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虫子的人性温情与一家三人的异化冷漠——重读《变形记》人物、情节、环境，加上主题，我称之为小说的四要素。四者的关系分别是：情节、环境为人物服务，在情节和环境加持之下呈现出来的人物指向小说的主旨。大家笔下的人物从来不是扁平、单向的，而是如同立体、多棱的镜子。随着角度、光线的变化而有不同的面向呈现，也即莎士比亚所说，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问题一，人物的面向绝非作者、专家指定的标签，他藏在细节（那是“魔鬼”的栖身之所）之中。看见别人未曾看见的细节，逮住别人放跑的魔鬼，你便成是伟大的读者。在我的课堂上，读者必须讨论具体的细节而不是一般的思想。问题二，小说人物往往不止一个，把他们厘清主次、归纳重组，你将会有不一样的发现。格里高尔一家四口，表面上看生活平静、和睦安稳，然而内中潜流涌动，特别是格里高尔变形甲虫之后，四人演化成两个阵营——一是甲虫格里高尔，一是格蕾特和她的父母（所以如此说，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当格里高尔披着甲虫的外衣出现之后，她们便不再把他/它当成严格意义上的家庭成员）。这是小说的两条主线，或是交织一起的明暗线。看他们之间的对手戏，很精彩、很感伤。《变形记》，或者说卡夫卡，通过反复的细节，从外形、动作到语言，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要读者确认，格里高尔是甲虫的事实不容置疑。从犹如铁甲的脊背、高高隆起的肚子、不断舞动的细腿、流出棕色液体的嘴巴、下颚，到开门、走路、喝牛奶、墙上和天花板上爬行，到声音的变化、饮食习惯、生活习性，作者完全按照甲虫的样子来描绘。甚至，反复阅读文本的过程中，我眼前挥之不去的便是——那些颤抖着、悬在半空，时时无助地摇曳、闪动的细腿。还有我是甲虫，我是甲虫，这样的声音一直回荡在耳边。然而，又是这许多、不完全听从调遣指挥的细腿驮着它/他四处行走，去做出完全符合人的思想指导下的行为。也即，格里高尔虽然外形、举止与甲虫的形象吻合，但他的思想却完全符合人之所想。其实，无论教学、文本解读，还是生活现实，还很多时候，当你在别人习以为常的地方发现并提出问题，答案便解决了大半，有时甚至昭然若揭。所以他要挑起家庭重担、拼命地工作，负责起一家人的衣食住行的所有支出；再说，为何“无论如何不能让协理怀着这种情绪回去”，而要对他安慰、劝告、挽留和说服，背后的原因，所述同上。也即，无论他的忧虑、担心，急躁和恐慌，一切都是因为家人，因为他对亲人的默默温情——即便在他们眼里他/它只是一只甲虫而已。“那时，格里高尔唯一的愿望就是竭尽全力，让家里人尽快忘掉父亲事业崩溃使全家沦于绝望的那场大灾难。他以不寻常的热情投入工作，很快就不再是个小办事员，而成为一个旅行推销员……”不知道他“很快不再是小办事员”中的“很快”是多长时间，只知道格里高尔的口中的旅行推销员已经是一个无比艰辛的差事，那小办事员的艰辛则可想而知。不止艰辛，而且在职的五年当中，他一次也没有病过——或者是没有生过敢耽误工作的病。他，格里高尔简直就是一个铁打的人，一个不需要维修都的机器，一头只知拉磨的驴马。虽然他是如此的年轻，阅读的过程中，我却总是莫名地想起臧克家笔下的那头《老马》——（在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中，他翻译为“所有这些都见他的鬼去吧”。虽然只是多了一个“他的”，但意味绝然不同。一如《装在套子里的人》中，面对找上门来的别里科夫，柯瓦连科说，“谁要来管我的私事，就叫他滚！”但汝龙翻译为“我就叫谁滚他的蛋！”。我不懂翻译，但这细节之中精彩与否的区别还是可以一眼看出。）也就再有五六年的光景吧，这样的、他一天也不愿过下去的生活，因为家人，他愿意继续再过五年。两个五年，十年青春的煎熬、付出之后，留给格里高尔的会是些什么——胡乱挽起头发、歪斜系着裙子、露出通红大手的、苍老的玛蒂尔德的形象，突然跳到我的眼前。十年青春，十年辛劳，为了自己，玛蒂尔德全都交付了出去。终于，她可以坦然地直面曾经的朋友——佛来思节夫人了。只是，可怜的格里高尔，即便把预想中十年的青春、十年的付出打一个对折，为那样的家庭和亲人，他是否值得。虽然家庭蒙受灾难，但这塌下来的天全由他一个顶了起来。父亲过起了安逸的日子，不止发胖，并且行动都不大方便，一顿早餐——“他一边吃，一边翻阅报纸，要花好几个钟头。”并且，这样建立在儿子艰辛痛苦之上的幸福，让他们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儿子在这家公司里干活，他们一辈子生活都将无忧无虑。并且，他们早已习惯了这样不劳而获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并且把这一切视作理所当然——他的成功马上就转化为亮晃晃圆滚滚的银币，好让他当着惊诧而又快乐的一家人的面放在桌子上。那真是美好的时刻啊，这种时刻以后就没有再出现过，至少是再也没有那种光荣感了，虽然后来格里高尔挣的钱已经够维持一家的生活，事实上家庭也的确是他在负担。大家都习惯了，不论是家里人还是格里高尔，收钱的人固然很感激，给的人也很乐意，可是再也没有那种特殊的温暖感觉了。 这安逸、无忧无虑、理所当然的背后，是对格里高尔的冷漠和残酷。纳博科夫这样评价他的一家三口——他们是“附在他身上的寄生虫，剥削他，从里向外蛀食他”。如果说格里高尔是重负之下，五年之后，变形甲虫；他们三人，从生存方式讲，一开始就是寄生的虫子。父亲先是在协理走后，猛力一推，让它/他鲜血淋漓的弹进房间，后是赐给他一个足以致命的红苹果。而恰恰是和他关系最亲的妹妹，给它/他下达了死亡判决书——再也受不了家里这样的折磨了。至少我是再也无法忍受了。“他一定得走，”格里高尔的妹妹喊道，“这是唯一的办法……”这个东西把我们害得好苦，赶走我们的房客，显然想独霸所有的房间，让我们都睡到沟壑里去…… 最后是儿子挂掉，三人用以庆贺的远足。五、人心虫形与人形虫心可是，可是即便变形甲虫之后，它/他依然念念不忘他的妹妹——他心中有个秘密的计划，想让她明年进音乐学院……进音乐学院费用当然不会小，这笔钱一定得另行设法筹措……然而格里高尔已经痛下决心，准备在圣诞节之夜隆重地宣布这件事。甚至，在背上的创伤折磨得它/他疼痛难忍。不管夜晚、白天都无法入睡的时候，依然有一个似乎更为荒诞的愿望折磨着他，也许门下一次打开时，它就重新回到过去的状态了——甚至，听到妹妹对下达死亡判决之时，它/他不仅没有不解、生气和愠怒，而是怀着比妹妹还要强烈的决心，怀着温柔和爱意，平静的走向了死亡。在这种茫然平和的沉思中，他一直等到次日清晨塔楼上的钟敲了三点。窗外的第一线曙光再次进入了他的意识，随后，他的头自己耷拉到地板上，他从鼻孔里呼出了最后一丝微弱的气息。在他的心中，他的笔下，哪里是一只甲虫的死亡，而是一个善良、充满温情的人——在春天的绝美谢世。卡夫卡的艺术在于他一方面逐步积累格里高尔的虫的特征，包括他的虫的外表所有的可悲的细节；另一方面又生动地、清晰地向读者展示了格里高尔善良的、体贴入微的人的本性。可以说，格里高尔虽然变形甲虫，但依然持守着人性的温情，他是人心虫形。而他的家庭成员、那三个人的冷漠与残酷才是真正的异化，他们是人形虫心。准备资料的过程中，看到两段材料，恰切地证明了《变形记》根本的立意并不在“变形”之上。1、于“他至少这样试了一百回，同时闭上眼睛以免看到他那些摆的腿”的“眼睛”处，纳博科夫在自用的小说空白处这样注解道——“正常的甲壳虫没有眼睑，因此不可能闭眼睛一一只有着人的眼睛的甲壳虫。”针对整个这一段他批注道:“在德文版原文中，这一串睡意蒙眬的句子有着动听流畅的节奏。他似醒非醒——他意识到自己的困境，但却没有感到吃惊，而是孩子气地接受这一切，同时他仍然保持着人的记忆和人的经验。2、1915年莱比锡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有关《变形记》的单行本时，作者曾为此书的封面设计致函这家出版社——“封面上可千万别画上那只昆虫啊！”最后，封面上的图像画的是一个孤苦的青年哭泣着走出家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