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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在中华文明灿烂的宝库中，法治文明就是其中一颗瑰宝。在6月19日举行的第17期“聚珍12点·午间日读书”，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副编审贾雪飞和编辑董洪波从“依法治国”谈起，围绕春秋时期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的改革事迹，讨论他在法制方面的思想与突破。
回到春秋时代的郑国。提起春秋，相信大家眼前浮现的是春秋五霸，争斗不休，你方唱罢我登场。历史学家童书业曾说，中国历史上变动最剧烈的时代就是春秋和近代。春秋时代的剧变体现在旧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的全面崩溃。当时诸侯纷争，国际秩序混乱。先是齐桓公称霸，然后晋文公称霸，开创了晋国延续百年的霸业。在很长的时间里，唯一能对晋国霸业形成威胁的是南方的楚国。晋楚争霸构成了春秋时代的主要旋律。在它们之间有许多在夹缝里过日子的中、小诸侯国。郑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春秋早期，郑国在郑庄公的带领之下一度势力凌驾于中原诸国之上，只不过维持时间不长，并没有形成独霸的局面。后来，齐、晋先后称霸，生存空间备受挤压的郑国被迫沦为一个摇摆不定的“流氓国家”。据《救世：子产的为政之道》（以下简称《救世》）一书的考证，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郑国五度倒向晋国，五度倒向楚国。可见小国生存之不易。然而，晋楚两国停战维持和平局面时，在子产的主持下，郑国在内政外交上实现了惊人的逆转，对内稳步推进改革，不断提升自身实力，对外与大国巧妙周旋，有力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一跃成为中原备受尊重的“模范国家”。这个成就的取得，子产居功至伟。事实上，郑国在郑穆公之后，国君的大权逐渐旁落到以郑穆公的七个儿子为始祖的大家族手里，史称“七穆”。子产是郑穆公的孙子，父亲是“七穆”之一公子发（子国），在郑国掌权的六卿里面排名第二。因此，子产的出身是很高的，年轻时就能在政治舞台上有所表现，比如曾经评论过郑国一场获胜的战役，遭到父亲的训斥。在子产年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对他影响很大的事情。当时的首卿子驷实施“为田恤”改革，就是国家统一勘定公邑里公田与私田的边界，并开挖兼具排水和划界功能的水沟。划清边界后，有利于按照统一的标准向公田和私田征税，并且把卿大夫家族侵夺的土地重新划归公邑。这样那些利益受损害的卿大夫们就不高兴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子驷做得不太公平，一方面对包括自己家族在内的卿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一方面却对势力较弱的大夫家族严格执法。利益攸关，于是引发了一场血案。大夫家族有五家不满意现政权的人联合反对派，发动了一场政变，杀死了六卿里面的子驷、子国和子耳，并挟持了国君。当然六卿里面关系也比较复杂，这里不多说。重点说说子产的反应。他在父亲被杀后，成为新的家主，并没有慌乱，而是在家里安排好警戒之后，有条不紊地召集亲兵，攻打贼人。从中可以看出青年子产临危不乱的风范。的确，子产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显示出成熟政治家的一面。他在进入六卿权力中枢之后，逐渐展开了自己的抱负。他很注重团结那些跟自己理念相似的人物。比如他曾经请教过一位面貌丑陋的奇才然明，询问为政之道。然明回答说：“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这个观点其实体现了“爱民”和“诛恶”的两种态度，符合中庸精神，因此得到子产的共鸣。这句话其实很有意味。首先，“爱民”就很有深义，怎么样才算是爱民？一味地对民众好、对民众仁慈就是爱民吗？然明讲“爱民如子”。我们今天说一个古代贤明君主的时候，也会说“爱民如子”。但是父母爱子女也有两面。《战国策》里的名篇《触龙巧说赵太后》就有一句名言：“父母之爱子，则为其计之深远。”也就是说，父母对子女不仅有爱护，也有管教甚至是磨炼。关键时刻可能要狠得下心来。比如实行一场变法，知道结果会对百姓好，但一开始如果因为百姓抱怨几句就心慈手软，半途而废，就很难取得理想的结果。其次，既能够“爱民”，又能够果断地诛杀恶人，也对当权者的心性提出比较高的要求。而这两者似乎在子产身上得到了奇妙的融合。
中华书局“三全本”《战国策》 子产和他的父亲一样，在六卿里面排名第二。不过，首卿子皮对他的改革全力支持。子产曾经这样形容这位上司：“惟夫子知我。”关于子皮，《孔子家语·贤君》里有这样一则评论：子贡问于孔子曰：“今之人臣，孰为贤？”子曰：“吾未识也。往者齐有鲍叔，郑有子皮，则贤者矣。”子贡曰：“齐无管仲，郑无子产？”子曰：“赐，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汝闻用力为贤乎？进贤为贤乎？”子贡曰：“进贤贤哉。”子曰：“然。吾闻鲍叔达管仲，子皮达子产，未闻二子之达贤己之才者也。” 可见子皮的识人之明。子产的改革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我们来看看《左传·襄公三十年》的一段记载：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 也就是说，子产使得城邑和鄙野都有了章程制度，上下各级官员都有了明晰的职责，田地也都有了边界和水沟，住房和水井也有成了征税的基础。那些忠诚节俭的人，子产就顺从亲近；那些骄横奢侈的人，子产就顺势使他们落败。这里的“伍”字讨论有很多，有的学者认为是“五家相保”的编户齐民制度。但按照杨伯峻先生的看法，就是一种征税的形式，指的是针对田地、房舍、水井征税，包含新增的不动产税。子产的改革也的确和前辈子驷一样，冒犯了民众的利益。所以民众会扬言：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 可以看出国人的愤怒。改革很难，就是因为会损害到许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个时候就考验改革者能否进行下去。前辈子驷的下场是很惨的，然而子产却能拥有比较圆满的结局，可见他有惊人的政治智慧。
子产像 可能关键就是子产很快就把从民众手里征收来的税又回馈给大家，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并且，政府居中起到了比较好的调度作用，从而能够推行许多的惠民工程，比如兴办学校，兴修农田水利工程。这些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实力，是做不到的。更是民众自己无法完成的。难怪之前扬言想到“杀掉子产”的人，很快又变了声音：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公元前536年3月，子产率先“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具有王权象征意义的大鼎上，并公布于众，令国民周知。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成文法公开，有着显著的历史意义，史称“铸刑书”。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536年。当时子产并不是一上来就公布了律条，而是先组织有关部门认真地把夏商周三代的刑律条文全部研究了一遍，把其中有价值的东西加入了郑国的刑律里面，在内部起草出一份稿子。他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到民间去调研，看看群众对现在的法律有什么不满。因为当时大家并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所以他的“修订”指的是往回看，与夏商周三代的刑法进行比对，形成一套非常完备的刑律。他把刑律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叫做“郑刑”，就是在郑国都城里的刑法，管城里人，还有一套叫“野刑”，专门用于城外的农村地区，管乡下人。子产把这套刑法公布在一系列的铜鼎上面，向社会全面公开，相当于把源代码都公开。刑律公开了以后，人们便可以根据这个刑律来维权，人与人之间可以互相打官司，也可以跟政府打官司。一个案子觉得政府判的不对，可以跟政府打官司。为什么要把刑律刻在铜鼎上，所谓“一言九鼎”，就是想告诉民众刑律不会朝令夕改。让民众知道，国家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做这件事。可以想象，这是多么石破天惊的事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文法的公开。这件事肯定一石激起千层浪，在郑国国内和国外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其中在当时的大国晋国就有一个著名的反对者叔向。叔向也是一位贤臣，被孔子称为“古代遗直”，是孔子非常佩服的人物，留下过“叔向贺贫”的佳话。听闻子产“铸刑书”的消息，叔向大为不安，就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本来认为子产是一个仁爱的君子，对子产抱了很大的希望，但现在“铸刑书”这件事让自己的希望彻底破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叔向认为最好的政治是有一个绝对圣明的圣人做君王，辅佐他的大臣也是全知全能的，他们根据事情的具体状况来定罪过，而不是依据一个死板的刑律。叔向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每一个案件都断得恰到好处。同时不会让民众起争斗之心。叔向讲的其实也有道理。比如周公曾经告诫即将前往封地的卫康公：呜呼！封，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 也就是说，有人犯的虽然是小罪，但坚持不认罪，自觉做不法的事情，这就是故意犯罪，不可不杀；有人虽然犯的是大罪，但能及时认罪悔过，这属于偶然犯罪，适度责罚即可。但无论如何，在叔向这里，必须设定一个圣王。其次，民众都比较自觉，道德水平比较高。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当然子产其实也认同叔向的理念。只不过，他觉得照顾到时代，必须将成文法公开，才能更好地治理国家。他在回信中说：“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也就说，作为政治家的子产，举措有当下性。这是实干家和理想家的区别。某种意义上，子产是实干家，叔向是理想家。当理想家圈画了一个空中楼阁，责怪实干家为什么不这么做的时候，实干家可能已经针对现实，勤勤恳恳地做了许多工作。当然叔向也很伟大，如果没有好的理想、好的理念做指引，人类社会只能更加堕落。在叔向看来，子产“铸刑书”就是一种堕落的反映。有趣的是，也有人觉得子产制定的法律还不够完善，应该更往前迈一步。这个人就是邓析。他是以更为激进的立场来批评子产的。这个人被视为律师界的鼻祖。他的批评方式也很特别，就是教民众如何绕开各种各样的规定来维权。根据《吕氏春秋》的记载，子产的命令无穷无尽，邓析的应对也无穷无尽。邓析还教导民众如何打官司，收取一定的服务费。当时他的生意很火爆。他的本意是要培养出更多的律师。在他的影响之下，郑国的百姓睚眦必究，乱成一团。于是统治者就把邓析给杀了，后来在他家里发现了一套更完备的刑律，能够填补官府刑律的漏洞。所以有人就说，邓析其实是一个支持子产“铸刑书”的一个大夫，亲自下场教人民，希望能够倒逼政府完善律条。最后，还想提提孔子的看法。孔子对铸刑书也是持有保留态度的。但并不妨碍他对子产的欣赏。大致来说，如果根据对铸刑鼎的态度而划定一个思想光谱的话，孔子没有叔向那么极端，也不像子产那样现实，他的立场处于两人之间。大家都觉得孔子很理想主义，即便落魄成“丧家之犬”也仍然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与叔向相比，孔子不算理想主义，叔向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一上来就讲圣王的人治，树立一个道德高点。孔子反对晋国“铸刑书”还有一个理由，认为贵族之所以被尊重就是因为“威不可测”的刑律。一旦公开了刑律，就没有什么可以世袭的位置了，也没有什么值得民众尊重的地方了，贵族体系将完全崩溃。公开刑律就好像打开一个水闸一样，对于贵族来说是在自掘坟墓。后来的历史证明，孔子对于旧贵族的担忧是灵验的。接下来就要说到子产在历史上的影响。首先，因为铸刑书的缘故，子产被许多人视为法家的鼻祖。韩非子就曾认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故法莫如显。 因而，实行“法治”，必须以公布成文法为前提。从这个角度，子产“铸刑书”无疑是战国法家思想和实践的先驱。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儒家创始人孔子对子产评价很高，他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论语》关于子产的评述有三条，仅次于管仲的四条，但是对管仲有一条负面评价，而对子产全都是褒扬，因而在《论语》中可以说子产是得到正面评价最多的政治人物。可以说在春秋人物里，孔子最佩服子产，也最重视子产。难怪听闻子产的死讯，孔子哭了出来，这种感情是真挚的。子产的确在春秋时期书写了光辉的一笔。如果想了解更多他的事迹，可以阅读刘勋老师撰写的《救世：子产的为政之道》《称霸：春秋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以及即将上架的刘勋老师编著的《〈左传〉全文通识读本》。
《称霸：春秋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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