卦爻辞的起源

▲开开生命的玩笑

《易经》卦、爻辞的起源是易学史上争论已久的问题了。

对此，历代学者都做了许多探讨，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1.

《易传》大体上将卦、爻辞的时代确定为殷周时期，特意强调作《易经》的人有「忧患意识」。至于谁演六十四卦？《易传》不是很肯定。

到了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指出是文王被囚禁于羑里的时候演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显然，这实际上已经在肯定文王作卦、爻辞。

汉代的学者大都沿袭了司马迁的观点，比如扬雄、王充。当然，也有持反对意见的，比如《淮南子》中就主张伏羲作六十四卦及卦、爻辞。

从西汉到宋、明，就传统的观点来说，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是郑玄等人，依据古籍的记载，认为文王作卦、爻辞；

二是朱熹等人，认为卦辞为文王所作、爻辞为周公所作。

那么，《易经》中的卦、爻辞究竟是何时、何人所作呢？

在我看来，并非如司马迁所说的文王演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爻辞反映商、周的社会面貌，由当时的史官采辑、增补、编纂而成。

也就是说，《易经》卦、爻辞绝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

 2.

商周之际，农林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都有了巨大的发展。

农林业上，许多农作物已经被筛选出来并且大面积种植，比如甲骨文中记载的有黍、稷、菽、麦、稻。不必说，没有相当的智慧做不到的。

另外，那时已经掌握了施肥和灌溉技术，耕作水平可观。

畜牧业上，人们已经学会饲养猪、羊、牛、马、鸡、犬。

更了不起的是，资料显示商代的蚕桑业也有较大的成就。

手工业上，考古发现，商代青釉器经过高温焙烧，表面施釉，吸水性低，质地坚硬；商代青铜器制作精、体形大，后母戊鼎是其杰出代表。

除了制陶、青铜冶铸，其他如纺织、建筑工程可圈可点。

随着生产的发展，当时的科学技术有了非常显著的进步，尤其是在天文方面。比如，商代甲骨文中就有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日、月食的记载。

同时，算术方面，已采用十进制来记数，最大数为三万。

显然，这些为《易经》卦、爻辞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基础。

 3.

《易经》卦、爻辞本身所记载的历史故事是有力的证据。

比如，卦、爻辞中提到「丧羊于易」（王国维和顾颉刚考证说这事发生在殷先王亥身上）、「高宗伐鬼方」（高宗，殷王武丁，帝小乙之子，盘庚之侄）、「帝乙归妹」（帝乙，文丁之子，商朝第二十九任君主）、「箕子之明夷」（箕子，文丁之子，帝辛之叔父）、「王用享于岐山」（王，即周文王，多半是刚刚被释返乡）、「康侯用锡马蕃庶」（康侯，即康叔封，武王之弟）等故事。

从时间上看，这些记录的都是自商朝到周初的历史事件。

据此，我们大体可以断定，卦、爻辞初步成于西周前期。

另外，既然卦、爻辞中记录了文王囚羑里及被释后享祭于岐山、感恩于神灵的历史事实，由此可推知——文王囚羑里作卦、爻辞很不确切。

特别是卦、爻辞中还记载了一些文王乃至武王死后的事。

由此，也就可以认定，文王演六十四卦之说是靠不住的！

 4.

语言是时代的化石。不同时代，语言风格差异非常明显。

读一读卦、爻辞吧，不难发现当中有一些似诗歌的句式。

比如，「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易经·明夷·初九》）与「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诗经·邶风·燕燕》），无论语言结构还是表现手法都很相似，完全可视为同类型的诗歌。

不过，我们要看到，二者之间也有不同：《易经》卦、爻辞内容简单而语言简古质朴些；相反，《诗经》语句内容丰富而语言流畅圆润些。

为什么有此差别呢？究其主要原因就是——时代的不同！

从《易经》卦爻到《诗经》民谣反映了诗歌的发展过程。就此而言，《易经》卦爻是《诗经》民谣的前身。由此推知，《易经》时代更早。

另外，从卦、爻辞文体不统一可推测非一时、一人之作。

 5.

最后，我们不妨花一点时间来聊聊卦、爻辞的素材来源。

《周礼》讲，古代的筮者，在每次卜筮完事之后，都会把所得的资费、兆象和筮辞详细地记录下来（「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等到年终的时候进行统计，看一看应验的情况（「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

据此，有人推测，卦、爻辞就是从这些筮辞中整理出的！

▲从心所欲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