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廉州话为马留话”一说常见于文史著作,该观点认为廉州话即马留话,“马留话”则得名于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留下部属驻防合浦这一历史事件。以史源学的研究方法对此考辨可知,连“马留人”的存在都存疑,“马留话”更与今日的廉州话毫不相关,“廉州话为马留话”这一说法只是北海市部分文史工作者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在没有详细考证情况下制造出来的历史神话。
关键词:廉州话;马留人;马留话
廉州话属于粤语钦廉片,向来是广西沿海地区汉语方言研究的热点,研究成果颇多。在廉州话源流诸说中,有这么一种说法时常见于北海市文史工作者的著述:廉州话即“马留话”,“马留话”则得名于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在平定征氏姊妹叛乱后、留下部属驻守合浦这一历史事件。这种说法甚至被收录进较为权威的《广西大百科全书·历史》,其叙述为:“马援征交趾的路线,主要是经广西而入越南,班师后也有不少汉人留下,现在合浦一带的'马留话’,就是当时的'马留人’遗留下来的。”第二轮《钦州市志》也有类似的说法:“马留话据说是汉代伏波将军马援留下的话,实际就是廉州话,廉州话地区大多有这种说法。”
笔者曾发表过《“马留话”并非就是廉州话》,对“廉州话为马留话”这一说法表示强烈质疑,后又在多篇文章中就这一主题补充说明或继续考辨。时至今日,笔者对“廉州话为马留话”一说的基本观点未变。不过,在这些研究文章陆续发表后,笔者收到学界的不少回应,其中不乏一些友善的讨论。这使笔者意识到,“马留话”问题兹事体大,涉及广西北部湾地区经济社会史的方方面面。本文即是在笔者系列前作基础上的增补成文。
一 古史记载的“马留人”
“马留话”既由“马留人”带来,就先需要对“马留人”的情况进行研究。“马留人”又称“马流人”或“马人”,史籍记载颇多,但这些记载多为后起记载,研究历史必须尽量找到一手史料。那种在没有充分证据情况下,认定新著是对旧史的校正的观点,只是一种阴谋论,必定陷入虚妄。
现存史料中最早详细记载马援事迹的史籍为《后汉书·马援列传》,其对马援善后工作的记载为:“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二十年秋,振旅还京师,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显然,《后汉书》并无马援留下部曲驻守合浦的记载。而作为《后汉书》的重要参考史料,也就是更早提及马援事迹的《汉纪》对此也无记载,这不免让人对“马留人”的存在产生怀疑。
目前可见较早记载“马流人”的史书为《交州笺》和《林邑记》,原书较难寻得,《水经注》有引,其为:“俞益期《笺》曰:马文渊立两铜柱于林邑岸北,有遗兵十余家不反,居寿泠岸南,而对铜柱。悉姓马,自婚姻,今有二百户。交州以其流寓,号曰马流。言语饮食,尚与华同。山川移易,铜柱今复在海中,正赖此民以识故处也。《林邑记》曰:建武十九年,马援树两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国分,汉之南疆也。土人以之流寓,号曰马流,世称汉子孙也。”这两段记载构成日后众多著作中“马留人”“马流人”“马人”记载的蓝本。《交州笺》《林邑记》两书成书的具体时间均不详,只知是东晋南朝时期的作品,这与范晔撰写《后汉书》的时间相去不远。
如此看来,“马留人”这一族群可能真的存在。而现代东兴也确有人群自称“马留人”,东兴距离合浦不远,考虑到岭南在古代长期被中原士大夫视为“南蛮之地”,早期记载的缺失的确不能完全证明这一族群过去不存在。既然“马留人”有可能存在,对应的“马留话”也有可能存在。不过,从这两条史料不难发现:古代“马留人”的主要活动范围为古林邑国,即今天越南的中北部地区,这与现在“马留人”的聚居地不一致。而稍晚出现的《新唐书·南蛮列传》的记载表明“马留人”最晚至隋代已被当地少数民族同化:“又有西屠夷,盖援还,留不去者,才十户。隋末孳衍至三百,皆姓马,俗以其寓,故号'马留人’,与林邑分唐南境。”
再就东兴“马留人”的情况来看,尽管有嘉靖《钦州志》和当地居民族谱的记载作为证明,但这些材料很值得怀疑。嘉靖《钦州志》的记载为:“七峒长官司,今其子孙俱云始祖黄万定系山东青州人,汉时从伏波将军马援征交趾有功,留守边疆,其子七人分为七峒长官司”,“相传其祖禤能旺从汉马伏波将军马援征交趾有功,贼平,留守邕、钦二界”。乍看之下,似乎有理有据,但原书这两段文字后面还有补充说明:“愚考《宋史》,有'黄令德者,为如昔镇将’,则七峒长官黄令钦等决非万定之子,意其远孙也。然长官司之设莫知其所自始,至元世祖时,黄令鉴之孙有黄世华者,讨贼有功,授以金牌印信,充七峒长官司。愚意七裔长官司设于宋时,后废,或至裔孙黄世华讨贼有功,始复其职官耳”,“然年代太远,意亦如宋时时罗七峒耳”。
可见,嘉靖《钦州志》对这一问题的叙述颇为含糊,不能肯定之处甚多。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就对此表示疑惑,而杜树海的研究表明:这种说法其实是林希元出于政治目的“创造”的。因此,这两段记载不足为据。至于当地居民的族谱,更不能说明问题。族谱的不完全可靠,学界早有共识:其常出于夸耀的目的,对祖先记忆进行重新“创制”,攀附名人就是一种常见的“创制”手法。另外,即便“马留人”确实存在,未必就有“马留话”,他们完全可能使用与其他人群相同的语言,“马留话”是否存在还要结合其他文献进行考究。
二 今人著作中的“马留话”
如果与马援相关的“马留话”真的存在,古代地方文人在修志时定然会大书特书。然而,明清两代乃至民国的现存各版《廉州府志》或《合浦县志》对“马留话”全无记载,关于“马流人”的记载则与《水经注》无异,且辗转引自唐代的《酉阳杂俎》,可谓“断烂朝报”,这就不免让人加深怀疑。钦廉地区旧志有记载“马留人”者,除嘉靖《钦州志》外,还有民国《防城县志初稿》。该志虽有部分内容是从嘉靖《钦州志》摘录而来,但新增内容提到“马留人”的语言情况:
至后汉建武间,伏波将军马援平定交趾。留裨将黄万定、禤纯旺等,领林、简、梁、刘、陆、凌、韦七姓谪遣者,与所部士卒戍守边境。所谓马留人是也!(见黄氏家乘及钦州旧志)……考黄万定等原籍青州,则马留人所操当为齐鲁之言语。今其苗裔悉操村语,村语与僮语大同而小异。可知马留人当留戍之初,除同来之人操齐鲁语外,出门一步,即须与僮族交接酧酢,其势不得不学习僮语。以齐鲁之口音,习僮族之语言,遂变而为村语。(第一章 缘起)
马留人,原系中原人民,因与僮族混居,转习高栏语,即编语,辗转语音,别成腔调,邑人称其语曰“村语”。(第八章 语言)
由上可知,“马留人”说的是“村语”。“村语”会不会是廉州话的一种别称呢?并非如此,虽然现在北海市区有不少人将廉州话蔑称为“村话”或“村佬话”,但这显然是在北海变成地级市、管辖合浦县后出现的,是后起之物,二者并无相关。非是像某种为之背书的观点所言:“马留”之“马”系壮语,意为村子,“留”则通“佬”,“村佬话”不是蔑称。而暨南大学的方言学者去北海调查时失察,在没有详细咨询母方言使用者的情况下采用“村话”这个名称,导致其传播开来。
“廉州话”在民国《防城县志初稿》中被明确记载为“廉州语”:“本邑与廉州同滨于东京湾之土,廉民之泛宅游家者,常移居于县属海滨一带,俗称其人曰'疍家’,称其语曰'廉州语’,又曰'海獭语’,盖以'疍家’出没龙宫,捷如水獭也。”需要说明的是,这段记载称廉州话操持者为疍家,与历史的真实不符:近代以来北部湾地区疍家人使用的疍家话更接近白话,而非廉州话。将廉州话操持者称为“疍家”是旧时文人泛化概念的结果,其缘于传统方志修撰常有的“以小历史为大历史做注”倾向,在不作考辨的情况将所有渔民视为“疍家”。而渔民过去处于“不谙字墨”的弱势地位,从来缺少自己的话语权,导致这种“人云亦云”的继续流布。
因为这段记载把廉州话称为“疍家话”,引出一个需要考辨的新问题。有个别研究疍家的学者认为疍家人即“马留人”,依据是明人田汝成在《炎徼纪闻》中的说法:“马人,本林邑蛮。相传随马援北还,散处南海,其人深目猳喙,以采藤捕蛎为业。”其实,作者自己对这种说法就不是很肯定,他在后面补充道:“或曰卢循遗种也。故又曰卢亭云”。可见,还是有不同的说法的。另外,正如上文所言,“马留人”的记载是后起的,需要存疑。
这样看来,“廉州话为马留话”这一观点更多见于今人著作。以吕余生、王戈在《北海历史文化底蕴研究》中的说法为例,其为:“据《何日珠还话合浦》一书载,廉州话又称马留话,相传为东汉马援率师南征交趾后,谪戍士兵在合浦所操的语言,故称马留话。”不难发现,今人著作叙及“马留话”的史料依据,多是出自合浦籍台湾学者周胜皋的《何日珠还话合浦》。这部地情书一直没有公开出版,书中对“马留话”的记载为:“廉州话之来源,据说东汉时马援率师讨南越二征之乱,往返俱经合浦,士兵流落合浦所操之语,流传下来,故又称马留话,马留又讹读麻佬,故有麻佬话之别名。”
周胜皋随文注明他的这一说法在《古今图书集成·舆地篇·职方典》中可得印证,这当指《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的“廉州府部”。作为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的“廉州府部”多援引自崇祯《廉州府志》。可见,周胜皋的观点论据先天不足。然而,北海市一些文史工作者在收到周胜皋寄回大陆的著作后,深受鼓舞,以讹传讹(《源远流长廉州话》,载于《北海晚报》2002年1月18日第9版)。而后范翔宇又对这一观点的论据作进一步补充,认为合浦县的客家人就是把廉州话称为“马留话”,将廉州话的起源问题进一步与中原人马援联系起来(《“马留人”和“马留话”》,载于《北海晚报》2002年4月5日第9版)。以上便是今日广泛流传的“廉州话为马留话”论的“创造史”。不过,这些推论可能还不足以令人完全信服,因为不少今人著作坚称今日合浦县居民的日常用语中就有“马留话”的说法。是故仍有必要对现实语境中的“马留话”进行探讨。
三 现实语境中的“马留话”
今人著作坚称合浦县居民的日常用语中有“马留话”者,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一手引自周胜皋,另一种是二手转引范翔宇。对于周胜皋的论据,上文已作辩驳,下文将对范翔宇的论据进行分析。
根据范翔宇的观点来看,“马留话”似乎作为一种他称存在于合浦县的客家方言。事实上,合浦县的客家方言对廉州话的准确称呼为“麻佬话”。一些著述在不知“佬”字具有群体之义的情况下,误写为“麻老话”。而这个称呼并非他称,更不是像一些合浦县城居民说的那样是客家人对廉州话的一种蔑称:合浦县的石湾、石康、常乐以及浦北县的泉水、安石、张黄等乡镇说廉州话的居民就是把自己的方言称为“麻佬话”,谁会蔑称自己呢?甚至廉州镇有部分居民(如总江口社区)认为:老一辈除合浦县城区的居民外,多是将自己的母方言称为“麻佬话”。这个误解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过去合浦县说廉州话的居民与客家人不睦,客家人不肯承认自己是“新民”,反骂更早来廉居住的廉州话人群为“麻佬鬼”,而“麻佬”与“马骝”(猴子)只是声调不同,容易让人以为“麻佬话”是蔑称。同时,一些乡镇居民语言意识不强,日常多用“本地话”或“××(镇名)话”来指代母方言(如常乐话)。再加上过往廉州话研究多把目光聚焦在廉州镇,对其他乡镇的情况知之甚少,学界著作在记录“麻佬话”一称时多未强调“麻佬话”是自称,导致“麻佬话”一称的刻板印象延续至今。
然而,因为“麻佬”“马留”这两个词语在廉州话中只是声调不同,一些今人著述还是据此认为廉州话就是“马留话”,如黄铮在《马援南征与马援文化》中认为:“由于“马留”的发音接近'麻佬’,故又有'麻佬话’的别称。”1粗看之下,似乎也很有道理,但笔者不禁疑惑:“马留”这一事件既然如此重要,何以轻易讹化为“麻佬”?这显然说不通。且笔者在调研后发现:自称祖上与伏波将军马援有关的地方多将自己的方言称为“廉州话”(如廉州镇马江村),反倒是没有这类传说的地方把自己的方言称为“麻佬话”(如石康镇)。这说明“马留人”的传说并非合浦县居民普遍的祖先记忆。
至于梁德涛《浦北县白石水麻佬话同音字汇》提到的说法,全文并无族谱一类的俗文献佐证,也是文史工作者的一厢情愿,在当地得不到印证。同时要说明的是,浦北县城有个别文史工作者在调查时容易漠视方言人群的自称问题,仅从自身角度出发将麻佬话称为“下路话”或“山话”,学界在引用其成果时需要甄别。
关于为何自称“麻佬”,除“马留话”和“客家人蔑称”两说外,笔者还搜集到三种说法:(1)古代本地居民多穿麻衣,外地移民据此称呼;(2)1949年以前本地种过大麻;(3)廉州话的“密低”(什么东西之意)一词与“麻佬”音近,外地居民以此称呼。这意味着“麻佬”不一定是“马留”的讹音,它的得名还有其他可能。从这点来看,现代合浦县居民的日常用语并不存在“马留话”这一称呼。学界在对“麻佬话”一称进行研究时,捧得太高或贬得太低均无必要。
上面三种关于“麻佬”的说法中,仅根据自称问题,就可以排除(1)(3)两种说法。不过,因为民间持(3)观点者不少,在此略作考辨。按照这一观点:“麻佬话”得名类似粤方言的“唠佬”一词,系由对特征词的误判而生:北方人见面常互称“老兄”,被广东人误为“唠松”,同时因为听不懂北方方言,广东人感觉对方在“哩哩啰啰”(唠叨不停),故称北方人为“唠佬”。廉州话的疑问代词为“密低”,外地人讹为“麻低”,故外地人称廉州人为“麻佬”。这种说法的提出,可能还参考客家话别名“麻介话”的情况。
事实上,“低”(东西)才是廉州话的特征词,因为这与大部分粤方言用的“嘢”不同。“密”(什么)与“乜”的发音差别不算太大,谈不上是特征词。外地人真要根据特征词来给廉州话命名,也应该是“低佬话”,不会是“麻佬话”。至于个别人士认为“低”无实义,外地人命名系基于实词的观点更经不起推敲。“低”在廉州话中有实义,如这些东西称为“基低”,吃东西称为“吃低”,这样称为“果低”。不能因为“密低”是在使用时,语义容易发生虚化,类同普通话的“什么”,就认定“低”是虚词。
真正值得细究的是“因种植大麻得名”一说,这个说法出自陈晓锦、陈滔合著的《广西北海市粤方言调查研究》,她们的观点得自采风。这种说法显然认为麻佬话的得名类似“海佬话”,因主要经济生产方式而得名。“海佬话”之名正是因为当地人以渔业为生,方言中称为“做海”。不过,“大麻”一词为何意,该书的方言词汇表及其他处均无解释。私心忖度,作者在此意指鸦片,不然为何强调是1949年以前?然而,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及走访后发现,合浦县在1949年以前似乎并未有大规模种植过鸦片。其中,晚清合浦知县向传干在所撰的《廉州府合浦县民情风俗民事纲目册》中更是说道:“地土不宜向无栽种罂粟 。”
当然,也有记载认为合浦县种植过鸦片,如1952年的官方报告称:“北海的烟土熟膏(即铜唛或砖庄)可算由云南、贵州、广西、越南、香港等地运来为大宗,其次是合浦、公馆、山口。”不过,即便此事为真,种植鸦片总归不是什么光彩行为,何以能成为本地居民的自称呢?
有没有别的解释呢?倒也有。事实上,在廉州话的语境中,“大麻”一词通常指的不是罂粟而是黄麻,这一称呼缘于20世纪60年代黄麻品种的改良。此前本地居民种的一种是俗称“猫尾麻”的麻类植物,这种麻相对于改良后的黄麻而言,植株较小。为了区分前后两个品种,本地居民把之前种的称为“小种麻”,把改良后的黄麻称为“大麻”。这是狭义上的“大麻”,而广义上的“大麻”就是黄麻。
如果陈晓锦所说的“大麻”采用的是狭义概念,就应该是1960年左右的事情。如果她采用的是广义概念,那合浦县的黄麻种植持续至今。总之,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不过,这种观点让笔者开阔了思路。合浦县纺麻的历史源远流长,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就记载合浦县的妇女“不事蚕桑,但纺绩麻丝、粗葛而已。”可见,早在明代,种麻、纺麻就在合浦县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今日存在“麻佬话”自称的地区正是合浦县、浦北县黄麻的重要产区。在未能找到更多历史记载的情况下,我们也不必纠结于本地居民种的具体是哪种麻,或许不同历史时期主要种植的麻就有不同,黄麻、苎麻、剑麻或其他品种都有可能。只要长期种植的是麻类植物,本地居民就有可能因经济生产方式得名“麻佬”,其方言自然成为“麻佬话”。
四 结语
古史记载的“马留人”是否存在还有待商榷,即便确实存在,其使用的方言也与今日的廉州话无涉;史籍并无明确提及“马留话”的记载,这一观点更多见于今人著作;现实语境中也没有“马留话”这种说法,仅有与之音近的“麻佬话”一称。而“麻佬话”的得名,可能与本地居民的农业生产方式有关,与马援则无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一些地方文史工作者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在没有详细考证的情况下,将廉州话强行与名人马援攀附,制造了廉州话即“马留话”的历史神话。时至今日,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利益动机推动下,“廉州话为马留话”一说更是愈发得到推广。
廉州话是否起源于汉代,属于语言史问题。既然是语言史问题,任何结论的得出都必须要有语言学方面的证据。持“廉州话为马留话”论的学者很多,但几乎无人曾围绕廉州话山摄开口一等寒韵的历史层次(简单来说,就是“汉”的读音)这类可以继续研究的问题作文章,得出的结论自然是苍白无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