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00年前，中国降生了一个婴孩，他的一生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提并论。传统说法认为，他是贵族之后，还是帝王的后裔。[1]他临世之时，据说有苍龙和“神女”在空中盘旋。[2]但是，孔子自己却说：“年轻时我没有社会地位，还生活在卑贱的环境中。”[3] 传统说法把孔子看成一位严厉的学究，说他制定下细致的规则让人们言行是比。实情却是，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制定死板的规则，因为他坚信，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遵循他人制定好的教条，更不可能因此就免去反躬自思的义务。 在政治上，孔子通常被认为是保守分子，甚至还有人说他的首要目标是复古和捍卫世袭贵族的政治特权。事实上，孔子倡导和促进了一场彻底的社会和政治革新，所以，他应被看作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变革者。在他去世后的几个世纪之内，盛行于他那个时代的世卿世禄的政治制度最终在中国消亡了。对于这一旧制度的崩溃，孔子的贡献大于任何人。 年轻时的孔子不得不自己谋生，以至于去做一些卑贱之事。[4]从这些经历中，孔子得到并且从未失去的是对普通人的深切同情。他们遇到了太多的难题，遭受了太多的苦难。周朝的中央集权政府已经瓦解，封建诸侯只是名义上臣服于周天子。然而，这些诸侯并不能说是独立的，因为其中的一些又成为他们的家臣的傀儡。在诸侯国和各国贵族之间，公开的和私下的争斗愈演愈烈。各国诸侯根本无力制定有效的法律法规，以使他们避免受制于自己的得力助手、拥有武装的属下或者竭力僭夺他们的权力的野心家。在一个诸侯国之内，即使权势最大的贵族家族也不能保证不被摧垮，它的首领也很难避免受到谋杀的可能。不用说，普通大众的处境就更为悲惨了。在国与国和贵族与贵族之间，无论谁在争斗中获胜，普通百姓都得遭殃。甚至在和平时期，普通人也没有安全保障。他们无权无势，始终是贵族们的牺牲品。在这种朝不保夕的形势下，世袭贵族的主要兴趣自然就转向了狩猎、战争和穷奢极欲。为偿付这些消遣和糜耗所需要的费用，他们对人民的赋敛已经超过了人们最大的承受力；而对于人民的所有抗争，他们都予以无情镇压。 目睹这种状况，年轻的孔子根本不能忍受，他下决心倾尽毕生之力去匡正时弊。他坚持不懈地向人们讲述他的主张。根据他的主张，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适合于人们的生存。孔子逐渐召集起一群年轻人来学习他的学说，因此，他就成为一位知名的教师。 孔子学说的基本点是简明的。在他所见之处，人们都在彼此争斗，但他不相信这是社会的本有状态。他认为，人们彼此合作才是正常的；竞争是必要的，但竞争不应该是相互谋利，而应该是增进共同的福祉。在他看来，用来衡量统治者治国成就的标准应该是：统治者不是为自己敛财和攫权，而是设法给他们的子民带来福利和幸福。 孔子认为，只要仁慈的君主掌握政府，他梦想的世界就会到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孔子将乐于看到世袭制被废除，如果这一天真有可能到来的话，[5]但实际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作为对这一理想的现实折中和替代，孔子转而努力说服君主们改变其管理机制，让他们的大臣有德行、有才能，以及经受适宜的从政训练。他努力教育年轻人做这样的大臣。因此，在他所从事的教育活动中，孔子对贫贱者和富贵者一视同仁。孔子收授弟子只有两个条件：聪慧和勤奋。 孔子试图完成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他想取消统治者继承而来的实权，把它交给合乎道德标准的大臣，进而使政府改变其目标，从为少数人谋福祉转向为全体人民谋福祉。他明白，要完成这场革命，仅有思想信念是不够的，他还得努力激发弟子们对这一事业的真正热忱，而他自己的一生就是献给了这一事业。在这方面，孔子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个“有道之士”［Knights of the Way，借用阿瑟·韦利（Authur Waley）的妙语］的团体受到了这种献身精神的激励，而这种献身精神并不逊色于出现在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的骑士精神。 然而，孔子并不只是要全力以赴地做个教师，他更想指导国家政治，并看到他梦想的世界在他手中变为现实。可是，当时的各国君主显然不可能认真考虑并授他以实权。尽管至多他们认为孔子是个无害的怪人，但是，一旦给他权力那就危险了。相反，他们把政治高位给予孔子的某些弟子。正是在这些弟子的坚持下，孔子最终在他的故乡鲁国得到了一个职位，但那只是个荣誉头衔，可能根本没有实在的权威性。[6] 当孔子发现在这样的位置上无所作为时，便去周游列国，寻求能够认真履行他的政治思想的在位者。但是他从未知遇。这样的游历持续了十多年。总的来说，周游列国期间的孔子几无所获，但却证明了他为了实现自己的信念而情愿备尝艰辛。 回到鲁国后，孔子继续其教学活动。5年之后，孔子去世了。他的一生没有大的起伏。没有高潮，也没有低谷。他的主要抱负无一兑现。在他去世之时，每个人肯定都认为他是个失败者。的确，他自己亦持如此看法。 孔子死后，在他的学说代代相传的同时，儒家也渐渐壮大起来，并不断扩大其影响。孔子的学说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阐释，逐渐发生了深刻变化，直到最后连他自己恐怕都无法辨认。但是，孔子所坚持的两项原则还一直保存着，即强调不是以出身而是以德行和才能为标准来选择从政者，以及政治的真正目的是人民大众的福利和幸福。尽管战争和压迫与日俱增，人民的生活日益维艰，但后一项原则却使得儒学在普通大众中广为传布。 公元前221年，相对野蛮的秦国蹂躏了中国，把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极权帝国。儒生们拒绝合作，秦帝国就禁止了他们的书籍和学说的传播，甚至还处死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可是不到20年，一场革命就推翻了秦王朝，而儒士则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随后建立的汉朝总的来讲比较看重儒生。可是到了第六代皇帝，即怀有极权野心的汉武帝时，一些儒生与这个皇帝发生了冲突。汉武帝极其聪明，他没有公开反对儒学；相反，他摆出了赞助和拉拢儒学的姿态。他让一大批儒生享受政府俸禄，他还亲自主持朝廷选取官员的考试。可以说，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对儒家学说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大约从这时起，儒学开始被滥用，以至于发展到替专制政治作辩护的地步。儒学的这种转向，是对孔子学说的彻底败坏。然而，正是为了反对这种败坏，才启发和鼓舞了另外一些儒生的从未止息过的抗争。 现今流行的大部分有关孔子的资料出自汉代或汉代之后。孔子的传记和有关的注释确实是力图把肉和血附在古代典籍的骨架上。几乎在孔子去世之前，粉饰他的传统就开始了。孔子的那些非常重要的思想在他自己的时代并未受到赏识，而后来出现的孔子传记却把他写成一位有权有势的政治家，这种情形着实令人不可思议。另外，与儒学相敌对的思想派别起初是攻击和嘲弄孔子，但后来却又转而利用他，甚至是极权主义的法家也顺势把孔子变成了极权主义者。这方面最有效的做法是，法家人物借孔子之口倾吐极权主义观点，同时，为了掩盖对孔子思想的歪曲和利用，还在他们的著述中插入了一些最受人尊敬的儒学经典的字句。 对于那些认为孔子的民主观点难以接受，而要把他描述为肆无忌惮的帝国权威的支持者的人们来说，上述的一切是有用的。他们希求的只是把这些虚构的附加物设定为孔子的学说，并解说给其他人，从而使人们忘掉孔子其余的思想。这样，他们就建起了一层隔阂，使人们2000多年来难于发现孔子的真实思想。 可是，真正有辨识力的学者迟早都会出现。事实上，在17世纪和18世纪进入中国并成为学者和朝廷官员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就是这样的学者。他们拂去堆积如山的近代解释的尘封，力图还孔子以真实面目。他们在发回欧洲的一封封信函中，向人们讲述了他们所发现的这位令人鼓舞的“新”哲学家的思想。 因此，在欧洲，正当众所周知的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逐渐获得了名声和美誉。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Leibniz，1646—1716）、沃尔夫（Wolf，1629—1754）、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士，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进他们各自的主张；当然，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也受到了孔子思想的影响。在法国和英国，人们认为，在儒学的推动之下，中国早就彻底废除了世袭贵族政治，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武器攻击这两个国家的世袭贵族。在欧洲，对于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思想的发展，孔子哲学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的影响，孔子哲学又间接影响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有趣的是，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曾提议，作为国家的“政治拱顶石”，[7]应该比照着中国的科举制度建立一种教育体制。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儒学对西方民主发展的贡献经常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们所忘却。为此，我们必须检视儒学在西方民主发展过程中所发挥过的适当作用。 在中国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孔子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前辈。孙逸仙曾说：“孔子和孟子是民主的倡导者。”[8]他还制定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华民国宪法》。然而，他的一些同胞至今还认为孔子是个保守主义者，认为正是孔子帮助统治者锻造了专制主义的枷锁，从而对孔子怀有敌意或冷眼相向。 在一本完全是论说欧洲的书中，里克（W. E. H. Lecky）的一番描述颇为适合孔子的情形： 在一定时代的思想基础上才能产生天才人物，同样，只有在一定时代的道德水平上才能产生这样的人物：他们预测并促进未来的道德水准，传布诸如德行、博爱或自我克制等等与他们的时代精神了无干系的道德观念。他们反复灌输种种义务，指点多数人都认为是完全空想的行为的动机。他们的完美无缺的道德魅力强烈地影响了他们的同代人。在这种热情的激发之下，一个追随者团体形成了，许多人从他们时代的道德状况中解脱出来。然而，这种运动的全部效应只是暂时的。起初的热情开始渐渐衰退，周遭环境恢复了它们的优势。尽管纯洁的信仰变成了现实，但却被装饰以异化了的、脱离原位的和扭曲了的观念，直到它起初的特质消失殆尽。曾是不合时宜的道德信条，一旦迎来与之适合的文明的曙光，就会发挥它的作用；或者至多是通过信条累积的微弱的和不完全的过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它所需求的环境的到来。[9] 这一切均与孔子的情形相吻合。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正如他自己所言）孔子在世时无人完全理解他，以及后人为什么经常严重地误解他。它也有助于说明这样的事实：这个生活在很久以前的人物，在其有生之年默默无闻，却在身后留下了辉煌，并继续影响着甚至是现代人的思想和行为。 人们经过很长时间才认识到，关于孔子的传统说法，即使许多学者能够接受，其准确度也是成问题的。1100多年前，生活在唐朝中晚期的最著名的儒者之一——韩愈，就抱怨同代人只是重复着关于孔子的一些极其乏味的东西。因此，他问道，如果有人想了解实情，“他们将从何处寻找呢？”[10] 几乎每个孔子的故事都以写于公元前100年左右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传记）为根据。一位西方学者曾写道，实际上这部传记“确定了所有时代孔子传记的基础”。[11]然而，19世纪初伟大的批评家崔述却尖锐地指出，这部传记事实上“十之七八是诋毁之语”。[12]一位当代中国学者详尽地研究了这个难题，认为在《史记》所有篇章中，这部孔子传记“最芜杂无条理”，以至于任何称之为作家的人都不会写成现在这种样子。[13]不过，无论这部传记有多少不足之处，它仍然是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起尽量可信的有关这位圣人的生平记载。 如果我们想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实情，就必须从新的角度研究这个难题。因为现存唯一完整的孔子传记（《孔子世家》）写成于他死后的几个世纪，所以习惯上就得从它开始，但却要努力剔除掉那些明显荒谬的东西。可是，即使这样做了，也不能保证余下的东西就是真实可信的。一旦有人成为孔子那样的文化英雄，他的名字就会出现在无数的故事中，这些故事根据的是讲述者的信仰和渴望，而不是英雄人物的生平事实。 让我们先来看一个基督教的传统说法的例子。正如保罗提醒我们的，大多数早期基督徒是卑贱之人，被人轻视，遭人迫害。当他们的孩子遭受同伴的欺辱时，一些父亲用来自我安慰的想法是：孩提时的耶稣就富有神圣的力量，不会任人欺凌。于是，有两部《天启福音》就说，当其他孩子冒犯年少的耶稣时，他就使用超自然力当场置他们于死地。[14] 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这些故事呢？我们要把它们作为真实的历史吗？我们应该说它们是过分的并把被杀死的孩子的数目减少到一个吗？我们将排除超自然因素，并说这个孩子纯粹是自然死亡的吗？我们将更进一步认为，耶稣完全不是有意杀死孩子的，而这种事件无疑是根据他偶然杀过人的事实而生发出来的吗？显然，所有这些假定都是无谓的。我们越是努力变更这些故事以便使它们更可信，就越减少了彻底理解其原委的机会。其实，它们出自悲惨的、被压迫人民的白日梦。而只有这样加以理解，它们才具有实在的意义和引人注目的历史价值。但是，假如一定要从这些故事中引出耶稣的生平事实，我们必入歧途，因为它们与耶稣的所作所为绝无干系。 大多数孔子的传奇故事都与他本人无关。如果我们把诸如此类的故事放在其应在的位置上并仔细加以研究，它们将告诉我们大量的关于它们出现的那些时期（无论是汉代或其他时代）的人民的生活状况。但是，如果我们想从大量的孔子传奇中归整出孔子的真实生平，那简直是毫无指望的。因为，当传奇出现时，孔子已谢世300年或更多的时间了。那些传奇是极其混乱的，而且人们也没有区分其真伪的贴切标准。 所以，我们要依靠两种其他类型的材料来努力寻找真孔子。首先，尽管我们并不漠视在相对近晚世流行的种种传统说法，但我们认为它们只具有次等的价值，或者说是第二手材料，而我们主要依赖的是产生于近可能接近于孔子那个时代的有关他的记载。我们将把基本的参考资料限定在孔子去世后的200年内。其次，在每个主要观点上，我们将格外留心这样的作品：它们描述的是孔子时代之前的形势。 研究孔子之前的材料的重要性有时被忽略了。但是，如果我们确实要了解孔子是哪种类型的人物时，这种材料就是必要的了。我们举一个现代的例子。比如说，要想了解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为什么倡导每周工作48小时，除非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假如他生活在20世纪中叶，在一个许多人认为每周工作40小时就是标准的国家作如此倡导的话，他就是在主张延长周工时，而有人就会称他是个“保守分子”了。但是，如果他提出这一主张针对的是19世纪初许多国家盛行的状况，他就是提倡剧烈地缩短周工时，在那时，他的确会被称作“危险的激进分子”。 同样的，孔子曾说过他的一位弟子（冉雍）有资格登上诸侯国君主的宝座。[15]但是，我们仅仅知道有这样一件事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们了解所有的背景。而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了孔子讲这话时的政治形势，那就非常重要了。因为，这位弟子并不是世袭的君位继承人，并且有暗示说他的家世在一定程度上有污点。[16]然而，孔子却说，弟子冉雍所具有的德行和才能，使他完全可以去做国君。在汉代，这种说法并不稀奇，但在孔子之前的任何时代，从远古文献和青铜铭文（金文）的记载来看，世袭权力一向被认为是做天子或诸侯的唯一资格。[17]很清楚，孔子对这位弟子的评论并非草率的赞词，而是宣布了一项最重要的革命性的政治原则。 在描述儒家思想出现之前的中国的基本状况时，我们使用的典籍是众所周知的《诗经》、《易经》中的真正早期的部分、[18]《尚书》、[19]《春秋》以及传世的铭文。我们也将使用著名的史书《左传》，但是，现存的《左传》只记载到公元前300年左右，所以我们必须慎重使用它。[20] 我们理解孔子生平和思想的基础是《论语》。这本书记载的主要是孔子师徒的言论。尽管并非整部书都是真实可靠的，但是，那些后来附加的部分却以种种方式经常不自觉地暴露出来。毫不稀奇，在文体、词句和思想上，《论语》的后加部分与真正的早期部分是很不同的，它们中的一部分甚至是由儒家圈子之外的人伪造的。许多学者于此多下功夫。本书“附录”概括了他们的成就，并详细讨论了《论语》各篇章的可靠性。 以哲学家墨子命名的那部书多处提及孔子。乍看上去，这部《墨子》应该是一种有益的资料，因为墨子生活的时代稍后于孔子。但是，许多批评家已经指出，论及孔子个人的那些内容多半是后来掺入《墨子》之中的。[21]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孟子》是很有价值的资料。儒家哲学家孟子在孔子去世后一个世纪降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部书以早期的文体颇为详细地记录了孔子的一些言行，这些记载与人们所认为的《论语》早期部分的记述大体吻合。《左传》很详尽地记录了孔子在世时他的故乡鲁国的历史，但总的来说对孔子的生平却所记甚少。其中记载的许多事实说明，孔子在其有生之年并不像后来传统说法中所再现的那样是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左传》之中孔子的一些故事与其他的早期记载不一致，在某些记载中甚至出现了神怪或超自然的东西。根据这样的事实，以及《左传》之所记已经下至于公元前300年左右，那么人们完全有理由说《左传》中有关孔子的记述只能有一部分是值得信赖的。可是，这部分对于我们完整地了解孔子的生平却是很有价值的。[22] 总之，在有关孔子生平的记载方面，孔子死后几百年写下的著作比那些完成于接近孔子时代的书有更多的细节描写，这与我们希望的正好相反。显而易见，那些大量附加的细节来自想象而不是事实，当我们审视儒家神话的成长过程时，将会留心这一部分晚出之书。[23] 注释： [1] ——译按：据《史记·宋世家》、《孔子家语·本性解》等，孔子的始祖是殷天子。 [2] ——译按：据《孔子集语》卷十三引《拾遗记·三》：“孔子生于鲁襄公之世，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来附徵在之房，因梦而生孔子。有二神女擎香露于空中，而来沐浴徵在。”“徵在”即孔子之母颜徵在。 [3] ——译注：《论语·子罕第九》：“吾少也贱。”《史记·孔子世家》（以下简称《世家》）：“孔子贫且贱。” [4] ——译按：《孟子·万章下》：“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世家》：“及长，尝为季氏吏，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 [5] 因为本章是概括全书的内容，正文中没有引证相关原典。相同的观点将在下文展开。 [6] ——译按：在孔子从政的问题上，顾氏在本书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我们也将在此后章节中顾氏具体讲到相关问题时再详加讨论。 [7] 杰弗逊，Ⅸ，第428页。 [8] 孙逸仙：《民权主义》卷一，第10、169、232页。 [9] 里克，卷一，第310页。 [10] 韩愈：《原道》卷11：“其孰从而求之。” [11] 卫礼贤，第71页。 [12] 崔述，卷1，“《史记》之诬者十七八”。 [13] 钱穆，第40页，“余读《史记·孔子世家》最芜杂无条理”。 [14] 皮克，第96—97页。 [15] 《论语·雍也第六》：“雍也可使南面。” [16] 见《论语·雍也第六》“子谓仲弓”章。事实是，《左传》中并没有提到过任何姓冉的君主之家，这显然排除了冉雍曾是君位合法继承人的可能性。就我所知，其他资料中也没有任何类似说法。 ——译按：所谓“污点”，应该是指《论语·雍也第六》所说的冉雍好比是“犁牛之子”，即出身于社会下层。 [17] 尧传位给舜的根据当然不是家族继承权，根据传统说法，尧在生前就把王位禅让给了舜。但最近的研究表明，不仅这些帝王纯属传奇人物，而且讲述他们以德禅让的著作也是成书于孔子之后的。详见原书第186—189页。 [18] 亦即《易经》的卦辞和爻辞，不包括所谓“十翼”。“十翼”的出现晚于孔子，这些将在下文讨论。 [19] 对《尚书》的详考，见顾立雅，第55—89页及第111页注［1］。《尚书》中的下列篇目我认为无疑是儒家之前的，它们是《汤誓》、《西伯戡黎》、《微子》、《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君奭》、《多方》、《顾命》、《费誓》、《文侯之命》和《秦誓》。还有几篇可能与孔子同时，但必须留在怀疑之列。余下的亦即组成今文《尚书》的大部分，明显是后来的伪作。古文《尚书》并未提及，因为一般都认为（正如中国学者早已证明了的）它们是伪造的。 [20] 见原书第202—204页。 [21] 见本书注释。 [22] ——译按：顾氏对《左传》的如此断言是有先入之见的，从《左传》全书的角度，有关孔子的记载确实分量不多，但是在《左传》记载的近300年（前722—前453年）的历史中，除了一些重要的君主之外，能够获得孔子般记载的人物并不多见，所以，在《左传》中，孔子无疑是重要历史人物之一。另外，对于《左传》中关于孔子的记载，顾氏又加以有选择性的肯定，这也只能使相关问题更为复杂。有关这方面的讨论，我们将在本书后文专门论说《左传》时再加深入。 [23] 古斯塔夫·哈龙（Gustav Haloun）出版了这种内容的三个主要文本，他称之为“前儒家的著作残篇”（“纬书”）。它们很有意思，但是根据其日期和内容，我们没有理由把它们视为研究孔子的基本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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