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进程等复杂因素中进行综合考察的“唯物主义”式阅读。能否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两种方法的分野？有学者担心若将“唯物主义”式阅读方法推至极致，将视《资本论》及其手稿为马克思随时代现实中的具体问题转换而留下的系列记录和随感，存在解构《资本论》创作总体意图、完整结构、严密逻辑等风险，因此建议将两种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请问您会如何回应这一观点？ 海因里希：我曾参与过MEGA2的部分编辑工作，首先我要强调MEGA2是新时期马克思及其思想研究重要的文献基础，因此科学的马克思文本研究必须利用好MEGA2。通过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版本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所有流传下来的文献不仅都在出版计划之内，而且所有文献都将以流传下来的形式原样出版，并附有马克思文本的所有变化和更正情况说明。MEGA2还提供了关于每个文本创作的起源过程、社会历史背景和当下有关研究情况的重要信息，这就是为什么不仅是正文卷，而且学术资料卷也是如此重要的原因。 我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研究分会邀请我所作的讲座中提及了两种不同的阅读马克思文本的典型方法：一种是只关注文本的核心观点及其论证，也会考虑对其内容展开批评，并讨论这种批评是否令人信服；或者会尝试将其观点应用到目前的问题上，讨论二者的关联是否可能。但这种阅读方式忽略或无视文本是历史的产物。与此不同，另一种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将文本视为一种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的产物、多重社会过程交叉的结果。我们知道，阅读涉及两个方面的关系，即文本和读者。而第二种阅读方法认为，这两者都不是既成的和给定的，而是复杂社会过程的结果，所以它既关注文本生成的社会过程，也关注文本接受的社会过程，即解读这些文本的经历及这种解读对文本的影响。和传记写作的方法论类似，我所主张的正是这种阅读和理解方式。在我看来，文本作者受到许多知识、社会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写作不是单属于其个人的过程，而是社会过程的结果。而这一社会过程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特征。在MEGA2的帮助下，我们今天不仅拥有比我们之前任何一代人都多得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草稿、笔记和信件等材料。同时，我们还掌握了更多关于马克思所处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以及马克思同时代人的文献和知识，这为我们对马克思文本进行“唯物主义”式阅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我将以对马克思两篇“方法论文本”的解读为例说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阅读的必要性。第一篇是马克思于1857年8月所写、通常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导言”（实际上“导言”并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组成部分），第二篇是马克思1872—1873年间写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我借助对它们写作背景和过程的分析，发现它们不是唯物史观既有体系、观点的解说和论证，而是特殊情况下特定思考的记录。马克思并没有遵循业已固定的方法，他总是在实践中学习，而且其思考处于开放状态，他的不同的方法总是针对某些特定问题，是这些问题探究的具体答案。如果采取我刚才提到的第一种阅读方式，即仅关注文本自身的核心观点和论证，将难以理解该文本思想与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前期思考之间的内在矛盾和变化之处。必须通过“唯物主义”的方式对文本解读的初步成果进行反复检验和不断完善。对阅读方式的综合运用应取决于文本自身的特点而非自身的主观喜好和先在观点，就《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解读而言，须同时把握马克思受时代现实问题影响下的具体思路转换以及对作品整体性和理论严密性追求之间的复杂张力，这种变与不变的张力在不同文本中呈现的方式又有所区别，亟待研究者以恰当的方式进行阐释和论证。 陈栋：以黄楠森、庄福龄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一学科方向，并主持编写了八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其中前三卷是对马克思本人思想发展历史的考察。而近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马克思文本文献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请问您认为马克思思想通史的编纂（史）、马克思文本文献的个案解读（著）、马克思思想传记的创作（传）以及马克思思想理论体系的建构（论）这四种阅读、理解并再现马克思的多重研究进路之间存在何种联系和差异？在您看来，是否有必要以及如何更好地整合以上各种研究进路呢？ 海因里希：我也关注到中国学界的以上重要研究路径和所取得的前沿研究成果，我对此表示赞赏，这是中国学界贡献给世界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事业的宝贵礼物。你的确提及了当前国际马克思研究学界具有代表性的不同类型的研究路径，在我看来这些路径之间是各有侧重又相辅相成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工作之间是可以相互借鉴的。 马克思思想通史的编纂侧重于详细论述马克思作品（通常只是部分成型的著名作品）及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但基本上忽略了马克思生活的细节。而许多马克思传记都关注马克思的生平，讲述他的家庭状况、流亡的命运、各种政治冲突，但他的著作只是被顺便提及。传记确实讲述了马克思在什么时候创作了哪些比较有名的文本，但对这些文本的内容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这两种研究路径不仅是不完整的（不完整是可以原谅的），而且是具有误导性的。没有马克思的作品，我们无法理解马克思的生平，尤其是他的思想发展。一方面，他作品中的新见解使他结交新的盟友，或质疑现有的盟友，他的研究成果对他的生活产生了直接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如此，马克思的生活、新的生活环境所开辟的新视野以及他不得不处理的冲突等，使他转向新的主题和问题。因此，马克思的史与传的研究工作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互补性。中国学者所做的马克思文本学研究路径尤其是文本个案解读方式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的理解中马克思文本个案研究是史、传、论所有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侧重于共时性的分析，其不仅在研究篇幅上更大、内容上更为全面，对具体文本细节的分析上也更为细致深入，为避免材料的简单堆砌和罗列因而对每一具体文本解读框架的选择和把握更是成为难点。“著”的工作直接为“史”与“传”提供依凭，然而借助“史”的整体历时性考察有助于准确定位和评价马克思的文本个案，“传”的丰富语境背景又能够深化对文本自身的理解。 而“论”则相对特殊，侧重于理论观点的系统性。精深的“论”有赖于“史”“著”“传”重要成果的高度内化，其研究和建构工作的难度不亚于前三者。我认为，“论”的工作也可以分为专题研究、体系建构、理论创新等不同层次，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规划分别进行操作。以《资本论》为例，“新马克思阅读”思潮及其后学者关于《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的建构或近年来在中国成为热点的资本逻辑的解读模式便是该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为推进马克思理论研究作出了有益探索。不得不说，当代重读马克思的生长点很可能在于以上多重进路的相互借鉴与综合创新，具体整合方式有赖于各位的大胆尝试。我自己在创作马克思传的过程中就同时受益于“史”“著”“论”三方面的成果，也力求寻找一种综合四者不同优势的研究和叙述方式，尽管这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 陈栋：您曾多次前往中国以及通过线上讲学的方式与中国学者进行交流，想必对中国学界研究马克思及其思想的状况有一定了解。您认为相比西方，当代中国学者在阅读和理解马克思文本的视角上有何独到之处？您对中国学界尤其是广大青年学者的马克思思想研究抱有何种期待？ 海因里希：我算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的老朋友了，多年来我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学府的众多学者进行过交流。相比于德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更加活跃和丰富。我了解到，中国的学者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与西方思想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与各个学科关系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与进展，基本完成了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展研究的转向，创立了一套标准的中文马克思主义学术和话语体系，强化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整体性认识，同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历史与现实的关联，参与了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合作与争鸣。 谈及中国学者在处理马克思经典文本上的独特之处，我观察到在复杂的原因和背景下中国一部分学者形成了文本学方法论上的高度自觉且开辟出多种文本解读模式。除此之外，在我印象中，中国学者强调要对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发展的全面整体性把握，重视不同时期文本的阶段划分、理论关联和著作定性，同时还十分关注挖掘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东方社会理论对探索中国社会独特发展道路的现实意义。当然，即便在西方马克思原始文献编辑与经典文本研究的传统优势领域，我也看到中国出现了一些非常突出的学术成果和获得梁赞诺夫奖这一殊荣的学术新人，他们的工作成果与我正在撰写的马克思思想传记在框架设计和观点上存在重要关联。我衷心希望中国的老中青三代学者一如既往地深化对马克思及其思想的研究，推出更多高质量的令世界瞩目的学术成果。对中国青年学者而言，我热切期待你们一方面继续加强外语学习以促进国际交流，在文本思想研究中充分利用好MEGA2的最新文献，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国际马克思文本与思想研究的争鸣中去；另一方面也建议你们密切关注并以批判性的眼光反思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努力从新时代中国自身独特丰富的实践中总结、提炼和形成具有世界历史普遍意义的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理论和方案，从而更好地呈现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的现实意蕴及当代价值。 责任编辑：唐闻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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