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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中医之路——谢海洲(上)

 wyfx100 2023-06-25 发布于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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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副教授,副主任医师谢海洲
谢海洲(1919~),河北临榆县人。幼承家技,从事中医教学、临床和科研工作近四十年。致力于本草学的研究,对于中医理论和临床也有一定造诣。主要著作有《中药常识》、《常用药品小辞典》(与于力合编)、《药物手册·中药部分》,《北京四大名医》等。

我业医近四十年,虽小有成绩,然教训也不少,谈一淡为后学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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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承家技博采众长

我出身一个中医的家庭,祖父、父母和叔父都是终生以医为业。祖父是一位穷秀才,不事生产,只知读书,且为绅士们教家馆,有时自己也课徒。他经营了两 间小药铺,代卖成药,兼看病。父亲、叔父、母亲随祖父学习医术,经常采集当地药材,去杂晾干,为病人做些丸散膏丹之类,收些小赞以度日。

祖父课徒很有经验,主张先学《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然后学程锺龄的《医学心悟》,参考《笔花医镜》、《医宗必读》,再学习《内经知要》,参考 《灵素类纂约注》,回过头来学习陈修园的《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看《医学从众录》、《医学实在易》,背《长沙方歌括》。这种先《伤寒》、《金 匮》,后《温病》的教学自学方法,北方民间医生大都相似,与南方医生先《温病》、后《伤寒》的学习方法迥然有别。他十分重视背诵,身体力行,能从头至尾背 诵《医宗金鉴》和陈修园医书二十四种。我在家庭影响下,到十二、三岁时已能读《古文观止》及一些医书,并能背诵二、三十篇古文和《内经知要》及一些药物、 方歌等。

在“九·一八”事变前,父亲害急性传染病故去,母亲也放弃中医事业,进入山海关普济医院随外国季大夫(犹太人)学习西医,后来就随同到北京妇婴医院工作(为教会医院)。我初中毕业后随母到京,为生活所迫,在医院开电梯,并利用工余,在青年会学习英文。

进北京第二年报考汇文中学,因母亲在教会医院工作,子女得以免费并可领取助学金。还可利用每年寒暑假在图书馆工作的机会,得以翻阅文史线装书。此时 深得国文教员李戏鱼、高庆赐的指点,学习他们的讲稿、方案、笔记等。毕业后,留校教初中语文,在此期间以志于医学,得与余冠五探讨医学理论。在任教同时考 入北大农学院学习两年日文,大部精力仍教书习医。此时结识了周军声老师。周先生医学娴熟,善于诱掖后进,在他的帮助下,自学了同仁会与上海博学会的西医 书。更值得提及的是,经周先生介绍此间得以拜赵烯黄先生为师。赵先生是本草学专家,而且对文献学、文史版本考据校雠学都有研究,鉴定古文物经验也相当丰 富。他常提供我图书实物,指导阅读,并为修改稿件,为我在本草方面的学习奠定了基础。赵先生教读书与自学的方法等,使我打消了学西医的念头,又回转来学习 中医了。自此多年来,追随赵先生,深得其耐心教诲,受益良多。在赵先生处结识了徐衡之先生。他是上海新中国医学院教师,与章次公先生最为要好,他学问渊 博,得以互相问难,探讨医理,广开了眼界,提高了学术水平。至此决心深入钻研中医理论及本草方剂等,于一九四七年投考中医,通过鉴定合格,终于夙愿得偿。

一九五零年,伤寒学家陈慎吾,约我协助为其主办的汇通中医学校担任本草方剂的讲授,并有幸先后聆听陈先生讲《伤寒论》达三、四遍之多,深感差距之 大。尽管我看过、背诵过《伤寒论》,也看过注家,但很多还是一知半解。陈先生条条用自己独到见解来解释,不拘于注家,而是前后呼应,左右逢源,融会贯通。并采用类证、类方、类病等归类方法研究,条理有序,一目了然,易学易记。后来,我将这种方法应用到《金匮》学习和读其它的书,也无不效验。

我在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教书时,叉得遇钱达根先生,他熟谙古典文学,通干嘉考据之学,通过共同编写讲稿,向他学了不少东西。又经常请教过瞿文楼先生、金书田先生。瞿先生主张背诵《神农本草经三家注》[张隐巷、叶天士(实为姚球)陈修圆],使我在本草研究上受益匪浅。

众所周知,祖国医学源流久远,流派极多,学术见解各有千秋。我早年较注重拜师访友,与同道互相切磋,不耻下问,深得诸家之益处。

除此以外,对富于创觅,独具一格的医家著作,更是择善而从之。在这一点上,我常想:本来我这北方民间医生,只会开大柴胡、大青龙之类的方子,对于温 热病就需向南方医生学习。底本就是《张聿青医案》和费伯雄的《医醇媵义》。丸方膏方偏学前者,处理急性热病多学后者。张聿青少承家学,毕生勤于临床辨证察 色,尤长脉诊,极注意节令等对病人的影响。曾着《如梦录》一篇,自述一生为人行事,其经历越艰苦,其成就越大,钻研越深,所得越多。费伯雄先生习举子业, 后学医,清咸丰,』可治年问,以医名远近,请诊者踵相接,乃居遂成繁盛之区。费氏治学,宗于东垣、丹溪,不偏不倚,善于通变化哉古人有效之剂。

学医就要有善于撷众长的学风,既向书本学习,又要向师友请教。至今我仍常常热望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从中汲取营养。利用余暇翻阅近代医学杂志期刊,凡 遇有效之一方一药,凡有新颖独特学术见解,都笔记于册,推敲揣摩,深入研究,或验之于】摇床,重复推广。例如曾向《中医杂志》学习过一个治疗白,塞氏病的 方法,用犀角地黄汤、兰黄解毒汤、当归连翘赤小豆汤加升麻、土茯苓,临床用之辄效。又如曾亲自走访老中医张仲元先生,学习他治精神病的宝贵经验,并进行整 理、归纳、总结、分析,写成医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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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读经典苦学本草
经典著作是中医理论的源泉,有了熟读乃至重点篇章能够背诵的硬功,博览各家各派,才能抓住重点。老一辈所以能引经据典,脱日而出,如数家诊,就是困 年轻时下过一番苦功。经典读熟了,以后才有豁然贯通之妙。尤其在青少年时,奠基更为重要。我四岁时,随祖父课徒的学生念些歌赋,虽不理解,念得多了,也就 记住了。背,不单纯是记忆的问题,还有加深理懈的作用。学习方歇、药物更是如此,不背不成。熟背才能得心应手,口到笔到,熟能生巧。临术时初有方,后无 方,最后又有方。这种意境都是背诵、记忆、实践、提高的过程。背诵开始要少,由少而多,积腋成裘,积沙成塔。到一段落,可以暂放,再另起第二段落,记熟了 再开始第三段。《金匮要略》我就是这样分条分段背诵的,一共四百条都能朗朗上口,永志不忘,并可由此及彼,互相联想,互相印证。这种背诵的“童子功”,对 学中医的人是必备的。
回顾早年学医的历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启蒙(或称入门)阶段。开始时,背学《医学三字经努、《四百味》、《四诊心法》、《药性赋》。不懂的字词在老师的指导下查字典,疑难问题请老师讲解。
第二阶段,学《神农本草三家注》、《内经知要》、《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温病条辨》,同时参考《本草备要》、《灵素类纂约注》、《长沙方歌括》等。重点章句,熟读乃至背诵,并做些读书笔记。
第三阶段,背《汤头歌诀》、读《医方集解》,参考《成方切用拜、《成方便读》等,打一点方剂学的基础。
第四阶段,读内科方面的书籍。初起可学《医学刍言》、《医学心悟》、《医宗必读》、《笔花医镜》。边学边写心得笔记。最后,再看李用粹《证治汇 补》、林佩琴《类证治裁》、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还兼看一些各家的书,妇科如陈修园的《女科要旨》、明武之望《济阴纲目》,儿科可由《保婴要旨》到 《万密斋儿科》、《幼幼集成》等。
这样大约需三年时间,其间一半时间临床,一半读书。临床忙时挤时间学,利用“三余”时间(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抓紧零散时间,且要有毅力。读书是艰苦的,但可读出趣味来。
我常以自身浮浅的体会告诉随学的学生说:“作为中医,熟读经典著作,触类而旁通.这是贯彻始终的学问,舍此是无径可循的。
多年来,我一直注重本草学的研究。我认为成认方药是治疗疾病的前提,没有方药,临床恰似无米之炊,巧妇也难为之。后来,从事教学工作,进一步提高了 中药理论水平。解放初,协助陈慎吾先生创办北京汇通学校,主讲《神农本草经》。一九五六年北京中医学院成立后,在中药教研组任讲师。因具有英、日两门外语 基础,得以不断学习中外各种研究成果,扩展了中药研究的深度、广度,为深入探讨提供了条件。由于酷爱本草,重视实地考查。在三十年代后期,曾追随赵爝黄先 生多次到河北祁州(安国)药材市场,辽宁营口人参市场,也参观过四大怀药产区,到抗州笕桥了解生地的栽培,到四川绵阳考察大面积栽培麦冬,到灌县考察种植 川芎。每次都眼到,口到、笔到,均能总结经验,写成考察文章。此外,还参观过重庆佟君阁曲厂,杭州{胡炭余堂,苏州雷允卜,卜海蔡同德堂、姜衍泽,北京同 仁堂老式药厂等。教学期问,随学生采集中草药,炮制、配制丸散膏丹等,教学相长,提高了实际操作技能。
为了使脏腑辨证及药物应用熔为一体,有益于临床工作,我对张元素《脏腑标本药式》进行了初步探讨。该书原本虽已亡佚,但在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 记录下来了。张元素的弟子李东垣、王好古,罗天益等人师其法,于他们著作中亦可见一斑。其后,张山雷纂辑了《脏腑药式补正》,按脏腑分类用药,作了系统的 理论概括,言简意赅,切于实用。我注意将古人用药经验证之于临床,察之于古,验之于今,努力取得直接的体验。
我觉得研究本草,不能忽视药物的组方及炮制工作。中医方剂是一个单元,正于一味中药是一个单元一样。组方配伍,要与辨证有机结合,法随证立,方依法 出。张景岳说;“夫方之善者,得其宜也,可以法也;方之不善者,失其宜也,失其宜者,可为鉴也。”所谓得其宜者,得法之宜也。徐洄溪也指出:“若夫按病用 药,药虽切中,而立方无法,谓之有药无方;或写一方以治病,方虽云善,而其药有一,二味与病不相关者,谓之有方无药。”由此可见,古人制方用药,务求方中 有法,法中有方。量方用药,有规矩准绳。制方要通权达变,取前人经验,不落前人窠臼。古人谓方之为做也,傲病而有力者也。正如喻嘉言所云:“凡用药太过、 不及皆非适宜,而不及尚可加,太过则病去药存,为害最烈。”我体会,在组方配伍中,除注意君压佐使等组方原则外,还应根据治法要求,处理好五个辨证关 系:.
一日散与收。散指发散、宣散,多指祛除外邪,宣通气机,收指收微固脱,固摄气血之谓。二者相互为用,互相制约。如虚人外感,既要祛除外邢,甩荆防之辛散,叉要助其正气以芪术之甘温固表,所谓黄芪防风相畏而相使,实际上是反应了扶正祛邪两种治法的作用。
二日攻与补。攻为祛邪,补为扶正。应根据邪正斗争情况,将攻补灵活配合,两者之中,关键在于扶正。《伤寒论》保胃气、存津液,温病之“存得一分津 液,便有一分生机”,皆在于顾护正气。正如十枣汤之用大枣,白虎汤之粳米、甘草,小柴胡汤之党参…..我每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及攻伐之剂,必适当佐以顾 护正气之品,正本此意。至于具体方药之多少,或平补平泻,均应据证灵括掌握,惟以祛邪而不伤正,扶正而不留邪为目的。,
三曰温与清。温指“寒者热之”,清指“热者寒之”,治寒以热,治热以寒,“治寒不远热,治热不远寒”,是治则之大法。但因病情复杂多变,组方配伍并 非纯用寒热,而是寒热并施,温清并用。寒热错杂之证,自不待言。真假寒热之证,因纯用寒热易致格拒不受,亦需反佐一、二味药性相反之品,谓之反治。根据方 剂配伍及治疗的需要,常宜灵活伍用寒热之剂,如左金之萸连,交泰之连桂,取其相互制约、相反相成之功,或为监制他药以防其偏。这些药物虽数少而量轻,但其 效用颇大,往往有出奇制胜之妙。
四日升与降。升指提升,言其向上,降指通降,谓其向下。升降本为人体血气之正常运动,所谓“升降出入,无器不有”。若升降失常,则生化无权。故治病 当调气机之升降,配伍应注意药物的升陬使气升降相宜,调配得当,升者不可升而无制,降者不可降之太过。女眩晕一证,无论病因若何,其病机无非清者不升,浊 者不降所致,应升清降浊并用。虚者,升其清阳为主,升麻、荷叶之属皆可加入,实者,降其浊气为主,重镇潜降之品皆可选用。
五日静与动。静者言其阴柔呆滞也,属阴,动者言其行走通达也,属阳。补益之剂,尤其滋阴养血之品,易于壅塞气机,故其性多静而宣通之剂,如行气活血 通阳气之品,则多属动。组方配伍时,应注意动静结合,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如补法最易引起脘腹痞胀,纳食欠佳等气机不畅、胃气不和之证,或郁而化火变生它 疾,常宜台宣通和胃之法,佐以动药,以行其滞,宣其痞,散其壅,故补气常佐以行气,补血常佐以活血养阴注意助阳化气,温阳注意阴阳互根,才能补而不滞,滋 而不腻,阳生阴长,能生能化。我临证尤其喜用羌活一昧,其具宣通气机促进生化之力,用补益之法时,均可佐入,甚得其益。亦应注意动中有静,通中有补,防止 用过,伤其正气。
这五个关系相互渗透、互相联系,其间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可补君臣佐使之不足。组方配伍时若能处理妥当,对提高辨证论治水平必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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