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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是20 世纪50 年代美国的逻辑学家、分析哲学家，是逻辑实用主义( logical pragma-tism) 的代表之一。 （Q表示提问，A为奎因本人的回应） Q：相对于科学来说，哲学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A：我将哲学视为科学的延续，但在许多方面，哲学与科学有着程度上的差别。哲学承担着分析一般、基础的科学概念的工作，这些基础概念包括真理、存在、必然性等，它们通常被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们视为理所当然。同样，哲学探究的是那些用于科学的证据问题，这便是知识论。它寻求更好地理解发生在通过感官层面刺激所接收的输入，与以科学理论形式出现的海量输出之间极为了不起的转换。它试图分析这些理论，弄清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它真的受到这种输入的支配（我们会说“本质上”如此，但那仅仅是在输入之中），还有它在多大程度上只是我们调和、组织的产物。而这些问题通常不在具体科学考虑的范围之内。 在这些研究中，哲学时不时会提出一些悖论，然而即便被告知这些悖论，科学家也可能不觉得它们有什么问题。在常规的科学实践中，科学家可以直接对其理论的目的避而不谈，但哲学家正是要关切此类问题。 Q：因此，科学哲学中存在的这些悖论不会对科学理论的运作产生影响吗？ A：没错。这一点极富戏剧性地集中体现在那些被人们所熟知的集合论悖论（诸如罗素悖论等）。总体而言，即便是数学家，他们也不会操心这些悖论，因为他们不打算讨论类中自包含性（self-membership in class）或者非自包含类的类（classes of all non-self-membered classes）。在他们所工作的数学领域中，当数学家们在直觉上考察各种相关的假设与公理时，他们始终觉得自己有着坚实的基础。正是这类问题极其自然地落入哲学家们的研究领域之中。 Q：这样的看法似乎将哲学工作简化为仅仅是妥善处理科学的一些细枝末节。是这个理解吗？ A：是的。我认为“妥善处理一些细枝末节”是凝缩哲学目标的一个不错的表达方式。 Q：一位哲学家需要在多大程度上了解科学才能胜任他的工作呢？ A：哲学家对一门自然科学要有相当好的把握，这很重要，而且至少要达到本科生的水平。尤为重要的则是有这样的经验，即真的知道某个东西而不带有丝毫疑问，即便它需要复杂的论证，同样的经验还有，人之所感就是坚实的证据基础。对于这一目标而言，最为理想的便是数学尤其是数理逻辑。 我始终认为，一门不错的现代逻辑课程不仅对于每一位攻读哲学学位的人，而且对每一领域的每位本科生都应该是必修课。它甚至对于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也很有价值，尽管这一领域并不追求逻辑的那种确定性和说服力。分辨差异对于学生来说至关重要。 Q：一阶逻辑在科学研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比如说物理学。 A：在与物理学的关系中，我看不出一阶逻辑有多少作用。我认为，就基础逻辑而言，今天（乃至几个世纪之前，也许是在现代逻辑开始之前）物理学家所具有的常识就足够了。但是现代逻辑对系统理解理论性关联有着巨大影响；当我们谈及更具有分析性的研究时，无论是数学的基础，还是一般意义上概念的哲学分析，逻辑就极为关键了。 现代逻辑带给数学哲学的启示本身就是个极具启发性的实例。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证明否定了所有人，甚至包括数学家在内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即数学真理之要在于可证明性。（人们通常认为）尽管你可能并没有找到对某个东西的证明，但假如此物为真，那么证明就能够实现——而且是一个无论在内容还是表达上都是纯粹数学意义的证明。这就是哥德尔所表明的一个不可能情形的东西。 Q：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逻辑所具有的基础地位振奋人心，那么从那以后逻辑在哲学中扮演的角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A：我不认为逻辑的基础地位已经改变。但在一些专门的方向上，已经有了许多进展：其中最大的进展可能是在公理集合论和无限高阶范畴中；同时在证明论方面也有相当数量的进步，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证明就是其中一个极为杰出的例子。 Q：在您最近的著作《真之追求》(1987)中，题辞为：“拯救表象你就拯救了一切。”（Save the surface and you save all）那么，你的经验主义和行为主义是怎样影响你关于给出一个哲学解释究竟意味着什么的看法？
A：那句题辞与来自柏拉图的另一句格言相呼应——“拯救现象。”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柏拉图也持有这个观点，但从本质上讲，它只是经验主义的一种表达，主张我们努力要做的便是解释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东西。假如我们不重视我们的观察，不坚持观察到的东西，相反为了契合理论而修正它们，那么我们就不会成功地实现真理。 在我看来，行为主义仅仅是一种主体间的经验主义。尽管行为主义是经验的立场，但人们并没有像胡塞尔和老式的知识论学者满足于私人、内省的材料。当你将你自身的知觉作为材料，并将这些材料和你的同事的材料放到一起，而后找出共同点，那么你就具有主体间行为主义视角中与科学相切合的材料。我并不认为那超出了每个现代科学家通常会赞同的范围。 Q：在将人类内省状态的常识词项还原至公众可理解的经验词项的过程中，是否存在遗落什么的风险？经验主义是否能公允地对待我们的内在生活呢？ A：这里我们必须要区分两个因素：对假设的构想和与之相关的证据的累积。首先所有未经规训的思维在想出绝妙主意时均富有价值，这些想法非同寻常，充满着想象力，并且一旦你通过实验着手找出逻辑关联，就会发现它们正是你所需要的。 我认为这一过程没有忽视自然的心理输入——它只是意味着没有满足于这种输入。丹尼尔·丹尼特在他一篇捍卫内省的文章中处理这个问题非常出色，在我看来，他很大程度上就是采用这个思路。 Q：您在《真之追求》中写道，“任何语言的意义都超越不了从可观察环境的外在行为中所提取出的东西。” 既然主体间交流对于“自然化知识论”工程来说似乎意义重大，那么翻译的不确定性是否妨碍主体间就科学概念的这种交流呢？ A：不，我不这么认为。翻译的不确定性并不妨碍翻译本身——它允许出现好的和差的翻译。毋宁说，它是一个涉及有什么的材料可用于分辨翻译的优劣问题。翻译的不确定性给出了用于这一检验的外在、行为的标准。 有这么一个情形：你有两本各方面均很好的翻译手册，这是经验性检验的结果。与某个以该语言为母语的当地人日常交流中使用它们，并且发现它们让彼此对话很顺利、交流很成功，这可能意味着你在某个地方得到了指导，或者这个当地人为了玻璃球而放弃了无价之宝，抑或是任何你试图你努力要实现的任何结果。这些便是检验的过程。 假如你分别收到两本手册，这两本手册都完美地通过了那些检验，尔后你打算用它们来看看是否确实如此。假设你使用其中一本手册来处理某个具体的信息，你它给出完美、流畅的翻译结果，你使用另一本手册同样得到完美的结果。但是当你尝试针对同一信息交替使用两本手册时，却出现了不一致的结果。这表明了我所主张的翻译不确定性的意涵。我猜想，（此种情形）出现在我们进行理论性对话的过程中，也是意料之中的事。然而，这种情形却不会出现在科学的交流中；在经验范围内，两本手册的使用会百分百成功。那样的话，给我们的教训便是：始终使用同一本手册。 但是在科学中翻译并不始终可行。比方说，今日科学家讨论中微子（neutrino）时，说“中微子是缺少静质量（rest mass）的粒子。”这句话完全不可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翻译成英语，原因在于“中微子”还未曾被定义，那时没有“中微子”的翻译，甚至没有任何一长段关于“中微子”的文字。 所有的粒子，甚至连“电子”都还没有一个严格的逻辑意义上的定义。在那个时候，连与罗素的单称摹状词相应的符合语境的定义都没有。任何语词或短语，无论是其自身还是在语境中，都不能替代“中微子”一词或者“电子”一词。这毫无障碍；只要给出某一个解释框架，人们可以顺利地使用这些词，甚至是上文所提到的那个当地人，也能使用这些词。但这终归只是解释，而不是翻译。 Q：您的观点基于可观察的事件解释了主体间的交流。然而，当我们检验的是关于理论概念或哲学观念的“手册”时，会怎么样呢？这样的手册彼此之间或许会相互冲突，但它们未必容许有任何看得见的成功翻译的证据。而且一旦在交流中可能存在差别迥异的概念体系，情况就会变得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 A：对于这一问题，我的看法是，理论上两个不同的翻译者可以提出对于同一人群有着很大差别的概念体系，而我将其视为丰富而非贫瘠的表现。这反倒帮助我们阐明这样的观点，即概念体系几乎完全是一个事关人类创造力的问题——不过这种创造力的目标是为了与神经输入相配合。理论相较于神经输入有着更强、更宽泛的特点，当然你所预想神经输入是松散。正是这一点才让我相信不确定性论题。 在我们所设想的例子中，我们对当地人的形而上学有两种不大相像的解释。而后我们的惨痛经历则发现，二者是同等可靠的解释。如今针对客观的、科学种类所交流的内容，正因为我们认同理论上有回旋余地而才得以更好地交流。 Q：如果哲学家们对此类事态的状况感到不快，并为这一形而上学的宽松性寻求形而上学的解释，这样会有什么成效吗？ A：我认为不会的。科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有观察上的检查点（checkpoint）。任何与那些检查点相容的东西，都可以接受。正如卡尔·波普尔爵士（Sir Karl Popper）指出的那样，人们总是试图设计希望渺茫的，同时又可能受到某个人的理论影响的实验，来“推翻”该理论。正是这一标准，将可靠的科学与虚渺的幻想区分开来，而这一标准自始至终都难以被撼动。 Q：您的哲学理论在摧毁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潮流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您怀念当时那种哲学上的乐观主义吗？ A：我能够明白那种观点的吸引力，但我同时也意识到有某个充满希望的、似乎将取代它的东西：在某些哲学圈中（丹尼特在这个问题上又是个卓越的表率）趋向于抹除，或者至少模糊哲学与各种自然科学之间的界线。比如说，西蒙·桑德斯（Simon Saunders）和其他一些哲学研究者，比如埃伯纳·西蒙尼（Abner Shimony）一道试图抹去物理学与哲学的边界。 这不只是将物理学纳入哲学圈子，同时也是要让哲学融入物理学圈子——这是一种协作。这些人承担着严肃、前沿的物理学研讨课。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在他的《皇帝新脑》（The Emperor's New Mind）一书中就期待有人能提出一种新的力、一个新的粒子，它们将会让我们对量子力学中的新发现，还有各种科学概念有一个更为直观的理解。哲学家与物理学家一样对这个有着同样的兴趣，而且经过物理学训练的哲学家的加入可能也会改善物理学自身的状况。
Q：所以这一范式不是哲学建基于物理学之上，毋宁说是哲学与物理学间的相互强化和相互磨合。 A：正是如此。更进一步讲，它不仅仅体现在物理学之中。这一效果体现在丹尼特的工作之中，他在塔夫茨（Tufts）大学的研讨课上，有诸多来自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以及心理学领域的人参与其中。哲学与这些领域的边界正在动摇、消失，这预示着一个伟大的新纪元的到来。 Q：那么，对于哲学与科学各自的角色，我们是否处在一种新的乐观主义的边缘呢？是不是感觉有可能最终会“达成目标”呢？ A：我不明白什么是最终达成目标——尽管是不是存在一个终点这个问题很有趣，但我目前对此没有明确的看法。当然的确取得了进步，这一点似乎十分清楚。这一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协作中使我兴奋的地方在于有望取得进步，而不是必定会到达某这条线的终点。 Q：近二十年来，您认为最令人激动的学术进展是什么？ A：距离哲学比较近或者与哲学密切相关的，我想到的是休伯尔（Hubel）和威赛尔（Wiesel）在神经科学方面的工作，以及他们在视觉神经学上摹画出的全新图景。看起来它并不是一个关于在同型（ isomorphically）意义上被反射在神经系统某个地方的视觉区域的问题，而是分别来自不同个体的各种主要特征问题，而且直到反射的那一刻才得以清晰地合在一起。所有这个过程都在百分之一秒内完成。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介入进路。 回到1974年以前的话，我所想到的就是宝丽来照相机（Polaroid camera）的发明者埃德温·H. 兰德（Edwin H. Land）所取得的视觉心理学方面的成就，以及他的颜色视觉理论。然而我们无法预想它们将来会怎么样。 Q：您似乎相当认可认知科学中出现的研究成果。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认知科学的典型的看法呢？比如说，机器可以复制人类智能这样的设想。 A：首先，在我看来，人工智能的图灵测试作为一个测试来说是无望的，原因在于人类行为严重倚赖多年来经历的所有事件，不仅要追溯至婴儿早期，甚至可以要追溯至我们所在这个世界各个角落的遥远历史。智能这个概念似乎涉及到程度问题，而实际上我困惑于这样的事实，也就是我对于究竟是什么构成“思维”没有任何满意的标准。当然，在我们以输出为标准时，计算机已经在从事一些卓越的思维工作。 不过，我仍对是否能有一台机器可以通过图灵测试持有怀疑。图灵测试本身就是一个独断的标准，借此来将思维和计算分离开来，而我对于提出一个清晰的标准不抱有任何希望。 Q：众所周知，您在20世纪50年代写的几篇文章否认了分析/综合的区分有任何根本价值，至少是在卡尔纳普和其他人所期待的那个意义上如此。这种区别有什么方法论的价值吗？ A：在《指称之根》中，我提出了一个分析性（analyticity）的定义，在我看来，这个定义接近于一般人的直觉观念——不是一般人使用的“分析的”（analytic）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分析的”指一般人所说的“仅仅不过是个语词问题”。他将某人的断言贬为不过是语词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使用词的问题。 不过我们仍然想要为分析性找到一个标准，而我想到的一个标准是，如果某个母语使用者在学习某一句子的单词过程中学到了这个句子的真，那么这个句子（对于母语使用者而言）就是分析的。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单身汉都是未婚的”。一个母语使用者通过学习如何使用“单身汉”这个词而学到这个句子的真。非母语使用者可能通过翻译来学会这个词。这个标准不仅对所有类似句子是适用的，而且很显然对一切初阶逻辑之真也同样适用。如果有人声言“p和q”却否定“p”，我们会说他误用了“和”。他还没学会使用“和”。初阶逻辑的所有基本原则都是如此，而从这些基本原则中，你可以学会全部初阶逻辑。 我这里所指的初阶逻辑的意义是全部的。它涵盖了真值函项、量化和恒等——而不是集合论。这与弗雷格（Frege）、卡尔纳普（Carnap）和康德（Kant）所主张的观点正好一致。我并不将数学的其余部分视为分析的。更进一步说，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可以被普遍应用的概念。正因如此，它作为哲学分析的工具没什么用。没有人会记得他们是如何学到每个句子的真，并且从表面上看，它无关紧要。 不妨来看看“动量”（momentum）这个新词。根据定义，它等于质量乘以速度。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独断的定义。我们不过是为了这一技术性目标，挖出一个过时的拉丁词汇（movimentum)。然而即便如此，相对论还是否定了动量只是质量乘以速度。这里，你必须要引入光速平方这样的概念。因此分析性绝不排除语词的特定用法。这就是为何我觉得卡尔纳普在理论语境中笼统地使用这个术语的做法，通常会使得问题变得模糊，而且误入歧途。从语言的角度看，这样的真理问题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的确存在，但我认为，它并不是在每个语句里都如此。 很显然，就任何句子的真而言，语言习惯是影响它的因素之一。在任何句子中，不管它与人们经验上的使用会多么相关，假如其语词的音节被用于另一个目的，那么这个句子就可能是假的而不是真的。因此，语言对于这个或那个句子，对这部分或那部分科学的贡献程度如何，无论在方法论还是科学层面上都可能有着重要的意义。 Q：日常语言中分析和综合的分级（gradation）是哲学上的一个有趣的话题吗？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讨论它呢？ A：我并不认为这与具体的词有关。不过就句子来说……似乎可以合理地认为有分级，这可能主要表现在定义网络（the network of definitions）的规模上：对于将我们声称学习到的东西与所讨论的一个句子的关联，这些定义在这些关联上的意义非同一般。这是一个高度理论化的问题，或许它会把握到分级的要义。 Q：您让我们认识到初阶逻辑在什么意义是分析的，但现在却谨慎地将集合论排除在外，或许这是因为其中隐含着罗素悖论。集合论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假如将它用于为数学公理的奠基的话，那么会在哪里与算术分离呢？ A：罗素悖论让一切变得不同。弗雷格认为整个集合论都是分析的，尽管在罗素悖论之前的年代里，他便在某处指出，人们依据其分析性而倍加怀疑——公理便是普遍概括原理（全部谓词决定类）。从集合论开始，这个问题便适用于高等数学。 我认为在与整体主义相关联的意义上，数学也有其经验性内容。一般而言，如果你正在检验一个科学假设的话，在你认真考虑有着隐含结果的可观察物层面之前，通常你会需要一整套其他假设。在你必须引入的辅助假设中，会有一些纯数学原理，包括微分和积分等等。 因此，你可能会说，如果一大堆科学真理和假设足以蕴含着可观察的结果，那么通常情况下它就具有经验上的“临界量”。而且要达到临界量，你往往需要一些纯数学的句子。如果你把一整套具有临界量的假设中的实质性介入视为它们意味着具有经验内容，那么也就意味着（所有）可应用的数学均有着经验性内容。但它不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意义上的那种经验性。也就是说，算术不是从反反复复的计算中概括出来的产物。按我的想法，在历史意义上有时它确实是这样，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接下来，我要把这一点专门应用于集合论中。但是这种具有经验内容的问题，必须要与无意义的形而上学所主张的那种旧实证主义排除原则区分开来。我认为，为了有意义（meaningful）而要求一个句子必须具有经验性内容是错误的。事实上，我认为历史和社会学，或许还有理论物理学的那些关键的（非经验）信念和真理无穷无尽。你可以把它们整个捆在一起，而它们仍不足以蕴含任何观察的结果，但它们却很重要。从对称性、简洁性来看，它们似乎是合理的、可行的，跟我们通过检验而确立的事物之间相契合。此外，就提出更进一步的人们能够检验的假设这一点而言，这些内容不可或缺。如果我们排除那些不可检验的东西，科学就瘫痪了。 Q：在数学中“临界量”的假说范围内，纯数学句子究竟是如何与经验性的句子关联起来的呢？ A：这里谈一下数学自身的特性，但也可能不仅仅是数学的特性，也就是这些句子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它们作为作为临界量的集合的组成要素，但任何纯粹数学要素的集合却不具有临界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把数学视为科学的辅助物。但是同样，像历史这样的东西尽管跟数学技术完全不一样，它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是辅助性的。而且，假如只有一组比方说是关于古罗马的历史语句，其他什么也没有的话，那么倘若不借助大量更为具体的概括根本无法对它们加以检验。令人惊奇的是，对于那些自身不具有经验性后果的句子来说，我所竭力主张的宽容不仅仅变成对高度思辨的形而上或者对历史的辩护，而且对深奥难懂的数学本身也是一种辩护。 Q：您的著述非常注重表达风格。您的哲学写作在风格上的目标是什么？ A：嗯，我当然没有对风格问题思考很深，因此也没有形成能够作为结果的原则。但有个东西是我要极力避免的，那就是相互矛盾的词源学隐喻。 有一个老是出现的错误让我觉得很滑稽，就是“煽动紧张局势（stirring up tensions）”，从我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它，到现在它还在各种印刷品中还不断冒出来。另一个是“那是大萧条的顶峰（it was at the height of the Depression.）”。 另一件我不喜欢的事情是制造新词时出现的语言异质性。我喜欢新词组成部分的同质性。例如，有个数学家用“hypernatural numbers”这个词。不对！应该是“Supernatural numbers”。“Hyper-”是希腊文，而“natural”是拉丁文。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果一位科学家需要用一个新的专有名词来命名某个事物，我希望他会向懂拉丁文和希腊文专业方面的同事请教，帮助他恰当地命名。 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我力求清晰、简洁。我改进文字的方式往往是不断润色、缩短。 Q：您的修辞原则和技巧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A：当我回过头看我的第一本书《逻辑系统》（System of Logic, 1934）以及那些年写的文章时，我发现它们的风格更为呆板——我简直不能确定那些是我写的。从那以后，我的风格有了很多改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实践问题。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异质性等东西。 Q：最能代表美国分析哲学的特征，便是其往往追求极为清晰、简洁的写作风格，这似乎是其最大的优点，人们尤其是在您和纳尔森·古德曼（Nelson Goodman）的著作中看到了这一点。它反映出一种显著不同于像海德格尔等人的德国哲学散文的精神。您是否认为，是这个传统以及在这个传统中研究人员的价值观决定了某一具体的风格吗？ A：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我认为也许确实如此。我的著作和古德曼的著作间当然有相似之处。但我同样会想到卡尔纳普的德文是多么清晰和简明…… Q：也许这不是国家的问题，而是分析传统和大陆传统之间的分野。 A：对，我想就是这样。正是相同的取向造就了数学和逻辑的优雅。这与对清晰和简洁的渴求有关。但我对词源学隐喻的寓意感兴趣跟这没关系。它来自我对自然语言的兴趣，这个兴趣很久之前就有，是自然而然出现的。当我还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研究词源学了——我记得我从图书馆中借阅了一些关于词源的书。直到现在，我仍有同样的渴望。我想知道一个单词的起源，我就得把它查出来。 Q：您对哪些当代哲学家关注最多？您认为谁的路线是正确的呢？ A：我想那肯定包括我以前的学生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的著作。我不是在所有问题上与他的看法一致，但我们追求的东西近乎相同，走的路线也一样。我们有过非常有益的讨论。 Q：有个问题很有意思，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对戴维森哲学的充满争议的解读中，将戴维森视为其所主张的反讽主义、相对主义的反表象论的典型。您怎么看待罗蒂的立场？ A：我在读罗蒂那本引起轰动的巨作《哲学与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时很惊讶。他对我的一些哲学观点颇为赞许，这也让我很惊讶，因为我此前并不喜欢他的立场。但它让我彻底服了，而且这本书表现出一点点的反科学的偏见，这在德里达（Derrida）和海德格尔等人身上则更为极端。 Q：人们往往声称这些“大陆”思想家们不认为科学探究是一种理智的模式，以此将他们与分析哲学家区别开来。另一方面，您自己的“自然化知识论”方案则反映了一种这样的信念，也就是科学的理论为哲学阐释应该如何提供了范式。您认为是否有可能通过其他范式，比如诗歌或纯文学，来组织一些可行的哲学研究工作呢？ A：在我看来，似乎在任何地方，只要这类思维方式发挥作用并仍处于哲学领域之内，它就属于诗和形象艺术的哲学。不论我们是否选择称其为哲学，以严格的艺术方式使用语言都有其一席之地，即便是变戏法似地让你记起一些想法和画面，而它们有助于你把握以前已经遗忘的一件艺术品的要义。我认为用严格的科学文体无法实施这一功能。但话说回来，我在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中却看不到为它留的位置。 Q：如果一个年轻的哲学专业学生向您寻求建议，问您目前最紧迫的哲学工作在哪里，您会给这个学生怎样的建议呢？ A：我觉得大有可为的重要任务就是在像牛顿力学这样的硬科学（hard science）中选择一部分来研究，从它的基本原则到它的观察检查点，努力厘清其隐含的逻辑关联。换句话说，就是积累明确的证据。通过提出一些捷径和简化的方法，或者表明理论的某些部分何以没有得到运用或没有服务于其目标，这样做的好处不仅在于阐明科学知识论，甚至还有可能为科学做出贡献。如果这种方法成功运用于一部分挑选出来的科学领域，它就有可能适用于其他情形；如果这也成功了，它就可能有助于使得哲学与数学一道成为科学的基础。 本文出处：W. V. Quine. Perspectives on Logic, Science and Philosophy: Interview with B. Edminster and M. O’Shea, Harvard Review of Philosophy 1994, 4, 47–57. 文章采编：雪球 排版：初尧 审核：王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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