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听音频的朋友可移步喜马拉雅，搜索《通俗西藏史》，老布充满大碴子味儿的口音，将扑面而来！ 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上期咱们讲到了沙州之围，这期咱们接着讲。 大历十二年（777年），河西节度使周鼎因为向回鹘求援，“累年不至”。 他心里清楚，沙洲城破只是早晚的事。 只有弃城东归，才是保命的唯一希望，所以他准备焚城而去。 但就在他派河西兵马使阎朝带人勘察路线时，阎朝用计杀了周鼎的亲卫，又用弓弦勒死了周鼎，“自领州事”。 那么阎朝为什么敢杀周鼎，他又为什么要杀周鼎呢？ 当时吐蕃已经攻陷了凉州、甘州、肃州、瓜州，唐朝在河西的统治已经乱套了，官命也没那么金贵了，真正好使的是大家族的势力。 阎姓肯定是沙洲大族，张议潮起兵驱逐吐蕃的时候，有一位首领名叫阎英达，时任沙州副千户长，之后出任瓜州刺史、墨离军使。 虽然我们不清楚阎朝与阎英达是什么关系，但阎朝代表沙州豪门的势力，确定无疑。 也就是说，周鼎焚城而去的决定，触动了本地大族的核心利益。 那么他东迁的计划，有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呢？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 当时沙州有个官员名叫宋衡，他是名相宋璟的小儿子。宋璟为人刚正清明，但儿子们的教育实在不咋地，各个贪赃枉法、行为不端，都是酒色之徒。 宋衡是不咋地当中的翘楚，史称“荒嬉粗险”。天宝九年，宋衡因贪赃被贬沙州。不知道是不是从此痛改前非，累功做到了河西行军司马。 他身为关中人士，自然是东迁计划的实践者和先行者。 他带着二百多家眷东奔回唐，结果全部被吐蕃人捉住。 吐蕃人久闻宋璟的大名，得知宋衡是宋璟的儿子后，曰：“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舅贤相也，落魄如此，岂可留乎。遂赠以驼马，送还于朝，大历十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骑尽室护归。”[1] 您想想宋衡的队伍只有二百多人，都被吐蕃逮住了，沙州城内往少说也得有几万人。 因为按《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沙州城内的豆卢军“管兵四千三百人，马四百匹”。以敦煌的自然环境来说，没有四五万人养豆卢军的士兵都费劲，更不用说还得养着南来北往的各国使团了。 这么多人浩浩荡荡的东归，吐蕃人怎么可能不察觉？！ 再说了这么多人一起走，能选哪条道路？ 河西走廊上有水源的地方都是原来唐朝的州县军镇，现在都被吐蕃占领了。这种常规路线肯定不能走，那就只能走非常规的路线。 河西走廊上非常规的路线，还能往唐朝去的只有一条，就是向北穿越大漠。 河西走廊以北穿越沙漠的路，本来有两条： 一条是从威威（凉州）出发沿腾格里沙漠的南缘，到达东北方向的灵州。吐蕃占领陇右后，河西与关中就靠这条道路联系； 另一条是从酒泉（肃州）出发，沿黑河向北，到居延海再向东，横穿整个巴丹吉林沙漠。从居延海到灵州的直线距离也有五百五十公里，路上完全没有水源补给。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安西使臣取回鹘道归唐，被迫继续向北绕，一直绕到了振武军（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才回到了唐朝。 安西使臣的队伍也就是百八十人，他们能绕这么大圈子回国。敦煌城里好几万老幼妇孺，他们能绕这么大圈子回国吗？ 所以周鼎的计划根本就不行。 另外还有一点，周鼎和宋衡是派驻的官员，也就是流官。 他的家肯定不在敦煌，所以他们有破城归家的冲动。 但敦煌的大家族可不想“破城归家”，敦煌就是他们的家。 您放火烧了，我们的家咋办？ 再说了，古代大家族的财产主要是土地，您拍屁股走人了，难不成我们还能把地也搬走？！ 就是这个原因，阎朝勒死了河西节度使，自领州事。不但没遭到抵触，说不定沙州居民还拍手称快。 再有一点，周鼎能想出举城东迁的招儿，估计也和吐蕃的政策有关。前面咱们说过，吐蕃在占领河西州县的时候，曾经围三缺一，允许河西百姓逃走。 估计在大历十一年前后，吐蕃军队并没有严密围城，也是想挤走唐军保留这座河西重镇和佛教圣地。等到阎朝主持州政，摆出一副死守的态势后，吐蕃才开始围城攻打。 之后八年，沙州一直在苦苦支撑。 尤其是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吐蕃攻势更加猛，归沙州管辖的寿昌县（今阳关镇附近）、石城镇（新疆若羌县）、播仙镇（新疆且末县）相继失陷，沙州通于阗的丝路南道被切断。[2]此前，吐蕃已攻陷伊州（新疆哈密），刺史袁光庭杀妻子后，自焚而死。 至此，敦煌周边的所有道路都被吐蕃截断，沙州真的成了一座孤城。  就在此时，情况出现了一丝转机。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代宗驾崩，唐德宗李适继位。他认为内靖方镇比抵御外辱更为重要，于是对吐蕃采取了和平的外交策略。 同年八月，太常少卿韦伦护送扣留的吐蕃使者及俘虏五百人归国。 赤松德赞一开始都不相信，等韦伦达到后，他非常感动，说：“我心中有三恨，不知大国有丧，未能派人吊唁，此一也；不知代宗建陵，未能送礼，此二也；不知皇帝舅圣明继立，已发众军，三道连衡。今灵武之师已闻命召回，而山南之师已入扶、文，蜀师已趋灌口，追且不及，此三也”。《册府元龟·卷九八〇·外臣部·通好》 赤松德赞说的三路大军里并没有打沙州的部队，但寿昌、石城镇、播仙镇确实在此年失陷，甚至伊州也有可能在这一年失守，估计这些都属于“追且不及”的范畴。 韦伦出访以后，唐蕃开始走向了一小段和平岁月。这种和平的气氛，还是双向奔赴的。 唐军在剑南俘虏的吐蕃士兵，在德宗的命令下赐衣而还。 建中二年(781年)二月，唐朝派万年县令崔汉衡持节，带着僧人出使吐蕃。 我们之前讲过，赤松德赞曾于767年派拔·赛囊、拔·桑希等人出访唐朝，求佛经和“沙门之善讲”，当时唐朝只给了佛经，没给僧人。 这次李适让使臣带着僧人去了吐蕃，并且规定两年换班，轮着去吐蕃讲法。 吐蕃这边也投桃报李，唐将刘文喜反叛，遣其子入吐蕃为质而求援，被吐蕃拒绝。 吐蕃对沙州的攻击也暂停了下来，甚至有可能撤除了围困。 因为在建中三年(782年)，阎朝通过回鹘道将杨休明、周鼎、西州刺史李琇璋、瓜州刺史张铣等人的遗骸送到了长安。 《旧唐书·德宗本纪》记载，“（此）皆陇右牧守，至德已来陷吐蕃而殁故，至是西蕃通和，方得归葬也。” 建中四年正月十五日，唐蕃会盟于清水，划定了双方的控制地界。沙州的归属，并未在盟文中言及，不过另有一条规定：“盟文有所不载者，蕃有兵马处蕃守，汉有兵马处汉守，并依见守，不得侵越。其先未有兵马处，不得新置，并筑城堡耕种。” 按这个规定，双方各占的城池维持现状，不得再行攻打。沙州虽然是块飞地，但依然归唐军驻守。 建中四年四月，吐蕃还把此前被俘的将士和僧尼等人送到沙州，“凡八百人，报（建中）元年之德”。 这段难得的和平阶段，是沙州能坚持十一年的重要原因。 但我们也得清楚，唐蕃清水会盟只收休战，并不意味着战争终止了。 这种状态有点像现在的朝鲜半岛，两边陈兵三八线相互对峙，也就是没开打而已。 所以，吐蕃军队肯定不会允许粮食之类的物资运进沙州。 到了唐德宗的兴元元年（784），沙州城内的粮仓见底儿了。 阎朝想了个注意，他打开官仓，以一端绫换一斗麦的价格，向大户募粮。 城中豪门踊跃交易，数日便筹得大批粮秣。 阎朝登城高呼：“民且有食，可死守也！” 要知道，战争时期斗米千钱是很正常的情况。唐史里就有多次记载，长安城内粮价飞涨，斗米千钱。 所以，动乱时期粮食是等价黄金的硬通货。 可在敦煌城内，阎朝拿出绫换粮食，结果大户踊跃兑换。 这说明大户们认为战争态势不会持续很久，依旧抱有希望，这反过来说明，唐蕃局势的和缓给了大户们信心。 就这样，沙州又撑了两年，到了唐德宗的贞元二年（786年）。在这一年里，唐蕃关系再次恶化，吐蕃又开始围城攻打。 此时，城中的粮食再次耗尽，可沙州期望的援军依旧杳如黄鹤。 阎朝被迫与吐蕃谈判，以“毋徙它境”为条件，尚绮心儿答应了，阎朝开城投降。 至此河西走廊尽数沦陷，唐军在不断西退，孤立无援的局面下，苦苦支撑了22年。 吐蕃占领沙州后，基本兑现了承诺，没有纵兵掠夺，也没有外迁人口，还任命阎朝为“部落使”，协助管理沙州民政。 但很快吐蕃统治者就发现，阎朝的影响力太大了，拥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能力。为了夺去阎朝手中的兵权，又不想太露痕迹，吐蕃人想了一个办法。 赤松德赞亲自下书邀请阎朝到拉萨见面，阎朝知道此行风险莫测，但也只能答应。阎朝的妻子儿女来到沙州的一所寺院，举行了一次祈福仪式，然后全家前往拉萨。路上吐蕃人买通了阎朝的随从，在他的靴子里下毒，毒药通过皮肤吸收，阎朝的身体渐渐虚弱，最终毒发身亡。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虽然吐蕃在河西处于绝对强势的地位，但却依旧尽量避免和当地豪族正面冲突，而是通过拉拢的手段，使其协助推行统治。 这种拉拢大族的行为，不仅限于阎朝一门，相似情况也发生在张氏、阴氏、索氏、李氏等河西大族。 其中，河西阴家的经历颇有代表性。 阴家自称出于南阳新野，自隋朝以来便活跃在沙州地区，到吐蕃占领之前，已是有名的敦煌大族。 阴伯伦的祖父阴瑗嗣，官至检校豆卢军事、兼转运支度等使、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开国侯。 其父阴庭诫为唐朝高平府左果毅都尉、赐紫金鱼袋。 阴伯伦本人则是唐朝的游击将军、丹州长松府左果毅都尉、赐绯袋、上柱国。 在沙州围城期间，阴伯伦辅佐阎朝抵御吐蕃立有战功。 吐蕃占领沙州后，任命阴伯伦为“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并赦免了阴家的十一税。 这使阴氏一门，坐拥良田万亩，杏桑万株，还拥有四座庄园和无数的牲畜。 但阴家毕竟是汉人世家，即便在吐蕃统治下家族繁盛，却不能抹去汉奸之名。到阴伯伦的长子阴嘉政晚年时，胸中块垒实在无法消除，但又受制于人无可奈何，只能转向佛教寻求慰藉，他与其弟一同在敦煌莫高窟开掘功德窟，以减轻心中的负罪感。这便是有名的敦煌第231窟。 于此类似的家族很多，吐蕃占据河西期间，鸣沙山上凿石之声不绝，画师烛火昼夜不息，很多供养人都是与吐蕃合作的河西大氏族。 其中，张氏家族的成员张谦逸，官至沙州大都督，为唐人所能担任的最高官阶。 张谦逸死后，官职父死子继，张议潮续任为沙州大都督。 公元848年（唐宣宗，大中二年），张议潮同沙州副都督安景旻、沙州副千户长阎英达，共同举起了归义军大旗。只一日，便驱逐了吐蕃守将，收复了沙州城。 可见拉拢河西望族，确实起到了巩固统治的作用，但只要吐蕃控制能力下降，这种方式的破坏力，也一样非常巨大。 吐蕃对沙州大族的拉拢，只是其统治手段之一。 在其统治河西的几十年中，对原有制度进行了大幅修改，简单点说就是两条：制度游牧化，生活吐蕃化。 贞元六年(790年)，吐蕃将沙州的汉人编成了“沙州汉户部落”，开始用部落制取代唐朝的乡里制。 一开始这种制度还比较简单，在初期（786--790年），仅设了乡部落、僧尼部落和道门亲表部落。 乡部落就是将唐朝的沙州十三乡建制改为部落。 僧尼部落是把寺院中的僧尼单独编籍，自成部落。 道门亲表部落是由道士、女官及其亲属组成的部落。 到了吐蕃统治的后期（820--848年），部落设置又出现了变化。 汉人被划分成阿骨萨、悉董萨、悉宁宗三个汉人军事部落和一个通颊军部落（唐胡混杂部落）。这种变化意味着，吐蕃军队开始吸收河西走廊上的各族居民。 这一方面说明，吐蕃在极尽所能的挖掘军事潜力； 另一方面也说明，吐蕃对汉人的蕃化改造比较满意。 吐蕃对河西各州的统治时间长短不一，其中最长的凉州达97年（765—681），敦煌的时间最短也有62年（784—848）。 但这也是好几代人了啊，按二十年一代人算，最短的敦煌也有四代人了。 吐蕃在占领河西后，着力推广藏文化，消除汉文化的影响。他们强迫汉人穿吐蕃服饰，改变原有的风俗习惯，准许汉人在正月初一穿汉服祭祖。 这就是《新唐书·吐蕃传》里记载的“州人皆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 唐朝设立的“州学博士”、“乡贡明经”、“科举考试”全部废除，取缔了州县的官私学校，实行吐蕃本土的教育模式——寺学。并将藏文作为官方文字广泛使用，改变原有汉族天干地支纪年方式，推行阴阳五行+十二生肖的蕃式纪年。 应该说确实收到了效果，有很多第三代、第四代的汉人，接受了吐蕃人的身份。 晚唐诗人司空图写过一首《河湟有感》，描写了吐蕃统治下汉人的状态： 一自萧关起战尘， 河湟隔断异乡春。 汉儿尽作胡儿语， 却向城头骂汉人。 这其实也可以理解，就像去了美国的第二代、第三代华人，虽然还长着一张亚洲脸，但骨子里已经是个美国人了。 不过吐蕃统治的时间还是有点短，而且当时唐朝的文化处于强势地位。所以心怀故土的人还是比较多。这点跟现在不太一样，现在是美国文化处于强势地位，所以地球上最爱美国的一群人，生活在美国的大洋彼岸。 在河西还是有大量的汉人心向唐朝， 《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公元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使臣刘元鼎出使吐蕃，“至龙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 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己皆呜咽。密问之，丰州人也。” 每次读到这段，我都会想起范成大写的《州桥》：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 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当时范成大面对的是汴梁的宋人，刘元鼎面对的是陇右的唐人，但情感都是一样的。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根，这个根就是故乡！ 不管你走多远，不管你看到多少外面的风景，这个根都永远不动。 有人说感觉家乡甜美的人是渺小的，把世界任何地方都当成家乡的人才强大。 我倒是觉得，如果心里没有了故乡，走到哪儿都是漂泊！ 其实有关吐蕃在河陇地区的统治，国内有很多研究成果，内容远比我们涉及的内容多得多。毕竟吐蕃统治的几十年里，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改变。 如果大家对这些内容感兴趣，我可以推荐几本书： 杨铭老师的《吐蕃统治敦煌西域研究》、赵晓星老师的《敦煌落蕃旧事》、陆离老师的《敦煌的吐蕃时代》、宁可，郝春文老师的《敦煌的历史和文化》。 看过这些书以后，你会对这段复杂的历史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买不到实体书的小伙伴，可以在群里@我。 参考消息： [1]、《唐河西节度使西迁和吐蕃对敦煌西域的占领》_魏迎春、郑炳林； [2]、《安史之乱后西域形势及唐军的坚守》_王小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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