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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月22日法令的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当许多革命者滥用它所给予的巨大权力时。例如，在恐怖统治的晚期，法庭审判犯人时，经常来一锅“大杂烩”，同时控告一群相互间并无关联的被告，因为他们被认为参与了反对国家的阴谋，就被当做一丘之貉，被法院给一勺烩了。 这还不算最恐怖的，更有甚者，在这条法令出台后，一个人只要被怀疑对革命和国家心怀鬼胎，甚至，只要被认定“对国家毫无价值”，就可以被处死。
一份恐怖统治时期被判死刑者的名单赫然显示：“让.巴蒂斯特.亨利，18岁，高级裁缝，犯有砍倒“自由之树”②罪，被送上断头台。”“弗兰西斯.伯特兰，37岁，犯有“生产毒害公民健康的腐臭葡萄酒罪，被送上断头台。”“玛丽.安吉丽卡.布莱桑，另一名裁缝，犯有“于国无益”，被送上断头台。
法国巴黎的巴士底监狱 不仅罪名“新奇”，牧月22日法令还令犯人和被处死刑者的数量猛涨。巴黎的监狱中的嫌疑犯一时达到了8000多人，令各个监狱人满为患，他们中还经常有人因为被怀疑酝酿“监狱阴谋”而被处死。 被处死刑者多得吓人，自公历1973年3月（那时候还没有共和历）到共和2年牧月22日（公历1794年6月10日），在巴黎，处死过1250人，而从牧月22日法令颁布后的一个多月里，足足有1376人上了断头台。
这只是巴黎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被迫害的无辜者更加难以计数，有人说约有十万人被当做嫌疑犯被拘捕，有人则认为这些人的数量达到了30万。至于被处死刑者的多寡，历史学家多纳尔德.格里尔估计这一数量大致在3.5-4万之间（包括未经审判就被处死的人）。
由于在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么多反革命分子给革命政府关押和处死，所以其中自然掺杂着大量无辜的百姓。虽然罗伯斯庇尔这样的革命者口口声声锄强扶弱，但是在他们手上受伤害最多的其实还是平民百姓。 在整个恐怖统治时期里被处死的人中，只有约百分之8是贵族，加上教士也只占百分之15.剩下的都是资产阶级、农民和无套裤汉。
无论罗伯斯庇尔以自己对正义的追求挽救多少个被诬陷的人，对于死在他嗜血法令下的无数冤魂都只不过是杯水车薪。革命政府也必须为不分青红皂白地弹压人民运动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在残酷的镇压下，巴黎各区的政治生活严重退化，人民不再能选举市、区的行政长官了，就连纪念遇刺身亡的革命领袖马拉的节庆都被禁止，这样一来，无套裤汉对革命政府深怀不满也就不难理解了。
圣-茹斯特看出了不对劲，写道：“革命冻结了。”雪上加霜的是，罗伯斯庇尔不仅在政治清洗上草菅人命，还在科学和经济方面一无所知，而他的同党在的经济工作也不理想。 为了维护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利益，他们牺牲了底层劳动者的利益，并严酷镇压了工潮，对这些底层劳动者的请愿行动也予以禁止。更有甚者，革命政府当局居然颁布了巴黎工资最高限额表，强行大幅压低了工人所能取得的最高工资。这使罗伯斯庇尔一派一时间和底层人民势同水火。
国民公会方面，也有人向他们发起了挑战。虽然罗伯斯庇尔除掉了卡米耶和丹东这样反感恐怖统治的对手（也是朋友），但是并没有将所有人心底对恐怖统治的憎恨除灭。既然革命形势已然大好。 国民公会就不再希望被罗伯斯庇尔的各种委员会监护了，那些和丹东一样，呼吁结束恐怖统治的人，和曾夹在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中间，左右为难。
且认为恐怖统治只应作为权宜之计的平原派，如今又站了出来。倒不是他们完全不怕死，而是因为他们看见革命政府已经和人民运动分道扬镳，实力大减了。
不过，国民公会中反对罗伯斯庇尔的核心人物，是那些被召回的特派员。他们中充斥着激进、暴力的极端分子和腐化、渎职的人。 前一种人中有富歇，他在镇压反对革命政府的暴动中，使用霰弹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遭到罗伯斯庇尔的猛烈抨击，并最终因为罗伯斯庇尔的影响力，被雅各宾派开除。
在无套裤汉和国民公会中间，罗伯斯庇尔一派腹背受敌。最先向罗伯斯庇尔发起进攻的是治安委员会，这个组织认为罗伯斯庇尔所属的救国委员会一直以来越俎代庖地干预本属于自己的镇压工作。尽管该组织的成员赞成延长恐怖统治，但依然仇视罗伯斯庇尔。
在过去，团结的救国委员会本可以轻易制服治安委员会，可是现在，罗伯斯庇尔即便在救国委员会中也人心已散。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们不是因为职权冲突而和罗伯斯庇尔结怨，就是因为在经济社会方针上的政见和罗伯斯庇尔不和，既有反对社会民主和统制经济的，也有处在另一个极端的。
不久后，治安委员会企图抹黑罗伯斯庇尔的名誉，它抓住了一个想要创立新宗教信条的老太太凯瑟琳.赛欧特，宣称她感谢罗伯斯庇尔为她的即将出生的儿子，也就是弥赛亚扫清了道路，以此拐弯抹角地攻击罗伯斯庇尔。 治安委员会中的瓦迪埃更是大胆，公然与罗伯斯庇尔争吵，并称后者为暴君，令罗伯斯庇尔愤怒地流下了泪水。
此时的罗伯斯庇尔已经身心俱疲，不想再“战斗”，于是不再出席救国委员会的会议，过上了半退隐的生活。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因为他的敌人对此求之不得。共和2年热月4日至5日（1794年7月22日至23日），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企图和解，却以失败告终。
这刺激了罗伯斯庇尔，他决定彻底粉碎一切政敌，无论他们属于山岳派，还是属于曾经支持自己的平原派，因为这两股敌人已经联合了起来。他的朋友圣-茹斯特等人依然希望能够和治安委员会和解，但是罗伯斯庇尔主意已定，并未动摇。 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上指控政敌，还把恐怖统治扩大化的责任推卸给他们，声称他们是伪装成宽容派的暴力分子，内心信奉恐怖统治的信条。可是，他的发言并没有过去的威力，因为无套裤汉因为革命政府对人民运动的镇压而不再关心政府，甚至对革命政府心怀敌意。
罗伯斯庇尔失去了重要的盟友，恐怕孤掌难鸣。并且，他犯下了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直说他所指控的议员是什么人。于是，所有干过亏心事的人都怕了，既然罗伯斯庇尔已经在革命的神坛上，将自己的敌人，以及敌人的敌人，还有政治盟友，乃至他的朋友一个一个献祭给了他所谓的理想国度，那么或许现在已经轮到这些议员们成为他的祭品了。
当晚，一直以来对罗伯斯庇尔心怀仇恨的议员暗中答应平原派将结束恐怖统治，以此与之结成了反罗伯斯庇尔的短暂同盟。 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罗伯斯庇尔一党在国民议会中发言时，受到了指控，比约指控罗伯斯庇尔密谋反对国民公会，瓦迪埃则指控他和“邪教”有牵连，理由是“邪教”创始人凯瑟琳.赛欧特已经被捕，人们发现了她的一封信件，表明她和罗伯斯庇尔有关系。
1858年巨幅美柔汀铜版画 《吉伦特派的召集》 罗伯斯庇尔要求发言，以为自己辩护，可是他只要一开口，就会被“打倒暴君”的呼声打断，就像以前别人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被他剥夺了一样。很快，国民公会通过投票决定了逮捕罗伯斯庇尔一党。罗伯斯庇尔高声喊道：“共和国完了，强盗们得势了！” 不过，罗伯斯庇尔仍然有支持者。巴黎市政府就宣布支持罗伯斯庇尔，并召唤武装部队，反抗国民公会。罗伯斯庇尔的朋友昂里奥知道自己也会被国民公会逮捕，于是给城市监狱下令，要求他们不要接受从国民公会送来的囚犯。
雅各宾派也召开紧急会议，向国民公会施压。可是，巴黎政府无法控制巴黎的48个区，许多分区不愿意服从市政府，一些区甚至宣布支持国民公会。到当天晚上10点，只有13个区派出了武装部队到市政大楼集结。
不过罗伯斯庇尔一党还是被市政府救出。国民公会也派出部队追击罗伯斯庇尔，在遇到市政府的哨卡时，他们猜出来了通行口令是“罗伯斯庇尔万岁”。 于是通过了哨卡，在罗伯斯庇尔在签署要求巴黎各区帮助自己的指令时，将他和同党一起抓获。市政府的反抗也最终被镇压。次日，已然光环褪尽的罗伯斯庇尔和其他同党被送上了断头台。
有人为他感到可惜，因为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并非他一人造成的，他的同党也有责任，不能把一切罪过推给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同党的罪行也是在他的默许、容忍，乃至纵容下犯下的。 他留下的是一个动荡的法国，直到拿破仑建立独裁统治后，才最终尘埃落定。拿破仑曾说，革命队伍里有两种人，一种是扛梯子的，一种是摘果子的。
罗伯斯庇尔终其一生一直在为摘取革命果实而奋斗，可最终，革命果实却落入了他的敌人之手。到头来，他只是为了后来者扛梯子的而已，而摘取果子的敌人，也并非是他心中的民主斗士。因此，他不但在道德上失败了，也在政治上失败了。
摩纳哥为纪念法国大革命而推出的邮票 他是如何从一个革命者变成比被他推翻的苛政更加残暴的野兽的，至今仍在被研究。尽管如此，安葬他的人还是给够了他面子，他的墓志铭无比光鲜：“绰号'不可腐蚀者’，人民的保卫者，他创造了我们的共和格言：自由；平等；博爱。”
不过，关于罗伯斯庇尔的墓志铭，一个流言长期阴魂不散，这或许是因为它迎合了他人对罗伯斯庇尔的恐惧与不齿，这则流言声称，罗伯斯庇尔的墓志铭是这样的：“过路的人啊，不管你是谁，莫要为我的命运悲伤。要是我活着，你们就得死。” 注释： ①共和历（le calendrier républicain）或称法国大革命历法（calendrier révolutionnaire français），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采用的历法。 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兰西共和国宣布成立,第二年十月,国民公会规定一种新的纪元,称共和历或革命历。它以共和国成立日作第一年的元旦,一年分十二个月,每月三十天,从公元九月二十二日起,依以下顺序排列:葡月、雾月、霜月为秋季;雪月、雨月、风月为冬季;茅月、花月、牧月为春季:获月、热月、果月为夏季。共和历从公元一七九三年十月十六日起在法国通行,至公元一八零六年一月一日废止。后来巴黎公社曾一度短暂恢复使用大革命历法。 ②法国大革命期间为庆贺革命而大量种植的树。 本微信公众号是「欧罗巴上的公牛」的惟一官方发布渠道；主编：李沛隆726，作者：溶於雾中。未经本微信公众号事先声明，其他平台上的类似账号皆为伪装盗版，请读者积极反馈并举报，谢谢诸位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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