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考试为什么仍能保持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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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考试之所以在变动不居的情况下仍能保持运转，一个重要的客观条件就是王朝统治者对科举的改良和改革始终保持关切。过去，前人对于中国教育和现代化的表述，往往低估了1860年洋务运动开始之前帝制中国体系内部的自我批评与改革动力。

在此前，我们讨论了官僚体系内外的很多人都将作为仕途必经之路的科举考试视为一个令人憎恶的选拔方式，但是他们也承认另一现实，即这些科举批评者并未能找到一个足以取代这种通过严格糊名的考试制度来考查年轻人是否可以进入文官体系的选拔机制的替代品。明、清两代，从州县衙门的地方考试到在紫禁城举行的殿试，对于平民来说，科举被认为是一种他们得以获取精英地位、取得政治权力的不言自明的公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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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

艾尔曼 (Benjamin A.Elman) | 著

高远致 夏丽丽 | 译

出版时间：2022年7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索·恩

01

19世纪初改革的呼声

虽然嘉庆朝和道光朝只是照章定期举办科举，在此之外并未进行改革，可谓无功无过，但文士们此时却开始追溯历代士大夫对于科举问题的争论，从宋代（参见第一章）、明末（参见第四章）一直到清初士人对考试科目的不满（参见第十章）。乾隆帝在1740年至1793年间一直都以科举政策改革者的面目出现，但他的继任者却并未能留心到那些批评科场贪墨与日俱增、经学教育亟须改良的少数派文士精英的意见。

19世纪初，很多文士都陷入到汉学、宋学之争中，其中一些人开始呼吁将两者融会贯通，形成一种汉宋兼备的经学混合体。比如福建地方的士人陈庚焕（1757—1820）就建议将汉学、宋学融贯一处，并将这种互补的学问作为科举策问的考试标准。自1787—1793年科举改革以来，考官在出策问题时一般不是倾向汉学，就是倒向宋学，但是那种会通汉宋的考题却少之又少。无独有偶，担任过翰林学士和考官的王廷珍（1757—1827）也曾呼吁八股文应该兼顾程朱理学与汉学。

如福建学者陈寿祺（1771 — 1834）这样的士人，他虽然对汉学颇有好感，然而当他于 1807 年出任河南省乡试的两位主考之一时，明确在《乡试录》的《后序》中认为汉学、宋学合二为一才是儒家治理经术的基础。而另一边，张海珊虽然心向宋学，但他也在其文章中承认两种学术传统都取得了极其重要的成就。1819年考中进士的安徽学者胡培翚（1782 —1849）日后官至内阁中书，他就公开呼吁汇通汉宋，而不是强行将两者区分。

另一个例子可以参见刘开，他是桐城派学者姚鼐的追随者，并深受安徽桐城派道学传统的影响。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见19世纪初那些宋学学者是如何试图对汉学做出妥协的：他将宋学的至圣朱熹与汉学的鼻祖宗师郑玄相提并论（且朱子之与康成，固异世相需者也）。作为江西省地方资深贡生的尚镕（1785 —？）写了一篇名为《经学辨》的文章，其中他批评了很多文士在汉宋之争中选择简单站队的行为。尚镕认为，应该对两种学术传统的长处兼收并蓄。

02

太平天国运动与新式科举

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许多省份的地方考试和乡试都暂停了。比如早在1852 年，湖南省那些忠于清统治者的官员就因太平军的军事威胁而决定暂停当科乡试。之后当太平军占领并定都南京后，长江三角洲地区受到重创，其乡试于1859年中断。那些能够逃至浙江的江苏籍考生不得不在浙江参加乡试，而安徽考生则可以在未受战乱影响的地方参加乡试。在浙江省会杭州，自1860年始地方考试停滞了三轮，直到1865年才又重新恢复。但直到1869 年，这些地区的地方考试才在完全意义上回到正轨。 

自明代以来，在帝国科举考试中，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考生在成绩上占统治性地位。但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平叛战争的破坏下，江南地区的考生们再也无法在全国性的科举竞争中所向披靡了。诸如长江中游的湖南、地处华南的广东的考生们在会试中的成绩越来越好。

科举对地方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另一个地方看出来，在太平天国治下的地区，新的统治者也设计了新的科举和武举，并且指派武官在地方上监督这些考试的正常运行。虽然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者中的很多人都因在科举中失利而无法进入清朝的文官体系，但他们都意识到了科举对于增强太平天国政权的合法性、向地方文士打开官僚准入机制大门的重要意义。

自1851—1853 年始，太平天国政权开始周期性地举办地方考试和乡试、京试，其制度基本是清代科举的翻版。但也有一些变化：相比清廷，太平天国科举是没有配额的，考中的概率大大提升。考生们参加天国的考试也完全不需要报告自己的家庭出身。在1854年湖北的一次考试中，1000余名考生中有800名通过了考试，相比之下，清廷乡试的中举率只有1%—5%。此外，清廷是每三年举行一轮会试——大概是希望地方官员可以自已完成更新换代，而太平天国一开始则是每年都举办会试。

根据一些史料，太平天国的科举是第一次对女性开放的科举。如果属实的话，那么这种变化无疑是亘古未有。 但是有些学者，如商衍鎏和郦纯都对这些史料持怀疑态度，因为在绝大多数太平天国史料中没有相关记载，所谓的女科只有一次高级别的考试。很多历史学家可能据此假定还存在着低级别的女科考试，但是并没有任何关于低级别女科考试的记载。不过商衍鎏和郦纯都肯定了太平天国政权对提高女性教育水平所做的贡献。

虽然《圣经》被翻译成了半口语化的形式（参见上文中制艺文题），但太平天国科举的文章形式和考试形制仍然是与明、清科举一脉相承。比如，考生们仍被要求以八股文的文格基于考官所选的《圣经》引文来写作文章，代圣人立言。此外，试帖诗格律韵部的考试要求也与自1756年始清廷所施行的律诗标准一模一样，即基本遵从唐代律诗的形式。而单篇策论的长度也要求不得低于300字。洪秀全及其他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对考试形制的关注远不及他们对考试内容的关切，这表明无论清廷还是太平天国政权，长久以来形成的制艺文、试帖诗和策论的考试文体要求以及分场考试的方式，并不仅仅是儒家经学科目的专利，它们作为判断一名考生智识高下的标准拥有了其独立的文化生命力。

03

后太平天国时代的科举改革

太平天国政权在血流成河的战争之后惨烈落幕。虚弱的清王朝及其士大夫们不得不面对如何在越来越由弱肉强食的西方工业化国家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中求得生存的新课题，这对清廷文官体系选拔的教育目标提出了全新的要求。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在清廷中并没有引发多少希望在科举科目中引入“西学”的有分量的呼声，而在太平天国政权覆灭后，情况发生了极大的改变。1865 年之后，很多赞成改革的士大夫们，都将西式学校和日本教育政策作为具体的改革模式引入国内，希望借此可以改良，甚至替代之前如日中天的科举考试。此外，清廷也开始严肃地思考，之前宋、明、清的科举批评者们对于文官体系选拔的种种改革意见的可操作性。

很多改革派新锐不是成为有施政吏能的经济长才，就是变成了诸如曾国藩（1811—1872）、李鸿章（1823—1901）等清末洋务派重臣的幕僚，冯桂芬和薛福成（1838—1894）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前者是翰林学士，在太平天国平定之后的恢复生产建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后者则因太平天国运动未能参加科举。

无论冯桂芬还是薛福成，在扮演改革行动者的同时，他们也都在各自的私人著述中，从一个新的角度抨击科举制度。他们认为应该在科举科目中引入更多经世致用的西学。在各种针对科举改革议题的关注和讨论中，西学模式被当成了一种具有合法性的客体。比如李鸿章在1867年就建议朝廷“八科取士”，将算数格致、机器制作也列为单一的考试科目。

在清政权的最后几十年中，一些士大夫对实现“富强”充满执念。冯桂芬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上海通商口岸躲避太平军时就写作了一篇名为《改科举议》的文章，在文中他试图在当时文官选拔体制的现实力量与未来朝廷的人才需求这两者间求得某种平衡。冯桂芬的文章开篇便回顾了之前种种科举改革的意见，这些意见往往因为时文、八股的无用而呼吁朝廷废止这类文体。

在冯桂芬看来，这些呼吁背后的思维其实有些被误导了，因为这些改革呼吁者并没有深入分析为何八股文被使用了如此之久。自王安石时代开始，经义文一直都在演进，它通过测试考生对孔孟之道的掌握情况，来判定他们是否聪明、智巧。冯桂芬认为，八股文的症结在于它已经成为文士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八股文写作对于考生应试而言变得越来越简单，但对于帮助考官辨别考生的才能高下而言，却是越来越困难。因此，文章取士只能走向失败。而正因为唐、宋两代的诗赋题也遭遇了完全相同的命运，所以明、清时期诗赋题也长时间在科举考试科目中消失。

注：本文节选自《晚清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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