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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灶组合，河姆渡文化，奉化博物馆 浙江省博物馆有一件禁止出境文物由于展陈糟糕，位置也不起眼，所以除非事先做过功课，否则很难想到这是一件国宝——河姆渡文化陶灶。
陶灶 河姆渡遗址出土 浙江省博物馆 这件陶灶1977年出土于余姚河姆渡T243探方，是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唯一一件陶灶。其出土位置为河姆渡3B地层，分期为河姆渡二期中段，绝对年代大概为6300—6000年前。年代虽然大大晚于2008年江苏宿迁顺山集遗址的陶灶（距今8000年），但仍然是最早的陶灶之一，并且由于出土年代早，且造型独特，具有很强的艺术性， 但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意不意外？ 到了奉化博物馆才知道奉化也有一件，展标显示2017年出土于何家村（不是西安那个何家村）。但知网未能查到相关简报等情况。  陶釜灶 河姆渡文化 奉化博物馆 灶在旧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一开始只是围一圈石头或者在地上挖个坑，陶器开始大量使用后无论是陶支脚还是三足器都放在圈灶上加热。独立陶灶的出现看似简单，但代表着烹饪方式和地点发生了变化，独立的陶灶在制作的时候对陶胎的耐火性要求更高，更重要的是，使用场景也不同，室内的火塘没有围挡，生火的时候烟雾缭绕，也容易因为风吹点着室内的茅草引发火灾。  独立的陶灶把生火做饭的场景移到了室外或者独立的空间内，围挡的设计能够遮风挡尘，聚火升温，加快食物煮熟的速度。  但陶灶的普及速度却极慢，山东的北辛文化，关中的仰韶早期都只有零星出现，一直到距今5500年的庙底沟文化才有较为多的陶灶出现。再往后一直到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晚期，陶灶的变化更多的只是在诸如分体，一体等形态上的变化。
顺山集陶灶
陶釜灶 仰韶文化 庙底沟遗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陶釜灶 仰韶文化 河南省灵宝市 西坡 出土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釜灶 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4300-3800年）山西省囊汾县陶寺村出土 河姆渡的陶灶形态整体呈U型三面围挡，火门敞口呈流状，并向上呈铲状。这种设计和其他几乎所有陶灶都不同，内侧伸起三个支架支撑上放放置的器皿，77年出土那件外侧有两个耳朵，奉化博物馆这件则无耳。圈足上有几个孔。  这些特征使得学者猜测这种陶灶并非在地面使用而是在船上使用。向上的铲形火门可以使得在有风的时候灶内的火星木炭等不轻易飞溅到船上，圈足的孔可能可以用荆条等粗枝绑在船上起到固定的作用。  河姆渡陶灶虽然不是最早的陶灶，但确实早起陶器中最精美的器物之一，其背后是河姆渡人对于农业的卓越贡献。在上世纪70年代对于河姆渡的两次发掘中均出土了当时最早的水稻，甚至颜色还保持着鲜黄。经过检测，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一期地层中已经发现了属于栽培稻的粳稻和籼稻，从而改变了过去一直以为水稻是由印度传入中国的看法。将中国本土驯化水稻的记录从4,5千年前向前提到7000年前。  碳化稻米 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尽管在此之后更多的考古发现仍旧不断刷新这个记录，江西万年仙人洞的人工栽培稻植硅石已经达到12000年，但河姆渡仍旧是中国最早最重要的稻作起源地之一。 河姆渡所在的宁绍平原8000多年前都还是浅海区域，直到7400年左右河姆渡才露出水面。河姆渡一期时仍然离海边较近。多水的环境决定了船是河姆渡人出行的重要方式，肥沃的土地又促进了河姆渡人长达2000年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陶灶的出现是这两大特点的必然结合，但其充满艺术性的表现方式又有着一种偶然性。 也正是可能需要在船上使用这种原因，三足鼎虽然在河姆渡三期时已经从崧泽文化传入了河姆渡，却一直未能成为主流——即便河姆渡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广泛接受了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甚至大汶口文化的大量器型，但陶釜的地位从来未曾动摇过。陶支脚在陶灶上的设计与陶釜的结合无疑在船上更加稳定可靠。 正是这种必然与偶然，使得河姆渡陶灶入选2002年第一批禁止出境文物，成为国宝中的国宝。但如果你见过原件，会发现原件缺损的面积极大。而奉化博物馆这件虽然也有一些缺损，整体还是完整得多，如果这件早出土50年，如果出土在河姆渡，那禁止出境的可能就是它了。 文物的命运和人生类似，登场的先后顺序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总要学会透过文物的表面看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时代特征。当我们了解的越多，眼前的文物越生动鲜活，我在看着它的时候它也在看着我，它在等我看懂它，然后告诉各位，这个博物馆不太出名，这件文物甚至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但是它背后是那个时代，它很重要。 “少年郎，我等你很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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