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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先生的学术直接奠定了“东南 学术”的基础和格局。刘永济、吴梅、胡小石、汪辟疆等学者以继承和 发扬优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己任，承清人治学之法，又在不同程度上 融合了西学新知，并各以其天纵之才、渊博学养和独特的学术个性在众 多学术领域努力开拓，“东南学术”由此卓然树立。其后，以程千帆、 周勋初等先生为代表的一批著名学者，更不断创新，“东南学术”传统 遂得以发扬光大。其特点就是把学术研究与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传承责 任的自觉担当结合起来，把对清代以来的传统学术思想和方法的传承与 对现代西方思想理论和方法的借鉴结合起来，把文与史、文献学与文艺 学的方法结合起来，知能并重，创新开拓，影响深远，在当代学术史上 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东南学术；学术史；程千帆；周勛初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东南学术”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存在。所谓 “东南学术”，主要是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地处南京的东南大学（1928 年易名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两校文史哲等系诸教授及其学界师友的学 术。其主要特点和精神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而能沟通古今，兼融中西，知能并重。它有地域的因缘，却又不限于地域；它与“学衡派”联系紧 密，但又超出了“学衡派”；它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同步，然又显示 出自身的特点。其学术思想方法和精神，承继传衍，不断发展，传统犹 在，光大可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就中意味，值得深思。 一、“东南学术”与“学衡派” “东南学术”当然不限于“学衡”，然二者往往混淆不清，而对后 者的评价一向不公，兹先略论之。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出现的“学衡派”，在中国现代历 史上，一向是被冠以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的，直到二十世纪末、本世纪 初，虽然重评“学衡派”历史和文化地位的呼声渐高，然“帽子”却并 未真正摘掉。1其实，从政治层面上看，固然可区分激进与保守，但若从 思想学术和文化上看，则激进与保守的划分，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对“学 衡派”的评价亦然。 余英时先生曾多次在文章中谈到文化创新与保守的问题。他说：“相 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保守’和'激进’都 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例如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 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是'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 用，警告人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而毁掉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业绩。 相反的，在一个要求安定的时代，'保守’常常是思想的主调，而'激 进’则发挥着推动的作用，叫人不能因图一时之安而窒息了文化的创造 生机。”2“'创新’和'保守’是相反而又相成的互倚关系，无论就个人或整个文化而言都是如此。”1此论颇为通达。就中国文化的传统来看， 激进或创新与保守，并非势不两立的关系。孔子早已说过，三代礼乐， 有因有革。其后历代的思想家们，也无不主张如此。杜甫之所以成为集 大成式的诗人，也是因为他能“不薄今人爱古人”的缘故。保守和激进 既是两种相反相成的思想文化因素，则原不必一味地扬此抑彼或扬彼抑 此，更不应把“保守”与“激进”的关系理解为“恶”与“善”或“黑 暗”与“光明”的非此即彼的关系。因此，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学 衡派”的评价亦当如此，何况“学衡派”并非以“保守”二字所能概括。 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学衡派”不戴。 判断一个学派或一种学术思潮是否保守，既要较全面地看待其思想 观点，也要看这种思想观念为后人接受的程度。 “学衡派”的主要思想倾向，表现在《学衡》的创刊简章中，就是： “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 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既要“昌明国粹”，又倡导“融化新 知”，对西学、“新知”并不一概排斥。学派中虽有像吴宓这样极力反对 新文学、新文化的代表人物，但也有像当日主持东南大学校务、同是“学 衡派”早期创始人的刘伯明先生这样的温和派。刘先生用人、论学皆主 张兼容并蓄。他对新文化运动者试图割断传统的过于激进言论既有批评， 而对新文化运动也有客观、冷静的分析和肯定。再像“学衡派”后期的 代表胡梦华，也是主张调和新旧文学的。其他很多学者，更不是简单地 用“激进”或“保守”甚至某帮某派所能涵括的。 “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2有意味的是，“学衡派” 被隐沦了近百年后，2014 年 12 月，在“学衡派”的发源地南京大学（其前身即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成立了“学衡跨学科研究中心”，2016 年， 此中心又升格为“学衡研究院”，并创办了《新学衡》杂志，其打出的 旗帜，就是当年“学衡派”提出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他们认为， 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学衡派”，都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面临全球 化对中国的冲击下寻求应对之策的产物，都有助于中国的发展进步。《学 衡》杂志的英文名称是“Critical Review”，可见它并非所谓保守主义， 而是批判性思考后对知识的理性接受。“学衡派”并非文化保守主义， 而是“文化理性主义”。“学衡派”深受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的影 响，肯定本民族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提醒人们对西方文化应择善而从， 倡导兼取中西文明，加以融会贯通，颇有先见之明，可视为南京大学学 术发展上的标志性学派。中国思想文化的优秀传统要继承，西方现代文 化中进步的思想因素，也应当吸取。南京大学创办《新学衡》，就是要 发扬“学衡派”的学术精神，继承学术传统，“阐求真理，融化新知”， 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增进对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自信。1这些经过 反思后的认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今日学界对“学衡派”的态度和价值 取向，也足以见出“学衡派”强大的学术生命力。 二、从晚清到现代：“东南学术”的养成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进入一个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转折时期。中 国学术的发展，也在此时由晚清走向现代。“东南学术”的格局，正是 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形成的。 对清代学术的流变和特点，王国维先生曾有一个概括。他说：“国 初之学大，干、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略）国初之学创于亭 林，乾嘉之学创于东原、竹汀，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开创者仍当于二派中求之焉。”1所谓“大”，是说清初之学本之 经史，而多重经世致用，其代表人物为顾炎武等人；所谓“精”，指的 是乾嘉时期特别兴盛的“经史小学专门之业”，代表人物为戴震、钱大 昕等人；而所谓“新”，则是说晚清士人治今文经学、边疆史地之学等， 虽不免剑走偏锋，而志在经世，龚自珍、魏源等堪为代表。王国维先生 生当晚清民初，对当日学界有亲身接触，故所论切实可据。 能承继乾嘉学术，本之经史，融合佛老，沟通古今，兼采中西，而 自成体系的，是革命家、思想家而兼学问家的章太炎先生。章太炎早年 师从俞樾，治古文经学已多所发明。然既生逢衰世，“寻求政术，历览 前史”2，便不能不究心于经国之业。其后精研佛学，深造名相，东渡日 本，接触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十九世纪后期哲学等，讨论讲说， 学问愈加闳肆，先后撰《訄书》《俱分进化论》《齐物论释》《新方言》《文 始》《国故论衡》等，或追溯字音字义的源流演变，归纳总结对转旁转 的条例；或出入经史，纵论古今；或杂糅佛学、西学，融合释氏与老庄， 多创为新说。章太炎先生曾自谓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 俗”。3侯外庐先生评其“言文字学主发明而不拘守十四博士之陋；言经 学主存古而非以之适今，尤反对定于一尊；言史学主明流变而反对大义 微言之说，言中西百家之学主长短取舍，反对似是而非的附会；言方法 论主名理，反对主观妄说。凡此皆理性论的本质，在当时是光辉的言论。”4 评价其学术特点和方法，极有见地。王国维先生曾称道沉曾植的学术， 谓：“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自珍）、魏（源）；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震）、钱（大昕）。学者得其片言，俱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 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之 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1将这些话移用于评价章太炎 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也许更恰当。 不仅如此，此语亦可移用来评价王国维本人和陈寅恪等先生的学术。 他们都顺应时代的潮流，在中国学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发挥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并直接奠定了“东南学术”的基础和格局。 对王国维先生的思想学术成就和方法，陈寅恪先生早有论述。他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 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 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先生之学 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 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 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 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 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 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 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 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 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 来者以轨则。” 陈先生此序作于 1934 年，八十余年来，论王国维先生思想学术者， 无能逾此论断者，而陈先生对王国维学问“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 而示来者以轨则”的预言，也早已为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实际所证实。 从陈寅恪先生对王国维思想学术的评价中，我们也不难看出陈先生 本人的企向：那就是着眼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在思想学术上既 能“承续先哲”，复“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融汇中西， 而又不失民族之本色。即如清儒擅长考据，陈先生则已由考据而及社会、 政治、风俗与宗教等；清儒多用归纳之法，排比事实，考辨字义，陈先 生则更用假设之法，通才达识，综合贯通，从具体的史料分析中揭示出 历史的本质；清儒少能沟通诗、史，陈先生则不但长于诗、史互证，而 且能将小说、私记与正史平等视之，详辨慎取，多所发明；清儒治学或 能由禹域而旁及异族，而陈先生则更进而融合古今，会通中西，佛道雅 俗，无不涉猎。此外，尤值得提出的是，陈寅恪先生那份对中国优秀的 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之责任的自觉的担当。有没有这种担当，也 许与某一具体的研究和著述关系不大，但这种担当和胸襟确是切切实实 地规定着学问的规模和气象的。 1902 年，清政府重建京师大学堂。次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即在南京 建立“三江师范学堂”，设“修身”、“历史”、“文学”等十八门课程， 由王伯沆先生主讲中国文学。十年后，学堂改设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本科设有“国文部”，“文史诸科，名师群彦，亦一时称盛。言国学则首 推王伯沆先生之于文，柳翼谋先生之于史。（略）王伯沆先生主讲'四 书’与'杜诗’，至教室门为之塞。而柳翼谋先生之作中国文化史，亦为 吾国士夫所辨认。”王与柳“喜谈诗，赣人胡先驌、邵祖平亦昵就”1。从胡 先驌先生的这番回忆，可以想见王、柳两位先生的风采和当日“南高” 学风之盛。1920 年，“南高师”经教育部批准，正式更名“国立东南大 学”。刘伯明邀梅光迪入校英文系任教，次年，梅又邀吴宓任英文系教 授，汤用彤、李思纯、楼光来等先生也陆续进入东大，吴宓等人创办《学衡》杂志，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相倡。1922 年成立西洋文学系， 梅光迪任主任，时柳诒征任历史系主任，而国文系则由陈中凡先生任主 任，吴梅任词曲国文教授、陈去病任诗赋散文教授、顾实任国文教授、 邵祖平任国文助理。国文系又成立“国学院”，创办《国学丛刊》，刊发 章太炎、刘师培之文，实有接续《国粹学报》的用意。其后虽刘伯明早 逝，吴宓北上，梅光迪、胡先驌赴美，然《学衡》却正常刊行（仍由吴 宓主持），《国学丛刊》继续出刊，国文、历史两系的人员也并未有大的变动。 1928 年，东南大学更名为中央大学，汪东先生任中文系主任，王 伯沆、黄季刚、王易、胡小石、吴梅、汪辟疆以及陈延杰、黄焯等先生 皆任教于中文系。胡小石先生有诗专道当日盛况曰： 在昔南雍厕儒彦，英英槐市如云屯。陈侯（伯弢）通博踵伯厚， 四明学派推承源。季刚说字千鬼哭，胜义欲固扬许樊。刌度玉管定宫 羽，霜厓声律真轩轩。就中胡三最横绝，哦诗睥睨飙霆犇。群于翁也 服玄览，逍遥顿破风与幡。广敷文史张五馆，即谈空有穷祗洹。按剑 时或笑毛、李，高咏颇亦寻谢、袁。1 真可谓“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形象地展现了“东南学术”的影像。 其中像黄季刚先生，师从章太炎先生，而在小学等方面尤有成就，影响之大，至有“章黄学派”之称。实际上黄季刚先生的学问是既博且 专的。他所批点的《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新唐书》，从句读到 训释，都有许多发前人所未发之处。在《文选》研究方面，章太炎先生 称黄季刚和李详先生为现代最杰出的两位《文选》学家。他的《汉唐玄 学论》，是较早研究汉唐思想学术的重要文章。他的《文心雕龙札记》， 更是开创了一代古典文论研究的新风气。他在南北各高校任教，所授课 程和所撰讲义，除与上述有关者外，尚有“唐人经疏释诸经辞例辑述”、 “《新唐书》列传评文”、“樊南四六评”、《咏怀诗补注》《诗品讲疏》《唐 七言诗式》《李义山诗偶评》等，可见其研究领域之广泛。而在文字、 音韵、训诂等方面，黄季刚先生成就尤大。他提出的“古音十九纽”和 “古韵二十八部”，被学术界公认为是自钱大昕、章太炎以来的重大突 破。在文字学方面，他专精许慎《说文解字》，兼及二徐，参之以甲骨 金文，从文字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以“笔意”、“笔势”解字，从而使 文字学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再像刘永济先生。他虽然并未在东南大学等校任教，然而却是“学 衡派”中的代表人物。刘先生出身于仕宦家庭，自幼即受到过良好的传 统文化教育和熏陶，同时，他年轻时在上海求学，又接受了西方的文学 思潮和理论。他在《学衡》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其中的《文鉴篇》， 对文艺鉴赏有很精微的剖析，为学界所重。在长沙明德中学任教时，他 给学生讲授文学概论，贯通中西，要言不烦，所成讲义，取名《文学论》， 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重印多次。刘先生在东北大学时，因主讲中国文 学史，曾拟写一部《文学通史纲要》，后因改教其他课程，衹写到隋朝， 也是先连载于《学衡》，1945 年取名《十四朝文学要略》，由中国文化服 务社出版，1984 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重新排印。此书重视文学名义的辨 析、体裁异同的由来、艺术手法的发展、社会作用的变迁等，于每一纲 目下分系许多原始材料，在观点和结构上都有许多特点。二十世纪四十 年代初，他到武汉大学以后，对文学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心雕 龙》。他四十年代就完成的《文心雕龙校释》一书，凡所诠释，颇能得 刘勰原意，堪为继黄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后的又一力作。刘先生 谈到自己的这本书时，曾说：“季刚的《札记》《章句篇》写得最详；我的《校释》《论说篇》写得最详。”1以精于小学推黄季刚先生，以长于 持论自许，亦是平情之论。 刘先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一辈子服膺屈原，研究屈原，于并世 诸家中，能独树一帜。他本拟撰写“屈赋学五种”，生前完成了四种。 其中《屈赋音注详解》尤为代表。刘先生早年在上海求学时，还曾向近 代著名词人况周颐、朱祖谋问学，得到两位老辈的特别赏识。这又对他 后来的词学研究和创作影响很大。刘先生词学研究的代表作是《微睇室 说词》和《词论》，其特色是以作品为中心，即通过创作、阅读、鉴赏、 考证和批评等一系列方法来对作品进行探索的。他在词的创作上的造诣， 使他对作品的阅读和鉴赏，往往能作出十分恰当的选择和深具会心的剖 析；而他进步的词学观念和深厚的文学理论素养，又使他所做的许多批 评和探索，带有很强烈的理论色彩和启发意义。刘先生的这些研究尤其 是他的作品研究和理论探讨并重的思想和方法，对后来学者有着重要的 启示。 还比如吴梅先生。学者多以为其研究从创作和演唱入手，所用为传 统曲学的方法，标志着旧曲学的终结。从学术史的发展看，此论自然是 有道理的，但吴梅先生对进化论等西学观念和方法也曾加以吸收，并运 用到自己的戏曲史研究中去，而所谓旧曲学之“旧”，新曲学对旧曲学 应如何扬弃等问题，其实都还可讨论。吴梅先生长期在中央大学、金陵 大学等高校教授词曲，将昔日难登大雅之堂的词曲，搬上大学讲台，对 扭转社会上轻视词曲的观念，意义深远。而一时才彦如任二北、卢前、 唐圭璋、王季思、钱南扬、沉祖棻、万云骏等词学、曲学名家，皆出其 门下，遂使其学问得以发扬光大，至今在学术史上仍有极大的影响。 又如胡小石先生。胡先生家学渊源深厚，天资聪颖，1907 年入两江 师范学堂学习，主修农博科，这使他受到了系统的自然科学教育。在两 江师范学堂，胡先生得到兼重国学与科学的学堂监督李瑞清先生的赞赏， 李先生对他加意培养，遂成为其入室弟子。李先生又引荐他向陈三立学 习诗歌，后来胡先生在上海还曾师从从其乡先辈沉曾植先生学习文字、 金石等。这些学习和不断的研究，使胡小石先生成为一位极其渊博的学 者。在文字、声韵、训诂、群经、子史、佛道二藏、金石书画、诗辞歌 赋等方面，胡先生几无不通晓。曾昭燏先生曾从四个方面概括其生平学 术： “一曰古文字之学。将甲骨、吉金、许书文字，融会贯通，旁引 经义以及后代碑刻、竹木简书，用以探求古文字形音义嬗进变迁之迹， 更以文例董理甲骨、金文，独辟蹊径，至为精粹。（略）二曰书学。 先生从梅庵先生有年，书法自梅庵先生出而发扬变化之，兼契、篆、 简牍、碑、帖之妙，得其神髓，故能独步一时。尝讲授中国书学史， 于文字之初起，古文、大篆、籀书之分，篆、隶、八分之别，下至汉 魏碑刻以及二王以降，迄于近代之书家，其干源枝派，风格造诣，咸 为剖析，探其幽奥，历来论书法，未有如此详备而湛深者也。（略） 三曰楚辞之学。先生合史学、经学、文学三者以讲楚辞。其阐明屈子 之心迹，则具史家之卓见；注释当时之名物，则用清代经师考据之法； 遇文辞绝胜处，则往复咏叹沉思，发其微妙。故其独到之处，并世莫 与之京。（略）四曰中国文学史之研究。先生讲中国文学史，不囿于 正统成见，尝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一代有一代之风格。（略）着《中 国文学史》一书，考镜源流，阐述发展，影响至巨。”曾先生学问得胡先生亲炙，其所论较之他人，最切实可据。 此外，如汪辟疆先生从文学与地域的关系治近代诗学，撰《近代诗派与地域》《论高密诗派》等文；从现代学术的角度，寻绎《录》《略》 渊源，条析其分合得失，钩稽汉魏六朝官私目录，厘定宋元明清以后丛 书类别；研究唐人小说，网罗大量资料，论定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罗根泽先生承继章太炎、梁启超、顾颉刚先生的治学精神，对先秦诸子 学作综合研究，撰《管子探源》《孟子评传》《诸子学案》《孟荀论性新 释》《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晚周诸子反古考》等，皆材料详尽，考证 细密，为学界所信从。罗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尤以资料详赡、 体例得当、论述细密著称，在当时也都是富有开创性的。 文学事业，历来重视知能并重。诗论家几乎无例外地是诗人，而诗 人对于诗当然也有各自独特的看法。“诗来自感。作诗，必须对外物有 其独特的感发；评诗，也要对作品有其独特的感受。单靠理性思维，不 但无法作诗，也难以对诗有真知灼见。”1所以，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 师生无不重视诗文创作。《学衡》和《国学季刊》皆有刊登诗文词曲创 作的专栏，师生组织“诗帆”、“潜社”等诗社词社，每春和景明，岁时 佳节，师生登山临水，诗酒唱和，无限春风舞雩之乐，时人无不羡之。 总之，上述学者多能以继承优秀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并以发扬中 国文化为己任，承清人治学之法，而又在不同的程度上融合了西学新知， 并各以其天纵之才、渊博学养和独特的学术个性，在众多的学术领域中， 努力开拓，“东南学术”，遂卓然树立。其后，诸先生门下如唐圭璋、卢 冀野、王季思、任中敏、钱南扬、沉祖棻、陆宗达、殷孟伦、周法高、 潘重规、冯沅君、程俊英、刘大杰、胡云翼等一大批著名的学者，皆有成就，更是将“东南学术”发扬光大，为我国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做 出了杰出的贡献。 三、“东南学术”的发展演变：以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为中心 1937 年，中央大学、金陵大学西迁，抗战胜利后，1946 年两校重 又迁回南京。1952 年，两校的文、理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南京大学，诸 老先生如陈中凡、胡小石、罗根泽、汪辟疆等尚健在。然由于众所周知 的原因，学术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东南学术”的传统也似隐似显，不 绝如缕。直到七十年代后期，国家的发展步入正轨，学术的发展纔重现 生机，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而这一时期最能体现“东南学风”、延续“东 南学脉”的，则必以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为代表。兹谨以沉祖棻、 程千帆、周勛初三先生为例略论之。 沉祖棻先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词人。汪东先生称其“当世得名 之盛，盖过于易安多矣”，又详论其词曰： 十余年来，亦有三变。方其肄业上庠，覃思多暇，摹绘景物，才 情妍妙，故其辞窈然以舒。迨遭世板荡，奔窜殊域，骨肉凋谢之痛， 思妇离别之感，国忧家恤，萃此一身，言之则触忌讳，茹之则有未甘， 憔悴呻吟，唯取自喻，故其辞沉咽而多风。寇难旋夷，杼轴益匮。政 治日坏，民生益艰，向所冀望于恢复之后者，悉为泡幻。加以弱质善 病，意气不扬，灵襟绮思，都成灰槁。故其辞澹而弥哀。1 所论甚精到。由写词而研究词，2沉先生形成了《北宋名家词浅释》《姜夔词小札》《张炎词小札》（此三者后由先师程千帆先生汇为一书， 称《宋词赏析》）《关于苏词评价的几个问题》等一系列词学著作和论文。 这些研究，正如程千帆先生所指出的，“是以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来欣 赏、体会、理解古代作品的，她接触那些名著，主要是依仗心灵，而不 是，至少不仅是可以触摸的语言文字，所以往往能够形成妙达神旨的境 界。”1这一番出自与之四十年患难夫妻和文章知己者的话，不但道出了 沉先生词学研究的特色，而且也揭示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当知能并重、 感字当头、从作品本身出发的优良传统和方法。由此我们又联想到程先 生晚年回忆受教于胡小石先生的情形，他说： “有一天，我到胡小石先生家去，胡先生正在读唐诗，读的是柳 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 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讲着讲着，拿着书唱起来，念 了一遍又一遍，总有五六遍，把书一摔，说，你们走吧，我什么都告 诉你们了。我印象非常深。胡小石先生晚年在南大教“唐人七绝诗论”， 他为什么讲得那么好，就是用自己的心灵去感触唐人的心。心与心相 通，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而不是《通典》多少卷，《资治通鉴》多 少卷这样冷冰冰的材料所可能记录的感受。”2 这些话适可与程先生的上述评论相参。 此外，沉先生的研究又特别善于运用比较之法。比如她的《唐人七 绝诗浅释》，“把入选的诗篇分成正文和附录两类，挑出若干首作为正文， 按时代先后排列，而把另外一些在某一个或几个方面可以与正文进行比 较的作为附录，在分析时先正后附，连类而及”。3至于在对许多作品的 具体分析和评论中，从纵横不同的角度所作的比较更是随处可见，细致 入微，颇能彰显其研究特色。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学界兴起中国古典诗词鉴赏的热潮，其中当然有客观上的原因，但沉先生的《唐人七 绝浅释》和《宋词赏析》无疑已成为领导这一潮流的代表之作。 程千帆先生思想学术的背景和渊源，可以追溯到湖湘学派。湖湘学 派始于南宋，至晚清不仅先后崛起一大批军政之绩显赫、叱咤风云的人 物，而且更涌现了魏源、郭嵩焘、王闓运、杨度等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 学者，并养成通经致用、政学相贯和道德与治术相结合的湖湘学术精神。 程先生一生虽以治中国古代文学为主，虽并不反对所谓为学术的学术， 然又总是“特别强调研究古典文学的同志要重视现当代文学”，认为“关 心现代当代文学，就是关心人民。因为它提出了有关人民命运的问题。 如果文学创作不能回答人民生活当中的问题，那要文学干什么？而古代 文学之所以值得我们今天这样尊重，除了它不可企及的艺术成就以外， 正因为它们关心人民生活，提出或者回答了人民在生活当中提出的问 题。”1这种对学术关注现实的提倡，与湖湘学术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 程先生的学术思想还曾直接受到王闓运的影响。其论诗在某种程度上也 得益于王氏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如王闓运论诗标举汉魏六朝诗歌，而程 先生编《古诗今选》，所选诗歌也自汉魏始。又，程先生论诗每好引《湘 绮楼说诗》《湘绮楼日记》和《王志》等，也透露出个中消息。吴白匋 先生《寄千帆》诗有曰：“湘绮高文一脉传，襟怀鸾翮欲翔烟。”2当并 非虚誉。 程先生又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尤其在诗歌的创作与研究上，更是自 幼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程先生的叔祖父颂万先生于光绪间与曾广钧、 易顺鼎齐名，称“湖南三诗人”；父亲穆庵先生则专攻宋诗，尤精后山。 程先生幼禀庭训，少年即通声律，被十发老人称之为“诗笔清丽，自由天授”，1而在堂伯父君硕先生办的私塾中读书时，君硕先生强调知能并 重，一方面让学生认真地通读《论》《孟》《诗经》《左传》《礼记》《文 选》《资治通鉴》《日知录》等许多经典著作，另一方面又很重视诗文写 作方面的训练，每天写日记，每周作文，记下自己的日常生活和读书心 得。这种浓厚的诗学氛围和严格的读写训练，为程先生打下了很好的传 统学术的根柢，也对他后来致力于诗学以及形成其独特的诗学思想，产 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除了家学渊源，程先生在金陵中学和金陵大学求学期间，还接受过 系统的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的教育，像哲学、逻辑学、中外历史、社会 学、经济学和法律等课程，他都曾认真地学习过；新诗和白话文的写作， 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三十年代的南京的高等学府中，大师云集，程先 生得以受业门下，亲承音旨，转益多师。据程先生后来回忆，他曾经“从 黄季刚（侃）先生学过经学通论、《诗经》《说文》《文心雕龙》；从胡小 石（光炜）先生学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文、《楚辞》；从刘衡如（国钧）先生学过目录学、《汉书艺文志》；从刘确杲（继宣）先生学过 古文；从胡翔冬（俊）先生学过诗；从吴瞿安（梅）先生学过词曲；从 汪辟疆（国垣）先生学过唐人小说；从商锡永（承祚）先生学过古文字 学”；又“曾向林公铎（损）先生请教过诸子学，向汪旭初（东）、王晓 湘（易）两先生请教过诗词”2。这些广泛而又深入的学习，不仅使程先 生的朴学根柢愈益坚实，而且也使他对现代科学思想方法的认识不断加 深，尤其是黄季刚先生讲《文选》与《文心雕龙》，强调必须将二者合 观，纔能得见当日文学创作与批评之实；胡小石先生讲文学史，非常注 重对文学作品的感悟和会心，都对程先生学术思想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其他像虽不曾做过程先生的老师但先生后来始终以师礼事之的刘永 济先生，论学也兼重理论和创作，对程先生有积极的影响。刘先生早年 在长沙明德中学任教时，即与十发老人有过来往，程先生后来到武大任 教，又是刘先生介绍的。直到程先生晚年，每言及刘先生，语极推崇， 自谓“从刘先生二十多年，得他教益最深”1，并撰《刘永济先生传略》， 对刘先生的学术成就评价很高。2刘先生的观点和看法，与程先生古今中 西结合、考据与批评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创作相结合的学术思想之间的 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再像以诗人、散文家而兼学者的朱自清先生，也 主张文学研究应当考据与批评相联系。四十年代初，程先生在四川时与 朱自清先生曾有过交往，程先生当时所撰的一些文章，也曾呈请朱自清 先生指教，得到朱先生的称赏和“不断的鼓励”（沉祖棻先生语，参《古 典诗歌论丛后记》）。这些，对程先生坚定自己的学术路向，也起过一定 的作用。 深厚的家学渊源和特定的学术背景与师承关系等等，无疑是奠定程 先生学术成就和影响其学术思想的重要因素，然仅此当然还不够。我们 曾仔细地寻绎程先生一生走过的学术道路，深感程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始 终具有一种不倦的追求，始终具有一种对理论和方法的敏锐和自觉，这 种不断的追求和强烈的自觉意识与他的朴学根柢和对现代科学知识与 方法的学习等因素结合起来，使他不但总是能够站在学术发展的前列， 在校雠学、中国古典诗学、文学史和史学等多种领域取得杰出的成就， 而且明确地提出了文献学和文艺学完美结合的学术思想和方法。 程先生的治学，是从校雠学入手的。早在 1939 年，他就出版过《目 录学丛考》一书，后来，他与徐有富合作完成的《校雠广义》，对包括 版本、校勘、目录和典藏等在内的校雠学，做了全面的描述。诗学研究 一直是程先生学术研究的重点。他所撰《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1和 《闲堂文薮》诸书，在诗歌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别人没有提过的看法， 尤为学者推重。他又有《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将历史材料同文 学的考试制度结合起来，从一个侧面对唐代文学发展的背景和原因作了 深入的探索。程先生在武汉大学时，因为教学的需要，曾撰写过一部断 代文学史（《宋元文学史》）和一部《汉语文学通史》。2晚年与吴新雷先 生合作撰写的《两宋文学史》，即是在前书的基础上撰成的，其识见的 精到和论述的深入细致，治宋代文学史者，迄今无以过之；而与程章灿 合作完成的《程氏汉语文学通史》，较之一般的文学史，则补充论述了 八股文、对联、游戏文字等一些过去文学史上所未及的内容。其他像程 先生做《文论十笺》，运用现代的文学理论，解读和建构中国古代文论 的体系；编《宋诗精选》，以选本的形式表达他自己读宋诗的心得，等 等，也都深具特色。 程先生的学术思想方法，他晚年自己作过一个总结。他说：拿搞文学的人来说，我们最注重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材料，称 作文献学；另一个是对作品本身的艺术思考，叫作文艺学。真正好的 研究成果，往往是将文献学与文艺学两方面相互结合、渗透、协调在 一起所取得的。在材料上要考证清楚，尽量使它没有问题，靠得住； 在艺术分析上，要深入到作家的内心世界，将它发掘出来，成为一般 读者可以感觉到的东西。这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当然很困难，不是 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但一定要考虑到这些方面。1 这些看法，实际上凝聚了程先生一生的学术思考。正是：“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对程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傅璇琮先生曾作过一个评价，他认为程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方法以及体现这些方法的著作，“将在我国的 古典诗歌研究学术史上占有特定的位置，其意义及经验必将日益为学界 所认识和汲取。程先生在三十年代曾受到南京几位国学大师的教益，'厚 德载物’，他的学问基础的深厚即来自源远流长的传统。而程先生在此 后又逐步接受了科学的世界观，并且恰当地运用了中外关于研治人文科 学的新理论，这样他就在传统的治学路数上融汇入现代科学的成果，特 别是他在七十年代后半期直至现在，他的传统与现代科学成果结合治学 思路已较原来的考证与批评结合更富时代性，在学术层次上更有发展。 这不但体现在程先生近十余年来问世的几部专著上，也表现在他与（周） 勋初先生一起，陆续培养出已斐然有成的好几位博士、硕士研究生身上， 因而形成南大古典文学研究那种沟通古今、融合中西，于严谨中创新的 极有生气的学风。”21998 年，徐公持先生在回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 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时，也认为，在老一代学者中，能够“以耄 耋之年，仍奋发有为，撰述不止，再现学术雄风”的，当以钱钟书先生 和程千帆先生最为代表。3如何认识和评价程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学术上的 作用与地位，也许还可再讨论，但傅先生和徐先生的看法实不容忽视。 程千帆先生处在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而能顺应时代的潮流，以其独特的个性和品格，融合新旧，创造性地完成了自身思想与学 术的转换，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创建， 也对整个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和 作用，是无疑的。 周勋初先生师从胡小石、汪辟疆、罗根泽、方光焘、张世禄等先生， 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这就使他既在传统的学术如文字训诂、目录 学、经学、诸子学、史学和文学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确定了其 学术发展的路向，同时也在现代学术如哲学、语言学和文学理论与方法 等方面，获得了广泛的知识。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所遭遇 的政治、社会以及其他方面的波折似乎很多，周先生也不能例外，但是， 他强烈的敬业精神和对学术的不倦的追求以及超乎常人的勤奋，使他能 够始终不为外界的干扰所动，故能在楚辞学、诸子学、目录学、史学、 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和学术史等方面，多所成就，并形成了自己宏观与 微观相结合、博通与专精相结合、闳大与细密相结合的治学特点。周先生的读书治学，经史子集、古今中外，涉猎领域十分广泛，视 野极为开阔，观点多新颖闳通，而风格则极为细密。这当然是与周先生 敏锐、弘毅和沉稳细致的性格有着密切联系的，然同时也可见出一位纯 粹的学者所应有的质量。周先生的许多研究，所解决的常常是文学史或 文学批评史上的某些带有宏观性或普遍性的问题，然而落笔之处却可能 是很细小的，由细微处生发，以小见大，从微观中见宏观。读他的文章， 你会觉得，他总是能够对研究中所涉及的各种文献资料进行综合考察， 融会贯通，然而在具体的考察和分析论证过程中，却又能条分缕析，缜 密细致，因而往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比如周先生撰写《魏氏“三世立 贱”的分析》一文，他首先注意到《三国志》卷五《魏书·后妃传》裴 松之注引孙盛的一段话：“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贱。”并对魏武帝曹操、文帝曹丕、明帝曹叡三世后妃的出身进行分析，赞同 陈寿关于曹氏父子三世立贱的目的是要避免重蹈东汉覆辙，防止王权旁 落外家的看法。接着周先生进一步指出，曹氏此种做法实际上反映了曹 氏家族不拘东汉以来礼法传家的旧规，看重实际才能，不讳生活享乐、 洒脱不羁、行为放荡的新的生活态度、观念和风气。他们一方面感慨时 世，哀乐过人，渴望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又不废声色之乐，追求物质 享受，突出地表现为好美色、好游宴，任情而为，不受礼教约束。而这 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是既抒发征戍之苦和英雄之慨，又多写游宴之乐 和男女之情。所谓建安文学的风骨和特点，如果不能从曹氏集团的上述 生活环境、态度和风貌去理解，那是难以有全面认识的。周先生在此文 中的论述，就是这样从曹氏被人诋为“赘阉遗丑”之所为的生活习气入 手，给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建安风骨的内涵和这一时期文坛风尚的变 化，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再如，周先生写《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 “折衷”说述评》一文，所涉及的学术领域很多，这既需要对儒学、佛 学和玄学的思想方法有深刻的了解，又要具备辩证法等现代哲学的知识； 既要对《文心雕龙》这部体大思周的理论著作有完整和深入的把握，也 要对自上古迄齐梁以来的文学史发展的进程十分熟悉；否则似很难措手。 周先生的文章从“折衷”说的理论渊源的追溯谈起，认为“折衷”说不 但是刘勰所推崇的儒家士人的思想准则，而且也是儒家的一种重要的思 考和研究方法。接着周先生分析魏晋玄学兴起对士人分析事物能力的提 高，并指出正是这种历史和思想的背景给刘勰的“折衷”手法的运用， 具体说就是裁中、比较和兼及的手法，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和条件。 然后， 文章围绕与“剖情析采”紧密相关的“风骨”、“体性”、“熔裁”等一系 列概念，分析刘勰运用“折衷”说所进行的横向比较和具有辩证色彩的 表述；继之，又抓住刘勰的“通变”的观念，论述其从纵向的角度展开的文体或文学承传过程的描述和对各种文章要素之间联系的揭示，刘勰 “折衷”说及其所反映的儒学的主要倾向也就很明白了。文章从多方面 多角度综合考察，而又层层剖析，深入细致，思理绵密，有强大的逻辑 力量和鲜明的理论色彩。其他如《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 的演变》《文赋写作年代新探》《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九歌新考》《诗仙 李白之谜》等等，凡所著述，无论是论文或专著，率皆体现出上述治学 方法和特点。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发展，实由章太 炎等先生开其端，然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鲁迅、胡适等先生的贡 献并不专在学术。王国维、陈寅恪、黄季刚、吴梅、胡小石、罗根泽、 汪辟疆、刘永济、沉祖棻、程千帆、周勋初等先生，则主要是以学术成 就而著称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先生的学术影响极其广大1，原 不必归入某学某派，然其与“东南学术”因缘甚深，是没有疑问的。自 晚清而现代，由章太炎先生所开启的一脉学统，由黄季刚先生承之，加 之吴梅、胡小石、罗根泽、汪辟疆、刘永济等先生的多方开拓，再助之 以刘师培、鲁迅、胡适先生，代代相传，遂有以程千帆、周勋初等先生 为代表的“东南学术”传统在当代的不断发展和创新。这一学统的特点， 在我们看来，不是别的，正是把学术研究与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传承责 任的自觉担当结合起来，把对清代以来的传统学术思想和方法的传承与 对现代西方思想理论和方法的借鉴结合起来，把文与史、文献学与文艺 学的方法结合起来，知能并重，不断创新与开拓，从而纔能自立于学术 之林的。 “东南学术”及其所展现的学术精神，必将继续传衍发展，生生不 息，日益光大！ #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文化论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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