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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0月22日，晋察冀军区首长呈报中央军委、中央工委的电报中，提出清风店战役“经两日夜激战，已于今晨被我全部歼灭”，“现石门（石家庄）仅有三个正规团及一部伪军，我拟乘胜夺取石门，军委是否批准此方案，请即复”。 中央军委接到这个电报后，于10月23日，复电晋察冀军区、野战军首长：“我军应于现地休息十天左右，整顿队势、消除疲劳、侦察石门，完成打石门之一切准备”，“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 石门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河北省会石家庄。
晋察冀军区、野战军攻打石门的请示批准后，即着手开始制定攻克石家庄的战役行动计划。 当时石家庄市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是个什么状况呢？ 1、从石门到石家庄石家庄，在20世纪初原是隶属于直隶省获鹿县的一个小村庄，面积不足0.1平方公里，仅有200户人家，600余口人。 1902年，由法国和比利时投资兴建的芦汉（京汉）铁路修到了石家庄，并在石家庄设立了车站。因石家庄村户极小，遂以不远的“振头”作为站名。 1903年正太（今石太）铁路动工兴建后，为了避免在石家庄以北、正定以南的滹沱河上架桥，以减少费用，正太铁路起点遂由正定改为振头站。 芦汉、正太铁路的修筑，诱发了石家庄周围工商业、服务业、金融业的迅速发展。 到1925年，仅京汉铁路以西的石家庄村街区面积已扩展到1.8平方公里，并与铁路以东的休门连成一片，小城镇的雏形初步显现。 同年8月，北京民国政府在全国推行城镇自治时，将石家庄村与京汉铁路以东的休门、栗村合并，扩展人口至33077人，设立“石门市”（这种“市”仅是一种城镇自治模式，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城市”)。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普通市组织法大纲》和《特别市组织法大纲》，正式将“市”作为一种行政建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因“石门市”达不到建市条件，改立“石门镇”。 在此前后，一批近代工业，如正太总机厂（今石家庄车辆厂前身)、大兴纱厂（即石家庄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今石家庄第七棉纺织厂)、井陉煤矿、石家庄炼焦厂等相继创建，依托铁路运输而生的转运。 货栈、棉花购销公司、煤店粮店等各类商业日益繁荣，电信、邮政等公共事业及石门地方法院、石门地方检察院、石门特种公安局、石家庄统税管理所、石门区税务征收专局、石门屠宰检验税局、西南区矿产税务局、河北第九区烟酒稽征分局等社会管理机构相继设立。 至1937年6月，石家庄已经取代获鹿城，获得了晋冀两省之间物资集散地的地位，并且取代正定城，逐步成为这一地区的交通、邮政、通讯中心。
同时，因各行业工人、商人、店员源源涌入，驻军、各类行政机关、工商税务以及各界官员、随员不断扩充，石家庄总人口发展到72100多人。 1937年10月日本军队占领石家庄后，为把石家庄培植成为其长期占据华北的军事基地，于次年1月15日成立伪“石门市政公署筹备处”。 1939年10月7日，伪华北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以“石门地当冲要，居京汉路中枢，正太路起点，物产集中，工商荟萃，人口虽不足三十万，而政治、经济具有特殊情形”为由，批准设立石门市，并于随后制定了容纳50万人的《石门市都市计划大纲》。 按照这一“大纲”，伪政府开始大规模兴建城市基础设施，包括新建、拓宽、翻修市区街道，在主要街道修复和安装路灯，完善市区排污设施，修建自来水管网和公园，扩展邮务、电话和电信事业，修筑石家庄至周围各地的公路网线等。 1941年，石德铁路（石家庄至德州）建成通车，进一步提升了石家庄的交通地位。同年，伪政府将正定、获鹿所属之50余村庄划入市区。此时，全市共分为6个区，人口增加到31659户，166773口。 抗战结束、国民党胡宗南部第三军进驻石家庄后，国民政府内政部于1947年7月正式批准石门设市。石家庄遂成为当时河北省仅有的两个建制市之一。 1947年，按照国民政府规定，石家庄市共辖6区，面积121.8平方公里，人口217327人。与当时其他城市的人口相比，石家庄市也算是大城市了。 2、我党占领城市的尝试1930年红军虽曾一度攻入湖南省府长沙，但限于当时条件，红军显然无法在长沙立足，自然谈不上城市建政和管理的问题。 并且，在根据地中，中共还曾进行过创建“市”制的若干尝试。 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曾规定了苏维埃式的“市”建制及“市政府”的组织法则。 1937年1月，中共将肤施县城区改划为延安市，并于同年10月成立了延安市政府。 1942年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各乡市政府组织暂行条例》，从法律上规定了面积人口等同于乡的“市”制。 问题是，所有这些“市”，其居住人口、经济活动、基础设施与中国当时其他的城镇并无多大差别，因而很难称得上近代意义的“城市”。 仅以城市的最重要标准——非农业人口数量来讲，延安市在1941年时仅仅有居民1845户，5029人，1946年时才增长到2675户，12371人。
而当时国民政府规定的设“市”人口标准一般为20万人。 实际上，延安市也在1949年3月并入了延安县。换言之，在成立以来的20余年内，中共基本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建立过城市政权或管理过城市。 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在中共七大上讲：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共中央虽然再度萌生了大规模夺取城市的念头，实际上也乘苏联出兵满蒙之机，其晋察冀部队和东北部队占据了张家口、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等少数城市，但是，盟军禁止中共接收日占区的命令及国共军事冲突的不断加剧，逼迫中共很快放弃了上述设想，并再次将着眼点完全集中到了农村区域。 就连已经占领的城市，有些（如张家口承德等)也被国民党军队夺去，有些（如哈尔滨等）则面临着不保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动员占领区内的各种人力、物力资源，以保障战争顺利进行继续成为中共第一位的工作任务和目标。 与农村根据地相比，张家口(1946年11月之前)、哈尔滨等城市同样需要首先承担提供“物资兵员”和进行全方位社会动员的任务。 并且，因为这些城市随时可能被国民党军队夺去，为“赶快抓一把物资供给战争”，中共军队一般会将这些城市中国民党政府经营的企业及非民族资本的企业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或没收运走，或分一部分给贫民，对不可能搬运的铁路、公路及可用于军事的重要设施，如工厂、码头、车站等则进行破毁，当时被称为“搬运”政策。 相反，区别于农村而又为城市所特有的诸如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商业贸易、社会服务以及社会秩序等则不得不被降低到次要的位置。 例如，在晋察冀军队于1945年9月至1946年10月间占领的察（哈尔）北重镇张家口，晋察冀中央局并未如同进入其他城市那样立刻实行大规模的“搬运”政策，并很快意识到了“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试图进行建设。 但在实践中，其主要工作仍然是动员工人、贫民，动员手段仍然是反奸、清算增资等，就连行政管理也采用了与农村县一区一村相近的、便于进行广泛社会动员的市——区——街以及闾、组等诸多层次。
再如，在国共两党全力争夺东北、东北中共党政军机构在大城市无法立足的情况下，在1946年4月底占领哈尔滨市前后，中共中央再三提醒东北局：
结果，大批干部被分配去领导战争及农村土改工作，只有极少数干部留在城市，从事城市工作。如当时哈尔滨市内来自根据地的干部只有140人。 如果将城市工作干部多寡视为中共重视城市工作程度的一种标准的话，那么与哈尔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接收石家庄市时，晋察冀中央局与边区政府从各根据地抽调的干部到1948年5月达到了1660名。 1948年11月接管沈阳时，虽然“准备时间非常仓促”，但东北局抽调的干部仍多达4000名。考虑到各个城市的人口规模，石家庄、沈阳、哈尔滨3个城市的中共入城干部与各该城市人口比例大约分别为1：131、1：274和1：4554。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占领哈尔滨市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城市工作并没有上升为中共工作大盘子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3、要不要打石家庄？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军队开入华北，先后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根据地。抗战胜利后，晋察冀主力部队依据“向北发展”的策略，攻克了当时察哈尔省首府张家口，晋察冀中央局、晋察冀边区政府等机关也随同进入该市。 对于位于晋察冀南端的石家庄市，晋察冀边区第四分区地委及分区司令部于1945年8月中召开会议，提出了抢占石家庄的具体设想，并宣布王昭（时任冀晋区党委副书记）为石家庄市长，“统一组织领导接收石家庄市的一切事宜”。 随后，冀晋军区部队攻克外围数处据点，包围石家庄，并派人入城与日本军队接洽受降事宜。 但因为驻守石家庄的日军拒绝向中共军队投降，国民党军队很快进驻该市，晋察冀部队准备从日军手中接收石家庄市的计划未能实现。 1946年10月，晋察冀野战军在察哈尔、绥远等地对国民党作战失利后，被迫撤出张家口市，转回冀中进行全面整训。 次年1月和4~5月间，晋察冀野战军接连发动保（定）南战役和正太战役，基本扫清了石家庄外围的据点，切断了石家庄同保定、太原的联络，使该市成为一座“陆上孤岛”。
1947年秋，为配合东北野战军发动的秋季攻势，晋察冀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部署，于10月11日发起了保（定)北战役。 但战役进程并不理想，国共两军在徐水东北地区形成胶着、对峙局面。国民党方面这时误以为在保北抓住了晋察冀野战军主力，故命令驻守石家庄的罗历戎率第三军主力迅速北上增援，对晋察冀野战军实施南北夹击。 在接获罗历戎离石北上的情报后，晋察冀中央局与野战军司令部抓住这一偶然的战机，将主力迅速从保定以北撤出，一昼夜行军75~120多公里，在保定以南之清风店兜头拦住罗历戎，将其围歼。 乘国民党石家庄市守军遭受意外重创之机，晋察冀方面立即向中央军委和中央工委请示，要求“乘胜夺取石门”，并得到正在就近指导晋察冀工作的中央工委的基本同意。 中央工委还向中央军委说明攻打石家庄的有利条件：
肯定是考虑到晋察冀野战军一年前刚刚在张家口、大同等城市攻防战中接连失利，此时与本地区国民党军队相比实力并不占优，中共中央军委并不赞成以占领石家庄为目的的攻城计划，而更倾向于“不但集中主力九个旅，而且要集中几个地方旅，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将重点放在打援上面”。 并且，晋察冀野战军的许多干部战士也未曾预料到现在就要攻打石家庄。 他们担心，石家庄不但战略地位重要，而且“是一座坚固设防的城市，攻取这样的城市，在我军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因而也就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还有，我晋察冀战场刚刚在清风店打了一个好仗，敌我形势有所改变，士气正旺，马上就去碰石家庄这个硬钉子，万一打不下来，就会像当年丢掉张家口一样，挫伤士气，给我华北战局再次带来不利影响”。 经过权衡，晋察冀中央局与野战军司令部不仅做好了攻城与打援两手准备，而且充分估计了战斗激烈程度及国民党平津、保地区可能出动之援军等变数，谨慎地估计攻克石家庄的时间以半月以上为期。 4、解放石家庄的过程1947年11月4日，晋察冀野战军攻城部队从定县地区开拔，迫近石家庄外围，进行最后的战前准备。 11月6日零时战斗正式打响后，晋察冀军队一部迅速攻占机场，切断石家庄市与外界唯一联系通道，另一部克复石家庄市东北重要制高点云盘山，炮击发电厂，切断所有电源，致使电网失去效用，迅速逼近第一道重要防线外市沟。 迫近外市沟后，按照既定战术安排，晋察冀部队和民兵等经过一天两夜的土工作业，至8日晨，地下冲击出发阵地和交通壕已推进到距外市沟百米以内，隐蔽的坑道已经挖到外市沟外沿，所有人员、马匹全部转入地下，对方之地面和空中火力均难构成威胁。
8日16时，各部队运用爆破法，把外市沟炸成缓坡，突入对方前沿阵地，然后迅速向两翼发展。至9日晨，内外市沟之间的据点全被拔除。10日16时，在各种大炮按照不同火力对守军远近工事进行轰击的同时，内市沟亦被爆破。在硝烟中，各支部队相继突过内市沟，迅速向城区推进。 进入城区后，为避免沿街巷直线前进可能造成无谓的伤亡，各部队以班排为战斗单位破墙穿院，向纵深施行迂回、包围。 11日晚，各部队逼近第三道防线，并意外地活捉了石家庄市警备司令、第32师师长刘英，其他守军顿时群龙无首，战斗力自然大减。 至12日中午，因国民党北平行辕和保定绥靖公署未曾派出任何地面部队救援石家庄，晋察冀部队得以专心全力攻城，最终以伤亡6147人的代价，全歼国民党守军2.4万余人，一鼓作气攻克石家庄全城。 对于自内战开始后中共从国民党手中夺取的第一座建制市城市，朱德誉之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4、要不要占领石家庄的争议中共进据石家庄市后，是否继续将占领城市作为一种策略性行动或“当作旅馆暂住”呢？ 如果不是，又如何估计石家庄市的形势，并据此考虑改变以往的“搬运”政策而代之以新的方针呢？ 换言之，在当时国共双方实力相差依然比较悬殊，在1947年12月毛泽东还强调“先取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以及“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和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等作战原则的情况下，能否“最后地保守”住华北军事重镇石家庄市，对石家庄是否改变以往的城市方针？确是当时中共必须解决的一个新问题。 当然，类似的疑问在1948年下半年中共实力超过国民党，开始大量攻占城市后就不会存在了。 占领石家庄市一周后，在综合分析1945~1946年晋察冀中央分局在张家口市的做法及其经验教训与华北地区形势的基础上，刘少奇估计，现在国民党军队已不再处于攻势，“石家庄不可能被抢去了”，失去石家庄后，国民党的持续轰炸也“证明了蒋介石自己已相信不可能再拿到石家庄了”。 既然极有把握长期占据石家庄市，刘少奇便要求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必须抛弃以往临时占领城市时采取的“搬运”政策，而代之以“长期建设方针”。 他还警告说：
随即，石家庄市政府于1947年11月24和27日连续在《新石门日报》发表社论，公开宣布：“石门市永远属于我们人民了”，“我们的方针和任务就是作长期打算，医治创伤从事建设，把它建设成为一个民主的和繁荣的新城市”。 5、“建设”还是“搬运”？问题是，要让前来参加接收工作的中共一般党员干部的思想意识在旦夕之间彻底完成从“搬运”到“长期建设”近乎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不大可能。 况且，他们过去长时间里都以农村根据地为工作重点，须臾考虑到城市工作时也是以服从和服务于农村工作为出发点的。因此在进入石家庄市初期，他们不会想到，也不大可能注意到城市的集中生产的功能和特点，对长期建设石家庄方针的具体执行难免大打折扣。 更重要的是，因为过去没有过在“长期建设”城市方针下接管城市的经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在石家庄市分别设置了直接隶属于自身的两套机构，即专门负责“敌伪物资”接收处理工作的“石门市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与负责管理该市的市政府，二者权力平等，互不统属。 结果，前者在接收物资时难免忽略城市的管理与建设问题，而后者为建设石家庄计，在做出相关决策后又没有权力要求前者服从于自己的目的，“长期建设”城市的方针也就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例如，在入城初期市内各区，尤其是工厂区和铁路遭到飞机连续一星期大肆轰炸的情况下，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估计：
据此，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内部曾就大兴纱厂、铁路大厂、修械所、汽车工厂等石家庄市仅有的几家较大型现代化企业是否搬迁、搬往何处等问题多次讨论。 对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的做法，虽然石家庄市委并不赞成，认为“既然建设石家庄的方针确定了，接收人员只能接收，不能搬走。市委下也应有工业局”。 但结果是，不但大兴纱厂的两个车间，即布场和毯场分别搬到了桥西七里湾和内外市沟之间的范谈村，而且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还曾计划在获鹿县的山沟里投资边币65亿元（以当时米价每千克2400元边币计，合小米2333.5万千克)新建分厂，后来山洞虽已挖好，但形势发生变化，已不再需要搬迁，大兴纱厂才最终被留在原地恢复生产。 有鉴于此，1947年12月14日，刘少奇再次分析了石家庄市周围的形势，强调“石家庄的位置是在根据地内部，同时在时间上说，它是在大反攻以后解放的。这两个地点与时间的条件，说明我们一般的能守得住，敌人如想再占石家庄是很困难的”。
至此，“长期建设”城市的方针才大体上确立下来。 也正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共在石家庄市的建政与管理实践才有了与以往其他城市相比崭新的特点和意义，石家庄市也成了中共将工作主阵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一个最初起点与重要试点。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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