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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教研究论文选集》（第二辑）是编者对2006年至2017年间，国内正式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以“苯教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学术论文的梳理和总结。全书主题共17种，分别是“苯教与象雄”“苯教历史”“苯教文化”“苯教文献”“苯教信仰”“苯教神祇”“苯教建筑”“苯教寺院”“苯教研究”“佛苯关系”“苯教圣地”“苯教艺术”“苯教比较研究”“苯教与格萨尔”“苯教与琼鸟”“苯教研究访谈”“国外苯教研究”等。编者打破按照时间跨度收录排序的常规，采用同类主题研究成果集中收录的方式，为研究者快速掌握相关信息提供方便。 本书主编才让太，藏族，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海民族大学文学硕士，日本综合研究大学院哲学博士，兼任文化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国际藏学会（IATS）理事、国际苯教研究会（IABR-AIRB）副主席、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和中国宗教学会理事等职。主要从事藏族苯教史、青藏高原古代文明史、古藏文文献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著有《苯教史纲要》《象雄文明的传承》《苯教文化的变迁》等。 我们节选了《西藏大学学报》拉先老师与本书主编才让太先生对谈中的几个问题，涉及苯教文化研究现状、“苯教仪轨”的研究现状及研究价值、国内外学界的苯教仪轨研究、苯教资料翻译问题、国内外藏学研究的不同点及主要特征、苯教研究理论方法等内容，以飨读者。 拉先：才让太先生，您好！我们受《西藏大学学报》编辑部委托，特来专访。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就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第一个涉足研究苯教历史和文化的资深专家，著述颇丰，见解新颖独到。1985年您在《西藏研究》汉文版上发表的《古老的象雄文明》一文，似乎是国内研究象雄和苯教文化的开山之作，也可视为您研究苯教文化的一个开端。随着研究的深入，2005年您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扩充文献资料，在《中国藏学》汉文版上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再探古老的象雄文明》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您对苯教文化及象雄文化又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较为成熟的见解，并将这一研究推到了一个较高的层面。如今研究苯教文化的年轻学者在逐年增多，但大部分研究都局限在象雄文化及其历史层面上，研究视野较为狭窄。因此，首先请您针对苯教文化研究现状，对这一领域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深化研究的方面，给予一些具体的指导和建议。 才让太教授：好的，1985年发表的《古老的象雄文明》一文，就国内藏学研究领域来看，是属研究象雄文化方面的较早学术论文。现在回顾和审视这篇论文，资料占有得不是很充分，也很难说有多少学术价值。但在当时的国内藏学界，由于无人问津苯教文化和象雄文明，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从而使得这篇论文在藏学研究领域反响较大，具有一定影响。在我所撰写的论文中，属于被他人引用和转引次数最多的一篇。从这篇论文面世至今的近三十年间，苯教文化研究有了长足发展。 就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传统史料，其记载的内容大部分都偏向于佛教传入藏地之后的历史，很少有人重视这之前的历史文化，知其者更是凤毛麟角。所以在记述吐蕃上古史时往往以寥寥数语一笔带过，很少有较为详尽而客观公正的研究成果。时过境迁，随着对这一领域的重视和研究的深入，也挖掘出版了一些先前从未公布于世的珍贵藏文文献。伴随这些文献的出现，7世纪之前的历史轮廓也逐渐清晰明朗起来。如今，人们观念中的所谓藏族历史主要指以悉补野部落为主线发展而来的吐蕃赞普历史及其后的藏族历史。而之前的历史则以象雄部落为主线，以象雄的疆域、象雄十八王国、上中下象雄及象雄文化作为标志。随着与世续苯（也称为什巴苯）相关文献资料的涌现，我们发现藏族文化历史并非只有1300多年，其历史文化完全可以推前。从新近挖掘到的藏文文献资料、实物资料和研究资料审视，我认为我们已经具备了在研究基础上还原历史和重构上古史的条件。 从藏族传统史料的记述特点来看，记载松赞干布之前的历史时，主要记述的是雅砻河谷的悉补野部落历史。从7世纪始，记述内容扩展至朵卫康三地。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讲，只记载1300年间的历史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记载的时间段是极为短暂的，而以某个狭小区域史或部落史代替一个民族的发展历程难以在学术上站得住脚。目前已到了一个还原藏族历史本来面貌，重构藏族远古史的时期，因此不能将研究视野局限在一个单一的史学观上，而应开阔视野，将藏族历史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审视。从研究视野来说，我们要在现有基础上，结合远古象雄历史文化，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古天竺文化、古波斯（即大食）历史文化及两河流域文明、中原文化等，梳理研究与这些文明间的相互影响、彼此吸纳的文化交融现象及远古文化交流史。对于远古藏族先民与以上周边民族之间的关系研究，在国内藏学界显得较为单薄，具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对此类课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除此之外，藏族思想史、科技史等方面仍属未开发的处女地，属藏学界无人涉足的研究领域。研究这些领域，不仅要借助7世纪之后的历史文化，还要依靠吐蕃前期及远古时期的文明。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一个更高的层面和视角，全面审视本民族的历史文明。 拉先：佛苯各自都有诸多宗教仪轨。这些宗教仪轨不仅是维系宗教与信仰群体，以及社会之间的纽带，而且也是不同时空中发挥其文化功能的一种文化记忆。您能否谈谈苯教仪轨的研究现状及研究价值？ 才让太教授：佛苯之间，不仅在很多宗教仪轨方面，而且在诸多宗教文化上也彼此融合，难分你我。因此，土观·却吉尼玛就有了“佛中有苯，苯中有佛”的著名论断。我在给学生上课时，也经常提到在藏地没有一个纯佛教徒，也没有一个纯苯教徒。对于苯教来说，吸纳了佛教的很多宗教仪轨和义理；同理，佛教也在藏地吸纳了古老苯教文化中的某些人文观念和世续苯中的大量仪式仪轨。因此，如今佛苯之间的轨呈现出极为密切的关系。譬如，煨桑习俗、施朵玛仪轨、敬山神习俗、制作灵器垛的方式以及施给“中有界”众生的烟供，等等，这些文化事象虽都来源于世续苯，但在佛教徒和苯教徒中，彼此不分你我，呈现出完全一样的信仰行为和文化功能。在苯教仪式仪轨中，也有些仪式仪轨源自佛教。譬如，依照苯教传统，苯教中没有举行夏令安居（དབྱར་གནས）仪式。据说在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江垄班智达借鉴佛教的夏令安居仪式文献，撰写了与夏令安居仪式相关的书籍。自此，苯教也有了举行夏令安居仪式的习俗。如今，佛苯之间彼此批驳夏令安居仪式源于自派，其实这种批驳没有任何意义。这只能说明这两种宗教之间的文化涵化和采借现象。这种文化涵化和采借现象，在佛苯两个宗教中都存在。在仪式仪轨方面，佛教采借苯教的较多，对其仪式仪轨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并非只是影响到了佛教的前期宗派，对后来产生的格鲁派也有影响，譬如格鲁派典籍中就有较多制作灵器垛方面的仪式仪轨书籍，等等。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这种文化采借和涵化现象，在佛苯两宗中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呈现出了双向的特征。佛苯两宗中呈现的相同文化事象中，有些文化事象完全可以确证源自哪个宗派，而有些则由于两者之间文化涵化较深，无法确证源自哪个派别。 拉先：目前藏学界对宗教仪轨方面的研究现状和成果如何？ 才让太教授：国内藏学界对宗教仪轨方面的研究，属研究领域中的薄弱环节，而在国外却恰恰相反，研究仪轨者较多。国外的有些研究者毕生都在研究藏族宗教中的仪轨，在我认识的学者中，就有几个是研究仪轨的。我认识的一位加拿大藏学研究者，毕生都在致力研究藏族宗教中的灵器普巴（神橛）。而在国内将自己的研究领域定位于具体的某一文化领域，譬如毕生研究宗教仪轨者几乎没有。由此可见，藏族学者对宗教仪轨方面的研究显得很薄弱。我们知道仪轨在宗教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研究仪轨的准备阶段、具体实施阶段、最终的结尾等，就能了解仪轨在宗教行为及宗教生活中的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是研究藏族文化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总而言之，在国内研究藏族宗教仪轨者屈指可数，尤其研究苯教仪轨者更是寥若晨星。 拉先：您主编的《苯教研究论文选集》第一辑中收录了约半个世纪以来研究苯教文化的70多篇汉文撰写的论文，该书出版发行之后受到了普遍欢迎。但该书论文中使用的不少资料并非纯粹的苯教资料，这是目前苯教资料大多还没能译成其他文种的缘故吗？ 才让太教授：从使用汉文研究撰写苯教文化的现状审视，研究领域较广，气氛活跃，有各种学术观点。仅涉足的学术领域就包含了苯教历史文化、象雄文明及佛苯关系等不一而足；研究者也不再单一，有专职研究人员也有教师、学生及社会人士。这是以汉文研究撰写苯教文化值得欣慰的一点。但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很多学者不识藏文，难以阅读藏文原著，使得在研究作品中转述引用他人资料或断章取义者较多，应用藏文原著文献者较少。更有甚者在引用资料时，仅以佛教学者撰写的史料译文为主，阅读引用苯教原著史料者较少，资料占有的深度和广度不够，使得研究不够全面，学术观点偏颇，不足以让人信服。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国的宗教学理论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二三十年间译自俄罗斯的。俄罗斯宗教学和欧洲宗教学的一个不同点在于俄罗斯宗教学家仅以俄罗斯东部的西伯利亚（siberia）区域为研究对象。是在研究西伯利亚的区域宗教基础上，通过归纳分析建构了俄罗斯宗教学。这个宗教学理论将崇拜分为五个类型，即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和实物崇拜。新中国成立后伴随译介，对中国的宗教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了解苯教文化历史的一些藏汉族学者，也以西伯利亚区域宗教和原始苯教都属民间宗教为由，将苯教的信仰崇拜逐句逐条照猫画虎式地套用了西伯利亚的五个崇拜类型，还以此为基点大发议论，这种先入为主式的研究显然不符合苯教文化发展历史。从苯教的发展历史来审视，不可简单地将其归入民间宗教。苯教从原初的自发宗教来看，具有民间宗教的特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苯教已蜕变为人为宗教。也就是说发展成为一个有教祖、教法和教典三者的多神宗教。从其历史发展脉络及教理仪轨等诸多宗教文化元素上，已大大丰富了民间宗教，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宗教学理论多方位进行研究。近几年来，藏学界涌现出一批涉猎广泛、宗教理论扎实、研究方法得当的年轻学者，这很值得我们欣慰。 拉先：国内藏学研究与国外藏学研究的不同点和特征主要有哪些呢？ 才让太教授：要叙述国内外藏学研究的不同点，这显然是一个庞大的议题，三言两语无法表述清楚，但其中的有些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国外研究藏学的初衷是多种多样的，从最初的传教士到其后的探险者，都不是以研究藏族文化为目的而是以侵略为目的来到藏地及世界的很多地方，考察搜集世界各族群的文化、历史民俗及地理等大量人文信息。这些人回到各自国家之后，撰写回忆录和考察报告，向各自政府提供用于决策的参考情报资料。西方传教士中除了以侵略为目的不远万里来到藏地的一部分人之外，还有一部分基督教和天主教传教士是以传教为目的来到藏地的。他们不像前者，考察藏地之后就回到各自国家，而是为了传教长期滞留于藏地，有些甚至住在寺院，学习藏语文和藏族文化，千方百计融入藏族社会。当时来藏的意大利传教士中，有些人通过学习，藏文水平颇高，能够熟练阅读佛教文献。有些还用藏文写有批驳藏传佛教的书籍，此类文献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另外一点就是以敦煌文献出土为契机。随着敦煌文物文献流失至国外，在西方掀起了研究敦煌文物文献的热潮，闻名遐迩的敦煌学逐渐成为世界性的“显学”，其中也包含了敦煌古藏文文献的研究。由此可见，西方研究藏学的初衷是多样的，怀着不同目的在了解和研究藏族文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藏族文化独特的人文价值，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很多学者及人士的青睐和尊重，有些人开始专门从事藏学研究，藏学逐渐也成为一门世界性“显学”。从国内外藏学研究现状看，藏族学者对藏族文化的了解程度，显然优于西方和汉族学者，但受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研究不够深入。在这方面，应该向西方和汉族学者学习。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藏学研究者，应该像西方学者一样事先要学好藏文。西方学者要研究某一民族的文化时，首先会学习其语言文字。他们掌握语言文字，而且在充分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研究文化，使得其研究更具有广度和深度。国内的大部分汉族学者和藏族中用汉文写作的藏学研究者，由于没有系统学习藏语文，阅读原著藏文文献很困难，其资料基本依靠译文或转引他人成果中的资料，大部分资料属二手资料。这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带来一定的局限。若译文或转引资料有误，则会导致研究结论的偏颇。相反，像西方学者一样，在掌握藏语文基础上研究藏学，虽不能说其研究结论百分之百是正确的，但毕竟能接近文化的客观事实。 拉先：在资料方面，以文献资料为基点，较少使用实物资料和口头资料；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推理文献资料为主，较少使用文化人类学等相关理论方法。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苯教研究领域，而且还存在于藏学研究的其他研究领域。请问在这方面您有什么见解？ 才让太教授：是的，这种现象不仅在苯教研究中存在，在佛教文化和民间文化等，研究领域同样存在。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很少深入民间，也就得不到通过田野调查搜集整理口头文献。在这一点上，藏族学者应该向汉族和西方学者学习。在学习相关理论的同时，掌握田野工作的技巧，深入民间搜集资料开展研究。 拉先：今天的访谈就此结束，再次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最后祝您贵体安康，阖家欢乐！ （本文节选自拉先：《苯教历史与文化——访藏族著名学者才让太教授》，载才让太、朝告才让主编：《苯教研究论文选集》（第二辑），中国藏学出版社，2023年5月。）  才让太、朝告才让主编：《苯教研究论文选集》（第二辑），中国藏学出版社，2023年5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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