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目前脾胃疾病容易反复、迁延不愈的重要原因，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病因和病机李杲认为脾胃疾病不外乎内在因素与外部因素，内在的个人因素：饮食、劳倦、情志，外在的客观因素：风寒暑湿燥。且认为精神、情志因素为先导。  在清代有一位出名的大夫尤在泾，他把湿病的原因分为天、地、汗、人气、饮食之湿五大类。 《仁斋直指方》曾说道湿邪可侵袭伤害脾脏，中焦脾土受到侵害，则会衍生更多疾病，脾土是各种疾病的根源所在。《景岳全书》中将湿邪病因分为内外两大类。 《温病条辨》有云：湿邪侵入中焦，有化生寒湿者，有化生湿热者，有从皮表而来者，有因纳食运化造成的，还有两者相互作用引起疾病的。  贾海忠教授将造成湿邪的原因分为了物理、化学和生物性三方面。物理性的湿邪类似于无法改变的环境客观因素，化学性的是指机体内各个小分子的改变引起的水钠盐滞留的现象。 生物性的湿邪是指各种细菌、病毒等攻击人体内脏器官，使得机体气机失常，各循环系统紊乱，从而表现出来湿邪特性的临床症状。  该类疾病的病因均有外因、内因，由于外在的客观环境不同，以及起居习惯的多样化，机体在感受湿邪后，往往最弱、最怕湿邪的脏腑更容易受到影响。 而脾脏恶湿喜燥，最易被湿所扰，脾与胃以膜相连，因其脏腑位置相邻，更加导致了脾胃疾病的反复、迁延不愈。 脾脏与胃脘部恰好位于人体整体的中间位置，脾脏与胃腑，被划分为人体气机升降之的枢纽。  根据其特性来看，脾喜燥恶湿，而胃的特性则相反，脾气应升、胃气应降，气机升降有常脏腑功能方可调节有序。 《临证指南医案》中说脾脏为太阴湿土，其得阳气可运化水谷精液，而胃为阳明燥土，其有脾阴制约可正常运纳。因其功能、特性、位置，又使得脾脏非常容易被湿邪所困。  临床表现湿邪侵犯人体，其特点可以归纳为重、闷、呆、腻、濡。重可体现在自觉四肢沉困无力、疲乏不适，闷为上腹部感到胀满不适、频频嗳气，呆在饮食上觉食欲差、食物乏味。  腻指的是黏腻不干爽，或有口腔甜味、或口苦、或口渴但不想饮水等不适症状。 《备急千金要方·脾脏上》中有脾与四肢密切相关，脾气虚，四肢不健，机体五脏也失于健运。人体是一个整体，脾脏虚弱，日久必影响其余脏腑功能，易生他变。 “诸湿肿满皆属于脾”，颜面浮肿、肢体、躯干的水肿，生活中很多亚健康状态的人、肥胖的人也可归因于脾虚，其治疗从脾论治屡试不爽。  汉代《金匮要略》在痉湿暍病脉证并治章节中详细讨论了关于客观外在湿邪引起的不同临床疾病表现，不但介绍了治湿之法，还强调了治疗湿病的三项禁忌。 《临证指南医案》在湿病一节中，叙述了因病邪性质差异及个体差异性，机体感邪后导致的病邪致病机理及转归有很大差异，在治疗上辨证论治、因人而异。 《温病条辨·中焦》中，着重介绍了湿邪引起脾胃脏腑疾病的机理，同时详细阐述了湿病在疾病过程中的病理转化，这对湿邪的治疗也提供了思路。  在《伤寒论》中有“脾家实，腐秽当去故也”，说明脾阳恢复，鼓邪外出，则邪自去，病自安，且有“脾旺四季不受邪”之说，脾胃气机正常，机体可保阴阳平衡。 《医宗必读》中提到：食物由口进入胃腑之后，需脾脏来助运化吸收，由此得脾脏为人体的后天之根本。 叶天士不建议脾胃同治，他建议脾与胃分而论治，其“养胃阴”一说恰好补充了《脾胃论》中“补脾阳”的缺乏部分。  黄元御有气机升降理论，该理论以“一气周流，土枢四象”为中心，周身气机流畅，周而复始，阴平阳秘。 沈金鳌提出机体五脏，脾统其余四脏，脾脏一病，其余四脏必受波及，即“四脏有病，亦必有待养脾”的脾统四脏学说。 王辉武教授在《老医真言》中阐述了“湿为病毒说”，不论是再普通不过的外感风寒、风热，还是非典、病毒性肝炎等的中医药治疗。  其从治湿的角度也都证实了“湿”与现代医学的病毒有些许相关性。在脾胃病中，尤其是慢性迁延者，相当部分多是幽门螺杆菌感染。 此类病毒、细菌中医将其归于“毒”、“疫毒”一类，认为湿可助于一些病毒的生存生长和繁衍，并且病邪的难以治愈、及疾病的反复也与湿的特点相关。 所以幽门螺旋杆菌的发病基础是湿邪为病。因此，对于迁延、反复发作的疾病，适当运用一些化湿、祛湿药物，可得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姜树民遵循“中焦如衡，以平为期”的思想，认为治湿多用三焦辨证，运用宣上、畅中、通下三法。 治疗《明医杂著》有提到中焦脾胃是五脏的根基，是人体的本源，脾胃一虚，各种不适症状即会此起彼伏，及所谓“脾胃一虚诸症峰起”。 李东垣认为脾胃在内一旦受邪侵扰，则会衍生出人体其他脏腑功能失调。 脾胃气机失常多有湿邪作祟，《内经》中提到“开鬼门，洁净府”，给湿邪以出路；根据五味调治规律。 《素问·六元正经大论》有言“湿淫于内，治以苦热，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 叶天士“脾体阴用阳”的理论也广泛运用于临床脾胃病之中，虽从脾论治，但不单拘泥于脾脏，常有治脾兼治胃，由肝病传脾等相生相克，而从治肝培脾而论。 补火暖土以温肾助脾；滋润脾阴、温润脾阳等等。治疗湿邪，需祛湿、运脾兼顾。 在《素问·阴阳印象大论》中第一次出现风胜湿的说法，即“湿伤肉，风胜湿”。这就好比在生活中，环境潮湿的地方多闷而无风，而常年多风之地干旱缺水。 在《本草纲目·十剂》中有“风药可以胜湿，燥药可以除湿，湿而有寒，辛热之剂燥之”的记载。祛湿用风药、燥药、利药可显效。 在面对这类疾病的患者时不可不考虑湿邪的寒热性质了。指的是补益脾脏、调理脾脏气机、助化脾阳、醒脾宣窍等法来恢复中焦气机的有常，并辅助脾脏之运化水湿以及水谷精微。 故在《证治汇补·湿症》中有说：“治湿不知理脾，非其治也”。脾脏被认为是生痰源头，脾气虚，则脾主运化的功能减弱，助生水湿、痰，其治法当健运调理脾脏气机为主。 脾虚而湿生，湿邪显著、湿困脾脏，脾运乏力者，治以健运脾气、醒脾醒神为主，可酌加化湿之药，在分清主次矛盾后治疗方可显效。 叶天士提到“湿胜则阳微也”，健运脾气的同时温补脾阳不可忽视。湿归于阴类，日久必伤阳气，此时方药中以苦、燥之药为主，还需温补脾阳之药加强药效。 湿邪郁而化热，热易伤津，需化湿兼顾脾阴，辨证论治，清热利湿但顾护脾阴，滋脾阴却不助长湿邪。 对于湿邪，用药以轻疏灵动为主，即药量宜轻；疏可调畅气机，使功能有序；灵指灵活运用，辨证施治，方药对症才可有效；动则是需要方药不宜滋补黏腻，宜助体内气机运行。 轻疏灵动，一方面可有效透达湿邪，另一方面可健运脾脏。正如《临证指南医案·湿》说：以苦辛寒制约湿热，以苦辛温对症寒湿，辅以淡渗利水之药，或附加风药等。 唐朝王冰也提到“治湿之病，不下小便，非其治也，治湿可利小便无可厚非，但李东垣认为淡渗利湿药性属阴，如猪苓、黄芪、茯苓、木通、金钱草等。 药性主降，引湿入小便而出，而脾气升清，属阳，阴阳对立、制约，淡渗之药多用恐有碍脾阳的抒发，并且将进一步助长体内寒湿。 《内外伤辨惑论》卷中提到脾胃虚，当升阳益气，名之曰升阳益胃汤。其除了可以升发脾胃阳气，还可以健运脾脏以除湿邪，临床上用之频繁。 《古今名医方论》中“香砂六君汤”，可健运脾胃、祛痰化湿行气；张宗礼教授创立的“四叶汤”床上常用的有效治疗湿困脾脏之方。 方中紫苏叶、荷叶、桑叶、枇杷叶，方中四叶质轻可行于上，化湿醒脾，是临床常用方。 湿邪致气机运化失常，故脾胃功能障碍，引起脾胃诸多不适，可见湿邪在脾胃疾病中的重要地位，治疗脾胃疾病从湿论治可见较好的临床效果。 此类疾病外感湿邪，与客观环境及个人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湿邪侵犯机体因个人体质、后续的治疗而变化，有化为寒湿者，有化为湿热者。 治疗之法不外乎祛湿兼与运脾，如芳香醒脾、苦寒、苦温燥湿、淡渗利湿之法。 在病程中若兼见脾虚象时，需健脾与化湿合用，若兼见阳虚者，当合用温运脾阳之药，需忌用滋补黏腻之品。 脾胃疾病预后良好，但因湿邪掺杂，病情多容易反复发病，基于从湿论治的思路，为改善临床疗效提供更多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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