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基伟是二野战将，他在回忆录中三次写到了陈毅。 第一次是写的初识陈毅：  一九四八年七月底至八月中旬，中原局、中原军区在豫西宝丰县召开了全区团以上干部会议（即“宝丰会议”）。会上听取了中原局第二书记陈毅同志传达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党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邓子恢同志关于党的新区政策和财经问题的报告；刘伯承同志关于整军的动员报告。 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陈毅同志。刘伯承、邓小平、邓子恢等人都是我的老首长，受他们的教育多，得他们的表扬多，挨他们的批评也不少，上下之间是很熟悉的。对于陈毅同志，过去只听过不少关于他的传闻，但从未见过他。这次在宝丰会议上一睹陈老总的丰采，感到果然气质不凡，他谈笑风生，诙谐自如，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从宝丰会议后，我和陈老总就熟悉了，不知他听谁说我会唱京戏，只要有空，他就喊：“秦基伟来一段。”我经常给他唱《借东风》。我唱，他打拍节，有时唱到高兴处，他也哼两句。 为了进一步贯彻宝丰会议精神，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纵队在禹县召开了由排以上干部参加的第九纵队建纵南征周年纪念大会。 中原军区刘伯承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陈谢集团陈赓司令员都为大会题词祝贺。 第二次写的是陈毅对他率领的九纵的表扬： 经过郑州战役的考验，九纵在自己的成长史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此役从攻坚准备开始，以大规模野外追歼结束，在作战过程中又经历了阵地阻击、追击围歼与攻克要点三个阶段，使部队接受了全面锻炼。各级指挥员在分析判断敌情、果断定下决心、适时转换作战样式调整部署以及机动灵活地实施不间断指挥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各部队在行军机动、作战编组、步炮协同、火力与战术运用以及攻、防、追击等战斗动作上，都有了新的提高。如果说纵队的建立，只是从编组形式上实现了由地方部队向野战部队的过渡；那么，经过郑州战役，我们则从军政素质上实现了这种过渡。这对于一支年轻的部队来说，显然是极为重要的一步。为九纵在后来的革命战争中建树新的功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进城后，陈毅同志于当晚就视察了市容，陈赓同志也来了。陈毅对我说：“九纵已经成熟了，可以打大仗了。” 视察完了，陈赓同志说：“老秦，你们纵队打了个漂亮仗，也不请我们的客？” 陈毅同志也说：“对头，你打了蒋委员长的土豪，我们要打你的土豪。” 我说：“那好哇，我这几个伙食尾子，都共产算了。” 二陈都很高兴。我们当晚就上街，但由于时间已晚，饭店都关门了，我们敲门进了一家小餐馆，由陈赓亲自下厨，做了几碗肉丝面，大家吃得很高兴。 第三次写的是陈毅与周总理路过云南。 云南是我国西南的边境省份，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五、六十年代，这里是我国通往亚非许多国家的主要空中通道。周总理、陈外长出访，经常路过昆明，在昆明小憩数日，这使我有较多机会接受他们的言传身教。六十年代初，我也曾随他们出访过缅甸。 周总理一直是我心中最敬仰的人物之一。总理平易近人，工作作风严谨细致，我们对他敬而不畏，亲而不拘，通过多次直接接触，我对他的崇高品德更有了多方面的具体了解。 周总理办事极为认真。向他汇报工作，说“大概”、“可能”、“差不多”这些字眼，是注定要挨批评的。他要求汇报一定要准确、实在，决不能模棱两可。有时我们自以为准备得充分又充分了，可总理深入地从不同角度三问两问，又能把我们问倒，这时总理总是态度温和地说：汇报得很好，那几个问题你们再下去调查核实一下。 总理的记忆力和换算力是非凡的。和我们谈话时，一些全国性的经济数字，历史上哪个朝代距今有多少年，外国哪个国家大约有多大面积、多少人口、多少亩换算成多少公顷，多少市斤（当时是16 两制）换算成多少公斤，他都是随口就能说出。最令我惊讶不止的是，在我国和缅甸关于领土所属问题的争议上，他竟能随口说出有争议的几个村庄的名字和面积，这使我深感敬佩，深受教育。这是天份问题吗？不！我认为这反映出周总理看文件、材料极其认真，看过的东西都能印在脑子里。 周总理日理万机，到昆明后，来自北京的电报、电话仍日夜不断，但总理也忙里偷闲，找机会让自己轻松一下。他喜欢喝酒，但绝不多喝，吃饭时喝两三杯茅台，他喝着很高兴。他也喜欢交谊舞，看文艺节目。跳舞他花样不多，但舞姿极其优雅。跳舞时他边跳边和舞伴聊天，从中了解到不少普通干部、群众的思想、生活情况和具体困难。舞间休息时，他又抓紧时间和省里的领导干部谈问题。舞场，实际成了他的又一个办公室。总理喜欢唱革命歌曲，《歌唱二郎山》、《社员都是向阳花》、《社会主义好》等许多歌他都会唱。 记得有一次他来昆明时，正是电影《洪湖赤卫队》刚上映不久，可总理已经会唱“洪湖水，浪打浪⋯⋯”和“手拿碟儿敲起来”这两首电影插曲了。舞会上，只要文工团员们演唱的歌他会唱，他就要走上去，边双手击拍边和他们一齐唱。一幅领袖与群众同乐的情景顿时生动地展现出来，全场为之活跃。看到周总理来到他们中间，青年们唱得更加起劲，脸上无不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周总理的文明礼貌也堪称世人楷模，他与人握手，总是两眼注视着对方，以示真诚和对对方的尊重。无论谁为他办了什么事，即便是服务员为他送来茶水，他都要轻轻说声“谢谢”。 每次舞会，他都要主动邀请参加舞会的每一位女同志跳舞，从不遗漏谁。有时眼看时间来不及了，在奏最后几支舞曲时，一支舞曲他要先后邀请四五人跳。女孩子们当然希望多和总理跳舞，这时如果哪个跳过的还想“加塞”，都会被有着非凡记忆力的总理识破。总理会笑着拒绝说：“我和你已经跳过了。”总理每次离开昆明前，都要和住地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告别。炊事人员有时来不及出来，他就要到厨房去向他们致谢，感动得大师傅们不知说什么好。 总理的礼貌待人，我认为绝不是小事，而是体现了政治家的教养、风度，体现了他对下级，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对劳动者的劳动的尊重，在这方面，我向总理学了不少。人们都说周总理富有魅力，我想，高度的文明修养应该是体现他魅力的一个方面。 我跟陈老总的接触，还是在解放郑州期间开始的，当时他是中原军区副司令，我的顶头上司。陈老总性格豪放直率，既有将帅风采，又有诗人激情，并且极容易和群众打成一片。我也是个好动的活跃分子，所以非常愿意跟陈老总在一起。老总也知道我爱玩，文体方面活跃，所以比较喜欢我。淮海战役期间，开会或战斗间隙相遇，有时老总就说：秦基伟，你唱一段。我就给他唱《借东风》，他给我打板，唱到高兴处，他还会扯起嗓门喝彩：不错，唱得好哇！ 在五、六十年代，云南的交通还很不方便，来云南的其他中央领导人较少。陈老总路过昆明时，省委常找机会请他给省里党政军领导干部作报告，一般陈老总都不会拒绝。陈老总的报告精彩极了。他从不念讲稿，报告中能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把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那一时期中央的方针政策阐述个透，报告中妙语连珠，幽默诙谐，挥洒自如，常常博得满堂笑声、掌声。许多听报告者都反映：听陈老总的这种高水平的报告，既能受到深刻教育，又简直是一种精神享受，只恨听这种报告的机会太少，每次听的时间太短。 陈老总坦荡直率，潇洒幽默，不拘小节，不讲客套，他的轶事、趣事挺多。 他爱吃肉，可因为体胖，保健医生和他夫人张茜在这方面一直多加限制，而他又总想摆脱这种限制。有时内部宴请时，他看见他爱吃的肉菜上来了，就找个借口把张茜支开，如说：“张茜，我的手绢在外间屋子的上衣口袋里，你去给我取来。”待张茜一走，他就大口大口地吃肉。陈老总是四川人，对川菜自然情有独钟。阎红彦同志家的四川籍厨师做得一手好川菜，特别是腌腊肉，是绝活。周总理、陈老总去阎家吃过一顿饭后，陈老总赞不绝口。以后他再来昆，只要红彦同志没有发出邀请，他就会用有趣的外交语言说：“阎红彦，明天我去你家看你。”红彦同志当然能领会这句话的潜台词，赶忙让夫人安排，并且每次都让我作陪。这种家庭宴请其实很简单，就吃点腊肉、腊口条、腊耳朵等腊味和三四个四川家常菜，因为合口味，陈老总每次都吃得很高兴。  我也有幸请周总理、陈老总到我家里吃过一顿饭。那是一九六四年春天，朝鲜人民军一位高级领导人来昆明养病，军委责成我负责接待。不久，周总理、陈老总出国访问，路经昆明。他们去看望了朝鲜客人后提出要请他吃顿饭，并决定由我出面设家宴，他们两位领导人出席，这样气氛显得更亲切些。这样的宴会非同寻常，我们全家自然认真准备。不想宴席上最受陈老总称赞的菜肴竟是按我湖北老家的口味做的农家菜肉丁汤。说起农家菜，我又记起陈老总最喜欢吃的南方农家食品煮苞谷、烧苞谷。平常吃饭时，只要上了这种东西，他总是抓起就啃。那模样，在外交场合自然是看不到的，真让人感到他的可爱可亲。 老总爱看戏，有一回到昆明，在舞会上他咬着我的耳边嘀咕：“老兄，你不要光让我们跳舞，给我演两出小戏嘛！” 我问：“老总，你爱看什么戏呢？” 老总说：“这就不用问我了，你自己考虑吧！”又说：“你被打倒了没关系，我要被打倒了影响大，你安排小戏给我看，责任你自己负。” 这下我明白了，老总是想看旧戏。当时正是戏剧革命时期，那些优秀的传统剧目被改得不伦不类，很煞风景。但是，旧戏都当封、资、修货色禁演了，演旧戏是要担风险的。 后来我同红彦同志商量，大着胆子安排了三个折子戏，一折新戏做掩护，两折老戏走过场，陈老总比较满意。 一九五五年春，总理和陈总在雅加达参加万隆会议后，回到昆明。总理和陈总这次远行，在外交史上取得了圆满成功。他们高兴，我们也高兴。省里举行宴会为代表团接风。宴会上，群情热烈，我们向代表团敬酒，代表团也回敬我们，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 总理那天也放松了，满面春风，频频举杯。 陈老总更是穿梭于各桌之间，四处挑战。 代表团的同志都是外交官，见过洋世面，但喝酒还是没有多少资本。乔冠华、陈家康这两位著名的外交官那天都喝醉了。乔冠华走路都走不稳了还举着杯子，说：“为胜利而干杯！” 陈老总摇摇晃晃地拿过六个高脚酒杯，亲自把酒倒满，说：“秦基伟，你当我们四川人的女婿，我跟你干三杯！” 我头皮一硬，咣、咣、咣，三杯酒一仰脖子下去了，滴酒不剩。 当时周总理也在旁边，笑着看我们拼酒。 陈老总说：“总理，你不能坐山观虎斗，秦基伟倚仗年轻欺负我们，你再跟他干杯。” 总理虽然也喝了不少酒，但毫无醉意，言谈举止仍然从容自如，说：“好，秦基伟同志，感谢云南军区守好了西南大门，来，干一杯！” 总理这么说了，我还有什么话说，端起酒杯，又干了一杯。当时我才四十岁刚过，饭量大，酒量大，胆子也大，一顿喝个斤把酒没有什么问题。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周总理、陈老总率团访问亚非欧十四国，回国的第一站仍然是昆明。这次出访历时七十二天，行程三万六千多哩，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总理一行的辛劳也是可想而知的。昆明军区特地举行宴会为他们洗尘接风。我在宴会开始前的即席致辞中说：“总理、陈老总这次出访国家之多，行程之长，影响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不想这一句话竟受到陈老总和当时的外交部长助理龚澎同志等人的称赞。 过去，陈老总和他夫人张茜就半开玩笑地说过我挺适合搞外交工作，将来可以调我去外交部。这次，陈老总又提起这事，我仍然以为这是他这位爱说笑的人在开玩笑。后来才知道他回北京后果然向军委提过，但因当时我被诊断为患有冠心病，军委照顾我，没同意我去。不去外交部，我没有任何遗憾。我是在部队里成长起来的，打了半辈子仗，文化也不高，还是搞军事工作最能发挥我的优势。 回首这些往事，不禁让人感慨万千。那时，上下级之间关系是多么亲密无间！在我心目中，周总理、陈老总既是首长，更是兄长，是亲人。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说不出的亲切，说不出的高兴。特别是陈老总，认识的时间长，接触的机会多，性格也相投，可以说和他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一次我生病住院，他来昆明得知后，曾专程去医院看我。想不到这种领导关心部属的佳话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成了攻击他和我的炮弹。云南一名很熟悉陈老总的干部写大字报提出：陈毅元帅去医院看秦基伟，是什么意思？这真让我哭笑不得。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一日，我是在湖南西湖农场监督劳动时从广播里得知陈老总病逝的噩耗的，我难过得一个星期没睡好觉。我为功勋卓著的一代元勋横遭迫害而义愤填膺，为中国失去一位才气极高，能文能武，能驾驭外交风云的元帅而痛心疾首。时间过得多快！陈老总辞世已经二十三年了，周总理离开我们也已经二十年。他们都没能亲眼看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没能亲眼看到在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全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含冤去世的贺龙元帅、彭德怀元帅也没能等到这一天，一想起这些，我就难过。我常想，如果陈老总能活到现在，国家的欣欣向荣，繁荣昌盛一定会让他才思泉涌，诗兴大发，他又会饱含激情写下许多歌颂祖国，歌颂改革开放的诗篇。周总理、陈老总，我想念你们！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