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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打开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从穆阳镇前往庆元县的大路有两条：一条是先向西，经周宁县折向西北，沿泗桥乡、外屯乡行至政和附近再转向北，然后从屏都镇向东走十公里左右便可抵达。另一条路则是从穆阳镇东行十余里，由洋坪村折向北，一路经社口镇、斜滩镇、南阳镇北上，擦着寿宁县偏向西北，然后从左溪镇附近转向西，便可一路进至庆元县城。这两条路的距离虽相差无几，都在一百五十公里以上，但东面这条路是主路，利于国民党军大部队的机动，因而乐少华选定的是经周宁县那条路。 可吊诡的是，红七军团从23日傍晚出发后，居然走了差不多五天——28日傍晚，才抵达庆元县！为什么会这样呢？ 根据史料记载，8月23日傍晚，乐少华率领主力部队开始撤离，寻淮洲则率少量部队留在后面阻击。大概是天黑、道又不熟，又未提前派出侦察队探路，先头部队行至镇前镇附近时，本应继续向西北方向行进，却不知何故错转到向北的岔路上。向北行了二十余公里后，这条路突然右转，这才发现不对！于是，红七军团只能沿路向东行进，25日进抵庆元县东南处的福建寿宁。 26日一早红七军团继续出发，一路北上至左溪镇附近再转向左——向西边的庆元县城挺进。如此一来，红七军团不但走了个大大的“之”字形，还因多走了两天，惊动了庆元的敌人。28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接近庆元县城时，该县县长派了三个连的保安部队及大刀会等，企图用游击战术迟滞红七军团进入庆元县城，他本人则带领两个营的保安部队留在后面准备阻击。 这就是军团长寻淮洲，为何大发脾气的根本原因。 天亮之后，红七军团先头部队在小漈头附近击溃敌两个连及大刀会的骚扰之后，继续沿路经杨家庄、官局和温岙背快速向县城挺进。没想到中午时分，红七军团本队位于后部的炊事担子行进至濛淤桥头时，突然遭遇从石记岱抄近路赶来支援的敌另一个保安连！起初双方都误解是自己人，但红十九师的炊事兵很快发现不对—— “他们以为是自己的部队，……。他们便说：'去告诉你们队长，今天来的不是小土匪，而是红军。你们停一停，让我们先走。’（他们原先以为我们的事张克武部）当时，我们伙夫也背有多余的枪，一看不是我们的人，就扳起枪来打死了一个队长，其余的满山乱跑。我们缴了几支枪，捉到了俘虏送来盘问，才知狗县长还带了两营人在前面。……敌人经我先头部队一冲，便四散乱跑（因为还在等三个连报告）。”（注1） 8月28日午后，扫清庆元县外围国民党地方保安团等设置的阻拦后，红七军团进入庆元县城。“当时庆元附近久旱无雨，全城正在弄求雨的把戏。我们到后第二天就下雨，所以群众对红军格外尊敬。因红军来了天就下雨，虽经政治部宣传解释，但这些影响在群众中还是有的。有的群众说：'将来天下一定是红军的。’”（注2） 红七军团休整一天半后，于30日凌晨离开庆元县城，准备经竹口北上至龙泉的小梅镇。由于天黑路狭，先头部队错过了北转的路口，直到天亮后走到李源村看到松溪河时才发觉走错了路。幸亏有松溪河参照，红七军团大约只多走了不到五公里，沿松溪河北上很快回到正路。上午十时许先头第三师刚进入竹口镇，就接到军团部下达的命令：停止前进！部队在这一带宿营，待天黑后再继续北上，进占龙泉县的小梅镇。 依据史料记载，红七军团各部宿营的大致位置：第三师居于最北面竹口镇，第二师及军团部居于竹口以南的黄坛——中间有四公里的距离，后卫第一师则留驻离黄坛不远的新窑一带。从红七军团各部宿营的位置不难看出，显然是军事上的外行做出的——军团政委乐少华临时起意独断专行做出的——既未考虑周边的地形地貌，亦未考虑部队的警戒及作战，唯一考虑的大概只是休息完继续行军。 竹口是浙江庆元县的大镇，因竹口溪流经全镇而得名。镇街有上千户人家——是由竹上、竹中、竹下等三个连在一起的村落组成。而南面的黄坛，只是竹口镇下辖的一个只有二、三百户人家的自然村，比后（南）面的新窑村还小了差不多一半。就一般的军事常识而言，前卫第三师应顶到竹口镇以北约五百米处的枫堂村——村的北端是个三岔路口，军团部及第二师应驻宿竹口镇的竹上和竹中，后卫第一师居竹下即可。  参考图。请注意左上角附图——枫堂村北端三岔路口。 幸好担任过军团作战科长的第三师师长王蕴瑞没有大意，尽管此时全师大约只剩下千把人，除了将两个步哨前出至两公里外的隘口——下济桥左近外，又将一个整连部署在竹上村口右（东）前侧，枫堂村背后一个叫瓦窑的小山包上放连哨。从这里能够清楚地看到枫堂村口北端的三岔路口，可以同时对北和东两个方向进行警戒。 孔老夫子有句名言，叫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强敌环伺的态势下，乐少华的自以为是和随心所欲，必定会给红七军团招来灾难——下午十六时许，突然从竹口镇前面的隘口传来了枪声！未几，枪声越来越激烈，迫击炮弹的爆炸声，也不时传来。 前来攻击红七军团的，是浙保第三团主力（欠一个营），以及之前溃退的庆元县保安团及浙保总队的基干队和军士队等部。这个浙保第三团在“围剿”闽浙赣苏区的作战中，与新红十军交手多次没吃过大亏，所以团长何世澄非常交横跋扈。此次听信庆元县县长张志远的报告，误认为当面的红军只有千把人，故而上来便发起猛攻！ 从其进攻的态势来看，浙保第三团团长何世澄还是具备一定的战术头脑：指挥所部越过后坑桥后没有沿公路向前进攻，而是将机枪连部署在竹口东北侧的一处高地上，其指挥部与迫击炮连则分设在枫堂东侧的前后冈，然后指挥部队先向瓦窑山发起猛攻！ 敌团长何世澄显然认为，红军远道而来不可能也来不及修筑工事，只要拿下竹口镇东北侧的瓦窑山，就能以火力控制整个竹口镇。因此不惜血本，指挥其第三营加第六连在军士队的配合下，以连冲锋的战术——三个连轮番向瓦窑山发起攻击。红军防守瓦窑山的那个连被逼的步步后退，一直退到东山亭附近得到两个连的援助后方稳住阵脚。 红七军团自离开中央苏区以来，还从未遇到过敢于主动向其发起猛攻的国民党军地方部队。遭到突袭的第三师（红五十七团）一时摸不清敌军的兵力和意图，王蕴瑞在派出两个连前往瓦窑山增援的同时，迅速将有关情况报告给位于后面的军团部。随后指挥所部呈弧形向竹口以北的枫堂一线展开，王蕴瑞亲自率领师（团）部作战指挥人员，快速登上竹口东侧瓦窑山后（南）面的制高点——东山寨，仔细观察敌情。 但第三师毕竟仅剩下一千余兵力，故只能派出一个连跨过竹溪河，从西侧穿插到敌右（西）侧后。面对优势敌军，这个连只能起到牵制作用，无法攻击后坑桥东侧的敌机枪连阵地。战斗进行了约一个小时后，军团部终于率第二师主力及第一师之一部，匆匆赶到竹口。听取王蕴瑞报告并进行观察后，寻淮洲判断当面之敌不过两千来人，于是命令第二师从正面展开吸引敌军的注意力，第一师所部（约一个营）向敌军阵地的左（东）侧迂回。 当第二师从正面发起迅猛攻击时，率队前来的浙保第二支队司令杜志成及第三团团长何世澄才如梦初醒！面对红军凶猛的攻势，二人暗暗叫苦不叠，但此时战斗已成胶着状态，部队撤不下来，只能壮着胆硬顶。当红军第一师所部从东面迂回到侧后发起攻击时，第三师也趁势从西南面展开攻击，浙保团的防线立刻被击垮！ 可惜的是，由于从东侧迂回包抄的第一师，仅有约一个营的兵力，无法完全切断敌军的退路。而通往小梅镇的公路西侧紧挨着竹溪河，且后坑桥东侧的阵地一直未被红军攻占，故敌军得以由此处沿公路向小梅镇狼狈逃窜！其留在后面掩护的敌迫击炮连与机枪连的士兵为便于逃跑，将迫击炮和轻重机枪及弹药等都遗弃在阵地上。  图片取自网上 竹口之战，虽然红七军团取得胜利，但严格说来颇有些侥幸。开战初期的被动，显然与乐少华的疏忽大意，有着莫大的干系。红七军团之所以能化被动为主动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来敌的兵力少于红七军团。所以尽管此战歼敌约一个营的兵力，并缴获轻重机关枪十一挺、迫击炮两门、长短枪二百余枝及弹药等，但红七军团的损失也不小——用乐少华报告中的话说：“……，但我第二师师长在战斗中阵亡，损失也不少。”（注3） 31日上午，打扫完战场的红七军团收拢队伍，向三十余华里之外的小梅攻击前进。这一带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因竹口之败，不敢再捋红军的虎须——纷纷撤到龙泉县城固守待援。红七军团未费吹灰之力，便顺利地进占小梅镇。寻淮洲等原希望能在小梅进行休整及补充，没想到在9月1日晚收到的电报中遭到斥责：“七军团的任务是继续向浙西前进，不能在小梅停留等候你们的伕子。”（注4） 9月4日，红七军团经龙泉的八都进抵福建浦城的党溪，下午十七时再次接到中革军委的（火急）电文，除了继续下达新的作战等任务外，还对红七军团的行进速度提出额外的专门要求：“7、为彻底保证任务的执行，七军团勿须作强行军，每日走二三十里即可，但在自己行动的地带内，则应肃清保安队、民团及小部的正规部队。”（注5） 看到中央这个电文的内容，乐少华立刻故态复萌：“粟裕同志则认为，在敌人追击部队追击的情况下，和敌人交通发达的情况下，为避免与敌主力接触，我们应采取急行军；我认为按军委电令，我们即可休息，又可工作，即使敌人来时，我们也可按情况消灭他们，或打击他们。曾洪易认为，中央怎么会晓得我们的实际情形呢？……。他的意思也是要我们不接受中央的只是而和他站在一起。快些到闽浙赣去休息整顿，然后再到皖南去创造根据地。我和刘英同志是反对的。寻淮洲同志自未渡河前跌伤手腕后，至此时才开始负责（先时由粟裕暂代），但他也没有什么一定的意见。”（注6） 依据乐少华上述回忆可以确知，他与刘英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粟裕则委婉地表达不赞同中央的意见。那寻淮洲呢？从之前与后来采取的行动推断，他大约是赞同曾洪易此时的意见，但因之前曾洪易和乐少华站在一起刁难他，大约又不愿公开同曾站在同一立场。对于军团长寻淮洲而言，部队就是他的命根子！出发不到两个月就损失了近三分之一的兵力，如果按照中央的这个指示行事，用不了多久红七军团就会被消耗殆尽！ 5日，红七军团遵照中革军委的指令，“为扩大游击运动，军团应向其基本行进路上之两侧派出游击部队，……。”（注7）幸运的是走到渔梁附近，红七军团前卫部队截住一辆国民党的军车，将车上的八千现大洋全部缴获。 可由于行进速度受到限制，国民党军的三个正规师及浙保队等数万人，已从四面快速围了过来，其中距离最近的是敌四十九师所部，红七军团随即转移至东边的（浦城）忠信街。没想到还没过三天，中央就于6日晚24时来电批评：“同意七军团暂时集结在鱼［渔］梁，上下洋地域，但［不］应再分散兵力与由党溪、忠信街尾追之敌儿戏的作战，应集结全力遭遇该敌并消灭之。”（注8） 对这个电令，就连一贯无条件执行中央指令的乐少华，也颇有些无奈地表示：“但这时我们的兵力已分散，不能消灭敌人。故当时接军委电要我们消灭尾追之敌，我们是没有执行的。”（注9）实际即使红七军团没有分散兵力，也无能力消灭尾追之敌——“当第三师出发后六小时，追踪我们的敌人已出动。侦察来报，系四十九师和浙保一团。”（注10）红七军团又不是天兵天将，如何能消灭兵力超过自己两倍多的敌军？！ 更加出乎意料的是，中革军委朝令夕改——7日上午九时，再次给红七军团发来急电！并以前所未有的严厉口吻斥责道： “1、七军团的行动在军委的命令及训令中都已明白地说明，但在近几天来，七军团是在同闽北部队作盲目的儿戏，以致使较弱而孤立的敌人进到渔梁地域。七军团未完成自己的作战任务。 “2、你们拟于闽北边区休息，这恰合敌人的企图，因敌人企图阻止你们北进，而将你们向西逼在一处，久停则使敌人洞悉我军的行止。 “3、军委命令你们立即执行军委四日十七时的训令，并注意以下各项：①限本七号必须［需］将须［需］留下的伤病员及资材交闽北分区部队运回，绝对不得延迟等待。②七军团应集结兵力转移到新的隐蔽地域以便于袭击渔梁之敌。③立即开始执行别动队及游击队的任务。④你们决心电告军委。”（注11） 上述电文中所言的军委四日十七时训令中所下达的具体任务是：“5、为破坏敌人后方，你们应立即组织几个别动队，其任务如下：①首先，破坏龙泉浦城、浦城广丰、广丰玉山间的汽车路、交通工具及电话等。②其次，破坏兰衢［溪］衢县、玉山江山间的铁道、车站及车头箱等，并破坏玉山常山、江山常山间的公路。”（注12） 尽管电报的抬头是“寻乐”，但从后来组建红十军团时的人事安排可以看出，板子实际是打在寻淮洲身上。那么，军委为什么会突然变卦呢？显然是有人告状。是谁呢？其时作为中央代表的曾洪易单独掌握一部电台，但渡江后曾洪易的态度开始变得消极，能掌控这部电台向中央报告红七军团有关情况的，就只能是军团政委乐少华了。 在上有军委“紧箍咒”、下有乐政委监督的双重压力下，寻淮洲等只好尽最大努力，遵照执行这些超出红七军团能力的任务。依据训令中下达的具体任务，红七军团至少需派出三至四支别动队，按说每支别动队应由不少于一个营的兵力组成。但红七军团此时的兵力已是捉襟见肘，依据相关史料记载推测，每支别动队只有两个步兵连加一个工兵排。 9日凌晨，由忠心街转移至鼓楼乡的红七军团离开闽北，进入江西省广丰县的大峰口一带。然后又于第二天，南返至浦城的九牧镇附近。红七军团主力于12日完成军委指定的破坏任务后，由安民关绕过浙保队重兵把守的江山二十八都，然后经周村越过大仙岭，于13日下午进占江山县的清湖镇。 清湖镇是江山的一个大镇，距离江山县城只有不到八公里。红七军团进占的是该镇江山港江南岸部分，是根据中央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署名发来的9月10日急电：“七军团北上路线可不经浙赣边境，而改由廿八都至江山大道以东山地，至清湖镇附近渡河，然后转经江山常山以西向开化地域行动。”（注13） 红七军团原拟将派出的别动队收拢后，再继续执行下一步任务。没想到13日二十三点三十分，又一次接到朱德签署的（火急）电报：“1、七军团应迅速在清湖渡河，继续执行北上任务。”；“2、望立即派出便衣侦探，查明江山敌情及其城防工事，在有利条件下，七军团应袭占该城。”（注14） 此时第二师派出的一支别动队尚未返回，寻淮洲并未组织部队立即渡河，而是兵分两路：一路由军团教导队、侦察连及工兵连大部组成，前往清湖以东约二十公里的五都，任务是炸毁江（山）衢（州）间的大铁桥；另一路则是寻淮洲、乐少华等率军团主力，向西攻击距离江山市区约十公里贺村镇，执行破坏贺村附近的杭江铁路及公路的任务。 大概是由于寻淮洲指挥部队昼伏夜行，负责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一直没有摸清红七军团的确切行踪。因此，当西路红七军团主力向贺村发起突然攻击时，王耀武补充第一旅第二团第二营恰好刚刚刚抵达，立足未稳便被被优势红军击溃！可与此同时，东路别动队却无功而返——行进途中敌情复杂，没有继续执行炸桥任务自行撤回。 别动队之所以敢自行放弃炸桥任务，从军事常识分析，显然在出发前得到寻淮洲的指示，否则定会受到军法处置。依据17日上报的电文中“该队竟自撤回”这句推测，乐少华对此还是不依不饶。根据电文中“十五日得朱电令后，当即派五五团全部往炸五都桥铁桥”这句话推断，乐少华肯定是专门进行了请示，否则朱德（名义上的，实际应为博古及李德的旨意，笔者注。）绝不会毫无来由地发来电令。 接到电令的红七军团主力只得于15日凌晨离开贺村，迅速北进至大陈附近，沿大陈岭一线设置阻击阵地，掩护第一师（红五十五团）所部的炸桥行动。由于红七军团的匆忙转移，“先遣队第二师所辖的四、六两个连和工兵排等，头天在安民关奉命执行常山至江山二十八都的交通，是日到达周村地区，因跟不上主力，只好折向闽北苏区。后被编为闽北红军独立第三团。”（注15）红七军团就这样，平白无故地失去了三百多兵力。  时任红七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英。（图片取自网络） 对于此后发生的大陈之战，从国共双方的有关记载推断，国民党军方面并不清楚红七军团此番作战目的。而依据寻乐17日上报的电文，红七军团亦不十分清楚国民党军的的作战意图。根据笔者考证，具体战斗过程大致如下： 根据寻乐17日报告的电文，红七军团具体作战部署是：“（二）十五日得朱电令后，当即派五五团全部往炸五都桥铁路桥，……，另派五七团之一营复往贺村，又将其桥道炸毁，并一部炸毁其火车站箱器材等，同时派教导队及侦察连前往百［白］石街附近破坏玉常之交通，并定当晚全部移驻江常大道之大陈。”（注16）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发现红七军团主力位于大陈一带，调集王耀武补充一旅第二团及浙保第六团和第四团一个营，由丰足一带向红七军团主力展开攻击——“……，亦各展开完毕，乃于是日午后二时二十分齐头进攻，而在丰足之匪，约二千余人，乘展开之际，即竭力反攻，……，战至五时许，匪乃以全力约四千余人加入战斗，取我包围形势，并另以一部由莲塘向我右翼冲击，……，匪终不得逞，……”（注17） 而红七军团在17日上报的电文中却说：“（三）当移至大陈宿营时，保江山之敌保安第三团第四团及第六团之各一部，共仅兵力七连，向大陈前进企图增援常山，而且即以五七团之两个营及五六团之两个营与敌决战，约一时许未解决战斗，适我五五团自［五］都归来抄入敌后，当时敌已混乱，敌有全部消灭的充分可能，但我正面之五六、五七团部队，竟迟迟不进，使敌得以转向我五五团攻击，旋即撤退。”（注18） 两相比对，红七军团的这封电报值得玩味。常山县城位于大陈的西北面，国民党军若是增援常山，怎么会由南面的丰足向北攻击大陈？！岂不是南辕北辙！电文中竟然将七个多营的敌人，判断成“共仅兵力七连”——很难想象这会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干部做出的！而军团长寻淮洲又怎能对红五十六及五十七团，做出“竟迟迟不进”的评语——战场抗命是要杀头的！ 尤其是电文中所言“……，部队自渡闽江后，即在有一种病塔［塌］的倾向未曾改变之所至，我们现正与这些倾向作斗争。”（注19）充满“左”派政工干部的口吻。以此推断，该电文的内容，恐怕主要是军团政委乐少华个人的意见及看法。 回顾战前具体部署不难推断，派出三支别动队后，红七军团仅剩下约两千多作战兵力。寻淮洲等将五十六团、五十七团（欠一营）安排在大陈岭，主要目的是掩护红五十五团对五都铁路桥的爆破。国民党军七个营加两个团部约四千兵力，此时红七军团的总兵力充其量也不过三千多，稍具军事常识的都能做出正确判断，在敌军兵力火力均超过己方且都占有阵地的情况下，要想将敌军全部消灭掉不啻为痴人说梦。 从兵法上讲，孤军深入历来为兵家大忌。按说红七军团完成破坏交通的任务后应立即撤离，但却待在大陈岭上继续与强势敌军形成对峙。原因何在？根据朱德9月17日晚二十时发来的电文可知——“在未执行军委给你们破坏杭江铁道及其附近公路的任务前，军委禁止你们继续北进。”（注20） 那么，军委为何会发来如此强硬的电报？尽管缺乏足够的史料记文献，但还是可以从寻乐17日上报的电文中一窥端倪——红七军团派出的其它两支别动队完成了任务，但红五十五团“尽全部炸药仅炸毁其桥座一支柱”（注21）！掌有最终决定权的军团政委乐少华显然对此结果不满意，因此不同意红七军团撤离。问题是红七军团即使待在原地，也还是无法找到足够的炸药，又如何能炸毁五都大铁桥呢？！ 兵贵神速，一旦敌四十九师等部赶过来，红七军团再想撤离可就难上加难了！可如何才能说服固执己见的乐少华呢？军团长寻淮洲当晚唯一做出的决策，就是得悉常山县城仅有警察数十人枪后，从第二、第三师（团）各抽一个营及军团侦察连的一个排共约六百多人，于16日凌晨奔袭二十余公里外的常山县城。 16日天亮后，当面之敌继续向待在大陈岭上的红七军团主力展开猛攻，并从巨州调来六架飞机进行轰炸。遭到轰炸的红七军团伤亡数十人，第三师（五十七团）师长王蕴瑞也在战斗中负重伤。此时大概乐少华也瞧出局势十分不利，不得不勉强同意红七军团撤离大陈岭，全军迅速向北面的常安县转移。幸好当面之敌因得知常安县城遭到攻击，需要抽出部分兵力增援，同时以弹药消耗太大为由，没有参与追击。 从派出的兵力等推断，寻淮洲并非要进占常安城，主要是为主力的北撤提前打开通道，通过“围魏救赵”的战术，将当面之敌引开一部分——据时任奔袭常安城领导之一的赵春和的回忆：“红军在城内坚持二三小时后撤出，回到大陈驻地。……没过一小时，我军撤出战斗，随后封锁常山港。上午七时，截获……二十余艘船只，……工兵用这些船只，于9点钟搭好浮桥，部队从桥上过河。下午3时许，敌机两架飞到常山港上空，此时红军已到丁家坞，当晚在此宿营。”（注22） 由于此前红七军团始终在大陈一带徘徊不前，敌四十九师等部已逐渐围拢过来。17日拂晓红七军团经芳村一路北上，急行军一百一十余华里，方甩掉尾追之敌，于下午十五时许进驻遂安的白马。当晚二十时，红七军团收到朱德署名的那封“军委禁止你们继续北进”的急电，但此时早已时过境迁，军委只得于18日十时重新来电，命令红七军团立即向遂安前进，“以袭击的方法占领该城而确实保持之于我军手中，……”（注23） 至此，红七军团终于被允许继续北进！ 注释： 注1、2：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2页。 注3：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3页。 注4：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84页。 注5、7：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86页。 注6：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0页。 注8：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88页。 注9、10：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93页。 注11：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89页。 注12：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85页。 注13：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94页。 注14：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97页。 注15：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448页。 注16、21：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98页。 注17：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385页。 注18：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98、99页。 注19：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99页。 注20：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00页。 注22：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89页。 注23：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10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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