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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4日（农历正月十四），对我来说是那么地无情和悲伤。已是冰融雪化时，犹有寒流涌……因为，就在这一天晌午的12：58分，我亲爱的父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永远离开了我们……在衔悲整理父亲的遗物时，重新捧起他老人家2008年亲力亲为厘定、编纂上中下三册总计70万字的系列丛书《兰生的历史足迹》。 摩挲良久，不由想到年届八旬的老父亲，不顾老迈年高不辞辛劳念兹在兹花费大半年时间，张罗这本融“资料汇编”“媒体报道”“人物通讯”为一体的自费出版“工程”。 父亲在该丛书前言的起首，坦陈道：“我是个年过八旬的老人，在兰生公司(前身为上海文体进出口公司)整整任职20年(1983年至2003年)，保存了大量报道兰生公司的文字资料。这些资料，真实地记录了兰生公司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应运而生，及其成长和发展的轨迹。在记念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萌发了我的怀旧情结，想把这些具有历史价值的资料请行家分类整理，编辑成册……”
父亲在陈述汇编这套内部资料的初衷和目的时说，是想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留下一点记忆，为对“兰生现象”有兴趣进行研究的人提供一些现成的资料。 老人家语重心长地表示：“没有改革开放的英明政策，没有各级党政领导的关心和帮助，没有全体'兰生人’筚路蓝缕、继往开来的进取，没有社会各界给予的支持，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兰生’”。 或许对普通读者来说，《兰生的历史足迹》不过就是“经济半小时”一类的读物。但作为其子女，我是觉得对于一个八旬老人自掏三万多元，执着地去完成融入他长达半个世纪“外贸人生”感悟与情怀的“编年史”，其意义绝非报道的“过去式”和一般的数据概念那么简单。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父亲和他的兰生（集团）有限公司创下了多个第一：全国第一个以经营者个人名字命名的国有企业；全国外经贸系统第一家股票上市公司；首创以外销合同为中心的核算责任制；在全国外经贸系统内最早建立出口规模与经济效益并重的运行机制；经济效益名列全国同行之首。 作为在中国经济行情“第一窗口”的上海外贸系统深耕半个世纪的父亲，他当然深谙所谓国民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投资、消费（内需）和外贸的相互逻辑。凝聚他一生职业操守、良知和感悟的《兰生的历史足迹》，不仅寄寓自己人生情怀，更是一个“外贸老兵”坚守对外开放造福人民的发展理念，对历史与未来的真情表述。 掐指算来，2003年父亲真正从兰生（集团）有限公司领导岗位退下来已届七十有六。当时他风轻云淡地说：“我不过是兰生公司的一员罢了。”仿若一首诗中的描述“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去”还是“留” 关于当年父亲为何能“超龄服役”？书中收录的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编印的《人生，永远的考试》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1985年初冬。夜幕已降临。当海关大楼的钟声“当、当、当”地敲了6下时，匆匆下班的人流便消失在夕阳西下的暮霭中。 在上海市外经贸委的办公楼里，会议室的灯光仍然亮着。党委领导还在研究着干部问题。此刻，只剩下父亲职衔上的任免问题了。外经贸委干部处长介绍着他的有关材料。 其实，对张兰生这位“外贸老兵”也不用介绍。在座的各位对张兰生的情况都很熟悉：1948年参加革命，次年入党，上海解放不久，便开始从事外贸工作，曾出任过驻巴基斯坦使馆的商务参赞处秘书，还担任过上海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和上海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的副经理，现任上海文教体育用品进出口公司副经理。 那时，主持工作的黄副经理已办了离休手续，公司急需有一位主持工作的经理。从各方面的条件看，张兰生是无可非议的最佳人选。他业务熟，威信高，群众信得过。自从1983年文体公司从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分出独立建制以来的两年多时间里，张兰生以他的智慧、精明和魄力，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政绩。 可眼下令在座各位举棋不定的是他也已经57岁了。这是个不太适宜升迁的年龄。因为那时起，已比较强调干部要“四化”，尤其对年轻化这条标准卡得更死：超过50岁不提正职，超过55岁退居二线。这两条硬扛扛他全超过了。也就是说，张兰生理应属于“一刀切”的对象。 对于执行政策的人来说，“咔嚓”一刀，倒也干脆利落，既照章办事，又留有提拔新人的空间。然而，在宏观理论上显得顺理成章的，未必在微观实际中合情合理，尤其是在外贸这个窗口行业，失之毫厘则差之千里矣。 记得当初文体进出口公司成立时，也遇到了年龄问题。只不过当时执行的相对宽松。那时，分家的消息传开之后，公司内议论纷纷，人心惶惶。轻工进出口公司一年创汇3亿多美元，而文体进出口公司只有1亿，轻工出口相对来说大商品多，如“三转一响”中的“三转”——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等，而文体进出口尽做些运动器材、球衫箱包、文件夹、回型针之类的小买卖，客户开的订单往往五花八门，经营起来既费力又无大赚头。 讲究实惠的人又有谁愿意去文体公司呢？为安定人心，当时的外贸局党委决定，还是派几位年纪偏大的干部去挑大梁。其中就有张兰生的名字。 这厢边的会议现场又陷入了两难境地。此时尽管人们的肠胃已在咕咕地发出抗议，但谁也不愿先表态。“我看就破一个例，让张兰生干吧！”党委书记似乎猜透了大家的心思，终于率先表态了。书记讲话还是蛮有水平的，语气是征求式的，实际却有拍板的意思。主任会心地点点头，补充一句：“要让他干，就干正职，名副其实地干”.....于是，父亲因超龄缘故幸免“一刀切”，名正言顺地当上了公司“一把手”。 这位“外贸老兵”真的就如领导所期许的老骥伏枥吗？面对上级领导的信任与嘱托，父亲深感肩上担子重似千斤。 而1970至1974年正是他年富力强干事业的黄金年龄段。父亲带着年方十七的我去黑龙江逊克县边疆公社插队，还担任了团结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在许多人看来，我可能会被“顺水推舟”—入团、入党、提干、上调。可一切都沒有按常人的想象而发生。
“改”还是“休” 一些不明内情的人，至今以为文体进出口公司更名，是父亲谋名牟利而出的主意。且容笔者细细道来——1992年初，文体进出口公司在外高桥保税区设立一家子公司、公司领导班子讨论取名时，时任公司党委书记杜承平脱口而出：“就叫兰生公司好了。”话音刚落，这个建议当场就被父亲断然否决。 1993年6月9日，黄菊市长在全市外经贸工作会议上，在谈到发展大外贸、深化外经贸体制改革时，指出专业外贸公司的名称可否考虑改一改？如文体进出口公司，是否可改为兰生公司？ 黄菊市长的讲话，使公司领导班子坚定了更名的决心。经公司上上下下酝酿讨论，一致同意改名为兰生公司，使公司从计划经济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在市场经济的广阔天空中自由翱翔。 此事立即得到了吴邦国、黄菊等市领导的支持与赞许。有人认为，不就是改个名嘛，我也行。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不同于私营企业，国有企业更名的目的不在名称本身，而在于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改革发展的新路子，发挥名人效应，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收录书中的一篇文章认为，从具体命名来说，似乎也要具备三个条件，而张兰生已具备了，这就是你得拿出身家性命休戚与共地与你的企业“捆绑在一起”。 从1983年文体公司成立至1993年的十载春秋中，父亲始终是公司的主心骨，是开创者，公司每一项重大决策和成功，无不凝聚着父亲的智慧和汗水，父亲和文体进出口公司荣辱与共紧密相连。 是否能在行业内外拥有较高的声望，也是能否更名的一个重要条件。有媒体认为，十年来，在外贸体改和业务发展方面，张兰生事事走在外贸领域的前列，经营业绩的年均增长率遥遥领先，个人声望越来越高。他多次被评为全国、外经贸部、上海市劳动模范或优秀企业家，全国“五一”奖章获得者，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他所领导的企业，几乎年年被外经贸部和上海市评为先进单位或优秀企业，1989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外经贸系统首批国家二级企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全国外经贸系统最有名望的企业家之一。 但父亲以他从21岁，共和国元年就踏入外贸的工作阅历，深知“两头在外”（原材料和销售市场放在国际市场）的现实意义及未来愿景，深知不断拓展外贸路径不啻拓展勤劳而又智慧的人民群众充分就业，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过上岁月静好的体面生活。 因此，父亲在人生的“奔六”路上，在“去”还是“留”的抉择中，义无反顾，迎难而上，接受精力与智力的双重挑战。
兰生公司所以被命名，还在于在父亲带领下公司创造的业绩。 文体进出口公司成立的1983年，出口创汇仅1.3亿美元，位居全市外贸部门第13名。以后，该公司出口连年递增，出口名次每年上升1位，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升至全市第3名，出口3.35亿美元。 在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文体进出口公司年年盈利数千万元人民币。 1983年至1987年的国家外贸统自负盈亏时期，文体公司将盈余的1.48亿元人民币上缴国库。 1983年文体公司刚成立时，国有资产仅715万元人民币，到1994年底，已增值至2.2亿元，十一年增长29.8倍。 文体进出口公司年年发展，可计划体制下取的名字对企业属性和经营范围作了种种限制，不利于企业向多种经营、国际化、实业化、集团化发展，因而更名是顺应潮流的明智之举。 市领导信任父亲、希望他为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外贸新体制带个头。况且用他的名字命名，不会改变公司对国家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反倒能发挥名人效应，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而名称不过是个符号而已。虽然父亲从一开始就反对，怕为个人树碑立传，但考虑到国家利益和企业前途，他终于默认了。 1993年7月15日上午9时10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来到兰生公司。作为公司总经理的父亲和公司党委书记杜承平陪同参观了公司样品展示厅。然后，吴邦国同志走到父亲办公室，当杜承平同志汇报到： “公司近年来经营好，原因之一是有一个团结、协调的班子，主要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张总经理，这是与市领导和经贸委领导关心、支持分不开的。但是，最近有些想法，主要是去年张总任期满后，我们打了报告，外经贸委的批复是张兰生同志任公司总经理。待股份制实施后，公司的领导体制再作研究。接到这个批件后，我心里很不踏实，怕变化”。 吴邦国说：“班子团结非常重要，同意你的看法。企业领导的任期、年龄，不应与党政机关一样对待，回想前几年工作，有失误，这是其中之一。对企业领导搞55岁一刀切，结果人才外流，利了他人。另外，过多考虑知识化，忽视了组织能力、管理经验。” 当汇报到公司更名为兰生公司，公司干部、职工反响强烈，一致认为目的是加快转换经营机制，公司已向主管部门打了报告未获回应时，吴邦国同志当即表示：“我催一催，叫他们早点批下来。” 邦国同志接着说：上海正处于起飞阶段，外贸上不去，将制约上海整个经济发展。所以，今天我到你们公司来，是想听听到底怎么个弄法。张兰生外贸搞了30多年，各个公司方面也见得多，但我总的想法一条，上海这地方，外贸没有一点突破是不行的。
邦国书记这次到公司调研时的讲话对公司的发展与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讲话中“文体公司改名我看好“，不能“划地为牢”、“股份制试点，从我个人来讲是支持的，国有外贸系统股份制现在还没有”，这为公司在全国外贸系统创造“两个第一”：全国外贸系统第一家上市公司；全国国营企业中第一家以经营者命名的公司，起到了“斗转星移”的作用。 用父亲的话来说：“我在外贸干了一辈子，有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到公司来，这是第一次，全国第一家，上海也是第一家，建国以来也是第一次”。
1993年12月29日，时任市长的黄菊同志到兰生公司调研时，在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时指出，兰生公司是今年外经贸委各公司中，我们市委、市府到得最多的一个公司。年初在这儿开外贸工作会议时，到你们的陈列室去看了你们的样品。后来讨论外贸工作如何进一步深化，在外经贸委的办公室开座谈会，张兰生同志做了个发言，探讨如何建立股份制的问题。 黄菊市长高兴的说，1993年一年，你们公司是事业兴旺，前途无量，在上海来说是个试点的新突破。年初在外贸工作会议上，我讲了，要提倡搞综合商社。综合商社可以跨行业，也可以有点突破，不一定拘泥于原有的文体。看了你们的陈列样品室，回去我对邦国说，可以建立综合商社，名称也可以自定，例如，就叫兰生公司。后来邦国听了，就给你们写了个名字，也就叫兰生公司。一锤定音，落笔重千钧！大家再推一把，93年这一年上海就建立了一个新的公司。 平时我们起床，父亲早已出门。离家最近的是新华路上唯一的公交车48路，从凯旋路始发，到达终点站——外滩公园旁边的北京东路外滩。穿过马路再走几步就到中山东一路27号外贸大楼。而在每天晚上22：00左右乘坐公交48路末班车回家的乘客中，父亲已被售票员“铆牢”了，因为售票员发现，这个中年男子是他们每天末班车的老乘客。 那年头，可以毫不夸张说父亲全身心将自己交给了他的工作，而作为父亲在我们青少年成长岁月中却必未“达标”。但我还是想借用“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一古诗赞颂家父和他“兰生”出色的团队，屡创增长业绩的“兰生”团队每一张配额订单浸润着父亲与他同事们“累并快乐着”的心血与汗水。
 “进”还是“退” 在1997年8月22日“兰生公司发展研讨会”上，时任对外经贸部副部长陈新华说，“从兰生公司的发展来看，外经贸部一直是非常关注的。我讲非常关注，就是它的每一步采取什么办法，从部里来讲，大家都是很清楚的。而且兰生公司十几年来达到这样骄人的成绩，这一切也都是它这十几年不断地坚持改革、不断地坚持发展、不断地创造一些东西取得的。 陈新华指出，兰生公司上市是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等于把自己摆在一个位置上了，这是一个火烧的位置，弄不好就烧焦。我想，兰生同志能够同意把这个公司定为“兰生公司”，这也是冒极大风险的，在中国还是头一份。私营企业大家叫他名字，还觉得天经地义，国有企业怎么叫你的名。记得也有很多人不理解，很多的说法都有的。 我不能说非常了解兰生同志，但是，我和他的接触也有若干次了，我对他的感觉，他不是那种表现欲很强的人，大家都看见他了，他不是这样一个人。我说，如果叫一个“新华集团公司”，我不敢叫，我不敢担这个名。陈副部长在解释他的观点时说，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有的人爱张扬，张兰生却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敢于冒风险这种精神，这种风险也不容易冒，特别是对于这种不怎么爱出个人风头的人，这个风险难冒。他强调指出，从这十几年的效果可以看到，正因为张兰生总经理把公司的压力加得很大，风险冒得很大，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在谈到股份制时，陈新华说，股份合作制，你占多少，他占多少，要有赔偿，现在实行赔偿，弄不好要赔多少钱，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把自己的企业置于一种先死后生的地步。接着，陈副部长将关切目光朝着父亲望去，不吝夸赞道：作为兰生同志你个人，“能够作出这样的成绩，非常卓有成效，非常不容易。” 陈副部长话锋一转说，有道是“富不过三代”，意思是说企业带头人，开创者工作业绩顶呱呱，可第二代软巴巴，第三代就见不着了，甚至连公司都没有了。我们不希望这样，希望我们的国有企业不断地可持续发展。家父是上海人所熟知的宁波籍人士，尚不知他是不是有老一代宁波人善于捕捉商机的异稟。 2003年，年事已高的父亲在接受沪上《新民晚报》采访时实话实说道，一个合格的企业家观察商场风云一定得有“前瞻性”和“预见性”。伊讲，兰生公司前身的文教进出口公司，1987年前对前苏联和东欧市场的出口额占全公司出口总额的1/5，批量大，盈利好，是稳稳当当赚钱的地方。然而，据他对当时世界局势观察与判断，随着苏东地区局势的动荡不定，将出现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 因此，作为公司最高决策者的他果断地作出市场战略转移的决策，重点开拓欧、美、日、澳市场。紧接着公司就本着互惠互利的商业模式，将开拓重点放在欧美日澳市场，不仅赢得合作伙伴的口碑，而且每年以30%以上的速度节节攀升。后来，果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苏东贸易急剧下降为零。由于经营决策上未雨绸缪，避免了剧变可能造成的损失，真可谓“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出口增势不减。 一位领导人曾夸奖张兰生:真懂 “政治经济学”!而这一事例被收录于由仲富兰先生编著的“上海地方志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专刊中，题为《兰生股份与'东欧剧变’》”。 再则，业内人士都知道在外贸界，工、贸往往是“冤家”。可是，家父从宏观的高度看待工、贸的“得”与“失”，使工贸变成了一家人。 1989年，许多工厂面临物价上涨、原料短缺、资金紧张的困难，无法按时交货。外贸公司对外履约发生困难，有的干脆撕毁合同。家父则以不容分辨的语气说：“我们不能撕毁合同。不履约，外国人不说张兰生不讲信誉，而会说中国不讲信誉。” 彼时，他果断拍板，拿出当年预计利润4500万元，作为对工厂的“价外补贴”。这一年公司进口原料6000多万美元，让工厂先领料生产，然后在货款中扣除。对文体公司，无疑是一笔很大的“失”。但120多家工厂从中收益，及时开工生产，按时交货。工厂既得救，公司也增加了出口，更其主要是，公司的商业信誉得到极大的提升。 有关部门把这件事报告给当时的市长，市长听了汇报后夸奖说，“好！企业家的风度！” 通过此事，有媒体报道说，兰生的净资产从700万增至10个亿，国家沒有投入一分钱，十三年间增长120多倍，不能不说创造了一个商家的神话。
无言的结局 笔者本不想添上“无言的结局”这一章节。拗不过编缉王兄的读稿意见，那就长话短说吧。诚如前面所述，时任对外经贸部副部长陈新华对“富不过三代”的诠释：“开创者工作业绩顶呱呱，可第二代软巴巴，第三代就见不着了，甚至连公司都没有了。” 父亲退下来后，一篇 “ 张兰生功成身退，接任者不只守业还要创业”——新老董事长的肺腑之言，被媒体广为报道。 其中，父亲的接任者有段值得回味的话也被收录在此书中：“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作为第二代是守业还是创业？我看，守的话是守不住的，不进则退……”。然而，话音刚落，2003年兰生股份有人居然动用几亿资金去海南炒期货，亏掉一个多亿，铩羽而归。 兰生公司是否因此而元气大伤笔者不得而知，但当年兰生股份公告称“利润大幅下滑”是有信息披露的。本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准则，家父当时已不再过问公司的任何事情。但听闻“琼胶事件”导致“兰生股份”付出惨重的代价时，他却茶不思、饭不香，彻夜难眠、痛心不已。 然而，“兰生”毕竟给一代人留下过美好的记忆，况且又有“全国第一家”、“外贸第一股”等美誉加持，就此把公司“拿下”或“除名”，恐怕都不太合适。若干年后，经市政府批准，上海东浩国际服务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兰生（集团）有限公司联合重组，变成了现在的“东浩兰生集团有限公司”。 如今，“东浩兰生”正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不断提升资源配置能力，建设成为有市场竞争力、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的现代服务业企业集团。它在上海的经济发展中依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诚如家父在《兰生的历史足迹》序言中所言“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他断言：公司“一定会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继续前进，再创辉煌”。 2008年，家父起意编选这三本书，既是对他自己担任兰生公司主要领导20年的总结，也是表达一个耄耋老人对创造公司辉煌的“兰生人”由衷的感念与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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