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历史】三十年战争期间的瑞典兵役征召制度

自从中世纪开始，所有生活在农村的瑞典男性都有义务保卫他们的王国。瑞典的法律规定民兵的征召仅限于发生于王国境内的战事，且只能属于临时性质，但在1500年代左右这项规定发生了改变：民兵可以被征召用于对外战争，而且没有征召期限的限制。国王有权力征召乡村男子从军出征，但每次征召都务必要获得农民代表的许可。

到了16世纪中期，为了应对爆发于南部Smaland省的Nils Dacke叛乱（由一个自耕农发起的反抗瑞典宗教改革的暴动，被认为是瑞典史上最严重的暴动之一），瑞典议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民兵征召法案，起因在于在战争中国王古斯塔夫·瓦萨雇佣了大批德意志士兵。后者虽然成功帮助国王镇压了叛乱，但价格毕竟是太过昂贵，而且已经风行海峡对岸的Pike

& Shot 方阵也被认为不太适宜在瑞典南部茂密的森林地区发挥。有鉴于此，该议会通过的新法案允许国王保有一支征召自民兵的本土常备军。在当时这个征召制度在欧洲不得不说是一种创新，因为像这种全国集中性的兵役制度在欧洲其他地方的普及，至少要等到17世纪下半叶和18世纪初了。

古斯塔夫二世统治时期，王室与农民代表间就兵役征召问题频频在议会上进行磋商。在议会上王室代表必须解释清楚征召目的的合法性，以及征召的具体执行措施。王室与农民代表需商定每次征召的人数、征召的范围以及任何适用于管理该次征召的具体法令法规。此类的磋商虽然通常在议会上进行，但王室代表也会基于一些许可的先例，直接与特定地区的代表谈判，拟定征召的细节。

征召规模以及具体征召的措施随着不同时间在不断变化。在近代早期，受征召的农民往往被分为三个类别：拥有自己土地，向王室缴纳赋税的自耕农、依附于王室的土地向王室缴纳地租的王室佃农以及租用贵族土地，向领主缴纳地租的普通佃农。自耕农与王室佃农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有权力选举自己的农民议员代表，而普通佃农则没有自己的代表，因为大众普遍相信他们所依附的土地主所选出的贵族议员已经可以代表他们的利益。除此以外，自耕农与王室佃农对其耕作的土地享有继承权，从而能更好地保障其土地的权益，相比之下，普通佃农在经过了六年的保护期以后，就有可能随时被领主收回其所租用的土地。即便如此，自耕农与王室佃农所享有的更高权利，也要基于完成必需的效忠义务，尤其是兵役义务的基础之上：在1616～1626年间的兵役征召都是基于所有15至60岁的男性自耕农及王室佃农进行的。上述的所有男性，不论是否为一家之长、子嗣或者家里的仆从，都被按照10人编成一个征召单位“Rotar”。每当王室需要征兵时，每一个Rotar里便需要出一名男丁服兵役。

相比之下，普通佃农被征召当兵的概率要小很多，因为普通佃农的Rotar是按照20人一组为单位编制的，而且直接在贵族宅邸的土地上服务的佃农还可豁免兵役。然而，虽然被征召的概率更小，选择哪些男性佃农出去当兵的决定权却归他们的领主所有。这就造成了贵族们可以借用这项权力，任意惩罚那些在他土地上耕作的佃农。这里插一个悲惨的小故事作为例子，时间大概是在1647的圣诞节，Ingemar Lasson是一个普通佃农家庭的主人，他的大儿子在哥德堡谋生，小儿子Sven只有13岁，在他们的地主Stake家里当佣人。这年圣诞假期，Sven回到家，向父母哭诉他在地主家工作时受到的虐待，并苦苦哀求父母在来年不要再把他送回地主家里——然而他的父母坚决不同意，因为一旦小Sven触怒了地主老爷，后者将很有可能把他的父亲Ingemar直接选去前线当兵，这对当时瑞典的下层百姓来说基本无异于宣判死刑。万般无奈，Sven必须接受属于他的命运，但就在圣诞假期结束后的那天清晨，当Lasson夫妇推开房间的门却发现，Sven早已经上吊自尽…………

这就是这个时代大部分瑞典普通佃农家庭生活的真实写照。拥有土地的贵族不仅仅会将任何惹怒他或者敢于反抗他的佃农家男丁送去战场，他们还会刻意运用这种权力反复地从某一固定的土地上抽取男丁当兵，以期能够完全摧毁在某一土地上耕作的佃农家庭，方便贵族更好地控制他的土地。1640年代一个名叫Matts Creutzhammar的贵族就曾运用这种策略迫使特定的佃农家庭逃离他们耕作的土地，从而令Matts Creutzhammar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回其对于土地的权利。根据Antti Kujala在《The Crown, the Nobility, and the Peasants 1630– 1713》一文中的研究，贵族经常倾向于剥夺佃农的权利，尤其是对于土地租用的继承权。一旦佃农们放弃了这项继承权，贵族就更加容易能将他们撵出自己的土地，或者强迫其延长负担各种劳役的时间。

除了约束佃农或者以窃取佃农的土地权为目的以外，有的贵族则是纯粹运用暴力胁迫来行使这项权力，强迫任何一位佃农家庭的男丁上战场。一位名叫Reinhold Böning的贵族于1642年被收到法院的传唤，原因是他被指暴力袭击了一位佃户家的年轻男孩。根据证人的证词，Reinhold Böning强行闯入了一位佃户的家里，当着男孩母亲的面将男孩的头发剃掉，并宣布他将作为士兵被送上战场。

尽管遭受了来自贵族的各种不公正的压迫，普通佃户至少还享有更低的征召率这一可怜的特权，然而当战事吃紧的时候，他们连这项特权也可能被剥夺。随着1620年代后瑞典的瓦萨王室频频介入了与波兰以及之后的德意志战事，王室对兵役的需求也急剧增加。到了1627年，贵族代表们同意将他们佃户的男丁征召单位从20人下降为10人，也就是说，从此时开始，普通佃户需承受与自耕农以及王家佃农一样的征召率。这个征召标准被一直维持到了1635年才在巨大的反对声中做出了调整。根据新调整的征召率，自耕农和王家佃农的征召单位上升为15人，普通佃农的征召单位则上调为30人，但到了1641年这个比率又被重新调整为10人与20人，也就是恢复到了1620年代前的征召水平。

1642年，一个更受农民欢迎的兵役改革制度出炉。根据新规，兵役的征召单位不再以男丁数量为基数，而改以耕地的数量为准。自耕农和王家佃农中每十块耕地抽一丁，普通佃户每二十块耕地抽一丁，每块耕地中的男性轮流服役。农民之所以更加欢迎这个新规，是因为这个规定有效防止了一个拥有较多男丁的家庭遭到恶意的反复征调，兵役开始成为一种相对来说更为公平，和赋税一样由整个社区的农民共同承担的义务。

当议会同意征兵之后，一个由王室和地方社区的代表官员共同组成的委员会会组织征兵事宜，在此其中王室会选派军政或者民政专员来代表他的利益，包括地方省督、组建团的上校或其他军官、地方法院人员以及威望较高的本地贵族。他们的职责包括与地方代表接触，通知他们征召的命令，并为征兵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做出规划。

代表地方利益的团体则由本地的教区牧师、治安官以及教区议会的成员组成。牧师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往往是社区中第一个从教堂获知征兵命令之具体细节的人物，同时也是通过布道来宣传王室征兵命令之正当性的关键人物，是王室与地方社区之间沟通的渠道。除此以外，这些牧师也负责起草该教区范围内所有适龄男性的名单以作为兵役征召的基础（侧面可以看出，直到17世纪的瑞典，地方的统计和文书工作仍然大量集中在牧师手里，乡村的受教育普及程度堪忧）。在古斯塔夫二世统治时代，王室要求教区牧师对下辖的丁口情况保持严格的记录，包括出生年月、死亡日期以及其他任何与迁入/迁出该教区有关的信息。由于牧师掌握着本教区最为完整的人口信息，自然也最适合承担记录的责任。如果牧师的记录出现了问题，教区内的治安官和司法人员有责任协助核查及更正该记录。王室特别希望这些丁口记录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潜在的兵役人口，故对记录的准确性采取了严格的奖惩措施：一旦发现任何一个适合服役的男性没有被包括在清单里，相关的地方官员都要被课以罚款。

当举行征召大会时，一个社区内所有的适服役男子都必须出席，任何不出席的人都有可能受到重额罚款。在会议上，地方长官会把所有男子编组成不同的征召单位，然后从每单位抽一人服役。抽取兵丁的一大原则是不会对农业劳动力产生影响，以保证王室的税基。因此，能够服役最长时间的年轻人会被优先选择。相比每个家庭中的一家之长，征召委员会更倾向于征召一个家庭中的儿子或者仆人。老弱病残群体可免予服役，另外寡妇家的男子或者一个家庭中唯一的男丁通常也不会被征召。没有工作的游手好闲之徒基本上属于每次征召必中，因为王室相信这些人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贡献，在每次征召的命令中都会交代委员会务必将这类人群扔到军队里面。然而上述这些只是理论上征召工作应遵循的原则，实际上在长期战争期间，征召的次数十分频繁，对服役男丁的需求量也极高，征召委员会往往选择放弃这些原则，以完成征募为第一要务。

对于1620-1630年代瑞典和芬兰部分地区的研究表明，兵役征召的频繁性已经给社区人口带来极高的伤害。以Västerbotten的Bygdeå教区为例，征召对农业生产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害。1620-1639年间，这个教区只有5年豁免被征兵。在250个农民家庭中，政府一共征召了236人，其中215人死于服役期间。结果，这个教区里15-60岁的男性数目，从1621年的468人下降到了1639年的288人。

类似的数据也可以在芬兰的Kronoby教区找到。在1627-1640年间，王室对这个教区进行了8此征召，导致85个农民家庭中有多达114人被送进了军队。在此期间，服役男子的死亡率与Bygdeå教区的例子接近，1627年征召的11人中，有6人死亡，1人当了逃兵。1628年征召了10人，服役期间的死亡率也达到了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