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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摘自哲学名著《语言·意识·哲学》
汉语潜藏着一个不为汉语之人所觉悟的问题。例如，汉语之人要想表示一个新的意思（新概念）一一原本没有被字词所表示过的意思（概念），往往只能在现有的字词堆里找寻某个字词［例如把“知识丰富”（knowledgeable）叫作“有文化”；把“保守主义”（Conservatism）说成是“文化自信”］，以作为新意思（概念）的称呼，这其实就是将原字词赋予了（或“装入”了）新的概念，原字词的含义（词义）因此被搅混了或变得含混了。 当初人们将多种意思（概念）装入同一个“文化”之“词筐”，后来，人们反过来地将“文化”这一词筐中的多种意思（概念）理解为文化的多种含义或内涵，并对“词筐”里的各种意思（概念）进行甄别和究析。然而，不同的人所甄别和究析的结果（概念）往往是不同的。这正是汉语的根本性问题，而拼音语系则不然。 这就好比一个人将多种水果混装于一个篮筐里，并在篮筐上帖上“水果”标签。想吃李子之人从篮筐中取出李子，吃完之后说“我吃了一个水果，味道有点涩口”；想吃葡萄之人从篮筐中取出葡萄，吃完之后也说“我吃了一个水果，很甜，一点也不涩口”。于是乎，两人为“水果到底是甜味还是涩口味？”之问题而争执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汉语之人在涉及到关系式概念的语言沟通过程中，常常发生类似的鸡同鸭讲之情况。 也就是说，汉语之人误以为“词筐”之所装的概念（词义）是单一的（就像人们将混装着多种水果的篮筐误以为仅装着一种水果之情况一样），而且人们各自以为的概念（词义）都是不同的。 人们在篮筐里甄选出其所需之水果很容易，但在“词筐”里甄别出正确的词义（符合语境的概念）却并不容易。特别是，不同的人所以为的词义往往是不一样的（但人们却因“词筐”一样而误以为其词义一样，并因此而导致理解错误和沟通困难）。试想，如果一个语词仅表示一个概念（亦如一个篮筐只装着一种水果），则就不会出现上述错误和麻烦了。 拼音语系之人则不然，他们不会从已有的字词堆里去找出某个字词以作为新概念的词名，而是直接造就一个新的字词（亦如新的“词筐”）以作为新概念的称呼。这意味着，新的字词（词筐）单纯地表示着新的概念，因此新的概念不会干扰到别的字词的含义。总之不会像汉语那样的、将不同的意思（概念）混入同一个“文化”之词筐。 “文化”之词至少涉及以下三个方面。①把一个人习得了一些文字并读过一些书称为“有文化”；②后来人们又将那些比较有见识和有思想之人说成是“文化人”；③再后来，人们为了表示一个民族的生活习俗（custom）而不得不借用“文化”之词（因为没有相应的字词），即把一个民族的生活习俗说成“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此一来，文化之词义就变得含混不堪了。 在有关国家、政府、人民等“词筐”的议题上，每一个汉语之人都似乎在围绕着相同的词义（概念或内涵）而进行讨论，但其实就像“在相同的'水果’之名义下各自吃着各自的（不同的）水果”之情况一样。另例如，在“文明与文化的区别”、“存在即合理”等议题上，每一个汉语之人都似乎在围绕着相同的文明、文化、存在、合理等概念（或内涵）而进行讨论，但其实不过是在相同的词筐之名义下、各自秉持或运用着各自所以为的词义（但却误以为是词筐本该包含的不同内涵）罢了。 上述汉语的词义含混之情况具有标本性的意义：当原本含义单纯而精确的词被借去表示别的意思（概念）时，则别的意思就成了该词的含义或内涵之一（甚至鸠占鹊巢），汉字词的含义就是这么逐步被搅浑或变得含混的。后来人们运用这些内含多种词义（概念）的词筐去进行语言意识过程或沟通过程时，则又不得不去进行词义甄别。然而，不同的人所甄别并秉持的词义往往是不同的；更要命的是：人们几乎都以为词筐所内含着的词义是单纯的。于是乎，汉语之人的无谓争论就这样浩浩荡荡地、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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