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诸子百家展现了中国古人最为开放的心灵、最为丰富的想象、最具活力的创造,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的基本版图,产生了被后世反复咀嚼、消化、诠释、阐发的经典文本与思想母题。“中国”,不仅是历史意义上的、地理意义上的,同样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因为诸子百家创造出了足以与古希腊相匹敌的精彩思想产品和庞大观念系统。 ![]() ![]() ![]() 20世纪深受西学影响的诸子学 ![]() 然而,诸子学作为一门学问的兴起,却是在清末民初经学被拉下神坛,西方的学科体制、学术理念及研究方法大规模传入中国之后。当时的人们尝试在中国传统思想里寻找与西方学术尤其是西方哲学相匹配的内容,首先找到的是诸子百家,而不是儒家经学。因为诸子百家里蕴含着丰富的、可以称之为“哲学”的思想火花。不过,首先这样做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内田周平在写作世界上第一部《中国哲学史》讲义时,直接拿《史记》的“论六家要旨”和《汉书·艺文志》的“九流十家”讲先秦哲学,看上去十分偷懒,属于新瓶装旧酒,“哲学”的包装下面,完全还是旧的框架。但这样做也不无道理,因为通过西学的眼光重新观照中国,诸子百家可以说最接近西方古典。之后,中国哲学史的建构也是如此,不管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诸子思想都成为中国哲学史的重头戏,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虽然清末民初的时代风潮激活了诸子百家,使诸子思想再次大放光彩,然而这样的诸子研究未必是合情合理或尽善尽美的。首先,撰写中国哲学史的初衷在于建立起与西方哲学学科对等的中国哲学学科。因此,通过宇宙论、知识论、本体论(存有论)、形而上学等西学框架建立起来的诸子学,就变成了能够让西方人看得懂的诸子学。或者出于提振民族自信的需要,热衷于在诸子中挖掘出不仅西方有,中国人也有,甚至不比西方差的东西。胡适的博士论文之所以研究早已成为绝学的先秦名学,原因就在于找出中国古人也曾经有过的科学思维方式。后来,这种比附式的研究方式在20世纪大为流行。例如,“一毛不拔”的杨朱成了个性解放、个人主义的象征;将“道”视为超越万物之存在的老子思想成了客观唯心主义;将“道”视为遍在于万物之存在的庄子成了主观唯心主义;用康德的道德哲学解释孟子、王阳明,突出道德自律的心性学说;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解释韩非子强调中央集权的法家理论等,不一而足。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成果都有“削足适履”的特征。 20世纪诸子学研究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直线型思维或单向型思维。表面上看,这样的思维也建立在假设、推理和考据之上,具有科学分析的特征,但致力于把各种各样的思想现象编织到同一线索之上,认为现象与现象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后一种思想现象一定是对前一种思想现象的继承或批判。通过分析思想现象的前后关系,所有的观念、命题、人物都可以排列出清晰的先后顺序、提炼出纯粹的形态,最终得出具有唯一性的结论。 不仅如此,20世纪诸子学研究另外一个显著弊端是,本来整合的、有机的、彼此密切关联的诸子百家被大卸八块,哲学侧重研究思想价值,历史侧重研究历史背景,文学侧重研究语言特征,不同学科各取所需,但又不相往来,看上去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成果累累,但实际上学科壁垒越来越严重。这样的诸子研究,很大程度上成了学者的游戏或者生存的手段,研究日渐琐碎化。新一代学者缺乏横向视野,所做的研究更多是掘井式的,但由于视野狭隘,可供开掘的有价值的井也越来越少,使诸子学的生机不免走向衰微和枯竭。 ![]() 出土文献对于诸子学的刺激 ![]() ![]() 以“古典学”概念开创诸子学研究新天地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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