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丨莱菔 编辑丨贾嘉&白话日报 排版丨周周 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在嵩山少林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小巽对我说：那是一种感觉不到时间流逝的时光。 2023年，是小巽从事佛教相关工作的第十个年头。 他是我朋友圈里的传奇人物，一个学国际金融专业的90后，广东潮州人，在学校拿过奖学金，做过社团负责人，在欧洲六国游过学，拿到过500强名企的OFFER，但2014年毕业后，他放弃了去香港读研的机会，踏进了少林寺山门，一做就是两年。 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种“养老”的状态，于是毅然下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离开是为了更好地回来。 在他重新回到普通意义上的“工作”轨道时，一切比想象中难，“没有单位愿意要我”。他在寺院“工作”了两年，但在用人单位眼里经验为0。更难的是自己这一关，他需要重新与社会接轨，去学着做一个图书编辑、一个新媒体运营，甚至一个猎头。 疫情突然来临时，30岁的他主动GAP了半年。2020年下半年的时候，才入职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如今升至副总经理。 进入2023年，虽然疫情压力消退，但年轻人的择业压力远未缓解。很多媒体报道过，00后已经开始通过到网红寺庙烧香求签、买串、买咖啡，甚至报禅修班等方式解压。 在“庙”里工作过的小巽发现，现在的寺庙更在意文化创意和传播方式，也开始吸纳新型人才：有一家寺庙组建了一个20多人的新媒体团队，团队包括编辑、平面设计、技术人员、摄影摄像、剪辑、活动策划等岗位，相比人力运营成本，这个团队所创造的营收相当可观。 但是，小巽并不建议年轻人本着“佛系”的心态去看待“在寺庙里工作”这件事，虽然“月薪上万，双休包吃住，KPI随缘，不加班”的招聘信息很吸引人，但每一份工作，背后都需要相应的职业技能，和对职业路径的清晰认知。 以下是小巽的自述。  现在回头看，我似乎创造了一个新工种。 2014年毕业那年，我原计划去香港一所大学攻读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专业，还为此给自己安排了一场毕业旅行，希望通过遍访名山体验文化实体。作为一个金庸迷，峨嵋山、武当山、嵩山、青城山、终南山都在我的行程范围。 从社会对大学生的期待来看，在校期间我应该混的还可以。我拿到了学术奖学金，甚至还当过学术奖学金的评委，也是学生组织的社长。毕业那年，我是优秀毕业生，也拿到了一些外企的内推offer。 对于我们专业的学生而言，最对口的工作是去国外的银行或者一些外企性质的金融机构。归结起来，不外乎世界500强和BAT。而我当时的状态是：对未来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只是很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而且能确定自己不想跟其他人一样走常规路线。 当拿到工作offer和读研的offer以后，我的感觉不是兴奋，我并没有跳出既定的轨道。 当我来到嵩山少林寺旅居时，立刻被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击中了。这里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有足够多的僧人，有禅修传统，而且依旧按照一种门派的方式在运作，保留着一种古老的生活方式。我当时就想，1000年前，少林寺的僧人们也许也是这么生活的。  我去的时候正赶上旅游旺季，少林寺里来了好多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学生。通过跟这些学生的交流，我有了一个新想法：如果我去香港读书，一年最多来这里两次。但是，如果我直接留下来呢？ 现在一些寺庙发起社会招聘已经是件常规的事了，但在我毕业那会儿还没有太多先例。但只要下定决心，方法总是有的。我的方法就是，天天守在寺院门口，跟僧人们聊天，慢慢聊到寺院的管理层。 最后，我跟寺院的二把手——监院建立了联系，并说服他给我开设了一个岗位。在“面试”的时候，我还用彼得·德鲁克的观点，谈了谈少林寺如何学习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 其实，监院给我开岗这件事比较顺理成章。一则我在跟他正式聊工作之前，已经上上下下认识了不少僧人，算是提前融入了团队。二是从工作技能层面看，我恰好是寺院所需要的人才。 那个时候少林寺国际交流项目很多，来自国外的交流团来到少林寺要待上1-7天，需要有会英语的人做翻译。而我大学读的专业是国际金融，全英文授课，加上雅思7分，还算可以应对这种场合。 所以，我的第一个职位，就是禅修中心当翻译和编辑，接待交流团，带他们了解少林文化。 我的薪资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底薪，另外一部分就是带团的奖金，带的团越多，拿到的项目奖金也就越多。但是这种团也分淡旺季，夏天特别多，冬天特别少，一年下来，我到手的工资应该是7万左右。 因为吃住都在寺里，还给交五险，所以我基本上没有什么生活成本，跟很多需要租房的应届生相比，还算是不错的待遇。 随着业务越来越熟悉，我的工作职责一直在不停扩展：一开始是翻译和带团，后来又接了个英语老师的活，每周给寺里的小武僧上课。另外，我还开辟了副业，考了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每周定期去给住在寺里的外国人上汉语课，课时费是100元/小时。这样子算下来的话，后面好的时候我每个月大概有1万左右的收入。 我在少林寺待了两年，除了不参加早课以外，生活作息跟僧人们几乎一模一样，整个人已经完全融入少林寺的生活当中了。早上五点晨练，练一下武术的基本功，然后就工作。到了下午，我会看书学习。傍晚，继续跟僧人们练拳。晚上赏月喝茶和打坐。 寺里给我安排了一个两层的小房子，我简单装修了一下，在一楼放了一个茶桌。夏天的时候，文化交流团很多，每个晚上，我都是这样度过的： 来自天南海北的人围坐一堂，有国内的僧人，也有西班牙人、法国人、巴西人等等。我们聊中国历史，汉唐过往，也聊金庸、古龙……以此度过一个又一个夏天的夜晚。 到了冬天，大雪封山，少林寺连游客都没有，我就踏着雪去找监院喝茶，然后练一天的书法。有些外国朋友在寺里常住，我们也会结伴去山里探险。  生活习惯方面的不适不是没有。我是潮汕人，刚开始听不懂河南的方言。僧人们吃素，也不吃米饭，主要是馒头配咸菜，但南方人是喜欢抹甜黄油的，所以自己就带了一些甜黄油，结果抹在馍上面就特别难吃。在饮食方面，我进行了很多大胆的尝试，不过最后都失败了。 我有天天洗澡的习惯，但山上经常停水停电，平均一周洗一次澡。冬天最难熬，山里特别冷，屋子透风且没有暖气，每天晚上我都要打完两套拳热身，再去睡觉。 少林寺离市区很远，有时候买个东西，都要下山去取快递。山上很安静，安静到你会觉得时间是停住的，或者说对时间的流逝感知没有那么强，就像那句老话说的，山中不知岁月长。  在少林寺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我“接待”了22位朋友。他们要么遇到了职业挫折，比如说升职失败、失业等等；要么遇到了个人生活难题，总之都是带着困惑过来，想在山里安静几天，暂时脱离红尘。 当时的我远不是一个社会人，也没有职场经验，我能为他们做的，就是倾听和带着他们体验寺里的生活。其实大多数时候，人们只是需要脱离他原有的环境和生活，把心里话都讲出来，讲完之后自己也就释怀了。而倾听他们的故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生活空白地带的弥补。 在寺里工作，肉身是自由的。某种程度上，岗位职责是我自己选的，工作时间也是我自己安排的。我每天只工作半天，另外半天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整个人相对怡然自得。 但孤独感还是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袭来。每天晚上，我习惯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翻看微信朋友圈，用心观察朋友们的生活，透过他们去看外面的世界。那个时候，朋友圈不仅仅是一种消遣或者娱乐，还是一种慰藉，是我认识外面世界的一个窗口。  如果不是监院那句“你要不在这里出家吧”，我还不会领悟：原来我离出家只有一线之隔。 那是2016年春天，附近有个村民想把自己的一块田出租，监院来问我要不要种，并且对我说了这句话。只要我点个头，然后头一剃，再换上僧衣，就是出家人了。 我不抗拒种地，春种、夏忙、秋收、冬藏，生活的脚步紧跟自然季节的变换，是生命应该有的状态。可是，一旦真的出家，种上了自己的地，开始关心粮食蔬菜，是否一切就安定了下来，不再改变？ 静极思动，我觉得是时候离开了。在那年清明节的凌晨4点，我一个人悄悄地下了山。 这一次，我的目标是媒体。 这并不是一时的冲动，它是一个从大学时期就有的梦想。我相信媒体对社会的价值，也肩负一定的道德使命；我也有表达欲，希望能跟世界交流。多走，多看，与这个世界产生真实、密集的互动，是我想做的事情。 在我下山的那一年，恰逢新媒体蓬勃成长的时期，普通人的表达方式和渠道越来越多，玩法也越来越多元，一切都让我跃跃欲试，对自己的转型充满期待。 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因为在寺里过得太舒服，我对世界、对自己都有一层虚幻的滤镜。可事实却是，在接下来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里，我发现没有单位愿意要我。 我想找传播相关的工作，但实际上我没有跟传播直接相关的工作经验。哪怕是在寺里工作过2年，在用人单位眼里，依旧是没有工作经验。在寺里工作的那两年，我的存在感一直都很强。不管翻译还是写作、教学，能力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尊重。但下山之后，这些自洽、得意和自信，很容易就被打破了。  有次，我去应聘一个新媒体编辑的职位，面试官让我说说，如果我得到这个职位，会怎么规划内容，比如做什么专栏，搞什么创意之类的。 现在想来，我当时提供的答案，只会让对方觉得我不懂行，想法天马行空又很浅薄。 我能感觉到，面试官看穿了我自欺欺人的自信，但是他很友善，没有当面戳破，并且又给了我一次机会，让我回去好好想一想，再给他提交一版新规划。但我提交了两版都没有通过。我反思了一下，我对媒体行业的认知肯定是不到位的，在一些关键技巧上，我的水平没有达到。 我开始恐慌和焦虑，我发现自己跟社会确实是有点脱轨的，尤其是认知层面，对能力，对工作，对职场的理解，我都落后蛮多的。 一次又一次应聘失败，挫败感肯定是有的，但这也是一段纠正自我认知的过程，我变得清醒了，也认识到了一些社会规则和规律，这是一件好事。 我会想办法排解一些负面情绪，比如晨泳和听五月天的歌。我喜欢听《转眼》和《顽固》，《转眼》这首歌符合当下的心境，一种对过往的告别，而《顽固》某种意义上就是五月天常见的正向激励，对于喜欢的事物，多少需要再顽固一点。 后来，我在一家企业做猎头，工作之余，对传媒行业做了整体调研，尤其关注深圳和北京这两个地区，再把我认为还不错的企业拎出来，分析里面有哪些岗位以及各自的职责、对人才的要求。这是我当时对抗现状的办法：尽可能去描绘那个我能够得着的未来。 2017年年初，我到了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做编辑，第一个项目就是一本跟佛教翻译相关的书，我的经验终于在新工作上有用武之地了。 这本书完全是按我自己的思路去做的，甚至超过一半的文章是我自己写的。我不但用上了自己以往沉淀下来的知识，而且借这个机会，采访了很多文化学者和宗教界资深人士，拓宽了视野，积累了不少资源，也为我做记者埋下了伏笔。 2018年初，我从出版社离职，去了一家知名媒体“佛教频道”的记者。 奇妙的是，刚入职就要挑大梁，去报道一个规模非常高的论坛。在活动上，我遇到了我在少林寺的那些朋友，有僧人，也有一些海内外的学者。我很高兴，能以记者的身份重逢故人。  参与这次论坛，我才觉得我的职业生涯完成了一个闭环，人生困惑开始消解。我终于明白，这么多年来，我其实自己就做了一件事：一个佛教文化的观察者。我人生每一个重要决定，都没有背离这个方向。 当记者的时候，我工作强度很大，全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出差，行程永远排得满满的，从来没有停下来过。也借此机会，我走遍了全国甚至全球的寺院，结识了海内外的僧人，对佛教文化有了一个相对全面的认知。到了2019年底，疫情突然来袭，我才被动地停下了脚步。 2020年初，我把养了两年的仓鼠送给了别人，离开北京回到广州，回到了我的家人身边。  在下山之初，我跟所有的“北漂”打工人一样，遇到过各种工作和生活的不适。不适应职场的绩效考核规则，不适应加班文化，不适应一些条条框框的管理制度。 所以，我也更能理解，为什么时下的年轻人会想去寺院工作。他们向往的未必是那份工作本身的价值，更像是对抗内卷时代的一种方式。  2020年下半年，在朋友的推荐下，我入职了现在的文化传播公司，做了半年主编后，升职成为副总经理，工作内容主要是做业务拓展。现在我经常往岭南地区的寺院跑，促使一些合作的达成。我们的团建项目，也是到寺庙去禅修。某种程度上，我找回了曾经自洽的工作状态。 小巽离开少林寺时发布的招聘启事 其实就在我离开少林寺的时候，寺庙的社会招聘已经是常规操作了。他们也需要跟上时代，在年轻人中间做传播。 有些寺院会自己做新媒体，有些会把这项业务外包给新媒体运营公司，但不管招聘主体是哪一方，可以肯定地说，这个行业是存在人才缺口的。这是一个小而美的行业，且行业的周期迭代不那么明显，既懂专业知识又懂媒体传播的人，肯定有发挥空间。 有一些寺院，会直接聘请一个新媒体团队，食宿全包，并且提供办公场所。 规模最大的，团队包括编辑、平面设计、技术人员、摄影摄像、剪辑、活动策划等20多个人，每年也能为寺院做不少事情。 只不过，不是所有的寺院都有经济实力去养这样一个团队。总体上看，东部沿海地区的需求比中西部大，对社会开放的岗位更多，且同岗位的薪水跟其他用人单位能做到持平。 作为这个行业的“前辈”，对于想到寺院工作的年轻人，如果说可以提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除了内心的兴趣，也要找到自己能发挥长处的方向。我建议多尝试，然后找到自己的价值，这世上一定会有特别需要你的地方，一定会有特别能让你绽放的工作。 至于佛系和躺平，更多只是一种自嘲。在哪里工作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说到底，终究要认真、诚恳地过好这一生。 如果将来有一天我重回少林寺，我希望自己能像日剧《小森林》中的主角那样，是那种离开了之后的回归，带着一种笃定回到山中。 发布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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