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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遭遇天灾人祸、兵燹战乱无数。可以想象，身处其中的文献典籍又怎能次次幸运躲过，次次安然无恙呢！所以散失、亡佚、只剩吉光片羽 …… 就成了很多古书的结局！ 所幸我国的文明源远流长，历朝历代都有源源不断的知识分子在努力延续着、创造着文明的精华，即文献典籍！所以在古籍散佚严重的情况下，到现在我们依然可以拥有海量的古代文献典籍可学、可用！（这就是传说中的“血厚”吧！） 即使是那些已经散佚的古籍，我国古代学者们也有办法把这些消失的古籍的碎片，从其它文献的字里行间中找出来！ 他们独具慧眼，专业打捞沧海遗珠！他们精诚所至，专注搜辑灵魂碎片！拼接重塑古老文献的原貌！我们中国的古籍就是依靠这样的精神，才能够穿越千年时光，留存至今啊！！（古籍君泪目了已经！！） 在历代史书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中我们可以发现同一个现象：明明已经被著录过了的书，过了一个时期便不见了踪影。而很多学者对于已经消失的经典作品，是极其向往和追求的。所以他们遍寻现存书籍，及其引用的材料等，将原书内容重新搜辑、整理出来，力求恢复佚书原貌，或部分原貌，这便是“辑佚”。
“昔王应麟以易学独传王弼，《尚书》止存《伪孔传》，乃采郑玄《易注》、《书注》之见于群书者，为《郑氏周易》、《郑氏尚书注》。又以四家之《诗》，独《毛传》不亡，乃采三家诗说之见于群书者，为《三家诗考》，往往缀缉逸文，搜罗略遍。”—— 《校雠通义·补郑篇》章学诚 章氏认为搜辑佚书的工作，是从南宋学者王应麟开始的，这一观点也被后世学者们所公认。 然鹅叶德辉在他的《书林清话》卷八，有“辑刻古书不始于王应麟”一条，重点指出： “古书散佚，复从他书所引，搜辑成书，世皆以为自宋末王应麟辑三家《诗》始，不知其前即已有之。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中，有《跋慎汉公所藏相鹤经后》云：'按《隋书经籍志》、《唐·艺文志》，《相鹤经》皆一卷。今完书逸矣，特马總《意林》及李善《文选注》、鲍照《舞鹤赋》抄出大略，今真静陈尊师所书即此也。而流俗误录着故相国舒王集中，且多舛午。今此本既精善，又笔势婉雅，有昔贤风概，殊可珍也。’据此，则辑佚之书，当以此为鼻祖。” 叶氏对过去学者们的说法加以反驳，认为不是从王应麟才开始辑佚。尽管他们的见解有些不同，但辑佚这一工作，确实是从宋代学者开始成为风气的。从总体历史进程上看是没有问题的。
宋代学者在进行辑佚工作的同时，还对此提出了相应的理论。 “书有亡者，有虽亡而不亡者，有不可以不求者，有不可求者。《文言略例》虽亡，而《周易》具在；汉魏吴晋《鼓吹曲》虽亡，而《乐府》具在；《三礼目录》虽亡，可取诸《三礼》；《十三代史目录》虽亡，可取诸《十三代史》。…… 凡此之类，名虽亡而实不亡者也。” —— 《通志 · 校雠略》（宋）郑樵 郑樵的这番言论，为当时学者指出了一条辑佚的路。但细细思之，郑氏此论不免失之轻率，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呢！！ “郑樵论书，有'名亡，实不亡’，其见甚卓。然亦有发言太易者，如云：'郑玄《三礼目录》虽亡，可取诸《三礼》。’则今按以《三礼正义》，其援引郑氏《目录》，多与刘向篇次不同，是当日必有说矣，而今不得见也。岂可曰取之《三礼》乎？又曰：'《十三代史目》虽亡，可取诸《十三代史》。’考《艺文》所载《十三代书目》，有唐宗谏及殷仲茂两家。宗谏之书凡十卷，仲茂之书止三卷，详略不同如此，其中亦必有说，岂可曰取之《十三代史》而已乎？其余所论，多不出此。若求之于古而不得，无可如何，而旁求于今有之书则可矣。如云古书虽亡而实不亡，谈何容易耶！”——《校雠通义·补郑篇》（清）章学诚 从章氏的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搜辑佚书是个需要极其精细审慎的工作。郑樵所提出的方法，路子是没问题的，只是太粗率了些。 “书有亡于汉者，汉人之引经多据之；亡于唐者，唐人之著述尚有之；亡于宋者，宋人之纂集多存之。即从其书各为录出，不但吉光片羽，自足珍重；所谓举马之一体，而马未尝不立于前也。” ——《澹生堂藏书约》（明）祁承㸁 祁氏是一位有名的藏书家，这番论述专为找书而发，但这段话其实是暗含了郑樵之言的精神的。所以在辑佚工作中，这些原则也同样适用。明代学者孙瑴（同“珏”）从群书中辑录纬书佚文，编为《古微书》。虽然不是很完美（体例不太好），但仍是沿着宋代学者开辟的途径努力去做的。到了清代，朴学家们秉承实事求是的治学风格，在辑佚的过程中用的方法就精密的多。“辑佚”更是成为当时学术界中心工作之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清乾隆年间，我国文化史上最为重要的文献大工程《四库全书》开启，期间海量的古代典籍得以汇聚一堂！所以在修书的同时，清代学术界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古书辑佚工作得以普遍展开！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安徽学政朱筠奏请开四库馆的时候，便着重提出搜辑佚书为迫不可缓！ “臣在翰林，常翻阅前明《永乐大典》，其书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然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觐者，辄具在焉。臣请勅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书亡复存，艺林幸甚。”—— 朱氏《笥河文集》卷一《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 这是朱筠当日对最高统治者所上条陈之一。清高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当即派人员校核《永乐大典》，并编定《四库全书》。所以当时修书一开始，便是和辑佚紧密结合着的。 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之书，录入《四库全书》和登记在《四库全书存目》中的，计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共375种，4926卷。 大家可以看到如今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标明“《永乐大典》本”的书，都是已佚而重新辑出的。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辑佚的惊人成果。 在编修《四库全书》过程中所辑出的佚书中，有不少价值极高，久已失传的名著。即以历史书籍而论，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520卷，薛居正《五代史》150卷，郝经《续汉书》90卷等，都是卷帙浩繁的大部头书。又如《东观汉记》一书，可以补正范晔《后汉书》的很多阙失之处。但其书早佚，这次从《大典》中被辑出二十四卷，这对历史研究工作者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至于所辑宋、元人文集，可供考证者尤多。我们真的应该感谢前人先贤在整理文献的工作中付出的辛勤劳动和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
其实在宋元时，有很多古代文献就已经散佚了。明初编修《永乐大典》的时候，只是就当时尚存的书，按字分编，散隶各韵。因在明初很多古书已然不得见，所以后世辑佚的来源，不可局限于少数书或一部书。搜寻的资料来源大体如下： 清代学者们从这里面，仔细清检和整理出来了很多好东西。值得我们珍重。如马国瀚的《玉函山房辑佚书》，多至580余种；王谟的《汉魏遗书抄》，多至400余种；黄奭的《汉学堂丛书》，多至250余种。都是洋洋巨观，遍及四部文献。（这个辑佚体量真的是令古籍君五体投地，崇拜不已啊！） 我国历代学者们做了大量扎实的基础性工作，对古代文献典籍进行了透彻的研究和搜寻，获得了惊人的辑佚成果！！这为后世的文献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我们应该珍惜并好好的加以利用，让古书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真正的传承和发扬，如此，才不负历代学者们的一腔赤诚和辛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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