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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恭澍(22):为警告张先生,脚镣手铐打入大牢,反受刑事犯敬重

 兰州家长 2023-05-22 发布于甘肃

眼看着八月十三日到了,这是我国正式宣布对日全面抗战的惨痛而伟大的纪念日。自从二十六年(1937)七月七日,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以来,我全国军民同胞以血肉做长城,艰苦抗战已经过了第四个年头,好悲壮、好惨烈、好漫长的岁月啊!

“七七”这一天,我曾在这间囚室号召全体难友举行纪念仪式,并上台讲了话,感于国难方殷,又各自想到本身的不幸,无不悲愤填膺,失声痛哭。结果惊动了“警卫队”前来制止又提出警告,所幸未再深究,但相信他们一定替我记了账。

现在又逢“八一三”,我照例号召大家来开会纪念。各囚室事前已接到我的通知,要同时举行,不过我提醒他们,要注重纪念的意义,而不在于形式,免得惹来麻烦。不巧看守所职员萧仲辉刚刚走过,发现气氛有异,特意朝室内张望了一阵,扭头走了。

我恨恨地骂道:“这杂碎!小头锐面,贼眉鼠眼,准是没安着好心,大家务必小心提防着他。”又立即通知各室注意,萧某可能看到我们开会,八成要回去报告了,须作个心理准备。之后,过了好几天,竟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八月十七日上午十时许,久未碰头的林焕芝突然出现,他把室门猛力推开,气势汹汹的样子,我看苗头不对,准是冲着我来的。

果然,他竖起眉毛,口沫横飞地叫道:“张×,你出来!”我愣了一下,跟他出了门。

原来门外还有两名打手一左一右地站着,手里拿着脚镣手铐等各种铁器。我随他走到甬道当中,林焕芝厉声吩咐道:“先把他铐起来!”其中一人便将一副手铐“咔嚓”一声铐上我的双手,我愤怒地问道:“这是为什么?”

林焕芝阴森森地说:“不为什么,你自己做的事自己明白!”二话不说,就叫人下手给我钉脚镣。那脚镣锈迹斑斑,又脏又重,非但经久不用,式样也非常古老,不知他们是从何处觅来。铁圈接榫处有两个洞孔,套上脚踝之后,要用一根方身铁锥贯穿其中,下面垫上铁砧,然后再用大铁锤出力地砸,直到将铁锥砸得两头开花,翻卷过来,才算钉好。

这就叫做“死镣”,乃是古时对付江洋大盗或杀人凶犯一类的死囚使用的。因为新式的脚镣手铐都是用钥匙的,只须套好一捏就锁上了,现在他们竟然给我钉上这种古董死镣,真令我啼笑皆非。同时我也明白了他们的用心,是故意侮辱我、折磨我!至于这是不是准备杀我的一个前奏,就无从猜测了。

据我所知,现下被囚禁在“七十六号”里的不下两百人,前面各囚室无人戴刑具,后面大牢里有的戴手铐,有的钉脚镣(据说都是刑事犯),而戴手铐又钉脚镣的,独我一人,岂非异数!

他们在甬道中众目睽睽之下给我钉脚镣,叮叮当当声音极大,铁镣很重,手法又笨,常常砸不准,我必须抬起一只脚去就铁砧,免得误伤。很多警卫队员在围观,有的自告奋勇来轮流敲打。两面囚室里的众难友,挤满门窗静静地瞧着,多数都面无人色,十分紧张。我朝他们做个苦笑,肉在砧上我又能奈何呢?

费了好半天的工夫,总算将脚镣钉妥了。他们架着我一直向后走,我知道要换个地方——关进大牢了。我跨着小步慢慢地走,铁链拖在地上“哗啷哗啷”地响,铁镣圈着脚踝又压着脚背,觉得非常沉重,更要命的是铁镣边缘锈蚀的地方锋利如刀,走一步就割一下,才走到后面的广场,两腿两脚已经鲜血淋漓了。我顾不得痛,咬牙忍受着,抬头望望天空,天空一碧如洗,分外美丽,不由感慨万千!

“七十六号”的大牢,是坐落在后院的一所独立大屋,坐北朝南,四面空旷,巍然矗立,占地约有40平方公尺,钢筋水泥,屋顶敷瓦,建筑简单却非常坚固。我不明白当初营造这所大屋是否专为作监牢之用的?

它前面就是“犯人放风”的那个广场,右首可以遥见高洋房,左前方是几间低矮简陋的厕所。他们打开铁锁又拉开铁门把我推进去。原来左右有两间耳房,厚重的木门上方开一个长方形的小洞,仅能看到人的半面,再往前约四公尺才是正中的大房,这间大房不设木门,却装着可以推拉折合的铁门。内外电灯虽然都亮着,但灯泡全是瓦数很低的,所以仍然显得很阴暗。

这时左边耳房窗洞中忽然露出了半个脸,嘶声叫道:“金先生(我在外工作时一度化名姓金),听说你也进来了,果然进来了!”那人一句话没说完,立时泪如雨下。

仔细一看,竟是骆成金。他就是我行动第一大队第二分队的副队长,他于去年下半年失事被捕,是个受尽酷刑,坚不泄密,以致双腿伤残的铁汉!等我看清楚了是他,也不由心如刀绞,我安慰他道:“不要激动,有话以后慢慢再说。”

林焕芝一声叱喝:“不准讲话!”我们只好闭嘴。随后他们又打开右边耳房的铁锁将我推进门去。林某临走对我没好气地说:“你在这里乖乖的,别再出什么花样!”

早就听说这间牢房里关的是一伙杀人越货的强盗(不懂“七十六号”为何要管这个),他们在外面打家劫舍、绑票勒索原是本行,也根本不知道“死”字怎么写。他们囚禁在此,凶性无处发泄,除了自己人经常打架滋事,头破血流之外,更时时找别人寻衅。假如有别的“犯

人”不幸关进这间牢房,那就只有自认倒霉,他们不断地欺凌你、虐待你、殴打你,不死也得脱一层皮。

我进房一看,见有三具老旧的双层铁床,分别靠墙放着,每层坐着一个人,另外还有一个睡在地上的,共是七个人,果然个个红眉毛,绿眼睛,都是惹不起的亡命之徒。

因此我立刻提高了戒心,伫立在门侧,向大家点了个头,表示友善。不想其中一年约二十四五岁、身形粗壮、面孔也方方正正、像是他们首领的人,忽地一下站起来,自我介绍道:“我叫曾水生。”

旋又挨个介绍了其他六人的名字,我一时也记不清。曾水生接着说:“我们欢迎张先生!我们都知道你是英雄,都佩服得不得了,我们虽然是刑事犯,可都有一颗爱国心。依我看,这些汉奸也搞不了多久,张先生,你就在这里安安心心休养吧。”

真是意外,这个曾水生不但能说国语,而且态度也甚诚恳。

可是我还不敢确定他是真是假,于是微笑着说:“太客气了,我不过是尽自己的本分而已。大家既然做了难友,也是一个'缘’字,就该不分彼此,互相照顾才是。”

另外几个一起说“那是自然”,遂将靠门的一个下铺让出来请我坐,曾水生一眼看到我的腿脚满是血,就说:“啊哟!流了这么多的血,我来想办法。”

我这才看到他们七人倒有四个戴镣的。众人七手八脚将一件旧衬衫撕成许多布条,很细心地把我的脚镣缠了好几层,又用一根长布条拴住铁链的中央吊起来,脚镣吊到脚踝之上腿肚稍下,布条的另一头则拴在腰际,站起来走了两步试试,觉得轻快、自然得多了,只是不能迈大步罢了,果然是老经验!

脚上刺伤之处还在流血不止,他又替我用热水洗净,找出一管“消治龙”(当时的一种特效消炎化学药剂)轻轻敷上,这样一来,真减少了我不少痛苦,感激之余,也证实了他们对我示好乃是诚意的。

想起受训时,也学过自行打开镣铐的技术,这手铐还难不住我,只须一根小铁丝就解决了,唯独这副“死镣”,要不是他们帮忙,实在没有办法,一定还有罪受呢。

晚饭时曾水生叫看守所特别加了几个菜(他有存款),说是为我“接风”和“压惊”,这使我好笑,这班江湖人物表现爱恶竟是如此粗犷而纯真,于我还是一个新的体验。

我想再过几天,少不得也要好好回请他们一顿,以示答谢。夜晚睡觉的地方也干脆将靠门口的下铺让给了我,原先那人便搬下来和另外一个一起打地铺。再说这间小牢房空间狭小,密不通风,总共睡了八条大汉,挤得要命,虽是阳历八月中自天气,晚上仍然十分闷热,外加蚊虫多,叮得人不能入睡。幸好他们有一把破葵扇,几个人便轮番为我扇凉和赶蚊子,往往直到天明。

我再三拒绝他们这么做,他们却又执意不肯停手,真的是生受他们了。

这段日子,我们相处极好,我也常常讲些民族大义以及为人处世的道理给他们听,以激发他们的良知良能,勉励他们出去之后,摒弃旧业,以有用之身做一些于国家社会有益之事。

曾水生说得好:“有朝一日,我们能出去,一定改过,我忘不了张先生的金玉良言!”

我在这暗无天日的大牢里,受到帝王般的尊崇,殊非始料所及。

事后我曾细细推想,万里浪突然将我上了镣铐打入大牢,理由安在?

想来想去找不出具体的答案,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他查知我为要求改善伙食而闹事和率同难友为纪念“七七”、“八一三”而公然开会两件事。他认为我不安分,会鼓动风潮,更重要的是勾起了他的旧恨,满以为抓了我来必然大有斩获,结果却希望成空,所以才存心整我,钉了锁铐还不足,又故意安排我和一群强盗同囚一室,好让我饱受茶毒,这种报复性的心态

是可以理解的,以他的卑鄙与狠毒,什么事做不出来?说穿了不值一笑。

前天晚上,忽据钱金生透露消息,又有胡尚武、封企曾等先后被捕。

我听得傻了眼。胡尚武是我“上海区”第二情报组组长,一位资深同志,外调之前担任区部助理书记有年,早在周道三先生任“上海区”区长时他就在了,他和叛逆陈明楚是湖南同乡,我们三人曾在一处办公甚久,非但工作经验丰富,办事更极为谨慎,想不到也会出了纰漏。封企曾是我“上海区”行动第六大队大队长,徐晚枫失事后他才接任的,松江人,黔训班同学,我们虽说没见过面,但以前后期同学的关系,也存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这些中坚干部,一波接一波地连续失事,到底是怎么搞的呢?难道我们“上海区”真要决堤了吗?我忧心如焚,也一直注意着“七十六号”的动静,可惜一直没见到胡、曾露面。现在我被关进大牢,更是一时不易打听了。

吃过中饭,大家正在睡午觉。一阵“稀里哗啦”,铁门打开了,林焕芝又出现在我的面前。“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我也说不明白我与此獠为何好像天生有宿仇,谁也不要看谁!他望着我狞笑道:“万先生有请。”

我心里在打鼓,猜不出又有什么麻烦。我拖着镣铐,跟他出去。左边耳房及后面大牢许多只眼睛都在窥看,那是好奇与关心的眼神。

又走回那条甬道,各囚室的难友看到我,议论纷纷,还见炳忠和高峻在窗口朝我打手势,匆忙中也无从理会那手势是什么意思。

这回问话换了一间房,是在“审讯室”的正对面,“警卫大队部”的隔壁。房间面积一般大,但光线明亮,桌椅光洁,像一间憩坐室似的。万里浪一见我进来,立刻站起身来想同我握手,我板着脸把戴手铐的双手垂在腹部,故作视而不见,他尴尬一笑,请我坐下。

叫林焕芝拿钥匙打开手铐,又倒了一杯茶放在我面前,于是我和他隔着写字桌相对而坐。他开口说:“我想请你把'上海区’所属各组、队负责人开出个名单来,以供参考。我们已经知道'上海区’现有五个情报组,六个行动大队。是不是另外还有,你要尽你所知地写给我看看。其实这件事是早就该请你做的,现在虽然已经没有什么大用,可也免得我们再摸索。”他话一出口,我马上联想到胡尚武和封企曾被捕的事,同时也完全明白了他的用意。他是要证实胡、曾二人的真正身份,也附带考验一下我的“诚意”,难怪一口一个“请”字的假客气。

我沉吟着,飞快地打着腹稿。从他的说话中可以窥见:

一、他知道“上海区”共有五个情报组,但还不知还有一个最有力量的“新一组”;

二、他知道“上海区”共有六个行动大队,却不知还有“第七大队”;

三、我第四情报组长盛志成、第五行动大队长汪福谦、第六行动大队长徐晚枫等三人被捕已久,他早已知道了他们的真正姓名、番号与身份,但却不知道我和他们已经在这里分别见了面,并交换了情况;

四、我第二情报组长胡尚武、新任第六行动大队长封企曾近日被捕,他犹在保密中,却不知道我已接获情报,知悉其事。

我盘算好了,遂故示坦诚,说:“我可以写出来,不过这是两个月以前的人事,我外调以后有无异动,就不知道了。”

万里浪很高兴,把一叠十行纸和一支自来水钢笔送到我面前说:“没关系,你照实写就行了。”

他站起来,俯着身子看我动笔。

不多久,我将“上海区”一至五个情报组长、一至六个行动大队长的姓名,依次开列完毕,看上去齐齐整整,毫无破绽。

我动手脚的所在:

一、凡是已经落在他手上的如汪福谦、徐晚枫、盛志成等人,一概径写真姓名,他若查对起来,自必无误,因而旁及其他亦可取信了;

二、其余各组、队长的姓名,概出于临时编造,连他们的化名也不能泄露。我追索一些小学同学,把我最熟悉的、也最容易记忆的挨个填上去,一张二王地在心里反复背熟了。因为我必须防他事后再要我重新写一遍,如果前后不符,那就坏事了;

三、我知道胡尚武、封企曾已经被捕,可是不及查悉他们所供认的姓名、身份各如何,我认为仍有保留的必要,因此我填上了胡的化名“白石”。封企曾接任徐晚枫的行动六队为时不久,所以我把他也撇开不提,而且我说徐晚枫是行动六大队长乃是千真万确的事,万里浪当必入目霍然,点头称是。

万某看我写完,一把抢过去,迫不及待地细看。从他的眼神中可以察觉,我写的几个真名字果然使他激动了,连呼:“好、好,麻烦你啦。”

林焕芝又将手铐给我扣上,一路押返大牢。我不说一句话,也没提任何的反要求。

过了好几天,安静无事。一日上午十一时许,看守所的老马来了,隔着门洞叫道:“张先生!”我赶紧凑上去和他脸对脸地问道:“有什么事?”老马说:“你的未婚妻来探望你。”我大惊失色,情急地说:“她人在哪里?”老马说:“上头不准接见,她还在外面等着。你把东西收好打了收条给她,就可以回去了……她并且留下话,下礼拜会再来。”

老马掏出钥匙把门开了,一个武装警卫帮着搬进两三包东西,其中有我最爱吃的一大块锅饼,四五根又大又嫩的鲜黄瓜,更“妙”的还有一盘葱烤鲫鱼——我说“妙”亦就是“大不妙”的意思;另外就是两条内裤、四件汗背心,都是新买的。

老马办事很细心,他将我留在前面囚室里的睡衣内衣及盥洗用具等也全带进来了。随后他又从皮包里找出一张粗糙的草纸,连同毛笔、小墨盒等物递给我说:“你点一点这些东西,一件件都写在收条上,我拿给你的未婚妻,就可以打发她走了。”我心急如焚地写了收条交给老马,对他说:“请你转告她,我在此一切平安,叫她以后不必再来……大热的天!”我心中默默祈祷,希望淑英尽速离开这虎口,别再回头!

我将衣物等推给曾水生:“你们分了吧,给我留下一块大饼就行了。”却赶紧把那盘鲫鱼端到一旁角落里,拿筷子细细翻检,每条鲫鱼的肚腹和鳃部全都看过了,什么都没发现。我的眉头反而更深锁了,我所担忧的事终于来了,因为我敢判定,淑英准是自作聪明在鱼腹中藏了“夹带”,被“七十六号”搜查出来。像这种隐藏方法实在太原始了,早为人所共知,而且她所送来的小菜又只有一味鲫鱼,岂非明明告诉人家“此地无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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