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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是北宋政坛神一样的存在。他的士林朋友圈中，晏殊、韩琦、富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都是官至宰相或副宰相，苏舜钦、梅尧臣、曾巩、尹洙是他的小迷弟，北宋第一牛人苏轼也是他的粉丝。他是北宋政坛最大的伯乐，在军事方面，培养提拔狄青、种世衡；在变法改革方面，他主持的庆历新政，为之后的王安石变法先行先试；在儒学方面，号称“理学三先生”的北宋理学先驱孙复、胡瑗、石介是他的学生和好友；张载、李觏是范仲淹门下“双杰”，横渠先生张载得益于他的点拨，李觏出道于范公不遗余力的举荐。金人元好问这样评价他：“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  苏州范氏家山----天平山上范公雕像 序 言 宰相出山中，划粥埋金，二十年长白栖身，看齐右乡贤，依然是苏州谱系。秀才任天下，先忧后乐，三百载翰卿著绩，问济南名士，有谁继江左风流。 这幅长联是山东省邹平市长白山醴泉寺中的范公祠楹联，书法为现代大儒梁漱溟（1930年-1937年在邹平推行乡村建设运动，逝后部分骨灰葬在邹平黄山）晚年重新书写，非常生动地概括了范仲淹不平凡的一生。 要说古代名人的祠堂谁最多，北宋范仲淹要算一个。据说宋时就有祠庙十八处，仅在山东地盘上，就留下了4座范公祠。邹平市（旧为长山县）有两座，一座在今长山镇孝妇河南岸，范公逝后13年，时任长山县令韩泽倡议所建。范仲淹两岁父亡，随母改嫁，在继父老家长山县长大成人。另一座在邹平市青阳镇长白山中的醴泉寺，范仲淹在这座寺庙里求学受业多年，“断齑画粥”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醴泉寺范公祠面南背北，与大雄宝殿相背而建，且范公祠高出主殿2米，故有“天下寺院皆崇佛、唯有醴泉独尊儒”之说。山东青州（又称益都）有4000多年的建城史、1500多年都是中央直属一级行政区治所（明朝洪武九年，将行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治所移济南）。历朝历代署理青州的官员如过江之鲫，范仲淹晚年知青州只有短短的十个月时间，但青州人最为敬仰他，如今，范公“足迹”遍布城里，南阳河上专辟纪念地，范公井、范公亭、三贤祠、范公亭公园至今犹在，一条城市干道从范公亭公园出发，分为范公亭西路、东路贯穿了整个城区。还有一座范公祠建在博山（北宋称淄州）颜神庙里，范仲淹继父朱文瀚做过淄州长史，推断范仲淹童年在这里生活过。齐鲁旧邦、孔孟之乡待范公的确不薄！可巧，范仲淹一生和诞生了儒学和圣人的山东省有过多次交集，另外还有不少遗迹仍可访得。 黉堂读书洞。他寄读过的醴泉寺位于邹平长白山与章丘黉堂岭交界处的一条山谷中，山谷南北走向、北面开口，出醴泉寺向南走5里山路就到黉堂洞。北宋时期，黉堂岭上有雪山寺，与醴泉寺仅一岭之隔，两寺关系密切。当年范仲淹为避开寺内喧嚣，经常来此攻读，明朝嘉靖年间还重修过黉堂岭“范公读书洞”。 范仲淹虽在29岁时改姓还吴，但他不忘朱氏顾育恩乞，有史可查的他入仕之后两次来长山看望父老，一次是他30岁那年北游，回到过长山。第二次是皇佑三年（1051）麦熟时节，范仲淹充京东东路按抚使，知青州，上任途中从济南出发过路长山，特意安排回到小时候成长读书的地方。当时他已是闻名朝野的大人物，长山县令和家乡父老听到他回来的消息，敲锣打鼓迎到城西二十里的一处高坡。范仲淹下马步行，大礼参拜家乡父老。范仲淹五言诗《寄乡人》记载下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长白一寒儒，荣归三纪余。百花春满路，二麦雨随车。鼓吹罗前部，烟霞指旧庐。乡人莫相羡，教子苦读书。”青州是范仲淹官宦生涯的最后一站。第二年正月，范仲淹改知颍州，在上任途中病逝于徐州（生也在徐州），年64岁。范仲淹礼参父老的故事在当地影响深远，家乡人追念铭记，就把他礼参父老之处取名为“礼参坡”。礼参坡地处从济南到青州的东西干道上，自古就是一条官路驿道。后来有人在这里设起茶馆客栈，方便过往行人，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礼参店”“礼参村”，一度还设立为礼参镇。范仲淹小时候生活过的村庄因在孝妇河南，取名河南村，现为邹平市长山镇范公村，范公祠就建在河南岸。 范仲淹（989年8月29日－1052年5月20日），苏州吴县人，字希文，谥号文正。他思想学术地位不如孔孟朱王，文名不如李白杜甫，甚至不如同朝欧阳修、苏轼的文坛地位高，但范仲淹是北宋乃至中国5000年文明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慈善家，拿出任何一方面的成就都足以冠绝古今。他不是唐宋八大家，但《古文观止》收进了他的《岳阳楼记》《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傲视千年。金圣叹读罢《岳阳楼记》，激赏范仲淹“一肚皮圣贤心地，圣贤学问，发而为才子文章。”范仲淹从27岁踏入仕途，37年间，共担任过京官20个，地方官35个。最后由青州改任颍州，病死在迁官路上，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今存诗歌305首，词作5首，赋38篇，散文、政疏和书信等都有专集收录。此外，他还精通音律及古琴，是书法名家，是围棋高手，是医药专家，是豪放词派的开山人，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推手。要说头衔，范仲淹实在太多啦。古往今来，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能够长期受到社会各阶层普遍怀念和崇敬的，中国历史上不可多见。中国人素有求全责备的传统，唯有范公，没人扒他的缺点做文章。他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全能型人才，号称五千年来第一狠人。《宋史》评价：“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朱熹无限感慨地称他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金人元好问深情地评价他：“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 一、在布衣为名士，成长经历堪称励志典范 北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农历8月29日，范仲淹出生在父亲范墉任武宁军掌书记的徐州，第二年，范仲淹不足两岁，父亲病逝在成德军（今河北正定）掌书记任上，母子扶灵归葬父亲于苏州天平山祖茔后，族人只接纳了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母亲谢氏孤苦无依，怀抱幼子改嫁朱家，儿子改名朱说。4岁时随继父北归，居住于长山县河南村（今山东省邹平市长山镇范公村），在朱家长大成人。 继父朱文瀚，淄州长山人，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进士，初授平江府（今江苏省吴县）推官，后升户部郎中，景德元年（1004年）出为淄州长史，景德四年（1007年）在平江府刺史任上辞官归里。朱家家境不错，继父待他如己出，范仲淹家塾开蒙、醴泉寺读书、应天府书院求学，绝对离不开继父的呵护支持，保证了范公童年能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17岁时偶然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寄宿醴泉寺发奋读书，以期将来改姓归宗，这期间留下“断齑画粥”“墙洞封金”“丹金遗方”的故事。22岁离开长山，到应天府书院（今河南商丘，又叫淮阳书院、南京书院、南都学舍）求学，拜在名儒戚同文门下。应天府书院是宋朝四大书院之首，是唯一升为国子监的书院。在应天府书院，他昼夜苦学，同学从家中给他带来美食，他坚决拒绝，害怕吃了好的后再也适应不了艰苦生活。1014年正月，宋真宗驾临应天府，商丘万人空巷一睹龙颜，只有范仲淹没有去看热闹。同学好奇问他，他说：“皇帝终会见到的，将来见也不晚。”第二年，27岁的范仲淹进士及第，由寒儒成进士，他先从九品的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司理参军做起。第二年28岁，虽然大龄未婚，仍迎母到任上奉养。29岁，范仲淹升集庆军节度推官，奏请朝廷批准复姓归宗。范仲淹认祖归宗，苏州族人却怕他回来瓜分祖产，在得到他“只求复姓，别无他寄”的承诺后，才获同意。比起长山的养育之恩，苏州老家未免太过寡情。多年之后，他还与族中子弟谈及老家“风俗太薄”。 这里想多说说范母谢氏。范仲淹能够在艰难困顿长大并成长为大贤，少不了一位伟大母亲的抚养教育。中国历史上因幼年丧父，母亲抚养成才的名人太多了，先师孔子就是三岁丧父，四大贤母（孟子之母仉氏、陶潜之母孟氏、岳飞之母姚氏、欧阳修之母郑氏）都属于这一情况，范母谢氏不在其列，很大问题是谢氏改嫁朱家。范仲淹对母亲的感情超乎寻常，其大慈大爱的人格首先是基于对母亲的至亲至孝。28岁他在广德军任上迎母侍养，38岁在兴化知县任上范母去世，为母亲选择归葬地一事范仲淹伤透脑筋：葬在长山，自己逝后无法陪伴母亲；葬回苏州，族人又不接受。范仲淹无奈，先暂葬应天府，五年后学唐相姚崇，在西京洛阳万安山另择莹地安葬。“生在苏杭，死葬北邙”是当时盛行的俗语。如今，到洛阳伊川万安山南麓瞻仰范园的游人不绝，而西边唐代尚书裴遵庆墓，东边唐相姚崇、张说、宋璟墓地，再往东的魏文帝曹丕陵相反冷落了不少。 二、在朝廷为良相，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我们熟知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说法就是来自范仲淹早年求签的一个经历，这个故事记录在北宋吴曾著的《能改斋漫录·卷十三》中。大丈夫当为百姓谋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范仲淹一生遵循的信条。 范仲淹在做基层官吏期间，有过三次上书自荐的经历。第一次自荐发生在乾兴元年（1022年），33岁的范仲淹由广德军司理参军升为文林郎、任集庆军（治所今安徽亳州）节度推官，结识了自己的上级，当时担任亳州知州的张知白（认识当年即升为副相）。这一年范仲淹《上张右丞书》自荐，张知白刚到朝堂，不便推荐范仲淹，自荐未果。但张知白把范仲淹推荐给晏殊，后来由晏殊推荐范仲淹入朝为官。这次上书无果而终，在范仲淹意料之中，所以他并没有什么挫折感。范仲淹从小就酷爱中医，他抓住机会，在华佗家乡丰富自己的医术。第二次自荐发生在天圣三年(1025年)，范仲淹36岁，在泰州西溪盐监任上，向皇太后和皇帝写了《奏上时务书》，初步展示出改革的全局设想，无果。在盐务任上，他向上级提议重修捍海堰，为此被推荐担任泰州兴化知县，负责捍海堰工程施工。范仲淹为母丁忧，后续工程由淮南东路发运使张纶、同年进士、泰州军事推官滕子京共同主导完成。这条长一百五十多里捍海堰，历时三年修成，后来当地民众都叫它“范公堤”。现在的范公堤已延伸到三百多里，至今还在造福江苏沿海。第三次自荐发生在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38岁，正在应天府丁忧期间。范仲淹成才于应天府，成婚（36岁）于应天府，两年后为母守孝于应天府，主持书院也于应天府。在应天府书院教席任上，范仲淹破除“守丧不言国事”的陈规，再一次以洋洋万言向皇太后、皇上呈《上执政书》，这是《奏上时务书》的扩大本，后来庆历新政蓝图的发端，《宋史》将该书与《隆中对》相提并论，足见评价之高。文学大牛苏轼感慨道：“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已有忧天下、治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范仲淹早年的这三次上书，都是在他基层历练期间，是范仲淹毛遂自荐之作，但他的政治抱负已名声远播。 范仲淹一生五起五落，其中有四次是发生朝堂之上，一次发生在西北戍边任上。第一次起用为朝官，是天圣六年（1028年），他丁忧期间管理应天府书院业绩突出，由晏殊推荐，召为秘阁校理。期间，两次上疏力请刘太后卷帘撤班还政仁宗皇帝。当时，范仲淹这一做法吓坏了宰相晏殊，范仲淹是他引荐的，害怕范的行为连累了自己。晏殊比范仲淹小两岁，因为对范有发现举荐之恩，范仲淹终生以师礼相待，但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范仲淹表现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士大夫品格。事后，范仲淹写给晏殊一封长信加以解释。范仲淹奏请不被采纳，被逼自贬，出为河中府（今山西永宁）通判，后到陈州（今河南淮阳）任通判。第二次起用为朝官，是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死后，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任右司谏。这次居京不足一年，江淮发生水旱蝗灾，当他的赈灾奏章泥牛入海时，就借机面见仁宗皇帝说：“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仁宗即派他以右司谏之职安抚江淮，开仓放粮、禁绝祭祀，还奏请免除盐茶税，赈灾回京时，还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团带回朝廷，以警示六宫贵戚戒除奢靡之风。第三次起用为朝官，是景祐二年（1035年），他在故乡苏州治理水灾政绩卓著，判国子监，很快又转升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进入皇帝侍从行列，不久又权知开封府。在朝堂之上，他参倒了内侍闫文应，对迁都洛阳提出折中方案，权知开封府显示出政治上的精明果敢。同时，他和宰相吕夷简的矛盾呈现出白热化状态。他当朝上《百官图》，揭露宰相吕夷简用人不当，仁宗皇帝以朋党论，把他从天章阁待制、权开封府任上，贬知饶州（今江西鄱阳）。第四次起用，是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他在地方官任上，火线提拔，连升三级，紧急任命为西北前线军事主官。第五次起用为朝官是庆历三年（1043年）。该年初，李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开始了大家熟知的庆历新政。综管范仲淹一生可以看出，见朝政过失，敢于挺身而出，犯颜极谏，这就是北宋官场的圣人范仲淹。 放眼三百年大宋，范仲淹堪称完人，历代对他评价极高，誉他为“大宋第一人”。同为北宋名臣的韩琦曾由衷地评价他：“高文奇谋，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大文豪苏东坡曾说范仲淹“出为名相，处为名贤；乐在人后，忧在人先。”康熙皇帝称范仲淹为“济时良相”。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康熙帝颁诏“以宋臣范仲淹从祀孔庙”，称“先儒范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又允许其从祀于历代帝王庙。伟大毛泽东曾这样评价他：“中国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是文武双全，不但能够下笔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战。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范仲淹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文正”谥号是古代文臣们追求的至高荣誉。从宋朝到清朝，九百多年的历史当中，能够得到这个谥号的，也只有二十四人而已。《宋史》说他：“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 南宋史学家罗大经说：“国朝人物，当以范文正为第一。” 范仲淹的名气甚至感动了300年后的一位皇帝。范公十二世孙范文从，直言上书惹怒了明太祖朱元璋，被下狱论死。当朱元璋得知范文从是范仲淹的后人之后，就下旨宽恕了他，并给予他五次免死的机会，还亲自书写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赐给范文从。 三、在州县为能吏，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宋真宗赵恒在《劝学篇》中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的好处多么诱人，但胸怀天下的范仲淹显然没有这种功利观。他的基层历练是广德军司理参军职位上做起，主管狱讼起步。《广德州志》载：范仲淹经常抱着卷宗与太守当堂争执，即使太守盛怒也不曲从。争论过后，范仲淹还把争辩内容记载在屏风上，等范仲淹调离的时候，屏风上已经记满了文字。后人在广德司理厅内建思范亭，以纪念范仲淹在任时的业绩。 自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召为京官起，到他64岁时病逝在赴任途中，范仲淹一生经历了五起五落。每一次被黜，范仲淹没有因为仕途受挫而收敛锋芒，而是把忧国忧民忧君之事做到了淋漓尽致，充分体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将无我”的博大情怀。第一次被贬，是因为多次上疏，力请刘太后卷帘撤班还政仁宗引起。他地方通判位上，仍对兴修宫殿、合并州县、职田改革、官员任用等事上疏不断。第二次被贬，是因为郭皇后误伤宋仁宗，范仲淹坚决反对废后，出守睦州（今浙江建德）。到任睦州，修严子俊祠堂，作《桐庐郡严先生祠堂》，留下“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名句。在睦州只待了五个月，苏州发生严重水灾，两浙路转运使向朝廷点名要范仲淹来苏州治水。朝廷不忌讳这是范公故乡，依然调任范仲淹知苏州，这是因为范公当年兴修海堤、赈灾江淮的政绩和经验所致。在故乡，他不但治好水患，还率先兴办州学（后文细表）。第三次被贬，是因他当庭上《百官图》，揭露宰相吕夷简用人不当，仁宗皇帝以朋党论，把他从天章阁待制、权开封府任上贬官。先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再知润州（今江苏镇江），旋改越州（今浙江杭州）。不久宋夏战争爆发，范仲淹被紧急派往前线。第四次被贬发生在西北战场，因为他和西夏元昊有书信来往，被人以“人臣无外交”弹劾，由户部郎中降一级为员外郎，知耀州，再知庆州。在他降级使用的情况下，还是派出自己的长子范纯佑抢筑大顺城（后文细表），挡住了元昊军队对环庆路的进攻。第五次被贬发生庆历四年八月。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新政夭折，他主动请求守边，出任河东（山西）、陕西宣抚使。以夏竦（原在西北戍边的上级）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仍不放过他，庆历五年正月罢参知政事衔，出知邠州（今陕西彬县），兼陕西四路安抚使。年底卸四路帅印，改知邓州（今河南邓州）。邓州是医圣张仲景的故里，范公本想闲余这里钻研中医，并治疗肺病养老，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范公知邓州是邓州人之福，他在邓州大办教育，建成百花洲，兴建花洲书院，修建览秀亭、文昌阁、春风讲堂、春风阁，闲暇之余就来书院讲学，重兴邓州文运。按大宋惯例地方官员干满两年就要交流，因他政绩突出，邓州百姓拦住朝廷信使，挽留范公又多干了一届。改知杭州，范仲淹又有惊人之举。他一到杭州就遇上了大饥荒，范公不循常理提出“以工代赈”（罗斯福新政）的救灾方式，有意扎堆上马工程，让灾民出工挣钱用于买粮；大开城门方便粮食贩运，平抑灾区粮价。这一举措后来成为两宋政权应对灾荒的法定模式。 63岁时知青州，已是风烛残年。当时青州的河朔饥荒还未度过，范仲淹又成功地运用杭州赈灾的办法平抑粮价，变通缴纳皇粮政策，帮助青州百姓渡过青黄不接的艰难时光。范仲淹还用他掌握中医知识治好了当地的眼疾流行病。留给范仲淹的时间不多了。皇佑四年（1052 年）正月，他带病前往颍州（今安徽阜阳），行至徐州病重，五个月后不幸病逝在这里，享年64岁。 一次次地在京为官被贬，迫于吕夷简为首的保守派威权和“朋党”的嫌疑，为他离京送别的朋友一次比一次少（“光”），范仲淹却声名一次比一次大、形象一次比一次光彩夺目，大有成为反对派政治领袖之势。第一次被贬河中府，“此行极光”；第二次被贬睦州，“此行愈光”；第三次贬官饶州，“此行尤光”，范仲淹所以有“三光大臣”的美誉。第三次京郊饯别，只有龙图阁直学士李紘、集贤校理王质（宋初宰相王旦的侄子，后和范公结成亲家）出郊饯行。这时，范仲淹依然旷达地说：“仲淹前后三光矣,此后诸君更送,只乞一上牢（三牲）可也。” 从开封到饶州赴任，途中经过十几个州，除扬州外，所有官员都慑于吕夷简权威，不敢接待范仲淹。范仲淹途中重病一场，险些丧命。到饶州不久，夫人李氏又不幸病逝，可见这次被贬对范仲淹及其家人伤害之深，所以范仲淹后人始终不能原谅吕夷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仍初心不改，他和友人梅尧臣以《灵乌赋》为题对答，表明“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决心。 四、在边关为名将，西贼闻之惊破胆 终其两宋300年，由于北宋立国确立的重文抑武国策，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始终威胁着中原王朝，西北的党项族建立的大夏政权既是其一。康定元年（1040年），元昊称帝，屡屡南侵，宋夏战争爆发。宋军初败三川口，前任主帅范雍被撤。朝廷急召知制诰韩琦安抚陕西。在大宋政权的生死存亡之际，韩琦向朝廷推荐好友范仲淹一同前往。此时范公还在贬官越州，属戴罪之身。韩琦拿家族性命做担保，称如果范仲淹和他涉及朋党，耽误了国家大事，愿诛全族。就这样范仲淹和韩琦文官武用，共同奔赴西北火线。途中，先是复官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今西安市），旋即升职为陕西都转运使，不久又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三个月之内连升三级，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后又兼任作战前线的延州（今延安）、庆州（今甘肃庆阳）等边境要地知州，共同成为经略安抚使夏竦的副手。是时，急于复仇的宋军再败好水川，三败定川砦，刘平、葛怀敏、任福等边关大将相继战死，石元孙被俘，朝延震惊。不久，主帅夏竦职务被撤，宋廷分陕西前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范仲淹赢得军事行动话语权，防御策略得到重视。庆历二年（1042年）十一月，范仲淹调任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使兼沿边招讨使，与任同职的韩琦结成坚固的军事同盟。后期的对夏战争，范仲淹、韩琦成为军事统帅。 范仲淹在对夏战争中提出并执行了与其它各路（包括韩琦）完全不同的战略，一是抢占宋夏边境战略要地，修筑清涧城（今陕西清涧县）、金明寨（今陕西省安塞县南碟子沟），恢复重建承平、永平等城寨。在庆州前线，范公派出自己大儿子，秘密前出已被西夏占领的要地，以最快速度重筑大顺城，与西夏占领的金汤、白豹、后桥等寨堡对峙，和宋朝的西北方向柔远寨、东北方向荔原堡形成呼应，切断了西夏骑兵的袭扰路线。西夏发现筑城后，集结三万骑兵袭扰，范仲淹亲率重兵，击退了西夏多轮攻击。二是整顿军制，取缔按官职带兵旧制，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把前线兵马分成若干部，每部由一员将军常年统领，平时分部训练，战时根据军情合兵出击。这一做法革除了“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弊病，被宋军广泛采用。三是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建立营田制，解决军需问题，利用有利地形拖住夏军，反对贸然进攻。四是稳定边疆，和解各民族之间的仇杀。他把十二座旧要塞改建为城，断敌联络，以使明珠、灭臧等羌族大族安心归附，流亡百姓和羌族顺利回归；招抚边境羌族数万户，与羌族部族签订协约，促使羌族脱离西夏，皆为中国用。“龙图老子”是西北羌族对范仲淹的尊称。范仲淹戍边西北时，邠州、庆州的百姓和众多的羌部族，在其生前就悬挂他的画像以祭拜。范仲淹去世后，羌部族的数百首领，像孝子一样放声痛哭，并斋戒三日以后方离开。 宋夏之战中，北宋面对西夏的防线常常不堪一击，只有范仲淹的防线稳稳当当。旁边战区遭袭，皇帝就说：“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在延州前线，西夏军队拿前任统帅和现任作比较，开始传言：大范（雍）老子不可怕，小范（仲淹）老子才是强手。当时，宋军中也流传着一句话：“军中有一韩（韩琦），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在韩琦、范仲淹等人的努力下，西北前线稳住了阵脚，摆脱了被动处境。庆历三年元昊提出谈判，庆历四年（1044年）西夏与北宋议和，元昊向北宋称臣。终其整个北宋，西夏再没有敢随意进犯宋境，这其中，范仲淹功不可没。 在西北前线，范仲淹培养出了狄青、种世衡、郭逵等有才干的将领，其他如张亢、王信、范恪、周美等，也是范仲淹所拔擢。范仲淹初次见到狄青时，他还是一名低级军官，范公特意送给他一套《左传》，告诫他要文武兼修，不能只有匹夫之勇，还要胸怀韬略，后来大家都知道，狄青后以武官任枢密使，成长为北宋第一名将。读《水浒》时，鲁智深提到的老种经略相公，就是范公一手培养的种世衡。当时，范仲淹推行的城寨战术，在宋代职官史上产生了一个新职官“知城事”。范仲淹发掘了种世衡后，把第一个“知城事”授予种世衡，后来不断举荐重用，爷孙三代经略西北，渐渐发展成“种家军”。我们知道的“杨家将”“岳家军”是后期说书唱戏给唱红了，而在北宋一朝，“种家军”才是劲旅，成为宋代边防的重要依仗。 在西北领兵，范仲淹还与张载结成忘年交。张载年轻时一腔热血，范公刚到边关，张载就带上《边议九条》求见，打算组织民团去夺回洮西失地，表明投笔从戎之志。范公很喜欢这个青年人，认为张载胸有大器，“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勉励他去读《中庸》，在儒学上下功夫。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回家刻苦攻读多年，终于悟出儒、佛、道互补的道理，创立“关学”，成为一代大儒。范仲淹在延州军府多次召见张载，砥砺学思。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修筑大顺城竣工，还特请张载到甘肃庆阳，撰写了《庆州大顺城记》，以资纪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张载的横渠四句。 五、在人间为大善，范氏义庄开风气之先 范仲淹也许是古代官员“裸捐”第一人。在他之前，遇到灾荒年景，大户人家拿出钱粮救济宗族乡亲的并不鲜见，但能够大规模长期接济并可持续发展的，当属范公第一。他在中国最早建立了义庄制度，是不折不扣的慈善大家。 北宋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第五次被贬后，由知邓州改知杭州，赴任途中路经苏州，在故乡陪伴同父异母哥哥小住了一段时间，亲眼目睹了一些家族成员饥寒交迫的现状。其间，族中子弟提议他效仿大多宋朝致仕高官，在洛阳修建私邸园林安度晚年。十五年前，范仲淹在苏州做官时，已把自己的私人住所捐给州府办学。这一次，范仲淹仍没采纳建议，而是决定在其原籍的吴县购置良田1000多亩，设立范氏义庄，将义庄每年所得租米，按人口数量分给远祖以下各房宗亲，分发衣食和婚丧嫁娶费用，避免像自己当年孤儿寡母的惨剧发生。此外，还配套建有义宅，供范氏家族无家可归者居住；建有义学，供家族子弟接受启蒙教育。为了义庄的长远发展，避免因人废事的现象发生，范仲淹把议定的十三条庄规刻于木板，挂在祠堂墙壁上。后来，其二子范纯仁又以自己的俸禄购置田产，使范氏义庄扩展到了3000余亩。范纯仁还将父亲所定的十三条规矩扩充完善至二十八条，范氏家族成员破坏庄规，允许官府受理查办。范氏义庄由范氏族人共有共管，堪称古代的“慈善基金会”，现代的“信托基金”。 范氏义庄有明确的抚恤章程，比如，凡是族人每天可以领一升白米的口粮；每年冬天，每人领绢一匹，儿童减半……参加科举考试的可以领钱10贯，第二次去参考，仍可领钱5贯。 范氏义庄创造了一个奇迹。虽然朝代更迭，战乱频仍，但一直到民国年间，范氏义庄已持续运转了八百多年，依然有田产5300亩，且运作良好。1938年，范氏义庄旧址创办新式学堂--私立崇范中学，开启了义庄土地的新学之风。1956年由政府接管办学，1989年范仲淹诞辰一千周年之际，学校改名为苏州市景范中学，现为苏州市重点中学。 为了报答长山亲族的养育之恩，范仲淹晚年还仿照苏州做法，在山东的长山县孝妇河南岸，置义田436亩，开办义庄。在他死后，二儿子范纯仁又在孝妇河北岸购置田地130亩。长山义庄田产所得用以祭奉继父、赡养朱族弱者。其实，在苏州义庄和长山义庄之前，范仲淹还在应天府（今商丘宁陵）添置过庄田。范仲淹结婚后把家安在商丘宁陵，同母异父朱氏三兄弟也被他接到应天府读书，同时照顾宁陵家计和庄田。 范仲淹并不是北宋最富有的官僚，但却是慈善第一人。范公能有如此大爱壮举，是渊源于他从小的经历和儒学的教育，这种“先忧后乐”的思想不单在庙堂、不单在江湖，而是在日常善举上早有体现。首先，是儒释道思想的影响。范仲淹从小在儒学修行上是下了苦功夫，《论语》中“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主张，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都深深地印在幼年范仲淹的脑海里。范仲淹幼年丧父，青少年时期相当艰辛。读取功名后认祖归宗，苏州的范氏宗亲伤害他不轻。但他还是“以德报怨”，办起了范氏义庄。范仲淹青少年时期在寺庙读书，对佛学教义知之甚深。他自己曾把5048卷的《大藏经》抄录了一遍。宣抚河东时夜宿保德驿站（今山西省保德县），偶然在房梁上发现一本用古隶书写成的佛经《因果识见颂》。范仲淹考证为东汉译本，还没有收入《大藏经》。他反复阅读，还让僧人抄录一本带走。多年以后，他又和江陵的僧人谈论这本佛经，可见他对佛学的热爱之深。范仲淹在政治上、军 事上和文学上的名气太大了，掩盖了他在儒学上的贡献。其实，儒家思想经过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到了北宋，儒释道融合发展，产生了后来的宋明理学、阳明心学，理学代表人物朱熹、张载、胡瑗、孙复等，或是文友，或是学生，范仲淹才是是北宋理学的先行者。 范仲淹慈善义举并非一时冲动。 慈悲之人必是轻财好施之人。范仲淹乐善好施是出了名的，被他帮助过的人不计其数。富弼说：“公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中有无。”在西北领兵，朝廷封赏的金银很多，范仲淹不为所动，全都分给了属下。在应天府书院，多次资助后来成为泰山先生的孙复。邠州酒楼上捐钱安葬客死外乡的书生。范仲淹真可谓义薄云天。 故事一：资助穷秀才孙复。孙复幼年丧父，家境极贫，但酷爱读书。他们在应天府书院认识，是因为孙复寻求范公资助。初次见面，范公二话没说送给他1000文钱。一年后穷秀才又来了，范仲淹还是二话没说又资助他1000文。这次范公就要问问原因了。原来，孙复家有病母无以为养，自己又想读书，不得已才四处求救。范公觉得这样会耽误了这个有志青年的学业，便主动答应在书院给他安排个月薪3000文的差事。多年以后，孙复成为儒学大师，在泰山书院讲《春秋》名声大噪，范公就向朝廷举荐孙复，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一同在书院讲学的胡瑗、石介也是范公举荐重用的。 十口相将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凄然。 关津若要知名姓，定是孤儿寡母船。 故事三：范仲淹帮助诗人石曼卿。儿子范纯仁本来是奉父亲之命从苏州押运五百斛粮食到开封，路上遇到了落难丹阳的诗人石曼卿，当时石曼卿三个亲人客死他乡，却无钱回家安葬，范纯仁就连粮带船一块送给石。 慈悲之人必是宽厚仁爱之人。“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范仲淹的悲悯之心，从他这首《江上渔者》诗中就看得分明。面对那个“狸猫换太子”的皇太后刘娥，生前他不怕，死后他不踩。对于官员职田的去留问题，他上书《论职田不可罢》。对于晁仲约开门揖盗的处理，他支持晁的做法。同年好友滕子京因“公使钱”被人弹劾，他倾向于宽大处理。无论国家大事，还是个人私事，都体现出了他的大局观念和宅心仁厚。后来官拜宰相的好友富弼，记载过他经历的实事。明道二年，范仲淹奉旨去京东和江淮赈灾，尚没有官职的忘年好友富弼同行。一日，刚筹集的粮食被盗，正要抓住盗贼责罚，一老妇人突然冲上堂来，愿为儿子顶罪。老妇人哭得戚戚哀哀，富弼抬头，发现范仲淹也是两眼含泪。庆历三年，富弼配合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一次，他当着富弼的面，把一批不称职的官吏从考核名册中勾掉。富弼问：“你这样一笔把人家勾掉，惹得全家人痛哭。前番老妇一个人哭，你却眼中含泪，这是为何?”范仲淹说：“一家哭怎比得上一路(相当于行省)哭！”。 慈悲之人必是重情重义之人。为同僚尹洙治病并送终，尹洙的家小也由范公照料。为“大范老子”范雍写墓志铭，多次拒收任何润笔费。喜欢结交文化青年。在陈州通判任上，自己掏钱做了几十套被服，用于招待寒士。当时人说道：“孟尝君三千珠履（谋士）客，范公三千布被客”。 基于浓厚的报恩思想，范仲淹还奏请皇帝，继父朱文瀚被追封为太常博士，朱氏三兄弟也靠范仲淹恩荫出来做官。 范仲淹一生济危扶困，散财无数，他是不是贪污公款呢？答案是否定的。大宋朝是读书人最向往的时代。宋太祖赵匡胤定下不杀士人的国策，宋太宗赵匡义创造了“开卷有益”的学习氛围。北宋实行高薪养廉的制度，官员收入是历代王朝里最高的。按范仲淹自己的说法，他担任七品的秘阁校理时，各种合法收入就相当于两千亩地的年收成。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宋朝对官员实行九品十八级的制度，最高为正一品，最低为从九品官员俸禄大体可分为“正俸”、“加俸”、“职田”三大类。宋朝正一品包括尚书令、中书令、侍中、太尉、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均为虚职，他们的年俸为1440两银子。从一品为尚书左右仆射、枢密使，即我们通常所称的宰相，他们的年俸为3600两银子，是明代的五倍，清代的十倍。在从一品以后，正二品的参知政事、门下侍郞、中书侍郎、知枢密院等官员，年俸为2400两银子;从二品的六部尚书、节度使、观文殿大学士、左右金吾卫、左右卫上将军等官员，年俸为720两银子……就连从九品的承务郎、高班、黄门内品、承节、承信等官员，年俸也能拿到约100两银子。宋朝最低级别的从九品官员，俸禄标准相当于清朝的四品官员(105两银子)。清朝正一品文官的年俸为180两银子。宋朝官员在年俸之外，还有禄粟、绫绢绵、茶、酒、厨料、薪、蒿、炭、盐，甚至包括喂马的草料等实物补贴。不仅如此，宋朝还有一种公使钱。所谓公使钱，是各路、州、军及刺史以上官员的特别费用，用以宴请、接待等，上不封顶，用尽续给，不限年月。如从二品的节度使，每年的公使钱有2万两银子。1044年，范仲淹的朋友滕子京使用公使钱为打了胜仗的将士们举行庆功宴，遭到言官弹劾，被贬到岳州当知州。滕子京在岳州重修了岳阳楼，请范仲淹写出了名传千古的《岳阳楼记》。宋真宗时期，宋朝恢复了职田制度，授予地方官员一定面积的职田。两京、大藩府的职田最高，有40顷，约2万多亩。就连偏远地区的小县县令，都有7顷田地，约4600多亩。官员将职田租给佃农耕种，每年坐享其成。宋代官员到地方上做官，不许携带家属就职，家属的赡养费和米、面、肉等生活用品，一律由国家财政承担。以宋朝名臣包拯（包青天）为例，包拯的俸禄，加上公使钱、职田收入等，约有20856两银子。此外，包拯还领到了2180石大米、180石小麦、10匹绫、34匹绢、2匹罗、100两绵、15秤木炭、240捆柴禾、480捆干草……官员待遇太高，冗员太多，还要每年送给辽、西夏等北方政权“岁币银”，国家财政就承担不了。就像是欧洲的高福利社会带来的社会问题一样。所以，庆历三年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就主要解决这一问题。 所以说，凭合法收入，范仲淹做些慈善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他没有考虑给自己和儿女留下物资遗产。苏州吴县范文正公祠有一副楹联写道：“兵甲富于胸中，一代功名髙宋室；忧乐关乎天下，千秋俎豆重苏台”。 六、在士林为导师，办学不辍开启民智 范仲淹一生对兴学办教育情有独钟，这和当时大环境有关。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尊重文人、文化繁荣的时代；也和他个人认识有关，范仲淹自己就是刻苦攻读改变命运的例子。 范仲淹最早的教育实践是他在丁忧期间，受应天府太守晏殊的邀请，出任母校应天府书院教席。他对应天府书院充满了感激之情，深知规范的、高端的学校教育重要性，也意识到这是报答母校的机会。他亲自授业，大力倡导先秦儒学的回归。管理书院，既要有规章制度，也要身体力行。培养学生写赋，他也亲自写同样题目，其他教师自然照做。两年多时间里，范仲淹培养出一大批人才。后世称赞说：“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北宋进行的三次兴办教育的运动，第一次就是范仲淹在宋仁宗庆历四年主持的“庆历兴学”，州学、府学、县学就是那时候兴盛起来的。范仲淹官做到哪里，学就办到哪里！嘉岭（今延安）书院、稽山（今绍兴）书院、花洲（今邓州）书院都是他办学讲学的地方。兴办范氏义庄时，义学就在设计之列。范仲淹不但督促自己儿子好好读书，对苏州老家的两个侄子、同父异母的朱氏三兄弟，他都经常写信劝勉。 他为大宋朝树立了官办学校的样板。早在庆历新政之前，公元1035年，他主政苏州时，就在苏州南园像模像样地办起了州学。当时他想购得苏州南园营造私宅，听一位阴阳先生说，这是一块风水宝地，此地建宅后代会出高官。范仲淹回道：我把家建在这里，不如在此办学好，这样苏州可以人才辈出。于是，这块地就成了苏州州学的校址。在南园遗址上，他设学立庙，将文庙与州学相结合，首创中国历史上左庙右学新格局。范仲淹聘请大儒胡瑗管理州学，一时名闻天下。苏州州学成为各地州学、府学、县学效仿的楷模，从此延续千年，令苏州占尽天下人才优势。据说，900年间，苏州州学为当地培养了400多名进士、80多个状元。1911年，苏州州学改名为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现在名为苏州中学，是江苏省重点高中、全国名校。 范仲淹既是读书人的良师益友，也是他们的伯乐。他指点狄青读《左传》、张载读《中庸》、孙复研习《春秋》，佳话世代传颂。慕名找他指点迷津的读书人不胜枚数，很多人后来成为高官显贵或大方之家。富弼比范仲淹小15岁，是范公的忘年之交。范仲淹欣赏他是“王佐之才”，把他的文章推荐给宰相王曾、晏殊看，还做媒把晏殊女儿嫁给了富弼。宋仁宗恢复制科（非常规科考）后，告诉富弼说：“你应该由制科步入仕途”。范仲淹推举他为茂材异等，富弼从此进入官场，成为北宋股肱之臣。相传范仲淹任杭州知府时，推荐提拔了一批文武官员。有个叫苏麟的底层官吏在外县担任巡检，没得重用。于是，苏麟就向范仲淹献诗一首，其中两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范仲淹懂得，便为他写了一封推举信，后来苏麟也得到升迁。在流传中，“易为春”常常写作“早逢春”。 历代名人评价范公： 《宋史》：“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韩琦评价：“忠正大贤,天下属望。” 苏轼高度评价范仲淹：“出为名相，处为名贤；乐在人后，忧在人先。经天纬地，阙谥宜然，贤哉斯诣，轶后空前” 王安石评论他：“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 司马光：“冠带立朝，正色嶬嶬，谠言直节，奋不顾己。” 司马光还称赞他：“雄文奇谋，大忠伟节。……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者。” 朱熹：“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梁启超曾经说过：“五千年来历史中，立德立功立言者只有两个人：范仲淹和曾国藩。” 民国时期净土宗第13代祖师印光大师曾说：“能世守先德，永久勿替者，唯苏州范家，为古今第一。自宋文正公以来，直至清末，八百余年，家风不坠，科甲相继。可谓世德书香之家。（《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二/与永嘉某居士书） 伟人毛泽东说：中国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是文武双全，不但能够下笔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战。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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