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帝国主义在它侵占中国的领土——英租界内，设立了两个机构，即英租界中、外纳税人会和英租界工部局，它标榜为居民自治性质的机构。中、外纳税人会是由中国纳税人和外国纳税人分别组织的，在形式上是租界的权力机构。两个纳税人会产生英租界董事会，再由董事会选出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组成工部局，是英租界的执行机构。按其英文原名为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应译作“英国市政委员会”，但却译成“英国工部局”，好象是一个搞工程的机构，不过是为了掩盖其帝国主义侵略机构的性质而已。在《英租界章程》上明确规定，英国总领事是中、外纳税人联合大会的召集人，并主持会议，及有权当场口头或会议后书面否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工部局的日常工作也受英总领事的控制，甚至深入到工部局所属各单位，特别是警务处。警务处每日必须将该处处理的案件登入“案件处理簿”，送英总领事审核。英总领事经常干预案件，如质询案件详情，加重或减轻警务处原拟的处理意见等。警务处与租界外的关系也要受英总领事的控制，如天津法院或警察局要求警务处在英租界内协助捕人，必须有英总领事馆的签证，否则警务处不得出动人员协捕。捕人后，警务处还要向英总领事提出报告，再由英总领事决定是否引渡。有时，英总领事还通过工部局董事长向警务处直接下达任务。事实上，警务处受工部局及领事馆的双重领导，如果两者的指示有抵触时，工部局董事长则自动收回或改变其指示。总之，英总领事是英帝国主义控制英租界的权威。工部局是以英总领事为靠山的。每当英租界发生工部局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时，董事长就把英总领事搬出来。如一九三八年日本特务机关要进入英租界绑架某英国人，工部局抵挡不住，便由英总领事发动英国驻津军队保卫租界，阻止日本特务绑架。又如一九三九年日本军队封锁了英租界，经英总领事交涉无效，乃由英总领事报告英国驻重庆大使，后由英政府与日本政府举行“东京谈判”。英总领事馆与工部局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但英总领事却经常宣称：“本领事馆对租界行政无权过问”，妄图掩盖领事馆控制工部局的事实，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二、租界里绑票案件层出不穷在英租界居住着不少下野的军阀官僚和富商买办，工部局对他们都给予一般的治安保护，并准许他们由工部局代雇“请愿警察”在宅第门前站岗护院。工部局对军阀官僚还给予政治上的保护，即不许中国官府到租界里直接捕人，也不协助捕人。租界为这些富有的军阀、政客、官僚、买办提供了保护伞。但是，租界也并非安全之地，这里经常发生一些骇人听闻的绑票案件。作案的匪徒，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既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匪徒们除了绑架官僚买办之类的人物外，有时也绑架平民。现例举几件重大绑票案件如下:军阀王占元的外孙被绑案一九三二年旧历除夕夜，英租界六十二号路某里张陶庵的八岁孙子被匪徒从家中绑走。这个幼童是前湖北省督军王占元寡女的独子。张家并非富户，匪徒勒赎的对象显然是王占元，但王立即声明决不为女儿赎票。不久，张宅收到绑匪发自徐州的信，要张家派人到徐州，住到指定的旅馆，用规定的名字开房间，就有人前去接头。张家将此情况报告了警务处，遂在徐州将接头人邵某捕获，供出作案主犯系其叔父邵仙洲，而张姓幼童则被藏在日租界某日商汽车行里。按此线素终于将幼童查获，并先后逮捕了同案犯六人。警务处结案后，解送天津警察局准备转天津地方法院处理，但王占元却通过当时驻天津的军队以军法处名义从警察局将案犯提走，按军法审讯，判处了邵仙洲等六犯死刑。怡和洋行买办陈祝龄、梁惠吾被绑案一九二九年天津怡和洋行买办陈祝龄于英租界十九号路家中被匪徒绑走。陈家虽付出了赎票费五十万元，但人未放回，案亦未破。仅隔一年，一九三一年夏，怡和洋行另一买办梁惠吾在英租界广东路（今唐山道）家门口附近又被匪徒绑走。绑罪来信勒赎，梁家未赎票，人亦未放回。一九三一年冬，天津警察局捕获一匪徒，“供出”曾参予绑架梁惠吾，经法院判处死刑。一九三四年，上海法租界工部局破获一绑匪集团，供出在天津曾先后绑架过陈祝龄和梁惠吾，由警务处在英租界挖出陈、梁的两具尸体，并协助捕获了潜伏在津的党羽，解送上海发落。至此两案总算了结。一起绑匪集团案约在一九三五年夏，英租界二十四号路聚福里住户、美商古宝财洋行买办刘某之弟失踪。不久刘家接到匪徒来信勒赎，指定于某晚到凤林村接头。警务处事先在接头地点布置了一个包围圈，匪徒发现有人埋伏后，便钻进高粱地里逃走。后匪徒又与刘家通电话勒赎，经警务处多方侦缉，终于捕获作案匪徒张光斗，供出同伙单玉华，他们在绑架刘某之弟后已予杀害。经反复审讯，二犯又供出他们是一个十数人的绑架集团，约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先后作案十一起，害死十二人，作案地区涉及全市。被害者除刘某之弟系买办阶级的亲属外，其他多系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甚至还有学徒。他们每作一案，先租赁一所房屋，设法将人骗至该房，勒死后将尸体埋人房内陆下，匪徒们就搬离该房，然后再向死者家属或死者所在店铺进行勒赎，手段极为残忍。破案后，被害者死尸十二具全被起获。这个绑匪集团，除单玉华系兵痞外，其余诸人多系失业的小工商业者，铤而走险，沦为图财害命之匪徒，被捕的男女十人，经天津法院判处死刑。租界里绑匪横行，足以说明当时社会的动乱。三、英工部局的谍报活动《英租界章程》里虽规定在租界内禁止政治活动，但工部局并不干涉军阀、政客们的政治活动，甚至还勾结或驱使在租界里的官僚、汉奸们为英国的利益服务，特别是利用租界各种人物混杂的便利条件，进行间谍特务活动。这里可举出两个事例：利用日本特务刺探日敌情报王英原是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的亲信，一九三六年曾在日寇指使下率伪军进据百灵庙，后被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打垮，逃回天津，在英租界购置了慧丰里房产，自住一号。我通过当时天津电话局长张子奇的介绍，与他结识，并建立了情报关系，由他负责供给我关于日寇对英租界的行动措施的情报。王英一直是为日本特务机关所信任的重要分子，同时也为英国工部局警务处效劳，是个双重间谍。王英先后提供的重要情报有：日军准备包围英租界的行动、日本特务机关绑架某英国人的行动、日本特务组织“暗杀团”及准备刺杀抗日分子的名单等。英驻华大使的一项秘密使命一九三八年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 Clark-Kerr）路经天津去北平，准备秘密会晤前直系军阀吴佩孚，急需牵线人。为此英总领事通过工部局责成我代为解决。我通过常鸿钧（即常小川）找到吴佩孚的侄婿、伪天津商会会长邸玉堂，由他代为联系。经约定，吴佩孚的代表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等候某某号汽车，然后迅速登上汽车，在行进中完成了接头任务。事后我听邸玉堂说，英驻华大使卡尔策动吴佩孚接受日寇委派他的汉奸职务，目的是在日伪阵营内插人一个楔子。英国是吴佩孚的政治靠山，吴得到卡尔赋予的秘密使命，就消除了原来怕落个汉奸罪名的顾虑，遂就任了伪华北临时政府“特高顾问”等伪职。
四、英工部局对日寇的“绥靖政策”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寇侵占天津后，英国工部局根据英总领事的指示，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取缔租界内的抗日宣传活动日寇侵占天津后的第三天，在英租界就出现了宣传抗日的报纸。英总领事为了讨好日本，立即指示在报纸上明确宣布“禁止任何人在英租界内进行任何政治活动。”接着，工部局就指使警务处取缔抗日报纸，包括查扣报纸、拘捕报贩、查出版报纸的的组织、逮捕编辑和发行人等等。拘捕关押以后，强迫交保证金（由数十元逐渐增加到千元以上）后才予以释放。与此同时，工部局还勒令租界内的国民党银行停止使用他们的电台。指使警务处与日本宪兵队合作在日寇侵占天津约一个月后，英总领事要工部局指使警务处处长谭礼士（R. H. Dennis）和副处长李汉元去参加日本宪兵队长酒井举行的宴会，并嘱咐对酒井提出的问题和要求，不要进行辩解，也不要拒绝。酒井的宴会设在法租界裕中饭店，应邀参加者除谭礼士和我以外，还有法租界巡捕长德西堂、意租界巡捕长白羊、日租界警察署长、伪天津警察局长以及日本宪兵队的人等。席间，酒井起立发言，大意是，日本“皇军”已占领天津，治安完全由日本宪兵队负责，希望各租界巡捕房和警务处大力协助，严格取缔破坏治安、扰乱秩序的活动，逮捕“恐怖分子”（按指抗日分子）等等。最后，酒井要求客人们当场表示态度。法、意、英三租界的警察头目相继发言，表示愿按照日本宪兵队长提出的要求，尽力去做。酒井的这次宴会，是日本宪兵队势力伸入各租界的开始，也是各租界的警察为日寇服务的开始。就英租界来说，从此日本宪兵队就能驱使警务处协助其迫害英租界内的爱国志士。一九三八年，工部局雇用了日本退役军人中川（音译）充任顾问，更进一步表示与日寇合作的姿态。督促警务处逮捕抗日分子工部局董事长在英总领事的指使下，不断督促警务处按照日本宪兵队提出的要求，彻底清除租界内的“恐怖分子”。一九三八年夏秋间，警务处逮捕了“抗日锄奸团”①的重要成员沈栋（耀华中学学生）。其后，警务处又破获了国民党“中统”在天津的地下组织，逮捕了该组织的负责人张庆恩及其同伙马子刚、姜般若等五人。警务处对沈、张等被捕消息，严守秘密。因而日本宪兵队未曾获悉。英驻重庆大使曾应国民党政府的要求，指示天津总领事馆，不要将沈、张等人引渡给日本。后来沈栋在英国兵营关押时，越狱逃跑。一九三九年秋，警务处对张庆恩等又以“驱逐出境”的方式，变相地释放了他们。一九三九年汉奸程锡庚在英租界被刺，日本宪兵队极为恼怒，对英工部局督促的更为紧迫了。程锡庚是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伪津海关监督，他卖身投靠日寇，为推行伪联银券大卖力气，因而成为当时“抗日锄奸团”的刺杀目标，于一九三九年四月九日在大光明电影院（今海河影院【现大光明电影院】）被刺，当场毙命。事隔大约两个月，警务处在英租界华荫西里协助日本宪兵队指捕四人，日本宪兵队一口咬定他们是刺杀程锡庚的凶手，要求引渡。经警务处查明，该四人曾在冀东参加过抗日活动，但与程锡庚案毫无关系，因此拒绝了日方的要求。日寇不肯就此罢休，便加紧了对英租界的封锁，迫使英方就范，最后终于在同年八月底或九月初将这四名抗日志士引渡给日寇杀害了。②①“抗日锄奸团”系国民党“军统”华北区负责人之一曾激组织的秘密暗杀团体，参加者多系住在租界里的青年学生。②我后来在香港听说，当日寇要求引渡这四人时，有一人在香港通过他的律师向香港警察署申明自己是刺杀程锡的真正狙手，愿与其另一同伙在香港警察署投案，条件是保证不解送天津。香港警察署拒绝保证，该人亦未投案。据说此人及其伙伴均系天津工商学院学生，也是“抗日锄奸团”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