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北宋最重要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批评家,他在许多诗文书画的题跋中,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和体会,对文艺创作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极为深刻的重要见解,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苏轼仕途坎坷,多次被贬,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和人民,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专心致志于文学创作,穷而后工,成为伟大的文学家。他从自己的遭遇和经历出发,非常赞成欧阳修关于诗人“穷而后工”之说。其《僧惠勤初罢僧职》云:“非诗能穷人,穷者诗乃工”。他主张文学创作应当“有为而作”《题柳子厚诗》,“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在创作思想上他主张要发乎自然,“不能不为之为工”《江行唱和集叙》,文学创作应当是感到非写不可才作,而不是说能作就作,这也是受他父亲影响之所至。这也是苏轼文学思想和创作理论的一个出发点。 但是,只有“道”而没有“艺”或“技”,也是无法创作艺术作品的。艺术家不仅要认识和了解创作对象,而且还要有高超的艺术表现能力和丰富的表现技巧,不只要使物“形于心”,而且要使物“形于手”,做到内外齐一,心手相应。 苏轼在《送参寥师》一诗中说: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 诗人在“妙想”过程中必须善于把握机遇,捕捉住灵感萌发、兴会标举时刻所闪现的奇妙景象。 吾文如万斛泉水,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石山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苏轼强调神似比形似层次更高,无论诗人还是画家都不应该拘泥于形似,而务必以传神为目标,要善于抓住体现创作对象之“神”的特殊的“形”,着力加以刻画和描写,使之起到传神的作用,方能有“天工与清新”之妙。 苏轼《诗颂》:冲口出常言,法度去前规。人言非妙处,妙处在于是。 诗歌妙处正是在灵活自然脱口而出,不受法度的束缚、限制。“无法之法”就是自然之法,任其自然而不违背艺术创作的规律,看似无法而又有法,这才是最高的法。 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说:“东坡尝有书与其侄云:'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余以不但为文,做诗者尤当取法于此。”其实东坡所说本不限于文,也可包括诗甚至书画艺术。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这是最高的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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